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在深入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以岳村为表述对象而建立的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理论分析模型。通过对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

给知识分子、人民大众以道德信仰和人生价值指引是徐贲的一贯特色，不论是价值观念，还是个人政治参与，徐贲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给出的解决办法，都是发人深思的，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在本书中，徐贲从人的良心的角度阐述公民知识和道理的启蒙，倡导私德和开启公德，从人性和人心开始的心智启蒙，到宪政引导民德，逐步达到个人良知和社会共善。

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琼斯讲座教授。1982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今，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1991—1997年，任俄罗斯政府顾问。1999年，获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 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W. Vishny），现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格利切尔讲座教授。1981年获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1998年，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公司财务研究项目主任。1992—1994年，任俄罗斯私有化委员会顾问。1993—1995年任美国金融学会董事。

本书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意义的重要著作，它追溯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再造过程，针对公共哲学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哲学的论证和一种历史的论证。其哲学主张认为，程序自由主义一一一种声称政府应该对关于良善生活的各种竞争性见解保持中立的政治理论一一是不充分的：其历史的观点则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程序自由主义在不断地为美国的政治话语创造词汇，它已经排挤了共和主义对公民身份和自由的理解，并开始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公共哲学大行其道。在桑德尔看来，程序自由主义已经逐步取代了公民共和主义，并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只有通过恢复共和主义传统，致力于共同体认同和自治所需要的公民美德，才能消除美国民主的不满。

《话语权: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内容简介：无论是被妖魔化、被潜规则，还是被定价、被声东击西，许多时候，都源于中国不懂得如何掌控话语权。赢得话语权的关键在于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渴望与你合作，畏惧背叛的成本，尽可能按照你的节奏出牌。 成功的美国总统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擅长与媒体打交道。在他们看来，媒体不是负担和敌人，而是翅膀和助手。 人心是世界上最难以把握的，但也是最值得争取的柔软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争取话语权，就是赢得人心的过程。 知道自己要什么，和知道别人要什么，是两码事。而在国际事务中，后者显得尤为重要。

Wise, often funny, sometimes heartbreaking, "Persepolis: The Story of Childhood" tells the story of Marjane Satrapi's life in Tehran from the ages of six to fourteen, years that saw the overthrow of the Shah's regime, the triumph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and th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war with Iraq. The intelligent and outspoken child of radical Marxists, and the great-granddaughter of Iran's last emperor, Satrapi bears witness to a childhood uniquely entwined with the history of her country. "Persepolis" paints an unforgettable portrait of daily life in Iran and of the bewildering contradictions between home life and public life. Amidst the tragedy, Marjane's child's eye view adds immediacy and humour, and her story of a childhood at once outrageous and ordinary, beset by the unthinkable and yet buffered by an extraordinary and loving family, is immensely moving. It is also very beautiful; Satrapi's drawings have the power of the very best woodcuts. "Persepolis" ends on a cliffhanger in 1984, just as fourteen-year-old Marjane is leaving behind her home in Tehran, escaping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ar with Iraq to begin a new life in the West. In "Persepolis 2: The Story of a Return" we follow our young, intrepid heroine through the next eight years of her life: an eye-opening and sometimes lonely four years of high school in Vienna, followed by a supremely educational and heartwrenching four years back home in Iran. Just as funny and heartbreaking as its predecessor - with perhaps an even greater sense of the ridiculous inspired by life in a fundamentalist state - "Persepolis 2" is also as clear-eyed and searing in its condemnation of fundamentalism and its cost to the human spirit. In its depiction of the universal trials of adolescent life and growing into adulthood - here compounded by being an outsider both abroad and at home, and by living in a state where you have no right to show your hair, wear make-up, run in public, date, or question authority - it's raw, honest, and incredibly illuminating.

