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9 年的廬山會議，已經過去30 多年了。 廬山之變影響噹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至深且巨，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 踐從此升級，引入黨內，直到中央領導層，終於導致十年動Luan的到來。 1980 年秋，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 關於廬山會議，我曾作過一個較長的發言（《簡報》刊出兩萬餘字）。當時 就有中央領導同志催我，將這段史實盡快詳細寫出，否則，許多真相後代 難以弄清。作為一個親身經歷者，自己也覺得義不容辭。但由於工作繁忙 及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動筆。現在利用在青島消夏的時間，將已經收集和 整理過的資料編寫出來。 所寫的是回憶錄，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主，同時也記錄了許多史料，尤其 是毛澤東的多次講話，當年並無錄音或正式記錄（如兩次常委會的批彭紀 實是我記錄的），為傳信存真，考慮再三，還是儘可能如原貌都保存下來， 以供黨史研究者參考（這對於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研究，也是很 有用處的）。一般讀來或嫌繁瑣、枯燥，這也是難以兩全，無可奈何之事。 由於人為限制、保密制度和種種清規戒律，當代歷史包括黨史的研究， 還沒有真正進入繁榮時期，離自由討論、科學探索也還很有距離。我這篇 史料性的東西，其中引用的不少資料，其實在十年動Luan中已由紅衛兵散播 開來，國外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一直在利用，應該說不再具有機密的性質 了。我現在不能說自己所記的一定全部準確無誤，但我還相信自己的記憶 力和判斷力，一生在寫作方面也是一個謹慎的人，一字一句我都是負責的。 如果有錯誤或不準確之處，希望讀者指正。 廬山會議雖然是當代至關重要的一段史實，牽涉到許多「敏感」的人事， 但畢竟過去30 多年了，可以到「任人評說」的時候了。我們許多老同志尤 其紅軍老同志，寫了許多有價值的回憶錄，這是留給後人的一份珍貴遺產。 我們的黨史上有許多有爭議之事，待做正確結論；不論怎樣，直接或間接 的當事人，將它寫出來，儘管不完善甚或有錯誤，我總覺得寫出比不寫出 好。否則，人亡事滅，說不定歷史會留下空白點或竟成為千古之謎。因此， 史學界所謂要「搶救活資料」，是很有道理的。在廬山時，我親自聽到彭德 懷說過，「我一生不留筆記與文件」。但為了要澄清對自己多年沉重的種種 歷史誤解（「三七開」，執行立三路線，打長沙，打贛州，會理會議，軍分 會指示，二次王明路線，百團大戰，高饒事件，廬山會議等），他終於在待 罪閒居時，寫了《八萬言書》以為申訴；在傷殘囚居時，又如實「交代」 了自己一生經歷。這就是我們現在何等幸運地讀到的《彭德懷自述》。 作為當事人，我提供了這樣一份史料性東西，自己也覺得是了卻了一件 多年來的心事。 再說一句：我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

經濟長久繁榮的關鍵，竟然是政治！ 是要深化民主，或者向威權靠攏？ 《槍炮、病菌與鋼鐵》後，最具啟發性與解釋力的經典之作 克拉克獎章得主，經濟學界最耀眼的新生代大師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致推薦 以截然不同的角度，重新解釋人類社會的命運 為什麼有些國家十分富裕，有些國家卻異常貧困？為什麼窮國都集中在熱帶或下撒哈拉非洲，富國都在溫帶？帶來繁榮富裕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富裕的社會能夠一直繁榮下去嗎？一個社會的貧困與富裕，是如同《槍炮、病菌與鋼鐵》所說，受到風土與物種之類地理因素的影響呢？或是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也許是窮國的官員想不到好的政策？ 作者的研究顯示，窮國之所以貧窮，不是由於命定的地理因素，也不是因為傳統文化作祟。糟糕的政策很可能不是因為執政者愚笨無知，而是他們刻意圖利支持其權力的特權菁英，代價是整體社會的利益。繁榮富裕的關鍵在於這個社會採行何種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 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與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於保護個人權益，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作者稱為廣納型制度，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反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作者稱為榨取型制度，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卻必定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了整體社會進步。 數千年的全球史也說明，制度可以往更具廣納性的方向移動，也可能會倒退回較具榨取性的狀態，淺層的民主也可能被綁架成為實質的權貴政治。 中世紀的威尼斯因為採行較廣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而邁向富裕繁盛，反過來又帶動制度朝更加廣納的方向前進，盛極一時而稱霸地中海。但早期的菁英豪族不甘於新人輩出瓜分利益，在當時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下反撲成功，將威尼斯快速拉往封閉的榨取方向，因而導致它逐漸衰落。 