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学大家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共分三个部分，分别对人、观点、团体、影响力、权力、符号、实践、职能、结构、过程进行了分析。

自从清代中美之间有接触以来，有志于社会政治变革的中国人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兴趣。多少年来，人们撰写、翻译的关于美国民主的书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作出详细的、能够为中国读者所理解的作品并不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观察，经常使得人们得出两类相反的结论，或贬斥民主虚伪，或将民主过分理想化。 本书作者龚小夏用亲身参与美国民主竞选的经历，揭示了民主制度的细微末节。最后，她得出结论：“美国现行的民主政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这反映的无非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群体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人不是完美的，人创造的制度更不可能完美。历史上，当人们横下一条心、不惜代价地去追求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时候，制造出来的往往是吞噬人类生命的恶魔。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制度正是人类发明的制衡自身追求完美的冲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改革及其敌人》是“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之一，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关于中国国内政治（主要是政治改革）的评论文章。 毫无疑问，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政治改革的进程。但恰恰对于政治改革，中国社会的共识越来越少。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　空，越来越情绪化。本书作者郑永年先生认为，无论是左派的恐惧主义还是右派的幻想主义，都没有出路。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而改革如何进行，又不能不顾中国现实，牢牢抱住西方的教条。中国必须根据自身的　政治传统和历史轨迹，找出适合自身条件的改革途径。这是一项充满矛盾和困难的伟大事业，处处呼唤着政治家的理性、魄力和自我约束。 本书围绕政治改革这一宏大题旨，按照变革中的精英政治、腐败治理、渐进开放、意识形态重建、民主的中国模式、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等重要主题，对中国式政治制度建设作了独立、独到的探索。

《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收录了从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学发展阶段开始，到中世纪的政治学、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以及近代资本主义，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展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等阶段的一部分西方政治学名著的摘要。

简介： 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经典研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并不出自对自然科学的接受，而是出自对人性与道德的体验与理解；霍布斯开创了近代政治哲学，为其奠定了基础。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也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独特假设的清晰表达。 前 言 本书旨在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后继学说的原则作出分析。这些原则之所以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政治思想的传统，认识得更深刻了。以前，人们可以不加论证就有把握地认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自然法理论的全盛时期；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一去不返了。那种看法理所当然地基于一个比较，即在理性主义时代的政治理论跟十九世纪的政治理论之间进行比较。在这一比较的范围之内，它仍然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把中世纪传统和古典传统充分地考虑在内时，它就站不住脚了。这一转向，对我们阐释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其作用显而易见。约翰·莱尔德关于霍布斯的近著已经可以试图论证，在伦理理论和政治理论领域，霍布斯的“声音和双手都是中世纪的”。尽管这个主张很难成立，但是它清楚地证明，以往那种断言霍布斯的首创性毋庸置疑的观点，现在或多或少已经动摇，需要进一步论证；而这种观点在过去是不言而喻的。总的来说，如果自然法诸理论远非理性主义时代所特具，如果它们在中世纪传统和古典传统中就已经几乎是司空见惯的，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问，何以惟独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获得了自然法理论杰出时代的声誉。