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儿童史》是一部以儿童研究为主题的论著，按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从古代到17世纪，下卷自18世纪迄今。全书一方面从不同时期社会对儿童的不同定义及对待、年龄段的划分的变化、不同性别或不同年龄儿童的社会角色、儿童礼仪、家庭环境、学习规划、活动场所等角度，构成完整的儿童史框架；另一方面，以细节丰富、论证翔实的专题史形式，研究现代弃儿、儿童务工、残疾儿童等问题，深化了对西方儿童史重要主题的思考。

书籍的历史首先是从文字开始的，正是由于有了文字。才有了书籍的滥觞。 从刻写在石头和泥板上的人类最早的书籍，到后来出现的纸莎草卷、羊皮纸等书写载体。书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铅字印刷术的发明成为书籍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人类自此摆脱了繁琐复杂的手抄本时代，进入快速发展的书籍出版和印刷时代，一个新的行业就此诞生。与此同时，对书籍出版的审查制度也随之确立起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受教育人数的不断增长，书籍很快进入消费品时代。在现代电子技术的冲击下，传统的图书出版和阅读方式正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挑战和考验。

《中华文化史(第3版)》以宏大的构思、新颖的理论、丰富的内容和严谨而优美的文笔，全景展现了中华文化生成机制和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上编从地理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成机制，重理论而又多有丰富史料的佐证；下编勾画了自远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内中华文化自发生到一统、多元、隆盛、内省、融合、陈暮开新、烂熟式微、蜕变新生的发展历程，多描述而又不乏精辟议论的概括。 《中华文化史(第3版)》既可作为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又可为普通读者领略中华文化精髓提供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指引。

明人的旅遊，「遊」字佔有相當的比例，是與愉適的追求發生關係，並且以擁有自由時間作為條件。當中包含精神啟蒙作用的積極意義，也包含恢復、復元以及再造的意涵。而明人的舟遊，不僅以「舟」作為載體，行旅往來的工具，更發展成為一種人文的空間，一種具有雅致氛圍的場域，許多文人化優質的活動都在其中展開。此外，一種文化的典型以及生活方式也正在凝聚成形。 本書爬梳明代史、子、集部中的史料，並且以人、事、時、地、物的方式，分別探討明人的舟遊生活的面貌，企圖呈現其生活圖像、活動內容、活動分類以及活動的精神意涵。

《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是一本以嶄新的角度來探討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的書。這部書收錄了作者過去十多年來發表的九篇文章（兩篇中文，七篇英文），討論的題目比較多，所涉的範圍也相當廣泛。 本書的第一至第三章討論漫畫的發展；第四章談的是另一種通俗圖像藝術︰木刻；第五章是有關延安時期（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七年）中共知識分子改造盲說書人韓起祥的經過；第六章研究中共戰爭歌曲中的神話與象徵；第七章則是報章媒體早期所扮演的角色──另一種重要的普及文化；最後兩章集中討論中共的政治文化︰第八章分析中共的節日、第九章是從建築、歷史和雕塑三種不同但卻又相關的角度去分析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中国文化史(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中国人种之起原，盖不可考。其故有二：（一）无文字之证。研究历史，自来皆依据文字。吾人今日所知之文字，仅能及于商周之时世所传夏代文字，多不可信……（二）无器物之证。仅据文字以考史事，不过能识有史以后之事……欲推测人种之起原，必须得未有文字以前之器物以为证……盖占器湮沉，仅从浮土中略得数事，不足据以考史也。

内藤湖南为近代日本研究中国史的重要学者，也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被誉为“东洋史的巨擘”。本书共收录内藤的十八篇演讲记录，内容庞杂丰富，从纸张、染织、版本史等具体的文化研究到宏观的东西洋文明批评，从上古文明到民国时事观察，从中国中世史到满洲史地，皆有所论列，较其《清朝史通论》《支那史学史》等严肃的专门史著作，本书可谓全方位体现了内藤史学的基本面貌，其中关于中国中世、近世的若干文章（如《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更是为京都学派的治学取径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国题材作品的大多视角都集中在某个特定而又富有故事性的人物身上，如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人；对于这些人背后的家族，却付之阙如。但在东汉末三国初世家门阀开始崭露头角，无论是多么牛的人物，他们事业的成功，虽有他们自己出类拔萃的因素，但家族在背后起到的支持和运作作用更不可小觑。本书把每个牛人放在整个家族的背景下加以研究和剖析，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观感。 作者具有很强的驾驭语言能力。幽默风趣又略带古韵的白话文十分引人入胜，加上非常恰当地嵌入了流行的网络语言，更是令人手不释卷。在凄风苦雨的三国时代，灾难和持续的战争使得人口一度降到史上最低。然而，善于寻求人性之光的智者，依然可以令人意外的幸福生活着。

