这是英国著名学者欧洲比较史研究专家唐纳德·萨森的著作，对20世纪西欧社会主义的兴衰起落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和研究。本书一经出版，即获得著名的伊萨克·多伊彻奖，并被《纽约时报》高度赞誉为“20世纪最著名的一本书”。此外，《经济学家》、《金融时报》等杂志均对其好评连连。从那以后，欧洲和美国的多所重点大学将其作为教科书使用，该书亦成为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书中笔调新颖、讽鉴机智、活泼睿智、多富隐喻。

本书以“势力均衡”为主题，评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七十年中欧洲英、法、德、奥、意、俄等国武装冲突，特别是运用外交计谋争雄称霸的情况。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将圣经中的巨兽—利维坦比作国家。作者生活于一个动荡纷乱年代，个人生命和安全毫无保障，因此本书作者霍布斯的国家学说中充分体现了恐惧和自由：因为恐惧，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来保障臣民的自由与安全；国家形成靠的是契约，臣民依据契约将全部权利转让给利维坦；而高高在上的利维坦品行节制，忠诚地履行着维护臣民自由权利的义务。霍布斯以其特有的自然学般的逻辑演绎出了他的国家学说。

作者博士论文Failure of Charisma: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的中文缩写本

《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初版于1967年，一出版就在史学界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关注，影响巨大。“美国法律文库”是“中美元首法治计划”（PresidentialRule of law Initiative）项目之一，该项目计划翻译百余种图书，全面介绍美国高水平的法学著作，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法律图书引进项目。“美国法律文库”著作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社会契约论，ISBN：9787200069693，作者：（法）卢梭；施新州 编译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法学家，也是20世纪颇有争议、极富激发性的政治思想家。近年来，我国学界陆续翻译了施米特的原著，读者有了直接阅读其文本的机会；但是要把握其文本的思想脉络则实感不易——为此，对施米特素有研究的刘小枫教授选编了这个文集，以与另一文集《施米特与政治法学》（2007年增订本）相呼应。 本文集除提供两篇难得的重要文献（施米特晚年涉及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访谈和与科耶夫的通信）外，尤其注重选译解读施米特政治论著的文章，以全面展现施米特对政治现代性的理解。相信本书的出版，对我国学界深入理解施米特思想以及重新思考中国面临的政治现代性问题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 刘小枫 编者前言 施米特 / 什克尔 与施米特谈游击队理论（卢白羽译） 施米特 / 科耶夫 科耶夫与施米特的书信往来（罗卫平译） ——附：科耶夫 “从欧洲的角度看殖民” 洛维特 施米特的政治决断论（冯克利译） 肯尼迪 智性的“我控诉”模式：施米特与思想的论辩风格（张文涛译） 肯尼迪 施米特的《议会制状况》的历史语境（魏朝勇译） 伊马兹 柯特论三大“主义”（徐卫翔译） 马 丁 马克思、韦伯、施米特论人与社会的关系（成官泯译） 舍 勒 论三种可能的社会原理（吴增定译） 豪 赛 从正当到专政、从专政到正当（魏朝勇译）

《保守主义》将以“整合西方思想，梳理本土传统，熔铸现代精神，建构中国学术”为宗旨，注重学术积累，赓续往昔的知识与经验，开辟未来的途径与方法。

阿克顿勋爵和他同时代人产生隔阂的东西，也许正是他让现代人感到亲切的东西。对于后者来说，得救并不取决于要在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宗教或无神论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取决于调和或超越这些相互冲突的事物。阿克顿希望既把宗教价值注人世俗生活，又把世俗价值注人宗教生活，以此实现这种调和或超越，这就是他的思想之精髓，也是其终极的悖论。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克顿所言在今天有着特别紧迫的涵义。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战争和独裁统治之后，20世纪不可能再沉溺于维多利亚时代对于人类进步和社会重构之可能性的迷信。正如阿克顿所做的那样，它必须从永恒回荡着原罪之声的告解室中，获得警醒与信仰。无论在宗教、政治还是在历史方面，它都必须接受道德判断作为最终的裁决者。