可能有人会说，由于广为人知的政治原因，自然法理论对那个时期的实际意义，大于任何其他时代。为了事先排除这种论据不足的答案起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更恰当的问题，这就是：在近代的自然法观点和传统的自然法观点之间，是否没有原则区别。事实上，原则区别确实存在。传统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地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和尺度”，一种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有约束力的秩序。而近代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是一系列的“权利”，或倾向于是一系列的“权利”，一系列的主观诉求，它们启始于人类意志。在本书中，我已经试图把作为近代政治哲学创始者的霍布斯政治学说，跟作为传统政治哲学奠基者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加以比较，以期论证这一观点。如果我们把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学说跟譬如胡克、苏亚雷斯和格劳秀斯的学说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得到本质上同样的结果。甚至莱布尼茨的学说，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是上述规律的最重要的例外，但其实也会证实这个规律，只要我们不但考虑到他所归结于自然法命题的内容，而且考虑到其形式——即有条件的性质。（霍布斯在莱布尼茨之前就持这一看法。由于莱布尼茨的这个看法，康德的区别于假言命令的绝对命令原则，就成为必要的了。毫无疑问，传统的自然法法则，曾经是绝对命令，或曾经被理解为绝对命令。）然而，尽管霍布斯远不如自然法的多数鼓吹者那样重视“人的权利”的实际意义，他的学说却比任何人的学说都更清晰地体现了近代自然法的精髓及其所有的本质涵义。这是因为，霍布斯显然不像传统学说那样，从自然“法则”出发，即从某种客观秩序出发，辐是从自然“权利”出发，即从某种绝对无可非议的主观诉求出发；这种主观诉求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先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相反，它本身就是全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的起源。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包括他的道德哲学），就是通过这个作为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的“权利”观念，而最明确无误地显示它的首创性的。因为，通过从“权利”出发，从而否定了“法则”的首要地位（根本上也就是“德行”的首要地位），霍布斯开创了一个针对理想主义传统的立场。另一方面，通过把道德和政治奠定在“权利”的基础上，而不是奠定在纯粹的自然倾向和自然欲望的基础上，霍布斯又开创了一个针对自然主义的立场。这就是说，“权利”的原则介乎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原则（如传统自然法的那些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纯粹的自然原则（如快乐、欲望甚或功利）。我们可以说，“权利”是一个司法专用概念。关于在哲学上运用这个概念的一些先决假设，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谈及。这一哲学运用的涵义，我们不得不放到那里再作充分分析；因为在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排除障碍，此种障碍妨害我们仅仅是去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从自然“权利”出发，而既不是从自然“法则”出发，也不是从自然倾向或自然欲望出发。 这些障碍之所以存在，是由于霍布斯试图把他的政治哲学放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这样做的诱惑，确实难以抵御。在一定的程度上，传统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当传统的形而上学被现代自然科学所取代时，就似乎有必要把新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放到新的科学的基础上了。这种企图永远也不会成功：用霍布斯的后继者的语言来说，传统形而上学是“拟人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ｔｉｃ）”，所以可以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的恰当的基础；而另一方面，近代科学试图放弃所有的“拟人方法”，脱离所有关于目的和完美的观念，以此来阐释自然，所以，它对于理解涉及人的事物，对于奠定道德和政治的根基，往少处说也是毫无裨益的。就霍布斯而言，企图把政治哲学放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后果是无法始终连贯一致地坚持自然“权利”与自然欲望之间的根本区别。所以，要想充分认识霍布斯“权利”原则的意义，首先必须揭示，他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不是近代科学。论证这一点，正是本书的特定目的。 正如乔治·克鲁姆·罗伯逊五十年前在他的著作《霍布斯》中所指出的，“早在他还只是人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个观察者，而尚未成为一位机械论哲学家的时候，（霍布斯的）全部政治学说无疑就已经基本成形了”（第57页）。