本书是西方古典文献学的一部名著，对于研究西方古籍的缮写和流传、研究古文字学和书籍史的读者来说，是一部必读书。西方古代的书籍没有刻本，全凭手抄,册页装基本上就是现代书籍的装订形式。两位作者从希腊、拉丁文献当中考证了册页装如何兴起，如何改变了古典时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本书的编选，旨在跳出单纯医学史的范畴，凸显当前医疗史研究的两个重要面相——社会史和文化史。强调将社会史的分析和文化史的诠释结合起来，不仅还原和描绘医疗史实演变的具体过程，更要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及其特定的文化含义。 第一部分“观念与方法”，重点关注西方医学史研究在从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型时面临的理论问题，旨在为研究者梳理基本的学术脉络，并探讨了西方中国医学史学界目前关注的焦点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医疗史与‘现代性’”，集中呈现了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中西问题。在回顾与总结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历程之外，分别从理论检讨和研究范例两个方面，展示学界在省思如何从医疗史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上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第三部分“问题与视野”，则收入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提出新问题，并尝试用新方法加以解决的一些范例之作，诸文均将医疗史的课题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下，体现了医疗史研究的新趋向。

本书不是以艺术风格和流派为纲，而是以时间为纲；本书关于20世纪视觉艺术的描述是主观的；本书在主题和实例的选择上必定存在个人因素；但我相信，本书具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 　　本书关注20世纪视觉艺术发展进程中各种艺术门类、各种艺术流派、各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演变、涵括建筑、绘画、雕塑、摄影、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环境艺术、视像艺术等现当代最流行的艺术形式。作者坦诚而谦虚地表示本书关于20世纪视觉艺术的选择和描述是主观的，只是一家之言。然而，作者的视野其实是广阔而开放的，不仅几乎囊括了西方20所有的艺术形式，而且对亚洲、非洲、大洋洲的艺术，也有一定的介绍，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特别是，作者并非孤立地审视艺术，而是将艺术发展放到整个20世纪的时代背景中去考量，以时间为纲，每十年为一个单元，既考察种类艺术的传承与演变，又注重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对艺术的影响，从而清晰地为读者理出了一条20世纪视觉艺术的历史脉络。

中國近丗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ISBN：9789570827156，作者：余英時

本书适于想从自己头发中寻灵感的女性、有“偷窥癖”的男性、社会历史历史学家或艺术史家、男性、社会历史学家或艺术史家、理发师，以及任何对人类这个不登大雅之“册”的时尚和幻象表示兴趣的人。 罗宾·布莱耶尔毕生迷恋头发、艺术和时尚，以这样一种欲罢不能的热情综而述之，使本书有望成为独一无二之精品。

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又称“社会史”）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或称“克莱奥学派”[Cliometri-cians]）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为了区别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 )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史,1989年美国杰出的女历史学家林·亨特（卿nn Hunt，1945-）在《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中首次将这种史学流派称为“新文化史”。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新史学（政治史一社会史一新文化史）成为主流以后，传统史学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与新史学相抗衡，只是大势已去而已。 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

《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变》一书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宏观的和长程的文化视野。它对人类各大文明体系发生、发展的嬗变机制的说明，尤其是关于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冲突、融合及其所导致的“文化杂交”结果的思想，构成了我未来的文化学体系的基本框架，为日后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本书是一部从宏观和动态角度探讨人类文明演化历程及其动因的学术著作。它从对“文明”概念的辨析入手，清晰地展现了人类各大文明体系发生、发展与形态嬗变的基本脉络，在时间坐标上揭示了亲体——子体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演变机制，在空间坐标上展示了各大文明体系之间、以及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动态关系，创立了“文化杂交”理论的基本框架。本书内容广博、气势磅礴，堪称文化史研究的精品。