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中，大概没有比自由主义更显得带有歧义和引起争议的了。不同时代、不同派别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差异很大，基本态度上的褒贬也大相径庭。可是，自由主义毕竟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和倾向，无论差别和争议有多大，无论人们是赞扬还是拒斥，自由主义都是西方社会的一面思想旗帜。因此，了解、研究并把握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原则和结论，便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 自由主义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信念，一种哲学和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它还是一种宽容异己、兼容并包的生活方式。它把自由当作政府的基本方法和政策，社会的组织原则，以及个人与社区的生活方式。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其价值诉求也是多元主义的。 从词源学上说，自由主义本源于１９世纪初西班牙的一个政党的名称，但它在英语世界里得到了最广泛的使用和认同，并且可以将其思想渊源一直追溯到古代希腊、犹太和基督教的思想和信仰中。然而，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在历史演变中形成了诸多混乱。在几个世纪当中，其含义一直在变化，用法一直相当宽泛，没有明确的界定。在２０世纪的后半期，英、意、德甚至日本和第三世界不少国家的政党都冠以“自由党”或类似的名称。但这些政党所强调的主要是经济纲领和政策，即将政府的干预和控制最小化，试图在现代工业组织的困难条件下推行经济自由的哲学。显而易见，自由主义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并不限于这些政党所诉求的东西。 在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粗略划分的大的政治思潮中，自由主义本身的含混性、内部不同派别的分歧与争论可以说决不亚于另外两者。而自由主义在东西方社会所遭遇的误解，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所受到的抨击批判甚至比其自身的内涵还要丰富多样，大概没有其他一种政治理念会像自由主义那样被扣上如此多的“帽子”或不当的标签。在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曾经是革命队伍内部所斥责的不遵守纪律、自由散漫、自私自利、贪图小便宜的代名词，当然这与作为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相去甚远。尽管如此，自由主义在西方乃至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基本的理论内涵和大致的原则界限，与其他政治理念和思潮有着重要的区别。而这些区别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体制构建和取向，甚至也涉及当今社会每个公民的生活方式和前景。 自由取向的经济政策只是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一个具体结论，而自由主义的方法、基本信念的核心理念才是其最具生命力的成分。这就是它对现代世界个人与集体生活所持的基本立场。现代自由主义是西欧社会的产物，其黄金时代可以大致划在公元１７５０至１９１４年，也就是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但这也只是大致的说法，其实在此之前，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在英国洛克这样的大哲学家中生了根，而在二次大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自由主义不仅没有衰落，而且以普遍化的方式渗入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社会。自由主义不仅与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曾是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有生力量，并且在二战后在日本、以色列、土耳其、希腊、许多拉丁美洲乃至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生了根。自由主义也是英、德、法、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甚至还有美国的“福利州”的根本政治诉求（尽管人们对此存有争议）。甚至一些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倾向中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派势力的理论中也包含着自由主义的成分。 那么，可不可以在此简单总结一下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呢？也许可以总结出数十条自由主义的原则，而且不一定能够对这些原则给出统一的解释，不同派别的自由主义者在这些方面同样会有所分歧。但大致说来，我们可以从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论述中总结出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一、自决原则：个人的生活只有在他们是自我决定的即自由选择的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二、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国家应当保障每个人与他人的同等自由相容的最大的个人自由；三、多元主义：由于个人确实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简言之，存在善的观念的多样性；四、中立性：从前三项原则可以推出，国家应当保持中立并且反对完美主义；五、善的原则：应当公平分配资源，以使所有人都有追求其自身善的观念的公平机会；六、正当对善的优先性：正义（正当）原则约束个人对其自身善的观念的追求。{1} 另一位自由主义者斯皮兹（David Spitz）在临终前为自由派人士所写下的“信条”或许能更直观地反映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自由主义者必须：（１）尊崇自由甚于其他价值，即使是超过平等及正义。（２）尊重“人”而不是尊重“财产”；但是不要忽视财产在促进人类福祉方面的积极作用。（３）勿信任权力，即使权力出自多数亦然。（４）不要相信权威。（５）要宽容。（６）坚信民主政治。（７）尊重真理与理性。（８）接受变迁的必然发生。（９）勿耻于妥协。（１０）最重要的是保持批判精神。