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ISBN：9787010112657，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ISBN：9787802475113，作者：（美）恩道尔 著；吕德宏 等译

《石油的优势:俄罗斯的石油政治之路》这本惊人的书讲述了俄罗斯的油气故事，还囊括了俄罗斯一百多年的石油生产历史，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产业发展史的全景图。同时，本书作者还系统地梳理了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各个发展时期的能源政策与发展战略，尤其是对普京能源外交战略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通过对这些故事的梳理，作者讲述了俄罗斯石油工业从创立到发展，其政治和石油的紧密相连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历届领导人运用石油和天然气进行能源外交，获得权力并巩固政治地位的故事。该书的两位天才作者除了叙述俄罗斯政治和能源舞台上引人注目的事件之外，有趣的是，他们还对这些事件的背景情况提出了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对立的见解。该书的叙述充分说明了俄罗斯政治动荡与能源动荡之间密切而强烈的相互关系。现代俄罗斯的政治与能源资源——首先是石油资源，其次是油气资源——已经被以一种世界历史上其他主要大国无可匹敌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迈克尔•伊科诺米迪斯在2000年曾与罗纳德•奥利哥尼协同工作并撰写了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石油的颜色》。现在，迈克尔•伊科诺米迪斯又把他所掌握的石油知识与唐纳•马里•达里奥掌握的有关俄罗斯和前苏联的知识结合了起来，展现了苏联的领导人是如何利用能源资源这张王牌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巩固自己的权力根基的。

本书号称是一本从全球视野看待中国崛起的发展模式的普及性读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没有榜样”、“美国为什么不是发展的标杆”、“中国如何实现崛起的目标”。从对美国及西方的现实批判切入而否定美国，对中美发展走势做了深层剖析而指出中国特色的独特优势，旨在劝导国人擦亮眼，坚定走中国特色道路的信心。作者的言辞激切彰显冷静思考，是一部标新立异的普及性读物。

《2014:下一个世界末日》主要内容简介：2014，又一个让人恐惧的字眼！尼克拉斯·鲍伊的预言正在慢慢变成现实……从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政治动乱中，我们好像嗅到了政治危机的味道。2014年之后，未来的世界还会发生战争吗？经济问题耍用战争来解决吗？我们该怎么办？一场新的世界危机即将来临，我们这一代人将会在2014年以前为21世纪贴上只属于这个世纪的标签——这将会是一个充满气候灾难和战争的世纪吗？我们当前所面对的这场危机，其根源在于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政治整合远远没有跟上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有关国家、市场以及帝国的错误模型都在阻碍着一个全球化治理方式的构建。在作者看来，经济危机；环境恶化和财富不均有可能摧毁整个人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作者敏锐地察觉到，在各国间合作还相对容易的时期，各国领导人没能将经济全球化扩展到政治领域，只留给了我们一堆陈旧荒废的国际机构来躲避经济风暴所带来的政治危机。在应对全球问题方面，国家机构过于局限，而国际机构又过于软弱。作者一再预言，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下一波的危机将是全球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历史不幸被作者言中了，眼下的中东和非洲动乱，难道就是这场有可能给世界带来末日的政治危机的前奏？

简介：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本书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导读： 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 ——卡尔·雅斯贝尔斯 阿伦特对政治性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她那样给予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 ——比库·帕勒克 没有第二个人能像阿伦特那样理解我。 ——马丁·海德格尔 导　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辞令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象。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是一句风趣的空话。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留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

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马克·里拉始终强调理智的清澄，他一贯坚持的反知性暴政态度在本书中成为一条隐含的线索，而明线则是通过剖析西方持续了四百年的政教论战来研究政治神学的逻辑。这段历史讲述的是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家对基督教政治神学悠久传统的违抗，以及随后的现代思想家对那些早期现代思想家的违抗，后者促发了政治神学的复兴。这些思想家发现他们自己参与了一场更大的思想斗争——关于政治的要求、神的主张，直至人的本性。 在这里重构的故事将会提醒我们，现今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选择并非介于过去和现在之间，或西方和“其他地区”之间，而是介于两种丰要思想传统之间，即，两种面对人类状况的方式。 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那些选项，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并承受自己选择的后果。这就是人类的状况。 ——马克·里拉

Understanding North Korea through its propaganda What do the North Koreans really believe? How do they see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around them? Here B.R. Myers, a North Korea analyst and a contributing editor of The Atlantic , presents the first full-length study of the North Korean worldview. Drawing on extensive research into the regime’s domestic propaganda, including films, romance novels and other artifacts of the personality cult, Myers analyzes each of the country’s official myths in turn—from the notion of Koreans’ unique moral purity, to the myth of an America quaking in terror of “the Iron General.” In a concise but groundbreaking historical section, Myers also traces the origins of this official culture back to the Japanese fascist thought in which North Korea’s first ideologues were schooled. What emerges is a regime completely unlike the West’s perception of it. This is neither a bastion of Stalinism nor a Confucian patriarchy, but a paranoid nationalist, “military-first” state on the far right of the ideological spectrum. Since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now derives almost exclusively from pride in North Korean military might, Pyongyang can neither be cajoled nor bullied into giving up its nuclear program. The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which has hitherto treated North Korea as the last outpost of the Cold War—are as obvious as they are troubling. With North Korea now calling for a “blood reckoning” with the “Yankee jackals,” Myers’s unprecedented analysis could not be more timely.