序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与物质文化研究 （一）文化转向：新文化史范式的确立 （二）物质文化研究 （三）作为物质文化的服饰与服饰文化研究 三、国内服饰史研究现状 （一）20世纪以来中国服饰史研究概况扫描 （二）研究现状简要评析 四、基本思路与史料运用 第一章 礼制规范与社会控制：明帝国的衣冠之治（上） 第一节 儒家的礼治秩序与服饰规范 一、礼与社会秩序 二、儒家视野下的礼与服 第二节 规划礼治蓝图：明初制度建设的理念与实践 一、明初的礼治蓝图 二、纲纪、礼法与名分：“教化”理念的展开 第三节 明代服饰制度分析 一、“夷夏之辨” 二、“辨贵贱，明等威” 三、小结 第二章 礼制规范与社会控制：明帝国的衣冠之治（下） 第一节 服饰符号与权力运作：以冕服、网巾为例 一、皇权塑造：冕服 二、天下一统：网巾 第二节 秩序展演：仪式中的礼服 一、官方礼仪中的礼服 二、士庶通礼与礼服 三、“礼仪不行”与秩序破坏 第三章 中晚明社会：物欲释放与消费革命 第一节 中晚明社会的奢侈风气 一、奢侈风气的普遍盛行 二、奢侈风气的具体内容与表现 第二节 中晚明社会再阐释：消费主义的兴起 一、消费与消费文化 二、从消费文化视角理解社会历史变迁 三、中晚明社会的“消费革命” 第三节 消费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经济因素：生产与供应 二、城市化与消费市场的扩大 三、商业性出版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四、哲学思潮与文学思潮 五、新消费观念的萌动——奢侈的去道德化 第四章 服饰消费与时尚运动 第一节 时尚与时尚研究：从西方到中国 第二节 整齐划一：明前期的服饰风格 第三节 失序与纷乱：成化到嘉靖前期的僭越之风 第四节 竞巧争新、随时异制：江南地区嘉、万以来时尚的展开 一、江南时尚出现之原因与背景 二、禁奢令与“服妖说” 三、时尚运动之轨迹与概貌 四、江南的时尚与审美观念 第五章 身份、金钱与品味：从消费看晚明社会结构的变动 第一节 消费与社会分层 第二节 晚明社会的新贵：富商 一、商人的炫耀性消费 二、金钱与身份：商人社会地位的流动 第三节 继续领先的士绅阶层 一、新式有闲阶级：亦官亦商亦农 二、士绅阶层的炫耀性消费 三、士绅阶层与文化消费 余论 明代社会之变与常 一、断裂性/连续性与明代社会变迁之阐释 二、从晚明服饰文化看历史之“连续性” （一）晚明传教士眼中的另一个中国 （二）妇德与妇容：缠足继续蔓延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服饰是中国文化最具表征意义的事项之一，其中包涵着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它往往和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紧密相联，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 服饰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外，也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文化风俗现象，是政治、经济、心理、习惯诸多因素的综合表现。在许多地区和民族之间，房屋样式、饮食习惯、交通条件可能区别不大，但服装上的差异却是一目了然的。《墨子•公孟》云:“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可见当时列国风俗，从发式到冠帽，从服装到佩饰，都有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形成就在于各地文化的不同，其背后潜藏着各自的社会规则与文化规范。 服饰的这种社会性与文化性，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原来不能登史学大雅之堂的服饰开始得到了郑重其事的研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认为，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的衣、食、住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他在其《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中，专列有《服装与时尚》一节，将服饰与社会阶级、服饰变革与社会变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一贡献使历史研究的视野大为开阔。新文化史家们继承了布罗代尔的研究传统，服饰文化是他们非常偏好的研究内容之一。 与西方相比，中国服饰文化史研究自20世纪年代以来即不绝如缕，在早期研究中，人们主要致力于探讨人类服饰知识的进步历程，遵循的是传统科技史研究的模式，这种研究路径，近年来受到了挑战，学者们在反省历史研究的史料、方法乃至意义之时，对于服饰科技、文化乃植根并镶嵌于社会文化之中这一事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服饰技术的演变与发展不再被当作传统科技史来记载，而被放回当时代的社会历史脉络中来理解。 事实上，中国社会文化对服饰的影响是十分强烈的，例如儒家思想对服饰的影响就非常大,特别是宋代的程朱理学,它强调封建的伦理纲常,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在服饰制度上,表现为十分重视恢复旧有的传统,推崇古代的礼服;在服饰色彩上,强调本色;在服饰质地上,主张不应过分豪华,而应简朴。宋代各朝皇帝还多次申饬服饰“务从简朴”,“不得奢华”,特别是对妇女服饰要求尤为严格,一改唐代服饰袒胸露背的风尚。可见,在程朱理学影响下,宋人的服饰是十分拘谨和质朴的。 近年来，中国服饰文化史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海外有关物质文化史、服饰文化史研究的热潮相比，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可以说中国服饰文化史研究在中国社会文化史领域中，尚处于一种边缘地位，其深层背景可能在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差别，这表明中国服饰文化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为此，张志云博士以《明代服饰文化研究》为题，借鉴了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从服饰文化的角度对明代社会进行政治、社会的全面分析，力图通过服饰、文化和社会多层面的互动考察，展示另一种历史阐释的空间，为我们理解明代社会发展之连续性与断裂性，提供了一种崭新思路。这部专著可以说是作者多年学养的体现和研究之总结，因而具有相当的深度。具体而言，我以为本书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突出的价值： 首先是其广阔而又独特的视角。本书通过考察明代服饰的变迁，着重探讨了当时礼制规范、时尚消费与社会文化演变的过程与特点，特别是通过对明人服饰中冕服、网巾演变的详细考察，发现明朝前期国家通过冕服规制的改革，来规范社会等级，申张皇权，但明朝中后期，社会风尚变异，服饰僭越，反映了国家权力的弱化和社会自主性的增强，这一见解不仅十分深刻独到，而且也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上对明代社会与服饰文化进行了衡论。 