{2}简言之，自由主义把自由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强调尊重人，不可轻信权力和权威，坚持宽容和民主政治，接受真理、理性和社会变迁，但也要学会妥协和保持批判精神。这些可谓自由主义之精华所在。 自由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这里的个人主义是中性的，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它指以个人作为其立论和论证的基点，其他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原则都从此推导出来。因而理论家有时也称此种论证方式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由于这种理论将个人作为社会分析的最小和基本的单位，其他一切组织、团体、社群甚至国家都可归结为或落实到个人，这就如同科学和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原子论，因而有些理论家将这种个人主义称为原子主义。事实上，自由主义者并不排斥集体、社会乃至国家的价值，个人主义也不是利己主义，从个人主义并不必然得出排斥一切集体取向和选择的结论。它只是说，判断一种社会政策和价值观的最终标准只能是个人，个人自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所有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由个人而构成人群和社会，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都具有优先性。自由主义者坚信判定社会政策必须有一个最终的立足点，早在古代希腊，哲人们即已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是判定一切事物的最终准则。而这个人首先是个人，个人以自己为尺度看待他人和外物；每个人具有一套完整的神经和感受系统，快乐和痛苦首先是、最终也是个人的。经验主义者坚信离开了这种苦乐感和趋利避害的本能，再崇高伟大的价值观都会失去其最终依托。因此，从认识论和价值论上说，个人也是基本的单位。 同理，当自由主义者谈论自由时，首要的立足点、判定起点和归宿也是个人，集体和社会的自由必须由个人的自由体现出来，否则便是虚幻的。很难设想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人不自由而这个社会本身是自由的，这在法理上是自相矛盾的。当然，一个受到外族奴役的社会（比如被占领的国家）在整体上是不自由的，这并不排斥某些个人（比如侵略者的帮凶）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仍然是奴隶），但即使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整体的不自由仍然由一个个单个人的受奴役表现出来。 这种个人主义尽管强调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和基础性，但并不排斥社会性和人际互动性对个人的影响，以及集体或社会选择对个人选择的某些影响。然而，任何集体的选择最终仍然是权威人士个人及其团体的选择影响的结果，最终仍然表现为并起源于个人的选择。另一方面，在相同环境中人格与个性的差异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表明了个人主体性和独特性的意义和重要性。 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首先是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这包括个人在生活、言论、结社、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上的选择权，自由的制度表现为开放的选择余地，而不自由的制度则尽量限制公民个人的选择度。自由也是哲学和审美层次上的，只是其诠释决不限于黑格尔式的思辨，把自由仅归结为对必然的了解和把握。因为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仍然与其本义相关，从经验主义的意义上说，即使个人完全掌握了事物的全部必然性（事实上不可能），他仍然拥有选择权，必然性其实不是一条单行线，而是多条叉路口。头脑清醒而又乐观的人不会选择从悬崖上跳下去寻死，但他上山的道路却有多种选择，并不总是只有一条出路。而在审美上的自由权则显得更为广泛，“情人眼里出西施”便说明了审美的主观性，尽管人们的审美存在统计的共同性，但却并不存在唯一客观的审美结论。生活愈是多样化，审美便愈是多元化，这就为审美的自由创造了广阔的发展余地。 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并不必然排斥、否定人的社会性，把个人当作是孤零零的鲁宾逊（更何况鲁宾逊还有个星期五）。自由主义者从不否认人是社会的人，也不忽视个人受集体的某些影响，而只是强调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并不是完全对称的互动关系，因为社会性从根本上由个人的行动表现出来，而个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的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反过来就不能说社会的自由发展是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个人自由必须在经济上得到保障，没有经济的自由，其他的自由权便是空洞的。因此，保护个人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正如洛克所反复强调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这三者密不可分。 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因而需要随时对政府权力保持警惕。政府是必要的祸害，尽管必要，但毕竟是祸害，因而随时需要以社会来制约政府，而不能让政府成为社会的主宰。社会人群（最终落实到个人身上）是主人，政府应当是公仆。因此，自由主义者一般对万能的政府保持警惕，因而提出最小意义上的政府权力之类的理论。此外，权力机构之间的牵制与平衡也是必要的。孟德斯鸠把限制政府权力、实现权力机构间的制衡当作保障自由的先决条件。 尽管自由主义者在不同的时期对人际平等的强调有所差别，有些自由主义者（比如密尔）甚至还认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有可能助长广泛的平庸，因而被当作自由主义者反对平等的典型；但自由主义者在总体上坚信人与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能力、贡献和政治判断方面的差别并不排斥人格上的平等，包括市场竞争中起点的平等。个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实现个人人格的一部分，因而不应该由社会或集体的名义加以强制。