作者將備受推崇的多年學術成果，化為架構完整順暢易讀的一般讀物。他們以全球史為素材，運用嚴謹的經濟學分析與政治學洞見，幾乎全面檢視歐美亞非等地的歷史發展，並提出簡潔有力的理論解釋。對於臺灣當前的內外處境，此書恰是幫助我們釐清方向的重要啟示。 基於十五年的原創研究，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列舉出許多精采的歷史證據，從羅馬帝國、馬雅城邦、中世紀的威尼斯、蘇聯、拉丁美洲、英國、歐洲、美國與非洲，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嶄新理論，非常貼近當前世界關心的重大課題： ◆中國在威權統治下的經濟發展，是否能持續狂飆並超越西方國家？ ◆美國的好日子是否已經到了盡頭？美國是否正從抵抗既得利益菁英擴大自己權力的良性循環，走向讓一小撮人更富有並掌控更多權力的惡性循環？反觀臺灣呢？ ◆要幫助數十億貧困國家的人民脫離貧困，最有效的方式是什麼？西方富國提供更高金額的人道援助？或是從本書作者對於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互動觀察當中找到可行方法？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將會改變你看待世界與理解世界的方式。 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專文推薦 吳乃德（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叡人（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孟奇（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馮勃翰（香港城市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推薦 有三個理由讓你愛上這本書：它是關於現代世界各國的所得差異，這或許是當前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它充滿許多迷人的故事，可以讓你在雞尾酒會上滔滔不絕，例如為什麼非洲的波札那發展迅速而獅子山共和國卻完全沒有。而且它非常好看。就像我一樣，你可能會拚著一次把它讀完，然後回頭一讀再讀。──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 許久以前一個沒沒無聞的蘇格蘭哲學家寫了一本書，討論國家成功的原因以及國家失敗的原因。《國富論》直到今天還是受到廣泛閱讀。以同等的洞察力及同等的廣闊歷史視野，艾塞默魯與羅賓森為我們這個時代重新處理同一個問題。兩個世紀之後，我們的曾曾…曾子孫同樣也會閱讀《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艾克羅夫（George Akerlof），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為什麼外表相似的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發展卻有如此大的差異？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對這個論辯主題做了重大貢獻。透過廣泛多樣的歷史例證，他們說明制度發展有時候基於偶然的因素，卻造成影響巨大的結果。社會的開放性及其允許創造性破壞的意願，以及法治，似乎對經濟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亞羅（Kenneth J. Arrow），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作者以很有說服力的方式證明，國家只有在具備適當的經濟制度時才能擺脫貧窮，尤其重要的是私有財產制與競爭。更具獨創性的是，他們認為當國家擁有開放的多元政治體系，可競爭政治公職、選舉權普及，同時新政治領袖有機會崛起時，才比較可能發展出適宜的制度。他們重大貢獻的核心就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緊密關聯性，這種關聯性顯現在他們對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一項重大問題極為有力的研究中。──貝克（Gary S. Becker），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這是一本重要而有獨到見解的書，以眾多歷史例證證明廣納的政治制度能支援廣納的經濟制度，而這是國家持續繁榮的關鍵。本書檢視一些良性的政權如何創建並經歷良性循環，而惡性政權則經歷惡性循環。這是世人不應忽略的重要分析。──戴蒙德（Peter Diamond），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對一些認為國家的經濟命途取決於地理或文化的人來說，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帶來的是壞消息。決定國家會變成富國或窮國的主要因素是人所創建的制度，而非取決於地理或我們祖先的信仰。艾塞默魯和羅賓森綜合了從亞當斯密、諾斯（Douglass North）到更晚近的經濟史學者的實證研究，寫出這本引人入勝又順暢好讀的書。──弗格森（Niall Ferguson），《貨幣崛起》作者 艾塞默魯和羅賓森這兩位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發展專家，揭露了導致國家富裕或貧窮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理、疾病或文化，而是制度與政治。這本深入淺出的書充滿深刻的洞見，適合專家和一般讀者閱讀。──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政治秩序的起源》作者 一本充滿睿智而且振奮人心的書──同時也敲響了令人深感不安的警鐘。