其次是深广的理论与翔实的文献紧密结合。作者不仅善于运用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对明代服饰的相关史料也作了深入、细致的梳理，显示了作者较强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剖析能力。由于对明代服饰记载的史料较为分散，因此，作者查找了大量的正史、笔记、野史和地方志，尤其是在天一阁所藏的明代地方志以及《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搜集到珍贵的相关记载；同时，作者还引用了一些异域史料，如西方传教士对明代社会和明人衣着的观察与描述，并注意将其与中国传统文献中的记述进行对比，以探寻其意义之所在。在本书中，作者还引用了一定数量的服饰图片与小说版画插图，这些视觉材料能增强我们对历史的直观感受。作者做到了广征博引，钩沉发微，可见用力之多。 其三是通过明代服饰文化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诸多关键性的问题、方法、路径提出了一些有价值见解。在过去几十年来的海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在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学科中，人们探讨的焦点多针对士大夫阶层，探讨上层文化的建构、转化等问题。然究其实，文化传统原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传统本缘于日常的积累，生活即是文化与社会具体而微的展现。因此，本书从服饰的角度来描绘明代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轨迹，希望通过服饰、文化和社会多层面的互动考察，展示了另一种历史阐释的空间，这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发展之连续性与断裂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在以往服饰文化研究领域中，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学者们的眼光常常聚焦于中晚明社会的服饰变迁，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深入考察明朝礼、服与国家统治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文章比较少见，有鉴于此，作者从礼制规范与社会控制的层面系统地考察了明代的“衣冠之治”。然后，作者的视角又从国家转向社会，对明代中后期消费主义兴起的诸多现象进行了描绘与概括，并从多个层面分析了明代消费主义勃兴的原因与背景，这就超越了以往从奢侈风气来讨论社会变迁的思路，而主张从消费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理解中晚明社会。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消费是如何重塑晚明的社会结构的。在这一框架之下，作者将礼治主义与消费主义作为理解明代服饰文化及其变迁的两条关键线索，以此说明明中期以后平民服饰已发生变革，开始出现流行时尚，反映了相对高速的社会变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这也为人们认识明代中后期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清晰视角和研究路径。 除以上提到的三点之外，本书还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在此，就不一一言说了。总之，张志云博士所做的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也是有创造性的，书中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观点，在明代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然而，明代社会文化领域研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本书虽然在这个方面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但是需要探讨和阐述的问题仍然很多，这当然不是一部著作所能完成的，但《明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出版，必将对于进一步推动明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向着深度和广度不断开拓进取产生积极的作用，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一新局面的来临。 姚伟钧 2009年8月18日

《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内容简介：这本教科书描述了16世纪中叶（155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科学、医学和技术的文化史。它同17世纪到19世纪之间耶稣会士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影响，以及1840年至19世纪末的现代中国早期的新教时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有一种持续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帝制下的改革家、早期的共和党人、国民党骨干和中国共产党全都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最应该优先考虑的事物。然而，我们过去总是低估了科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对所有20世纪以前的中国自然研究还停留在认识不足的地步。

《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由彭国翔编。在半个世纪以上的学术生涯中，余英时先生的自序往往是其著作的点睛之笔。《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几乎囊括余先生历年来各种重要代表著作的自序，为读者提供了得见宫墙之美的津梁。读者由此可以领略其学术思想之大端与旨要。

无论在古典形成时期、佛教传入时期、宋明新儒学时期，还是近代东、西碰撞时期，在以儒家为价值内核的东亚文明内部，均展开过持续的思想对话。而狄百瑞教授的这部《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正是以此种对话性为主线，来追问支持文明之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缘此，《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并非表现为单纯的回溯，还更表现为积极的前瞻，因为借助于上述“既分又合”的辩证形态，作者展示了他所向往的未来世界文明的典型存在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