When is political compromise acceptable--and when is it fundamentally rotten, something we should never accept, come what may? What if a rotten compromise is politically necessary? Compromise is a great political virtue, especially for the sake of peace. But, as Avishai Margalit argues, there are moral limits to acceptable compromise even for peace. But just what are those limits? At what point does peace secured with compromise become unjust? Focusing attention on vitally important questions that have received surprisingly little attention, Margalit argues that we should be concerned not only with what makes a just war, but also with what kind of compromise allows for a just peace. Examining a wide range of examples, including the Munich Agreement, the Yalta Conference, and Arab-Israeli peace negotiations, Margalit provides a searching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in its various forms. Combining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history, and written in a vivid and accessible style, On Compromise and Rotten Compromises is full of surprising new insights about war, peace, justice, and sectarianism.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史家波兰尼所著《大转型》是现代西方的一本经典著作，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预言了自由市场经济自身逻辑的深刻悲剧性，及其必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本书作者通过事例分析，介绍了《大转型》及波兰尼的主要观点：第一，自我调节的市场从未真正存在，其缺陷将给人类世界带来毁灭性灾难；第二，市场力量的扩张或早或晚会引发旨在保护人与自然的“反向运动”，其具体表现为保护性立法和政府干预。作者并以中国现当代的发展状况印证波兰尼的观点，认为在1990年代短暂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 作者王绍光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讲座讲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国际学术刊物China Review主编。 关于“经典通识讲稿”：近年来，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着力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尤重“研读中外经典文本”，旨在重新树立认真读书、自由思考的风气，以抵抗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经典通识讲稿”秉此理念，特邀各学科著名学者，以深入讲解中外经典文本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对思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

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改变英国、影响世界，并让所有人折服的女政治家，在长达11年的首相任职期间政绩卓著：她全力改革，使这个眼看落寞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跻身于世界前四强；赢得马岛战争，坚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巩固了英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强势地位。 本书是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它以当事人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这位生来与政治结缘，浸淫在残酷政治纷争中的平民女孩是如何在没有显赫门第的疵荫下，依靠自己的不断努力和顽强奋斗脱颖而出，“巾帼不让须眉”，在英国这个传统守旧的国度里，在保守党政治斗争的漩涡与激流中，一步一步沿着成功的阶梯攀登，最终入主唐宁街10号，登上权力之巅。

围绕媒体与社会关系之间三个关键性问题： 媒体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媒体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是怎样的？新媒体是如何改变现代社会的？权威媒体文化研究学者作出了独到的分析与解读。 　　本书中这些文章还有另一个共同之处，即其中的每一篇都对大量的相关文献作了批判式的评估。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著者一直都试图把长期以来在媒体研究领域“各行其道”的美国和欧洲的学术传统结合起来，并且加以评估。从整体上看，本书引导读者走马观花地回顾了“西方”媒体研究领域中出现过的几次主要争论。 　　简言之，本书可以满足不同的用途。读者既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媒体研究领域内的学术争论的概括和评估，从而进行有选择性的浏览；也可把它看作是作者本人试图把握过去25年来深刻改变西方媒体研究领域的思想“海啸”的过程。