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建立了一套極有說服力的理論，涵蓋幾乎一切與經濟發展有關的事務。當國家設置對成長有利的政治制度時就會興起，當這些體系僵化或無能調整時，國家就會衰敗，而且往往差距極大。所有國家的有權有勢者，永遠會追求完全掌控政府，出於貪婪而阻礙整體社會進步。因此必須以有效的民主節制這些人，否則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國家走向衰敗。──江森（Simon Johnson），《13個銀行家》作者、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 兩位全世界最傑出、最博學的經濟學家，挑戰一個最難解的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貧窮、有些則富裕？本書對經濟學與政治史有著極深刻的認識，很可能是迄今對「制度很重要」的觀點最強而有力的論述。這是一本發人深省、充滿教育性，同時又令人著迷的書。──莫基爾（Joel Mokyr），西北大學經濟史教授、羅伯史卓茲人文社會與科學教授 兩位當代社會科學的巨人在這本深入淺出的著作中，引領我們輕鬆瀏覽四百年歷史，並帶給我們一個令人鼓舞而重要的訊息：自由讓世界富有。世界各地的暴君要顫抖了！──莫里斯（Ian Morris），史丹佛大學歷史學及古典學教授，《為什麼西方統治世界至今》作者 想像圍坐在桌邊聽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和麥迪遜（James Madison）探討兩千多年的政治史與經濟史。想像他們把自己的思想融入一個前後一致的理論架構，這個架構建立在限制壓榨、鼓勵創造性破壞，和建立權力均享的強大政治制度上，然後你將開始明白這本睿智而引人入勝著作的貢獻。──佩吉（Scott E. Page），密西根大學及聖塔菲研究所 在這本內容驚人豐富的書中，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問了一個簡單而重要的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變富裕，有些國家則依舊貧窮？他們的答案也很簡單──因為政治體發展出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本書最了不起的是它的文字爽快而明瞭，論述優雅並充滿歷史細節。此刻正當西方各國政府必須喚起政治意志以因應史無前例的債務危機，這是一本非讀不可的書。──平卡斯（Steven Pincus），耶魯大學歷史與國際及區域研究杜菲教授 「笨蛋，問題在政治！」這就是艾塞默魯和羅賓森簡單但說服力十足的解釋，說明了為什麼許多國家未能繁榮發展的原因。從斯圖亞特王朝到戰前的美國南方、從獅子山到哥倫比亞，這本權威的著作證明菁英如何制訂圖利自己的規則，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作者審慎地尋求悲觀者與樂觀者間的平衡，說明歷史和地理未必決定國家的命途。他們也記述了明智的經濟思想和政策若沒有根本的政治改革輔助，往往成效不大。──羅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 這不只是一本迷人而有趣的書，而且是真正重要的書。艾塞默魯和羅賓森高度原創的研究，闡明了經濟力量、政治和政策選擇如何共同演進並互相影響，以及制度如何影響此等演進，而這對瞭解社會與國家的成功與失敗極其重要。這些洞識在本書中以深入淺出、極吸引人的形式呈現。買這本書並開始閱讀的人會發現自己捨不得放下它。──史賓塞（Michael Spence），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這是一本迷人而且容易閱讀的書，專注於討論政治與經濟制度複雜的共同演進，包括往良性和惡性的方向發展。它巧妙地掌握政治與經濟行為的邏輯，以及或大或小的偶發歷史事件（在關鍵時期）造成的方向轉變之間的平衡。艾塞默魯和羅賓森提供了極其廣泛的歷史例證，說明此等轉變如何促成有利的制度、進步的創新，以及經濟成功，或者惡化成壓榨性的制度並終至崩潰或停滯。這些例子能讓人感到刺激，同時也勾起反思。──梭羅（Robert Solow），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是哪一個國家能夠在崛起之初，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連續打敗歐洲兩個古老強權？又是哪一個國家能夠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內，就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以《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解構希特勒》等暢銷書，成為二十世紀史最重要見證者之一的哈夫納，這次要帶我們回顧「德意志國」短短七十四年的興衰起落史，細數從普魯士王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如何創建德意志帝國，一直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將日耳曼民族的國家帶往毀滅之路。

