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良心的呼吁———读秦晖的《天平集》 作者：何清涟 什么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与公平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平与效率在目前的中国还值不值得关心?这就是目前深深困扰国人的一些问题。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提法，说中国现在的上层人士关心自由，而下层人士则关心社会公正。这话倒是在无意中揭示出了一个问题：上层人士在不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属于既得利益者，倡导公正（包含起点与规则公正）即反对机会不均等，这样一来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因为在起点不公正与竞争规则不公正为先决条件的积累财富的竞赛中，那些大获全胜的上层人士们当然不会关心公正，而只关心他们是否能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中享受多大的自由。 所有对上述问题关心的人士，不妨将秦晖的《天平集》找来一读。 凡对中国本世纪90年代思想史有兴趣的人，必然会注意到秦晖的思想。在思想界不少人士已放弃了对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今天，秦晖数年来一直坚持呼吁社会公正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性，《天平集》汇集了秦晖数年来研究的思想结晶，其中有不少曾在思想界引起深深关注的名篇，如《公正论》、《起点平等如何可能》、《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公正为道德之基》就是对公平与效率、公正与公平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厘清的名篇。 至今为止，大多数中国人在谈到公正与公平两个词语时，不太去分清二者之间的歧义。秦文指出，justice（公平）与fairness（公正）这两个概念在英文原义中是明显有别的。在西方，“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情感法庭与理性法庭、人文关怀与科学主义、道德标准与功利标准这类几乎是永恒的争论背景下的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但所有论者都并不把更正置于与下列构成的“鱼与熊掌”的关系中。换言之，如果公平（结果平等）与效率也许不能两全的话，那末公正与效率是必须两全的。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尽管反对平等优先，却不会反对公正至上。概言之，这种公正至上一是体现为“起点的公正”（机会均等），二是“作为规则的公正”。 作为规则的公正（竞争的公正）不难理解，也没多少人对此提出歧义，但起点公正（即形式的公正）时下被部分中国思想界人士视为不可能，在“起点平等如何可能”一文中，秦晖阐明了起点平等的意义所在：起点平等既不是来自于“人们对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单纯自然状态的实际体验，更不是起源于“宙斯的裁决”，也不是基督教价值观的体现，而是作为规则平等的逻辑前提而取得其先验意义的。如果对规则平等的“规则”不做出某种限定的话，“规则”与“平等”就不可能关联。如奖勤罚懒是规则，优胜劣汰是规则，而“成则王侯败者寇”、“有枪就是草头王”也是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规则平等”孤立起来看，就会造成一个悖论：不平等的规则是否意味着平等?———这是秦晖对时下国民平等观一个盲点的厘清。同时秦晖还进一步叩问：谁有权立下规则以及立规则者与“规则”约束下的众生间是什么关系?为在逻辑上必须认定在规则之上另有原则存在，这一原则就是起点平等，没有起点平等就没有规则平等，从而也就不会有公正。想参加赛跑就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想参加球赛就得0比0开场。 秦晖提出起点的公正在时下自有大意义在。在国际社会里，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有着不可低估的不利影响。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意味着收入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其必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将会倾向于满足少数富人的需求，这将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满足富人的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部门，刺激这些部门的畸形扩张，一般表现为第三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尖端产业过分膨胀。我国前些年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就是明显的教训，如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将眼光放在别墅及豪华住宅上，结果导致大量建设资金沉淀，而房地产这一“龙头”产业一旦不成其为经济发展的“龙头”，就导致需求不畅，市场疲软，失业增加。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家族把持下，放纵特权攫取财富，操纵舆论，使得这一个小小的国家问题成堆，正如国际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印尼政权坐在火药桶上”，如今这火药桶爆炸，让各邻国担心不已，不知什么时候印尼的灾难余波会波及自己。其余如“巴西病”，“印度病”，追根溯源，其由来莫不和其多年来一直忽视社会公正有关。 秦晖的专业虽非经济学，但他近些年来有关经济问题及社会公正的研究却为中国的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只要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一旦将其视角由数量化的经济领域转向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公正领域，就会跨入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心理的综合领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

本书讲述秦晖的治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农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性很强，对很多问题的假设都可以很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下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种自然经济的运作体系，而从农民中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 《耕耘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入分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令经济”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宗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的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我国的社会也颇有帮助。

本书系著名哲学家唐君毅先生与钱穆共同创办香港新亚书院时期所作有关青年读书、治学及为人之文章结集，作者希望藉此为契机，使青年发愤求学，以提升人生、开拓中国文化之前途。其中亦含作者之个人体悟，道理虽浅显，境界去极深广，时感新鲜意味。本书问世以来极受海内外各界广泛推崇。

本丛书所收文章全部为编者精心筛选的佳作，内容经久不衰，作者不是大家就是新锐，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全书分五辑，主要内容有真话与勇气、反思是文化自觉的尝试、两千年纪末的历史反思、世纪末心态、官民对立：他看透了秦汉之制、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人民公社与大同思想、《代价论》与乌托邦、思想家和烈士、“文革”中的鲁迅、红宝书与“三、百、千”、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住房社会学断想、性的多元论等。

《九十年代反思录》收入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思想史研究、文化艺术评论及人物述评等诸多方面的文章，完备地反映出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的思想历程。作者作文不拘一格，有逻辑严密的论文，也有清新活泼的札记、书信、对话和序跋，但从中均可看到作者作为一位大学者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既有对“五四”中激进主义、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思考关注，既有解读卢梭《社约论》、回顾黑格尔研究这样的深层学术思考，也有关于京剧和莎剧这样文化命题的对话和笔记，都无不显露出这位思想家在不断地完成自己思想上的某种超越，显现出一种学术良知、思想的智慧和时代精神。

《狐狸洞呓语》是一本当代杂文集，共收入作品72篇。文中的作品从写作上就与众不同，平淡中带油侃、自嘲。内里饱含对人文的博大关怀，其独特的视角，对众多文化现象的批判，独到的学术见解与鲜明的个人风格得到巧妙的融合。

《风烛灰》是作者生前亲手编定的最后一部集子。收入其生命最后两三年间所写的全部文章，另附两篇旧文。文章依然是这位智者一贯的博闻强记、思想犀利的鲜明特色。尤为突出的是，他更加超越于一般专题研究之上，去追索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活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是一部未完成的思想史话，字里行间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剖析力，那伟大的“发现的快乐”一直伴随着智者的生命历程。

《永嘉室杂文》为郑骞晚年自编的小品随笔合集，收录了作者赴台湾前手后杂文、序跋、演讲等60余篇。书中文章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形式也十分多样。既有纯粹学术性的研讨与论述，也有所谓“信笔所至”、记录一些“零星琐事”的随笔，既有对文史掌故、文学史料富于真知灼见的精辟分析，又有对往日旧事、个人经历坦太而又富于情趣的回忆。从中既可以看到作者广博而又精深的学识，不同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不同的收获，文史专家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文学史、文化史有趣资料和精辟见解，初学者可以从中窥见前辈学者治学之甘苦与门径，一般读者亦可藉以增长知识引发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