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2020年度法治人物、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全新法律随笔，解读热点案件，思辨法治要义。

◇集结罗翔近两年对法治与社会的观察，论法理、聊读书、谈爱情，人间清醒与你坦诚相见。

◇盘点近年热点案件，理性而不失温度，从N号房事件到张玉环案，如何在现实中追求正义？

◇从法律视角破解电车难题，思辨刑罚边界、胎儿权利等法理冲突，在时事中保持理性思考

◇收录罗翔走红后的心路历程，不仅普法，更分享人生经历与感悟，附罗翔青年照。

◎内容简介：

《法治的细节》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罗翔全新的法学随笔，面向大众读者，从热点案件解读、法学理念科普、经典名著讲解等6大板块，普及法律常识与法治观念。内容包括辛普森案、电车难题、性同意制度等法律基本常识，或N号房、张玉环案等时事热点的案件，多维度培育法律思维，助力法治社会的构建，点亮每个人心中的法治之光。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罗翔在爆红后的心路历程，分享其求学成长经历，袒露其心境的变化与成熟，与读者一起通过阅读与思辨，走出生活中的迷茫时刻，在现实中共同完善法治的细节。

◎媒体评价：

理性而不失温度，感性而不失高度。这不仅是罗翔老师这样法律传播者的愿望，也是在法治社会中我们应有的态度。

——《人民日报》

法律可能让人觉得很生涩，离生活比较远。但是罗老师能让你知道法律跟生活是非常贴近的。他自己本身很懂，所以可以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讲出来。

——《南方周末》

罗翔老师不仅给你提供法律专业视角下的独特解读，还时不时来一场哲学教育，让你感受到一种被降维打击的快感，获得感和成就感满满。

——《第一财经》

外皮是喜感的口音，搞笑的例证；内核则是在多年的实践和思辨中寻求真理，催人上进，成为内容产业中的一股“清流”。这恐怕是罗翔之所以能持续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中国新闻周刊》

罗翔老师满足了人们对有力量的通识教育的想像。用荒诞、极端案件逗笑人的同时，夹带出对尊重生命、尊重常识和对理想主义的呼唤。

——《三联生活周刊》

“津津有味”是罗翔弹幕里的高频词。除此之外，人们喜欢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真性情。

——《网易》

近代法治的两大渊源－－英国“法治”和德国“法治国”，在思想和制度上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形成了法治的国际标准，法治正日益成为各国国内生活和人类共同的国际生活的基本准则。当代中国对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正式确认，为中国的稳定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性预期，同时也使关乎法治之中国命运的法的有效性问题凸现出来。解决法的实效短缺的难题，不在于是实施法治赶超方略，还是采取非法治的文化乡悉主义，而有赖于建立现代化所需要的权威的时间长短。

内容简介 法治是当今最重要的政治理论，但关于它的含义与作用机理存有大量混淆不清之处。本书探究围绕法治理想的历史、政治和理论，从古希腊和罗马思想开始，细陈中世纪对法治的贡献，理清法治在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中发挥的作用。作者概述了西方保守派对法治衰落的担忧，提出了激进左派推动了这一衰落的若干原因。接下来展示了法治理论的两个基本分支，考察了各自的优点与弱点。本书站在全球层面上考察法治，在结尾时对法治是不是人类的普遍善这一问题作了回答。