《经典通读:论法的精神》作者孟德斯鸠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当时法国的情形是：政治上，实行君主专制，人们缺乏自由，权利经常遭受侵犯。社会结构上，分为三个等级。教会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第三等级。第三等级无权无势，深受前面两个等级的欺压。经济上，对第三等级横征暴敛，这一方面使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极端贫困，另一方面还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所以，第三等级非常仇视当时的政治统治，力图建立新的统治，在政治上实行宪政，经济上大力发展工商业。 《经典通读:论法的精神》正是第三等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愿望的反映。 全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治理论。 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主要有政体分类理论、自由理论和三权分立学说。 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三种，分别是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它又可以分为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民主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的政体，贵族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一部分贵族手中的政体。君主政体则是指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中，君主依照固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根据反复无常的意志来进行统治的政体。 关于自由，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仅仅意味着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做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做的事情话，那么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也有这个自由。法律是公民自由的界限，一旦公民的行为越过法律，那么他的自由便不复存在。孟德斯鸠认为，权力对自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他看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会无休止地使用权力，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所以为了捍卫自由，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 孟德斯鸠认为，因为权力构成了对自由的极大侵犯，所以必须要限制权力。如何才能限制权力呢?他提出三权分立理论。他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立法权负责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它隶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权负责执行法律和按照法律管理国家，它隶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权是根据法律进行审判，它隶属于司法机关。孟德斯鸠认为，上述三种权力必须分开行使，否则的话，两种或三种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了。他说，同一个机构，既拥有立法权，又拥有司法权，其结果是：因为拥有立法权，它可以用公共意志来蹂躏整个国家；又因为还掌握司法权，它可以用私人意志去践踏每一个公民。 三种权力不但要分立，而且还要相互制衡。 第二，法律理论。 《论法的精神》中的法律理论主要有： 一、法的定义和种类。在孟德斯鸠看来，法是由事物的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他将法律分为自然法与人定法。自然法是人定法之前天然存在的法律。之所以称之为自然法，因为它源于我们的自然本性。人定法是在建立社会之后，人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人定法又包括政治法、刑法、民法和国际法。 二、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在本书中，孟德斯鸠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税收、宗教习俗、货币等事物的关系。 三、刑法和民法理论。在本书中，孟德斯鸠讲述了许多具体的刑法与民法理论。 四、立法理论。孟德斯鸠认为，立法应与政体原则相适应。在民主政体下，立法应鼓励平等和节俭；在贵族政体下，立法应该限制贵族的骄横；在君主政体下，立法应该鼓励荣誉；在专制政体下，立法要倾向于恐怖。孟德斯鸠还讲了制定法律的方式。法律的表述应该简洁，不能像学术著作那样，搞繁琐的论证；法律应该以事实为基础；如无充足的理由，就不要变更法律；删除无用的法律，以防止它们妨碍有用的法律。 第三，经济理论。 孟德斯鸠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在他看来，民事行为中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都是平等的。个人利益应该让步于公共利益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公共利益绝对不能动用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去剥夺个人的财产，哪怕是最微小的财产。在这种场合，必须严格遵守民法。公民的财产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 同时，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财富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应该大力发展工商业，反对苛捐杂税和横征暴敛。 第四，地理环境决定论。 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的性格、感情有关系，法律应考虑这些因素。他着重分析了气候对人们各方面的影响：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充满了精力，因此，他们有着较强的自信和勇气；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们，缺乏勇气，年轻人像老年人一样懦弱。在寒冷的地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比较迟钝；在温暖的地区，人们的感受就要敏感些；在炎热的地区，人们的感受则十分敏感。在南方，人们器官娇嫩，对疼痛十分敏感；而在北方，人们皮粗肉厚，对疼痛感知迟钝。俄罗斯人只有皮被剥下来的时候，才会有疼的感觉。在寒冷的国家，人们比较勤劳；在炎热的国家，人们比较懒惰。在寒冷的国家，人们的品性纯朴，性情率真，邪恶少，美德多；在炎热的国家，人们的行为往往越出道德的边界。

《我们的奋斗:对独裁者的回击》内容简介：房龙在乎，我们更应该在乎！畅销全球一个世纪的经典，权威译本完美展示房龙人文情怀，房龙用睿智幽默的笔探索这个世界，及其包括的一切……。