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应该尝试，对霍布斯关于“人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前科学”思想，对他关于人类生活的最早的、尚未为所谓科学“解释”所曲解的看法，作出连贯一致的阐述。我希望本书证明，如果我们企望对霍布斯的思想有任何条理清楚的理解，那么，这个阐述就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样一种理解，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容易取得。固然，霍布斯的每一个读者，都被他思想的清晰、严密和坚定所打动。但是，霍布斯的每一个研究者，也都为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的矛盾之处而震惊。他的最重要、最独特的论断，大都自相矛盾，或者因在他的著作中某些地方否认了其明显涵义而产生矛盾；只有散见于他的著作中的很少几个论断不是这样。为了发现哪些矛盾论断表达他的真实观点，我们不得不紧紧抓住我们对他思想的严密和连贯一致的最初印象。因为那个印象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对霍布斯关于人类生活的根本见解的洞察，这个见解不是矛盾的，而是连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正是这个人生观，而不是近代科学，才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这种人生观的由来，与其说是任何学术或科学上的专注，不如说是对于日常生活和“公共社交”中人的行为举止的切实体验。而这个体验，作为霍布斯人生观的基础，其踪迹必须追溯到一种特定的道德态度，这个道德态度迫使持有这种道德态度的人，以霍布斯的独特方式，去体验和观察人类。惟其如此，这种对人类生活的见解，就不会表现在某个哲学体系里，而会在语言和思考方面，充分地表现在诸如霍布斯的同时代人拉罗什富科所使用的那种文风语调之中（附带说说，拉罗什富科对于“自爱”的重要性的看法，跟霍布斯关于“荣誉”或“自尊”的重要性的论点，如出一辙）。在霍布斯的著作里，有一些重要部分，就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然而，霍布斯的意图，不是仅仅为了抒发他个人的体验而阐述他的人生观，而首先是要为这种人生观提供论据，从而证明这是对人类生活惟一正确和普遍适用的看法。从这一意图着手，我们就能把握他的著述中含有那些矛盾之处的终极原因。因为，他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供使用，以便适应阐发他的人生见解的要求，于是他别无选择，只能或者从哲学传统那里，或者从近代科学那里，去借用方法和概念。可是，无论是哲学传统，还是近代科学，都无法跟那些要求相对应。传统概念，不适合一个根本上非传统的看法；近代科学概念，跟一个发源于某种道德态度的人生见解难以相容。一方面，是霍布斯对人类生活最早的看法，另一方面，是传统或近代科学所提供的观念，这二者之间根本上的圆凿方枘，可以解释发生在他的著作中的全部矛盾，无论其涵义和后果是多么重要。确认这个事实，不但对于赋予霍布斯政治哲学以任何自圆其说的诠释，而且，如我所已经说明的，甚至对于认识这个哲学的原则，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为了认识到霍布斯对于人类生活最早的见解，既独立于传统，又独立于近代科学，我们必须研究他的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起源。因为，研究霍布斯的早期思想，可以使我们看到，他最早的人生概念，早在熟悉近代科学之前，就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我们就能确认一个事实，即那个概念独立于近代科学；而且，研究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证实这项发现，因为我们事实上将会见到，他最早的人生观，在跟近代科学的要求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把霍布斯的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即作为从传统中逐步解放出来的过程来研究，会使我们明白，他越是摆脱传统的桎梏，至少就越清楚地意识到，他早期人生见解的先决假设和涵义、后果都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如果充分理解其意义的话，他的早期观念，就不但是独立于传统的，而且甚至是反传统的。现在，我们既从近代科学的影响（大体上）日益增大的角度，又从传统的力量（大体上）日益减弱的角度，去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而我们的出发点，是同一个原因，就是对于霍布斯的早期人生观感到兴趣。然而，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所运用的方法，却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兴趣特别集中在霍布斯的早期思想上，集中在他研究精确科学之前所持的观点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特别想要看到他趋向摆脱传统的具体过程，这个趋向在霍布斯的后期，显露得最为清楚。不过，把这两条研究思路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由于霍布斯的早期著作很稀少，而他的后期思想则发挥得非常充分，所以我们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对霍布斯后期思想发展的出发点加以推测，以此来阐释重建他的早期观点，从而弥补材料的不足。