丹宁勋爵对法律改革的贡献主要在英国，但他的思想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于英国。这些思想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为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家所重视。虽然我国的法律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妨碍我们吸收和借鉴西方法学家提出的一些进步的思想。因此，研究丹宁的法学著作及其法学思想，对于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同样是有所帮助的。因此，我根据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1980）（《牛津法律指南》）和《牛津法律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等较权威的资料对一些法律专有名词和历史人物加了注释。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谁会宣称自己不是民主制的支持者呢?民主全能。民主能让人民都作主，能治腐败，能让人人平等，能让政治清明，能让世界上所有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它高于家庭、高于民族、高于主权、高于人权，还高于一切非西方人的生命权。这就是目前弥漫于世人之间的民主迷信！笔者不反民主，甚至还有些喜欢民主，可也不信民主教，更不信那些虔诚的“启蒙”者能把中国人民都变成民主信徒。中国充满困境，但笔者不信民主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困难。笔者希望回到政治文明的原点来讨论民主，讨论民主化，讨论今天的民主十字军。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醒国人，不要从一个陷阱跳入另一个陷阱。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论，适宜建立的不是虚妄的民主，而是法治导向、由六大支柱构成的所谓“咨询型法治”。这六大支柱包括中立的文官系统；自主的司法系统；独立的反贪机构；独立的审计系统；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以及受法律充分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这种法治有六大特点，即强调“法律”作主，拒绝“人民”做主；强调法的正义性，因而特别重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严格执法的重要性，刻意增加立法难度；强调限制政府的职能和规模，造就有限政府，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从而鼓励民族的创造力；强调政府行为的透明；强调追求符合中华传统的秩序与自由。本书所收论文，从法治、现代化和秩序等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上述问题。

《依然谨慎的乐观》是江平教授近年来关于推进司法改革，建构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与法治经济等重大问题的文集。江平教授一直关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会议主题，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部署、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后，他倍感振奋，不顾年老体衰，为建设法治 社会奔走呼号。 全书分为四辑，包括改革“深水区”、法治进程中的司法改革、建构政府市场社会新型关系、建立法治市场经济等内容，所收文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作者的演讲、访谈、会议发言等言论汇编，阐述作者法治思想的核心观点，意在为未来中国的改革与良治社会的建立提供引导。

《法治二十讲》中讲人如果由某个人或某群人的主观意志所控制，就处于被奴役状态，相反一法治，仅仅服从于正义的法律的统治下的人，才可能是自由的。法治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意识形态、治国方略和社会文化现象，无论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古中华，理解法治是所有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基本功，历代思想家前赴后继地探索着这一亘古绵延的话题。

本书阐释了英国宪法制度的有关情况，尤其是内阁的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于一身，女王古老而尊崇的身份和象征性的统治等，体现了政治与宪法密不可分的本质，以及一定时期的宪制面貌与政党、内阁的品格有着极大的相关。本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通过对英国宪制的白描式的叙述和连带的评论，展现了十七八世纪英国政治制度和宪法的基本面貌。 沃尔特·白哲特对英国政府的基础和机制的研究开始在1865年发表时，他正接近自己事业的颠峰。他当时尚不满四十岁，但却在《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的编辑位置上做得有声有色；他是财政问题上公认的权威；在自由党领导层中广为人知，而且正在寻找进入议会的机会。作为《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的创始人之一，他很自然会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帮助这份初生的刊物。他有关英国宪制的第一篇文章就出现在1865年5月《双周评论》的创刊号上，其后又发表了8篇系列文章，结束于1867年1月。文章的题目十分具有时事性。19世纪60年代是一个进行着激烈的宪制讨论的时期。有关宪法的标准著作，比如布鲁厄姆（Brougham）、格雷和罗素的著作，都出了新版；而且还出现了新的著作，比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人们渴望展现那些使英国得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制度所具有的特质；人们同时也有一种担忧，即这些制度是否能够面对三个迫近的挑战：适应国内社会发展的要求；使国家可以同外国逐步上升的强权竞争并获胜；并且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可行的范本，特别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宪制》的目的是阐明英国政府的运作过程，考虑使之成为可能的英国人身上具有的特质，并阐明它相对于其主要竞争者的优点，而“这个竞争者，要是不小心的话，就会在世界进步过程中超过英国”（页12），它就是美国的总统制。所有这些事项都影响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其他民族是否能够成功地学习它；而英国的主要殖民地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它们当时处于自治政府的初期阶段。（值得注意的是，1867年[即加拿大成立联邦的那一年]出现的对英国议会制度最细致的描述并不是来自白哲特，而是来自于下面两个人：加拿大立法大会（Legislative Assembly of Canada）的图书馆员阿尔法斯·托德[Alphaeus Todd]，他利用了白哲特的文章；墨尔本大学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W·E·赫恩[Hearn]。）白哲特在政治制度进化方面遵循的思想符合这样一种民族精神：他们特别容易把当时所采取的形式上的东西理想化；而且白哲特认为人们都满足于英国的制度安排，而他也显然很满足。但是他并不认为政府机器就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了，并且，如果他的文章开始写作于表面上风平浪静的政治时期，那么这是一个考虑改进办法的好时机，就像他在1865年3月25日和10月28日的《经济学家》中暗示的那样。英国宪制并非“一个神秘的实体，而是理性的发明……它的好处仅仅在于它能达到一些好的目标”，因此英国宪制可以通过“坚持这些目标并小心朝着这些目标塑造英国宪制”而得到改良。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的法律、政治体和政府管理”不应当被变成“像一架科学的机器一样运作，在细节上精确，又能在总体结果上有效”。喜好运作顺畅的机体，并崇尚科学，这是白哲特的特征。