《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讲述传统的全球秩序摇摇欲坠，旧时代的精英们束手无策。 轮到你上场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创造我们的社会。在一个革命的时代，你必须像一个革命者那样思考和行动。《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作者雷默提出一个革命性的新模型、一个宏观的策略，让我们得以思考这个无法预测的世界。巨大的历史转变不只是大量制造失败者，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赢家、新的财富，以及得以持续许多年的理念，本书将为你展露这些契机。雷默精确地指出我们现行的思考方式以及因此而来的政策发生了哪些错误。通过分析历史、经济学、复杂性理论、心理学、人类免疫学，以及网络科学中的大量事实，雷默描绘了当代不可预测的特质；从硅谷CEO、伊斯兰恐怖组织、传奇的情报头子，一直到世界上最好的游戏设计师，作者在这些各种各样特异人物身上取得了令人惊讶的示范，让我们知道要如何面对无法预测的当代。 每个国家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正面临很好的机遇，也面临艰难的选择。雷默据此提出“后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即中国需要真正源自本土并适应本土的观念，因此解放思想非常重要，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模式。与此同时，政治改革也愈显重要。他说：“我不相信政治改革必须走西方的模式，它必须是中国自己的设想。” 雷默强调，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不能依靠传统的模式和思维来解决国际问题，而需要新的观念和新的机制。随着中国成为更成熟的国家，现在已经到了重新考虑中美关系，建立真正基于信任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了。这需要决策者有基辛格和周恩来那样的既有历史性，又有前瞻性的创造性思维，需要战略概念。 在这个满是变化的时代，《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展示了一个令人屏息凝视的新架构，让我们得以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也让我们在不可思议的迷雾中，能够看到新的契机。 点击链接进入英文版：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Why the New World Disorder Constantly Surprises U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揭开行政之恶》内容简介：在《揭开行政之恶》一书中，艾赅博与百里枫论述道，正如去人性化行为与种族灭绝行为中所显示的，行政之恶的趋势已经深入到公共行政的身份认同当中。行政之恶的普遍特征是，从事普通职业的人们被卷入邪恶的行径，而本身并不自知其过错。在道德错位的情形下，人们甚至可能将自己的邪恶行为视为好事。 在一个流行“抨击官僚”的时代，《揭开行政之恶》企图为一种更符合伦理标准的、也更为民主的公共生活奠定一个基础，这样的公共生活意识到邪恶有可能发生，从而努力避免自己不自觉地走上这样一条道路：路的尽头就是国家支持下的去人性化行为及毁灭行为。 与初版相比，《揭开行政之恶》新版增加了新鲜的视角与材料。初版（1998）曾作为最杰出公共行政著作获颁美国公共行政科学院著名的年度奖“布朗洛奖”，美国管理科学院中有两个学部（公共与非营利部及管理社会问题部）也颁给《揭开行政之恶》“年度最佳著作”奖。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在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在白区工作和根据地工作，在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交工作，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等许多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的需要，编辑出版了这部《周恩来选集》。选集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著作，下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al political science works written in the post World War II era,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Essence of Decision is a unique and fascinating examination of the pivotal event of the cold Cold War. Not simply revised, but completely re-written,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is classic text is a fresh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ies and events surrounding the Cuban Missle Crisis, incorporating all new information from the Kennedy tapes and recently declassified Soviet files. Essence of Decision Second Edition, is a vivid look at decision-making under pressure and is the only single volume work that attempts to answer the enduring question: how should citizens understand the actions of their government?

本书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相对而言尚未被探索过甚至充满臆断的领域。首先概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接着论述随后出现的反动年代的情况，这种反动使男权制的生活方式在作出某些改变后得以延续下去，并在约30年的时间内，阻挠了这一领域内任何革命性的社会变革。

Politicians tell us constantly that they trust the wisdom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ing author Rick Shenkman explains why we shouldn't--at least when it comes to politics. Levees break in New Orleans. Iraq descends into chaos. The housing market teeters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Americans of all political stripes are heading into the 2008 election with the sense that something has gone terribly wrong with American politics. But what exactly? Democrats blame Republicans and Republicans blame Democrats. Greedy corporate executives, rogue journalists, faulty voting machines, irresponsible defense contractors--we blame them, too. The only thing everyone seems to agree on, in fact, i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entirely blameless . In Just How Stupid Are We? , best-selling historian and renowned myth-buster Rick Shenkman takes aim at our great national piety: the wisdom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hard truth is that American democracy is more direct than ever--but voters are misusing, abusing, and abdicating their political power. Americans are paying less and less attention to politics at a time when they need to pay much more: Television has dumbed politics down to the basest possible level, while the real workings of politics have become vastly more complicated. Shenkman offers concrete proposals for reforming our institutions--the government, the media, civic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parties--to make them work better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first, Shenkman argues, we must reform oursel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