所以从洛克开始，自由主义者便反复强调宗教乃至文化宽容的重要性，提倡多元文化观，认为宗教信仰和道德良知上的个人选择必须得到尊重，这种观点最终在宪政主义的人权条款中得到了升华，成为国际普遍公认的准则。 因此，平等主义、宽容论和文化多元论不仅与自由主义原则并不矛盾，而且是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侧重点强调的内容。只是其论述的方式与其他政治哲学有所区别。比如自由主义者并不像一些左派批判理论家那样主张结果的平等，或者经济的平均主义；也不是以宽容论和文化多元论来否认生存、财产与政治权利等人权的普适性。从逻辑上说，人权普适性与文化多元论是不同层次的理论，前者指人作为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后者则指人类的亚群体之间在处理自身文化特点上的自主性。后者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否定个人作为人的普遍权利的理由。这正好比逻辑学家为了解决“说谎者悖论”等类悖论而必须澄清说话对象所指的适用范围一样。普适的人权与文化的特征都有自己的所指和适用范围，越出界限而否定对方是思想混乱的表现。 当然，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高度统一和一致的思想理念，其内部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别。尽管一般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大致处于中间的位置，但其内部不同的派别自然有所偏向。传统的西方政治哲学通常以单维度的谱线依政治态度从左到右排列总的政治理念。其左端强调平等，因而赞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其右翼则强调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这两个极端当中的自由主义者大多同时强调平等和自由，但依侧重点的不同而成为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自由主义者。最右翼的自由主义者通常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ism），哈佛大学的诺齐克（Robert Nozick）是其当代的一个典型代表，而最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则可举出社群主义者为例，他们与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有一些共通点，但在基本气质、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上仍然存在重要的差别。因为社群主义仍然是西方主流思想的一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偏颇，但却没有无条件地提倡国家主义。 在冷战后时代，人们对于这种传统政治谱线的划分也有所争议，除了认为这种单维谱线是以传统的男性主导观念为基础，因而不能说明诸如性别间的平等问题以外，还认为这种谱线忽视了历史的背景，即任何社会的体制都不能回避历史形成的过程。如社群主义者便强调任何政治判断都离不开其形成的具体历史和文化环境。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能完全抹杀这种划分的存在及其意义。因为在前面论述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如个人主义、自由和平等这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基本的差别，而且今天人们在基本制度选择上日益接受的是主流思想的基础，用相对主义很难说明这种普遍性的趋同，尽管各种文化具体表现和形式的多样化依旧。因而一般认为，自由主义不仅仍然是今日西方世界的主导思想，甚至还日益扩展至正在走向市场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世界，包括已被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构架内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严格地说，这种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世界应该称为自由民主主义，因为它在诉诸传统的自由主义理念时更加强调其民主主义的内涵，因而成了今天文明世界的浩荡大潮。 说到世纪末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在西方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法国思想家列维指出：“直到大约１９８０年，若在欧洲投票，你要作出两种社会间的自觉选择：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十年以后，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选择项。只有一种选择：民主的资本主义。分歧只在管理它的最佳方式。仍然存在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差别，但这些都在自由主义范围以内。这是一种决定性的变化。……现在左派与右派的分歧乃涉及以效率适合社会整合，而不再是以自由适合效率的最佳方式。”{3}列维的一家之言尽管不无可商榷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自由主义在冷战后西方世界更占据主导的地位，差别只是具体侧重点的不同，却不是根本性的。 罗尔斯和德沃金等当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对此也有一些论述。他们尽管更强调平等，但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思想不属于自由主义的主流传统。德沃金便强调平等权利观念的普适性，认为每一种能自圆其说的政治理论都具有自身终极的价值观，即平等。它们都是“平等主义”的理论{4}。当然这里说的平等主义不是经济结果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是人们在权利和人格上的平等，即将人们在政治上平等对待。这是一种超越具体文化和伦理差异的普适的平等，是用以衡量当今世界政治体制的最基本的尺度。尽管平等的具体表现形式和阐述有差异，但当今世界很少有人愿意在理论上承认自己反对这种权利平等，这就说明了最基本的政治理念的普遍性。而像德沃金这样中间略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对此所作的论述很可以代表当代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核心观念。 我们在此详加论述的正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透过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认知差异而循其根本，以便让今人理解这一西方主流思想根本性的内容和意义。