《利维坦》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宣布了作者的彻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一般的哲学观点，声称宇宙是由物质的微粒构成，物体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物质永恒存在，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所能消灭，一切物质都于运动状态中。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腐朽 ，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地志，服从他的判断。第三部分《论基督教国家》旨在否认自成一统的教会，抨击教皇掌有超越世俗政权的大权。第四部分《论黑暗的王国》，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罗马教会，大量揭发了罗马教会的腐败黑暗、剥削领婪的种种丑行劣迹，从而神的圣洁尊崇，教会的威严神秘，已经在霍布斯的笔下黯然失色。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政治变革，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所有这些变革都曾受到工人运动的极大影响。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这部专著在广泛吸收欧美工人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工人政治放在比较的角度加以研究，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政党等问题，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为人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

北朝鲜官员叛逃记。

蔣經國是誰？這個問題充滿了弔詭。這個名字在台灣絕對是家喻戶曉，以致於這個問題顯得十分愚蠢。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對這個熟悉名字的背後，卻又是如此陌生。 他是遠赴俄國、經過 13 年共產主義洗禮的熱血青年，也是嫉惡如仇、在上海打老虎的蔣專員；他掌控了台灣的情治系統，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中，可見他的身影，但他也是親民愛民的蔣院長，晚年又推動民主改革、開放大陸探親的蔣總統。 在這麼多互相矛盾的形象中，到底哪一個比較接近的真實的蔣經國？經過李登輝主政 12 年，新台灣人又要如何重新評價蔣經國對台灣的貢獻？ 陶涵（Jay Taylor）這本《蔣經國傳》（The Generalissimo”s Son）是目前最新、最完整的蔣經國傳記，由時報出版與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同步出版中、英文版。陶涵先後任職美國駐華大使館、國務院情報處副處長，現在是「費正清中心」研究員。 照理來說，這麼一本評傳實在不應由美國人來撰寫。但是陶涵的美國人身分，卻使他比較能跳脫台灣島內政治情緒、立場、意識形態的糾葛，來評價蔣經國，而陶涵也的確做的相當出色，他在敘述蔣經國大陸時期的經歷，對於蔣經國性格的剖析，有相當精到的看法。 而且由於陶涵本身的職務與美國對台政策相當熟習，加上近年來解密的外交文件，使得陶涵在敘述蔣經國在台灣的歲月，能挑筋剔肉，勾勒出蔣經國與台灣的命運之間的關連。書中所爆的中、台、美三角關係在冷戰時期的內幕，其精彩程度遠遠超過前一陣喧騰一時的「密使案」。 以上因素都使得這本《蔣經國傳》成為一本有見地、有深度的傳記，在十年之內，恐怕任何一本類似的著作都不可能出現超越它。

这部《回忆录》的中译本（全本）分5篇44章。 第1篇“我的身历”记述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前的亲身经历以及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及与其知心友人间的关系。第2篇“在克里姆林宫”记述他当选总书记后进行改革的理念及活动。其中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改革事业的思考与理念、心理活动等等方面的细腻记述、“事过境迁”后的反思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官僚、派别间的明争暗斗，是任何其他书刊无法取代、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料。第3篇“新思维和对外政策”记述在他的“新思维”指导下的对外政策。第4篇“改革与社会主义国家”记述他对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大家庭整个阵营解体原因的分析，以及在改革和新思维的“第三维”思想指导下的各种探索。第5篇“严峻的1991年”记述八月政变、年终解体的详细过程和他一个当权总统被迫辞职到签署联盟解体而成立独联体协议后的复杂的内心感受。 本书是一部对研究苏联兴亡历史极有参考价值、具有其他书刊所没有的独特视角的珍贵文献。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04）——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刘瑜专文导读“重读福山之一：历史的漫长终结”。 随着“冷战”结束，狂乱的二十世纪终于趔趔趄趄走到终点，福山重提过去几个世纪来伟大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人类历史是有方向的吗？如果是有方向的，它将通向什么样的终点？相对于“历史的终结”，我们正处身在哪儿？ 在本书中，福山提出，有两大力量在共同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一个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个是黑格尔—科耶夫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的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暴政倒台，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国家。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在“历史的终结处”，政治经济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社会，让生活在其内的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抑或，“最后的人”被剥夺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冒险一试，让历史重返混乱与流血状态？ 福山对这些终极问题的当代思考，既是引人入胜的历史哲学教育，又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命运这些最深刻问题的发人深思的探寻。