《惩罚与法治:当代法治的兴起(1976-1981)》基于对犯罪与惩罚所产生的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分析，探讨当代中国的法治是如何从政治的母体中孕育起来并逐步分离出来的。作者在书中对“法治”的理解不是关注宏观历史叙事或“法治”的外部政治与社会环境，而是“法治”自身的秘密，即“法律的统治”（themle of law）是通过何种技术建构起来的，“法律”究竟包含了怎样的秘密使得它竟然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占据了权威地位。

《法与宪法》是要阐释构成现代英国宪法基础的根本理念。作者认为宪法乃是人们的一种结合体，它的特性取决于处于统治和被统治地位的人们的特性。在此方面，宪法是一种转变中的事物，像万花筒的色彩一样变幻不定；对宪法运作的研究包括对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考察，正是这些力量造成了民众及其社会各阶层的观念、愿望和习惯的变化。他还断言：法律家只有了解法律产生的社会条件以及法律施加于受治者的后果，才可能理解法律。

周天玮先生是华裔美国律师、法学学者，加州大学法学博士。专攻法学之前，他出身于经济学本科，并在经济学和东亚区域研究领域进行深造。 　　周先生的律师生涯足迹遍及美国和两岸三地，所从事的法律实务，包括直接投资、创新科技和国际金融等。他通过研究法哲学，去探求中西文明的对话和理解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古往今来的法学文献，提供了一个可以悠游其间的理想境地和无限国度，也成为一种身心安顿的场所。 　　本书是作者的一项研究成果，经过多年的构思与设想，用了半年的写作时间才告完成。繁体字版先在台北推出，书名为《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建构法治理想国》。繁体字版得到好评，在出版两个月后即告加印。并曾列入《亚洲周刊》香港畅销书排行榜。现商务印书馆获得作者授权出版简体字版，以飨读者。 　　作者平常留意的法学科目，除了与本书相关的法治问题、法律史和中西法学思想之外，还包括产权经济与国际金融。他近年曾在复旦大学法律研究所开课讲授法律的经济分析，并且定于2001年春季起，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担任兼职教授，讲授国际金融交易与法规等课程。周天玮是中国经略（CHINA AT PAR）的创办人，担任总裁兼执行长，他的电子邮件地址是：chou@cAtPar.com.