配有精彩的插图、图文并茂 终篇于20世纪末，体系完整，脉络清晰，叙述生动 凝聚了作者长期治史心得，反映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新成果 阐述了英国的兴盛之道，透视了其成功走现现代化的历程 揭示了英国民族的禀赋和创造力，展现了其所开创的现代文明 各章之后的作者话语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言近旨远，启人心智

本书作者罗伯特. 吉尔平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本书中作者研究了冷战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新发展，并基于这些发展着重探讨了改变世界面貌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作者强调国家仍是经济事务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强调区域主义、跨国公司和金融动荡的重要性。本书较全面地论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各方面的内容，从历史到发展现状，从贸易体系到金融体系，作者都一一进行了论述。作者在此书的英文版前言中称本书是其代表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第二版，由此可见本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政治人》一书的特色在于打开了当代政治学研究一种新的视野，或者说把政治学研究的一种传统的方法继往开来，现代化了。这种方法就是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所以书的副标题叫“政治的社会基础”。

一部围绕1957年反右运动的长篇纪实。 文本的素材来源于大量的亲身采访记录、国内外研究资料、回忆录及作者螅怪那段历史的深入思考，力图在历史与文化的双重参照下，全方位、立体地再现与反思那段历史。 本书主要刻画了一批在1957年反右前后，在一波高过一波的历次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生动表现。有章伯均、罗隆基这样的大“右”派，也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他们在反右运动中既有独立的反应，同时又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相互作用。有权力夺中的你死我活，也有对中国前途的岐见有阔大的“阳谋”，了有涉小的背叛，有来自朋友的卑劣冷枪，也有大众盲昧的慷慨激昂。更多的是信念崩坍瞬间的巨大失落，以及怪诞荒谬的历史时刻到来时的莫名错愕。 竭力真实详尽的记录，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也是它对那个时代具雄心的纪念。

宪政是西方政治传统的精髓，是西方政治理论的主流。作者把宪政定义为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从而控制国家的强制力量的政治制度，探讨了宪政思想和实践的主要历史阶段：古代雅典、共和时期的罗马、中世纪的对抗理论、文艺复兴的威尼斯、荷兰共和国、17世纪英格兰、18世纪的美国以及当代争论的焦点问题。其中对传统范式中较为忽视的威尼斯制度史研究和政治学分析与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和活跃生动的智识氛围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此书更具可读性。

本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是出现的评述小人“智慧”的专著，作者冯道可称得上官场上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奇迹。由于作者特殊经历和小人视角，此书便来的有些份量，用曾国蕃的话说： “一部《荣枯鉴》，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它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其实，从《荣枯鉴》中可以发现，小人不是“惹不起”就能“躲得起”的，小人并非不可战胜的，小人的秘迹是有迹可循的，可以破解的，只有了解他，才可战胜他；洞悉其奸，才能防范在先，这是一部《荣枯鉴》给我们的启发。 《荣枯鉴》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审视小人的一个独特的视角，至于如何定义小人、如何防范小人、并最终战胜小人、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小人已经困扰了我们几千年，何不让我们也集中一下智慧和精力研究一下小人，给小人也制造一些麻烦，正如余秋雨说的：“研究小人是为了看清小人，给他们定位，以免他们继续频频地骚扰我们的视线。争吵使他们加重，研究使他们失重，逐步让他们处于待位状态，边缘状态，赘余状态……”

美国宪法为什么会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美国宪法是美国社会某一阶级的工具还是所有阶级的工具？美国宪法的至高无上性表现在何处？美国宪政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美国宪法会在“自由”和“平等”的旗帜下容忍类似奴隶制这样不可思议的邪恶？权力制衡到底是促进美国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还是两者兼而有之？1990年代的美国联邦制与1790年代的联邦制有何不同？美国内战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和是为了保存联邦的统一？两者的关联何在？弱势群体（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其他少数族裔、妇女等）是如何被纳入到宪政体制内的？为什么这种纳入进行得如此缓慢？为什么联邦最高法院在19世纪容忍助长种族隔离的政策而在20世纪中叶却带头宣布种族隔离违背了美国宪法的精神？为什么如日中天的尼克松必须因水门事件而辞职、而他的辞职竟对美国体制的稳定丝毫无损？为什么60年代的“权利革命”发生之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定义却反而陷入困境？美国在国际上的势力扩张与其在国内进行的宪政改革有什么样的相互作用？本书是关于美国宪法发展历程的问题史著作，对于美国宪法进行了认真和深刻的研究。

《论国家的作用》(精装)内容简介：严格地讲，有社会就有统治，有国家就有压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的实质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专政的工具。恩格斯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社会的统治阶级只有依靠国家机器才能先例国家权力，在对整个社会进行领导和管理时，强迫被统治阶级服从自己的意志，人的自由和尊严也不能像洪堡那样建立在理念的空中楼阁上，而是与社会群体的具体情况息息相关。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是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昆廷·斯金纳的名著，时间跨度自13世纪后期至16世纪结束，是研究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期西方政治思想演变的经典之作。全书共分两卷，分别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家的代表作、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进行了介绍。同时，作者还重点阐述了这两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揭示了这个时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的转型意义。此外，书中对当时所产生的、今天仍在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些政治词汇和概念加以追根溯源的梳理，从而澄清了人们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一些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