当今中国正在继续发轫于近代的借鉴西方走向富强之路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华民族悲壮的近代磨难的主要原因便在于对西方文化的跨文化误读，进而反思近代中国的悲壮历程对当前中国或许尤为紧要。很多中华学人矢志于辨析近代悲剧，不断阐发各自的宏论新见，以期尽可能认知近代悲剧的历史语境，而成为当前中国之鉴。袁伟时先生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便是辨剖近代悲剧的近著中极蕴新见的佳构。 作者在书中主要剖析了鸦片战争后五十年间(一八四○——一八九○)中华文化的能动表现者面对突然不期而至的西方文化的思考与迷失，从多方面揭示从经世致用思潮到洋务思潮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的殚精思考。作者高度评价魏源、郭嵩焘、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充分肯定他们的思想，称他们为“早期民主思想家”。 这些有识之士虽不曾执掌大权，甚至不曾入仕，但他们位卑不忘国忧，面对西方文化，他们广泛学习，认真观察，竭智思考，著书立言，为中国抵御侵略走向富强而呕心擘画，形成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并积极倡导中国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走向富国强民的现代社会。 这些有识之士尽管囿于当时的有限认知，没能象作者那样明确指出“华夷之辨是传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重负”，“是中华民族步履蹒跚的直接原因，也是这个古老民族仍在沉睡的重要标志”，但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人不是夷狄。进而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汽轮车船夺天工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以为敌”(郭嵩焘)，西方“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王韬)，而中国则已落后于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 至若向西方学习什么，这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若要富强，首先应学习西方建立私有经济主导的工业化经济制度，“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夫将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胜，徒恃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益”。(郭嵩焘)。 那么，这些有识之士的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以及据此对中国发展取向的合理选择为何不能为当权者所认同接受采纳呢？ 我以为关键在于这些有识之士对西方富强的跨文化误读，他们误读了西方社会富强的起始条件，以为在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是可以建立起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而实际上西方建立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起始条件完全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基于小农经济的专制社会制度和封闭保守的文化传统。 专制制度与富强有重大的不相容性。专制制度下只能实现有限的富强，而专制制度下的富强往往潜生民族和文化毁灭性因素。社会富强最终需要打倒专制。当时有识之士没有认识到西方思想家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因而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建议根本不可能为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的当权者所接受采纳，或者说他们的建议不可能使当时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真正走向西方式的富强的现代化社会。 作者在书中还理性地分析了当时对西方民主和策略的合理性，指纠了一些人对郭嵩焘、徐继畬甚至李鸿章的投降、卖国的不实斥骂，同时对赫德、林乐知、傅兰雅等西方在华人士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建议作了冷面周细的分析，直斥一些人对西方人建议的纯情绪化反应，并坦陈了作者对太平天国、学习西方三阶段说、曾国藩、群众性等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这些闳见同样惠人新识，启人深思。