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两条研究思路互相依赖，否则本书的写作构想就难以成立了。 在霍布斯那里，“早期著作”这个措辞的涵义有些独特。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霍布斯第一部系统的政治哲学著作（《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1640年完成）之前的所有著述的话，它们就包括他五十岁以前的全部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早期著作”计有：（1）他为其译著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的引言（不晚于1628年）；（2）诗作《峰峦观止》（约1627年）；（3）由特尼厄斯发现编辑并命名为《第一原理简述》的那篇短文（1630年左右）；（4）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约1635年）。上述第二和第三两部作品，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放入霍布斯早期的自传和传记记述，以及他的一些来往书信。这些极为稀少的材料，不足使我们赖以对霍布斯早期思想的所有方面，作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有一部查茨沃思手稿，尽管不属霍布斯文献，但据我判断，确实出自霍布斯之手，假使它可以被用作研究霍布斯早期思想的一个来源，那么情况就不同了。有理由推测，即便这部手稿不是霍布斯本人最早的著述，他对该稿的写作，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部手稿题为《文集》，为威廉·卡文迪什所著，作为“今天的礼物”献给他的父亲。如Ｓ.Ｃ.罗伯茨先生向我指出的，《文集》其实是一六二○年匿名发表的《荏苒悠暇》（ＨｏｒａｅＳｕｂｓｅｃｉｕａｅ）的较早和简短得多的原稿。鉴于《文集》和《荏苒悠暇》都以培根一六一二年以后发表的一些散文为基础，它们就一定都是在一六一二年和一六二○年之间写成的。历史上，《荏苒悠暇》据认为是“钱多斯（Ｃｈａｎｄｏｓ）勋爵”或者“坎迪什（Ｃａｎｄｉｓｈ）勋爵，即后来的德文郡伯爵”写的。从威廉·卡文迪什签署的手稿发现以后，后者就被证实了，前者则很可能是由于把“Ｃａｎｄｉｓｈ”错读成“Ｃｈａｎｄｏｓ”了。当然，威廉·卡文迪什可能是任何一位德文郡伯爵，因为这些伯爵的名字都是威廉；但是这些可能性，有的却被《文集》和《荏苒悠暇》的写作时间（1612年和1620年之间）排除了，只有德文郡伯爵一世和他的儿子，后来的德文郡伯爵二世，能够是这些作品的著作者。伯爵一世的著作权也要排除，因为《文集》是威廉·卡文迪什献给他当时还活着的父亲的，而伯爵一世的父亲已于一五五七年去世。这样看来，《文集》的作者，很可能还有《荏苒悠暇》（名义上或事实上）的作者，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威廉·卡文迪什，也就是后来的德文郡伯爵二世。而这位威廉·卡文迪什，恰好是霍布斯的学生和朋友。从一六○八年到一六二八年，霍布斯作为私人教师和秘书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在年代上，正好覆盖《文集》和《荏苒悠暇》可能写作的整个时期。当时，培根同后来的伯爵二世威廉·卡文迪什，以及培根同霍布斯，都有私人往还；这些私人关系有助于解释存在于培根的《论说文集》与卡文迪什的《文集》之间的文学渊源。尽管卡文迪什的《文集》从培根的《论说文集》那里得到很大的借鉴，然而，借鉴者跟被借鉴者之间的歧见，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而这些歧见，恰恰反映了培根的思想跟霍布斯的思想之间的不同。） 除非临时另予注明，我主要使用莫莱斯沃思版的霍布斯著作（引用时称《英文全集》或《拉丁文全集》）。《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和《比希莫特》，我用特尼厄斯版；《利维坦》用Ａ.Ｄ.林赛的版本。 承蒙德文郡公爵大人慷慨地允许我在查茨沃思审阅霍布斯文献并引用其中一些段落，谨此极表谢忱。我也万分感激查茨沃思图书馆的弗朗西斯·汤普森先生，他在我研究霍布斯文献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和忠告，其价值无法估量。 欧内斯特·巴克教授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建议。我得以完成这项工作，首先归功于他的仁慈和兴趣。我必须向他深致谢意。 我还要感谢牛津巴利奥尔学院院长Ｒ.Ｈ.托尼教授、Ｎ.Ｆ.霍尔教授和Ｅ.Ｊ.帕森特先生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洛克菲勒基金会、学术援助理事会和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董事会的资助，使我深受其惠。 最后，Ｅ.Ｍ.辛克莱夫人欣然承担了翻译本书的艰巨工作，我谨向她深致谢忱。 Ｌ.Ｓ. 美 洲 版 前 言 由于各种原因，本书现在依照原稿再版。它无疑需要作很多修改。但是我仍然觉得，我对霍布斯的处理方式，比现有的其他处理方式更为可取。我曾经认为，霍布斯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这是一个错误：这个殊荣，应该归于马基雅维利，而不是霍布斯。然而，我还是宁愿保留这个容易纠正的错误，或者说宁愿保留这个错误的特定前提，而不愿认可那些更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我曾不得不反对那些观点，它们比较不容易纠正。 我曾经已经意识到，近代思想对于自己是否从前近代思想那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已经失去了自信心，或者说已经没有了把握；我还看到，它当时正在转向虚无主义，或实际上大同小异地说，正在转向狂热蒙昧主义。我得出结论，近代人与古人孰优一案，必须摒弃习见，心平气和而又认真热忱地重新考察。