《青瓦台的悲剧:韩国历任总统的黯淡结局》内容简介：有人说：青瓦台是体现韩国人的精神与气概的地方，是历尽历史沧桑仍顽固固守民族精神，昂首前进的中心舞台。《青瓦台的悲剧:韩国历任总统的黯淡结局》以清晰、独特的描写手法，叙述了自1948年以来入主青瓦台的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以及尹潽善、朴正熙、崔圭夏、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户武铉等九人的生平事迹，勾画了一百多年间韩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再现了韩国政治的种种弊端和韩国历史演进与变迁中的风雨坎坷，也体现了这九位领导人的艰辛政路！

文武關係是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面向，本書的作者認為，軍人和政治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來自專業主義的本質，這種論述的角度，挑戰了傳統中對軍人角色的大多數假設和思考，也開出了軍事社會學和軍事政治學研究的一條新絲路。 作者認為，防阻本質為暴力的武裝力量干預民主政治運作的終極途徑，是培養軍人的專業主義，進而達成自發性的服從文人領導，由此構成國家安全的制度性支柱。

《韦伯政治著作选》内容简介：马克斯·韦伯的政治论说，也像他的整个著述体系一样并非一套玄奥之学。这对韦伯政治观的解读者而言，无疑算是一种幸运，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逻辑脉络中几乎找不到可供随意挥发、最终有可能导致理解歧义的余地，更不至于像卢梭的政治思考那样有时竟能悲惨地被演绎到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去。

在我们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经济学家、知识分子、作家、商人、制造业工人，他们眼中分别有怎样的中国？他们谁更了解中国？？？

《日本官僚制研究》内容包括：公务员制的意义和局限、近代官吏制度的三个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的公务员法的位置、公务员制的意义和局限、统治结构中的割据性基因——以内阁制度的建立和当时的舆论为中心、问题的所在、内阁制度的建立、围绕着内阁制度建立当时的舆论、内阁制度建立的政治背景、地方自治的近代型和日本型、地方自治法的诞生、日本地方自治的概念……

《世界政治:走向新秩序?(插图第11版)》是西方首屈一指的国际关系教材。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以期帮助读者全面而迅速地了解世界政治的理论与现实。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与理论；第二部分介绍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大国、全球南方欠发达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个人等；第三和第四部分各自关注国际关系中的一类议题：低度政治（经济、人口和环境问题）与高度政治（安全问题）。第五部分提出了关于全球未来的12个问题，对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展望。 该书视野宏阔，内容丰富，在结构上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既展示出新世纪里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也给予读者认识、分析现实国际政治的方法手段。

《中国企业家黑皮书》讲述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百多年之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而不具有确定性。商场和官场之间，有一条看得见的发财当官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式。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办？私人，还是政府；官僚，还是商人？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轨迹，事实上与中国的制度变迁一直正相关。“政府越搞越大，市场越来越小”，这种反相关的逻辑关系，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张树新、王石、任志强、柳传志、王中军、冯仑、刘晓光、王文京、毛振华、华生、田溯宁、沈南鹏、戴志康……一座座民族绵延起伏的精神山脉，在作者穷追猛打的终极拷问与极致挖掘下，披露了其事业、人生中最尴尬、最不堪的往事，揭开了其内心深处最隐秘最深藏的世界，暴露了其生存现状、原罪救赎与痛苦挣扎阅尽繁华后的喟叹。由此，一幅幅转型社会中企业家的梦想与光荣、官商关系的纠结与错杂、罪罚明灭沉浮的悲情画卷缓缓展开。 《中国企业家黑皮书》堪称中国企业家“绞刑架下的报告”。

本书上卷包括美国的地理环境、种族状况、英裔移民带到北美的影响、美国联邦制的优点与其他国家联邦的比较、。。。。中心思想是阐明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如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的。

统治美国的，是那些创造了巨额财富的机构的所有者和高管。由公司法律顾问、军事承包商、农业工商业主以及大公司领导者所组成的企业共同体支配了联邦政府。本书为人们了解美国的社会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而且接续了韦伯、马克思、米尔斯等人的研究传统，从而发展出一套既从组织维度出发，又强调阶级支配和阶级冲突的“权力结构研究”范式，在精英研究中自成派。尽管40年来围绕本书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几乎所有从事“精英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都认可本书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贫穷的设计师》主要讲述了：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痛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的人口据估算约有10亿之众，按照人口比例，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居首。用一种全新并富有挑战性的方式，莫列齐·姆贝基分析了非洲的苦难并得出结论：错误不在于非洲的人民大众，而在于非洲的统治者——政治实力集团。在设法使他们的国民深陷贫困的同时，政治实力集团却养肥了自己。 以莫列齐的出生地南非和他当年的流放地津巴布韦为主要背景，他讲述了一个非洲大陆如何失去蓬勃发展的机会和正在丧失追赶希望的故事。然而莫列齐不是一个非洲悲观主义者。在坦诚地暴露问题的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打破非洲实力集团盘根错节的政治统治，使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重新回到发展的道路上。

对于中国发展模式，如果你想颠覆西方传统观点，这本书你一定要读。如果你想获得对中国模式的突破性看法，这本书你也一定要读。 中国读者一般很难接触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真实评述，而不用说是一位深入研究中国20多年的学者对中国发展思路和模式所做的精彩评述和推论。《中国的逻辑》一书将为你展现一个全新的透视中国模式的视角。从这本书中，你可以阅读到有别于中国学者的、独具西方特色的中国发展经。

本书作者将腐败现象分为四种不同的症状：影响市场型、精英卡特尔型、寡头执政和家族型、官方大亨型，并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来说明这些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