本书收入1991年4月至1994年7月朱镕基同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的讲话、谈话、批语、信件，从各个方面翔实记录了朱镕基同志领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本书收录的讲话、谈话等，均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编辑而成，绝大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编者对正文中涉及的相关人物、事件和专有名词，作了简要注释。对专有名词，在每卷首出现进作全文注释，下一次出现时只注明首次出现处的页码。对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同志不再注释。本书各篇文稿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以俄方的视角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俄中军事技术交流合作的内幕进行剖析，并深入论述苏—27飞机的引进给中国空军发展带来的影响。

《匈奴史稿》早期的活动，匈奴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的最初活动中心地区，为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见于记载的匈奴第一个单于，驻头曼城，在汉五原郡稒阳县，其地当今内蒙古包头市境。 战国末叶，匈奴与东胡并强，常扰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郡，三国相继筑长城以拒匈奴与东胡；秦始皇复使蒙恬统30万众连成万里长城。（见彩图）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废单于推举制度，自立为单于。从此，匈奴遂由族名，兼为单于国名。

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政治活动力、组织力及创造力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度合作，两度分裂，从化友为敌到化敌为友，从兄弟协力到兵戎相见，从党争政争的文斗到战场厮杀的武斗，他们各自都在以自己的奋斗，塑造着中国历史的命运。1945～1949年的国共政争内战，为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恩怨交织、纠缠一体的争夺史划上了句号。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使中国的命运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中国天机》系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对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诠释的最新力作，全书以回忆录的写法，通过对旧中国的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辉煌与曲折的分析，展示了其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作者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亲历很多共和国大事，有其独到的政治见解，对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中国天机》系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对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诠释的最新力作，《中国天机》以回忆录的写法，通过对旧中国的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辉煌与曲折的分析，展示了其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作者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亲历很多共和国大事，有其独到的政治见解，对 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中国天机》全书共分5辑28章，从旧中国的死亡一直写到今天。全书以史带论，夹叙夹议，有理有据，直言耿耿，善心拳拳，机锋处处，卓见比比，忧患沉沉，慧眼灼灼。说的都是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最关心最敏感的大问题，是“非常政治”又“非常文学”的王蒙先生对我们党过往执政经验的独具特色的回顾和为政治文明未来之路的绝对建设性的立论建言！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的追求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与求证者、作证者。我喜欢追怀、咀嚼与研讨中国的政治，我有责任说出真相，我必须泄露一些天机，而不是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 王蒙，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祖籍河北南皮龙堂村， 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1948年10月10日，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中共中央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中共第十二届、 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人民文学》主编 。