换句话说，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学会严肃认真地，也就是超然公正地，考虑这样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当斯威夫特把近代世界比作小人国，把古代世界比作巨人国时，他其实是对的。我假定，政治哲学，作为对根本政治问题的终极真理的追求，是可能的和必需的：我把霍布斯看成一位政治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空想者或神话编写者。我设想，作为一种本质上非历史的追求，政治哲学今天需要对于它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假设，过去的伟大思想家们怎么理解他们自己，我们今天就会怎么去理解他们；政治哲学的历史，要求我们恰如其分地划分历史时期；这种对历史时期的划分，要跟主角，即那些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自觉意识相一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可以被认为是恰如其分的。我之所以断言霍布斯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是由于他本人曾经表示确信，他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已经跟过去的全部政治哲学，实现了根本的决裂，其程度之彻底，远远超过了季蒂昂的芝诺、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马基雅维利、博丹甚至培根所作的决裂。我的这个看法，从培尔、卢梭等权威判断那里，得到过证实。 我犯这个错误，其直接并可能是充足的原因，在于我对于马基雅维利《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的开场宣示思考不充分。我曾经从斯宾诺莎那里学到，要重视《君主论》第十五章那响亮清晰的号角声。可是，我也被所有的权威来源告知，马基雅维利的巨制，不是《君主论》，而是《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表面看上去，是在试图追寻已经湮没或已经被遗忘的逝者，而不是开拓一个全新的前景。我没有考虑到，马基雅维利可能还在实行某种谨慎和克制，而霍布斯则已经不屑于这样做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对于首创权的索求，其振聋发聩之程度不同，这不是由于思想清晰程度不一样，而只是由于直言不讳的程度不同。我之所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原因是我没有充分注意到一个问题：智慧能不能脱离温和与节制；或者说，我没有对于我们所必须作出的牺牲给予足够的注意；作出这些牺牲，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获得自由。 Ｌ.Ｓ. 译 后 记 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同时又最引起争议的政治哲学学者之一。他著述诠释很多，今天在西方政治理论领域，仍然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属于施特劳斯早期著作，是为已经熟悉霍布斯原著的读者写的。全书的论证，严密紧凑，涵蓄复杂，同时又有瑕疵，甚至不免牵强之处。以赛亚·伯林认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施特劳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然而据伯林回忆，施特劳斯生前曾经对他表示，这本书在他的著作中，是“最不优秀的一本”。施特劳斯在他后来为该书写的那篇引人注意的“美洲版前言”里，坦率地批评了自己的这部著作。而另一方面，柏林自己也是二十世纪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对他的意见，我们不能不重视。那么，他们两个人究竟为什么对这本书持有如此不同的看法，这本身就会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本书英译本，由埃尔莎·Ｍ.辛克莱译自施特劳斯的德文手稿，于一九三六年首次出版。中译本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英文版译出。注释中的版本、年代、页码等，与英文版同。书中摘自《利维坦》的引文，借自黎思复、黎廷弼的中文译本（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其他英文引文，悉由译者自译。大量拉丁文引文，以及少许希腊文，法文和德文引文，俱参照原著英译本译出。有几段拉丁文引文，无英译，由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ｍｉｔｈ先生和年轻的朋友Ｄａｖｉ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代为译成英文。译者谨向他们致以谢忱。原作中拉丁文、希腊文等文句译文以分别标明。 中译本错误肯定很多，概由译者负责，并希望读者指正。