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2002年4月任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 五岁到十一岁，我的追求是当一名好学生。十一岁开始，我的追求是当一个革命者，而且是职业革命家。不到十四岁，我已经离开学校，成为青年工作干部了。十九岁我开始了我对于文学的义无反顾的追求。二十三岁，我却又在反右斗争中落马…… 如此这般，我与政治难分难解。是我的幸运还是不那么幸 运呢？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的追求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与求证、作证者。我喜欢追忆、咀嚼与研讨中国的政治，我有责任说出真相，我必须泄露一些“天机”，而不能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 我很高兴，终于，我有机会在近耄耊之年，写出了《中国天机》一书，痛痛快快地写写自己的政治见闻、政治发见与政治见解。 童心未泯的人说中国的近现代史是儿童的过家家游戏。痞子则认定政治是无赖的老千赌博。野心家认为政治是风险虽大利益惊人的冒险，是权力按照丛林法则进行的残酷争夺。人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眼界与高度，以自己的波长与频谱来接受与解释政治的种种信息。当他们叙述中国的时候，各执一词的歪曲与诚恳的叙述是一样多。 我至少希望我的见闻与见解宽一点深一点真一点也能与读者共享一点天机的端倪。 天机能不能泄露？政治生活中有太多的现象与实质的距离，有策略与理念的错位，有说什么、做什么、记住什么、故意忽略什么的讲究，有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指桑骂槐、投石问路、虚张声势、韬光养晦……的手段。 但政治仍然是伟大的事业，有仁人的爱心，有志士的奉献，有智慧的奇葩，有哲学的辉煌、诗学的激情、战略家的神机妙算。有千奇百怪的命运与偶然，有历史的沉重，更有祖国与世界的人民的愿望与利益在平凡的与不平凡的政治人物的生涯中威严做主。小头小脸的庸人当然不可能体会到历史主导的郑重与宏伟，他们只能用最卑劣的眼神来偷窥历史中的不经八卦，再一知半解地曲解政治生活。而假大空套（话）更是使政治的信誉丧失殆尽。 不要认为只有中国的政治才有若干不宜一味泄露的天机。我在境外听到看到过例如老布什总统在竞选演说中说不增税，一上台就增税的两次巧言令色的演说的视频与音频。他指着自己的嘴巴说：“请注意我的口型，我说的是不不不，不增加税收……”再如奥巴马在竞选中宣传：“一个声音可以改变一家房屋，如果它能改变一家房屋，它就能改变一个城市。能改变城市，就能改变一个州。能改变一个州，就能改变一个国家。如果它能改变一个国家，它就能改变世界。你的声音就能改变世界。”这样的逻辑与费正清博士指出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合逻辑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一模一样的。在美国的三一学院我听过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的讲演，前一个小时就挤满了人，希拉里则迟到二十多分钟，这才叫VIP。 再如法国总统密特朗，1982年他以社会党领导人身份来华访问时我见到过他，他还签名给我送了书《此时此地》，我后来将我的书的法文版寄给他，他也签名回了信。但他当选了总统再来华访问时，他是里三层外三层，想与之握个手也决非易事了。 但总体来说，政治在走向更加透明、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守法、更加进步的方向。 不容易闹政治。法国的一位总统，我想应该是德斯坦，他来华时对中国的领导人说：“法国有数千万人，这数千万人搞得法国政府狼狈不堪。当我一想到中国人口有十几亿的时候，我实在非常同情中国政府。”类似的话我也听美国的政治家说过。 还有德国的总理说过，政治家好像养在鱼缸里的热带鱼，一举一动都被观察着放大着。 但我还是写下了我认为应该公开也可以公开的天机。我相信它有建设性的作用。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不写，不会有别人写了。 我写下了我认为可以参考也可以议论的某些见解。也许一时半会儿它们没有可操作性，但同样它们是一个有兴味的，而且是重要的话题。 见解就是见解而已。我“服过役”，在北京的城区里、国营大厂里、生产大队里、政府的部门里，我都上过班，我知道主持工作与参政议政之间有多少距离。但至少我们可以努力构建一个更健康的关系：在执政者与平头百姓之间，在官员与知识分子之间，在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多一点沟通，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互补与互相支持吧。为此，我也就不怕说出自己的一点见闻，一点见解，并泄露某些天机喽。 我还完全理解人们的政治肝火。一谈到政治问题，一想到权力的掌控与使用，一想到位置到底属于谁，想到政策的倾斜与调整，资源的分配与得失，一想到某种政治际遇下的机遇与风险，一看到政治人物的浮沉升降荣辱进退，一想到政治斗争或政治博彩的生动与诱人，你或而羡慕佩服，你或而跃跃欲试，你或而妒火中烧，你或而庆幸嘲笑，你或而愤懑无奈，你或而一肚子恶气，你或而牢骚满腹。政治是不可能像数学力学哲学语言学一样地冷静地言说的。 但是我力求不要像某些志大才疏之辈一样地牛皮轰轰，空话连篇，大言欺世。不像某些鼠肚鸡肠的人那样唧唧咕咕、事事非非，却听不得一点不同角度的说法。不像某些青涩之辈那样动辄谩骂泼脏水歇斯底里，而从来于事无补。当然也不像某些小人庸人，只会人云亦云、看风使舵、投其所好、一派奸佞。 我不会哗众取宠。但是我一定会语出肺腑，不无独出心裁。我的独出心裁希望不致使朋友们受不了。 我入党已经六十四年。