《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林德布洛姆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当代西方比较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名作之一。这本书主要以欧美，苏东，中国和古巴为经验对象，研讨林德布洛姆所讲的成型及成熟的世界主要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组织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寻找各种体系的异与同，客观分析它们的起源，现状及走势，比较评说它们的成就和缺陷。 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许多“纯理论”的经典不同（如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等人的作品），也有别于比较经济学——这一学科作为成熟的形态是在60年代才刚刚崛起——的许多重要成果，林德布洛姆的这本书把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两大学科的对象与方法巧妙地结合使用，娴熟地贯穿制度分析的始终；作为一部“毋宁说更多地是经验的”著述，作者却同时独辟蹊径地在理论和研究手法上提出了新的内容：例如，在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个案”式的主题下面，林德布洛姆教授避开了传统的市场与计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集权（集中）与分权（分散）的分析套路，相反，他从权威（国家权力），交换（市场关系），说服（训导制度）三种范畴出发（他称之为“要素”，建构，显示和比较人们平日熟悉的各种政治—经济组织构造之）异同，并阐发了一系列既有特色又有内在逻辑的命题（论点），如：西方多头政治中趋于明显化的大众化控制的循环；实业界在市场经济内的特权地位以及市场制度的双重领导权；西方的政府和公司在计划和管理上不同于“东方”的创新；权威方式与说服方式（训导式“教育”）的并用与差异（尤其在他所说的“共产主义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市场社会主义的长处，限度以及它在东西方的经验对照（林德伯洛姆取70年代的南斯拉夫，一定程度上还有当时的匈牙利为这一实验的范例）。 逻辑和分析当然有时令人殚精竭虑，但林德布洛姆在书中列举的大量饶有趣味，生动形象的事实证据以及鲜明且一以贯之的线索，想必会给勤于思考，择善固执的读者带来仔细阅读的兴致。

《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作者阿伦·李帕特，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大师的又一部力作，它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和比较政治学的痕迹，但是这恰恰构成了其学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对中国政治学界来说，如何将政党和选举研究赋予更加科学和国际化的意义，比较研究方法显然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本书是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理事张大军先生近年部分文章的合集，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编排印发。 收入本书的文章有：“模糊的概念与断裂的逻辑——闲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2005）、“稀缺的资源与普世的价值——再谈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2005）、“从股市看中国宪政改革的必要性”（2005）、“石油地缘政治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2005）、“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转换与执政党的第三次创业——兼论改革范式的破产”（2006）、“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2008）和“基督教会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2008）等7篇。

《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以对谈的形式，讨论了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涉及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路径、国家产业战略、中共执政能力、民主政治建设、中国民族主义、地缘环境和外交战略、社会核心价值观等等话题。谈话对象均为思想界的优秀战略理论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具备在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的战略眼光，因此不乏真知灼见。同时，各种观点形成争论，批评性中蕴含建设性，体现出真正的战略开放思维。当代中国的急剧转型和迅速崛起，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也期待着更多具有战略高度的思想和思想家。

《粮食危机》 分五个部分共十三章。第一个部分包括两章，主要介绍了为推广转基因作物，利益集团游说美英政府，一方面采取不管制政策，另一方面压制独立的科学研究，为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推广大开方便之门。第二部分包括三章，主要介绍了美国调整粮食贸易政策的动因，美国政府控制第三世界人口生产和粮食生产的真正目的，以及为控制别国的粮食生产，美国利益集团在南美多个国家所作的一系列尝试。第三部分包括两章，主要介绍了利益集团为摧毁别国的粮食生产体系所采取的种种手段，以及为控制水稻种子所作的努力。第四部分包括三章，分别介绍了美国在阿根廷和伊拉克推广转基因作物，控制上述两个国家粮食生产的做法，以及美国如何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形成有利于转基因作物推广的国际贸易环境。第五部分包括三章，主要介绍了在美国政府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庇护下，利益集团为彻底控制粮食种子和推广转基因技术所做的种种动作。 作者通过犀利的语言直接了当地向我们发出警示，粮食生产不可忽视，粮食安全必须警钟长鸣。 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提示粮价飞涨的真相，洞察转基因专利种子的政治意图，戳穿粮食霸权的阴谋。 继石油和交贷危机后，全球下一场危机将是粮价引发的农产品危机。全球粮价疯涨，创出160年来新高。供需失衡背后是生物燃料的吞噬、转基因种子的肆虐。难道我们每吃一日饭都要给西方利益集团交纳一笔专利费吗？ 《粮食危机》 是旅德美籍学者威廉·恩道尔继《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他以地缘政治的独特视角，无与伦比的超强思辨，无可质疑的详实史料，条分细缕，层层剖析，为我们揭示了围绕粮食正在进行的一场不为多数人所察觉的阴谋。这是一个由少数人策划的阴谋，他们正在图谋控制全世界的粮食供给，控制世界大多数人生存的物质基础，从而控制世界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让全世界的人们成为他们猎食的对象，成为他们永远的奴隶。这是一个设计巧妙而又隐蔽的阴谋，由三个步骤构成。首先，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开展转基因工程研究，获得大批专利，并控制某些重点粮食品种，如大豆、水稻等大规模农作物和鸡、奶牛等重要家禽产品。其次，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如大面积的农业灾害（减产或疫情）、战争（如在伊拉克）、债务危机（如在阿根廷），借助某些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庇护，以援助为名，强迫别国的农民采用由他们控制知识产权的农作物种子。最后，他们它利用人类用于鼓励创造发明的专利制度，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强迫征收种子的专利使用费。为达到目的，他们不惜采取恶劣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开动宣传机器，把人类流行了几千年的耕作习惯和耕作方式，诬蔑为落后的生产方式；隐瞒转基因种子严重的不良后果，大规模推广未经严格检验的转基因作物；发明不育种子，让农民播种的农作物"断子绝孙"，从而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向他们"买种"耕作。这是何等的阴险。

Tucson Citizen, August 21, 2008 “[Leonard’s] excellent new book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changing global landscape of the next century.”

《论美国的民主:经典全译本》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长期考察后写出的一部举世公认的世界学术名著。本书前半部分包括美国的种族状况、英裔移民带到北美的影响、美国联邦制与其他国家联邦制的比较、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关系、政党产生的原因、政治社团的作用、舆论的作用等。 海报：

【编辑推荐】 时政类图书旗舰之作，把领海问题彻底摸清楚！ 杨锦麟、江晓原、张鸣联袂推荐 紧扣东海南海时局，钓鱼岛、黄岩岛……系列问题一网打尽 作者王伟再度出击，倾力打造第三册，独家披露大量真实案例与经济数据，一本书厘清南海局势、钓鱼岛争端、美国军事霸权格局、中国航母设想、中国国家安全新战略…… 彻底看懂新闻背后的真实内幕，彻底看清世界政治大棋局 【内容简介】 学者王伟用大历史观的视野，从地缘的角度结合海洋热点，逐层剥离隐藏在南海、东海岛礁纷争背后的美国阴谋，将复杂多变的我国周边的海洋问题全景呈现出来，带我们了解其形成的由来以及未来走向。 【名人推荐】 这本书是观察世界、了解世界格局的第三只眼睛。 ——杨锦麟 香港卫视执行台长 理解今日的世界格局，是为了开创明日属于中国的新格局。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世界格局是个很俗的词，大学里国政专业的人老是讲，但却讲不过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会讲，但讲不出道理。第一次听人讲格局，讲得这么通俗、这么有趣，用经济学和军事原理，把世界格局和海洋全貌讲得津津有味。 ——张鸣 人民大学教授 放眼看世界，花精力去了解世界，有了解才有客观实际。 ——曹景行 新闻时事评论员 世界格局不再只是国家领导关注的热点，今天的平头百姓也可以从中发现格局演变带来的经济动向，为自己的财富安全打出提前量。 ——刘兵 清华大学教授 有形无势，不知所向；有是势形，不知所云；形势相济，方可明察天下。阅读本书，启发良多。 ——刘戟锋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读完本书，世界的全貌、海洋的纷争就在你的面前！ ——张宇清 《世界新闻报》总编

「官商勾結」早於港英殖民地時期經已植根，九七回歸後，勾結依然存在，但精英霸權網絡的結構已產生了微妙變化。作者詳細翻查數據及史料，以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方法進行研究，比較近三十年的政商界精英互動結構，從中分析政府、商界和非牟利界別權力的分配變化，發現中共早在二十甚至三十年前，已著手開始赤化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教授在本書的序言表示：「民間對應日趨封閉的精英階層，或者日趨犬儒、或者躁動、或者尋找代罪羔羊、或者在暴力邊沿對抗制度的暴力。如果整個體制不進行調整，只會空轉、撕裂或全面潰敗。建制內外的民粹思潮已在發酵，希望此書讓大家冷靜腦袋，共同思索香港社會的去向。」 著名博客兼自由時事撰稿人庫斯克在序言稱：「主權移交後流行所謂的『官商勾結』、『小圈子』、『利益集團』。的說法，通常只是個案式的描述，少有系統化的分析。這次三位作者以量化數據給大家描繪這個不同背景的政商權力圈子圖畫。」 主導本書研究的作者之一徐承思總結撰寫本書的感受時表示：「若讀者能細心閱讀本書的研究，會對香港未來的社會發展難以樂觀。當香港人仍然迷信著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當建制中的精英仍妄想以舊思維延續昔日的風光，當進步的朋友因路線之爭而內耗不斷之際，中共已悄悄地做好全盤操控香港的準備。」