我当过文化部长与政协文史委主任，中央委员与全国政协常委。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打入另册达二十余年。我参加农村体力劳动前后共十一年。至今，极左与极右的人动辄对我进行两个方向的炮轰。我和最上层的人最下层的人包括劳改释放犯都有交往。我访问过境外的六十几个国家与地区。我见过我国的最高级别的政要领导人物。我见过外国高端政要：中曾根、诗琳通公主、日夫科夫、撒切尔夫人、金日成、金大中……同时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文学追求。这样，我第一，非常政治，想否认也不可能；第二，我非常文学，我从来没有去追求过、真正感兴趣过、哪怕是一星半点的“仕途”。但我有真正的主人翁的责任感与理解担当，我有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灵动与清醒。 我想努力做得最好，我要努力把我见识过体会过的政治的、尤其是中国政治的天机娓娓道来。我不指望读者会非常足够非常深刻地同意我的见解，但是我指望人们会思考、参考、长考我提出的话题。行了。 目前的中国，立论建言，谈何容易？但仍然不能只扮演一个旁观与说风凉话与瞎起哄的角色。天日昭昭，人史共鉴。我愿接受读者与时间的考验。

本系列从翔实的历史材料出发，以雄浑的构思记录了中国历史上几个大的封建王朝兴衰的历史过程。在洞察世态人情毫末的基础上，探索了这些昔日王朝兴衰错综复杂的原因，散发着智慧的炽热光焰。 新颖的表现手法是本系列的一个重要尝试。它试图在史学家和小说家之间找到一条新路：吸取历史学的观点和成果，避免枯燥繁冗的叙述方式；借鉴文学的叙述与神采，但没有虚构的情节。从而赋予历史以活力，在历史的花岗岩中融入道德的激情和审美的诗意，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度和风范。在这里，历史不仅仅意味着过去，它处于人类的理性思考、道德评判和审美观照的光亮之中。

Why does the West rule? In this magnum opus, eminent Stanford polymath Ian Morris answers this provocative question, drawing on 50,000 years of history, archeology, and the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 to make sense of when, how, and why the paths of development differed in the East and West — and what this portend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re are two broad schools of thought on why the West rules. Proponents of "Long-Term Lock-In" theories such as Jared Diamond suggest that from time immemorial, some critical factor— geography, climate, or culture perhaps — made East and West unalterably different, and determined tha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uld happen in the West and push it further ahead of the East. But the East led the West between 500 and 1600, so this development can't have been inevitable; and so proponents of "Short-Term Accident" theories argue that Western rule was a temporary aberration that is now coming to an end, with Japan, China, and India resuming their rightful places on the world stage. However, as the West led for 9,000 of the previous 10,000 years, it wasn't just a temporary aberration. So, if we want to know why the West rules, we need a whole new theory. Ian Morris, boldly entering the turf of Jared Diamond and Niall Ferguson, provides the broader approach that is necessary, combining the textual historian's focus on context, the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ist's awareness of the deep past, and the social scientist's comparative methods to make sense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a way no one has ever done before.

《中國革命再闡釋》是作者鄒讜生前編定的關於現代中國政治和中國革命的論文集。在書中可以看到作者數十年不懈的努力：摸索如何立足於中國政治的經驗之上而又充份利用西方政治學研究的成果，以逐步建立發展能夠用來說明和分析中國政治現象，總結中國政治經驗的“中國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