卜正民将体制与意识的综合考察作为本书史论结合的主线，文中十八篇文章组成一段以鸦片为核心的连贯历史。勾勒了跨越一百三十年，焦点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影响下的东亚地区的鸦片贸易。第一部分介绍了十九世纪鸦片贸易的基础；第二部分考察鸦片在中国如何被分运和消耗；第三部分研究国家与地方努力控制鸦片的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进一步推动近代中国政府的统一与权力渗透；第四部分分析日本利用鸦片对现有鸦片政权的冲击。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贵遗产》探讨了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基石，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原则，深刻剖析了基于新保守主义原则之上的现行外交政策和理论如预防性战争、美国例外论与国际合法性、社会工程与发展问题等与现实世界的不协调性，作者为美国外交政策开出了另外一付药方，认为美国需要借鉴中间路线政策，在运作方式上采取更为现实主义的做法。

There is no doubt: we want to help. The well-documented horrors of extreme poverty around the world have created a moral imperative that people have responded to in their millions. Yet the poverty persists. At a time of unprecedented global prosperity, children are starving to death. Are we not being generous enough? Or is the problem somehow insoluble,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historical circumstance? In this provocative and compelling book, Dambisa Moyo argue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 we face today is to destroy the myth that Aid actually works. In the modern globalized economy, simply handing out more money, however well intentioned, will not help the poorest nations achieve sustainable long-term growth. Dead Aid analyses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last fifty years and shows how Aid crowds out financial and social capital and directly causes corruption;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caught up’ did so despite rather than because of Aid. There is, however, an alternative. Extreme poverty is not inevitable. Dambisa Moyo also shows how, with improved access to capital and markets and with the right policies, even the poorest nations could be allowed to prosper. If we really do want to help, we have to do more than just appease our consciences, hoping for the best, expecting the worst. We need first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马丁·怀特是国际关系英国学派，亦称国际社会学派第一代的领军人物。在《权力政治》一书中，怀特以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国家体系”的基本概念、古希腊和波斯的国家体系、当代国家体系的地理和时空界限以及国际主权要求的合法性做了系统、经典的阐述。怀特认为，国家体系是由共同的文化传统维系的，在这个体系中，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共同的利益、价值观念和历史经历的互动关系，这也是他所一再强调的国际政治恒久的根本特点。在怀特关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大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著作中，这种国际社会的特点得到更全面的阐释和扩展。《权力政治》的现实意义在于，怀特这种高度重视文化、价值取向、规范理念、历史经验的国际社会学说为后人对国际关系进行哲理性的思考，尤其对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流派的理论构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也为认识和理解国际政治体系的本质及深层要素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