《美国的陪审团》是一部激情四溢、理由充分的警示录，同时也是一部引人入胜乃至轻松有趣的作品。有人主张废除陪审团制度。将陪审团的权力移交给法官或者“专家”小组，对此，德威尔法官在《美国的陪审团》中一一予以驳斥。与“冗繁晦涩的法学文著”不同，作者回溯了陪审团有罪裁决与无罪裁决的历史衍进，引用了著名审判的真实记录，例如：对年轻的贵格教徒威廉·佩恩的控诉、赛伦“巫士”审判以及18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刊印刷商约翰·皮特·曾格的民权审判——该案的律师是“费城律师”的原型。德威尔法官讽刺性的幽默意趣渗透在字里行间。 但是作者也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警告我们：由于漠视与误解，陪审团制度正在危急之中。如果公众对其不闻不问，那么就可能会失去它。长期担任出庭律师与联邦法官的经历使作者确信：如果参与审判的法律职业者给予其一个公平的机会，美国的陪审团仍然能够胜任——有时甚至还很出色。作者提纲挈领地指出了美国诉讼实践中需要给予陪审团这一公平机会的种种改革。

《西方的衰落》是基于尼尔•弗格森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四台里斯讲座系列（Reith Lectures）创作整理而成，该系列播出时题为“法治与其敌人”。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法治和文明社会，这些原本是西欧和北美社会的四大支柱。正是因为这些制度优势，而非地理或气候上的原因，使得西方社会在公元16世纪前后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然而，现如今这些制度的衰退令人扼腕。 我们的民主制度打破了代际契约，将高额的债务转嫁到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市场被过于繁杂的监管政策所日益扭曲，后者其实就是自己本意想要治愈的顽疾。法治也业已沦为律师之治。公民社会日益变得不再文明，人们只是出于惰性把问题一味推给政府去解决。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海报：

贺卫方作序 《南方周末》推荐 一部兼具现实关怀与历史维度的慎思之作。 既突破了对“法治”概念的神圣化和简单西方式定义，提出了“贵族法治”、“官僚法治”和“帝制法治”等概念，亦改“法律儒家化”为“儒家思想法律化”，补充和发展了关于帝制中国“官僚法”的论 断。 内容简介： 该书将法治在中国的历史源流及发展演变作为一个核心议题，对中国自秦以前直至近代发生的社会结构变迁、政治形态与法治的转型进行了全面梳理，时间跨度涵盖了整个中国法律史。上篇对“法治”这一概念作出了类型学上的划分，认为法治经历了由“贵族法治”到“君主法治”再转向“民主法治”这样 一个历史演变，并把法治转型与中国历史上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关联起来，意在打破固有的西方概念体系，力图重新描绘“历史上的中国法”，揭示中国法的内在机理和特质，寻求其发展之道。下篇选取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的典型人物沈家本、章太炎和孙中山等人作专题研究，全面介绍了各位近代思想家的法治思想及实践，对于他们在中西方文明碰撞中寻求适合中国发展之路的努力做出了客观而公正的评述。

民主不是说着玩的，ISBN：9787511825957，作者：章文 著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主 编梁治平 本书内容以交叉学科为背景，从浅近的社会法律问题入手，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法律和法学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例如：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法律本土化、法律专业化、市场与法律的替代问题，以及法学研究方法论等。其学术背景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阐释学、语言哲学等。以力求从平易中展现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创造性地把交叉学科的知识引入到中国的法学研究中来，并融合进中国法学。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

本书是上海资深法官、反右前任某法院民庭庭长的何济翔先生于93岁高龄之际所写的回忆录，披露了反右运动中上海司法界实况的珍贵史料。何先生因附议国际著名法学家杨兆龙先生倡言立法、加强法制建设而在反右中罹祸，度过了二十年艰辛、屈辱的劳教与就业生活。饱经人世沧桑的老人回首人生，记录了一个有良知、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有几篇文章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过，《正义的召唤：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行动》发在2001年8月号的《开放时代》上，此文部分内容在《比较法研究》发表过，因为网络误传的此文草稿在河北《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过（丁东先生在根本不认识我甚至根本找不到我的情况下无私地推荐了本文，在此向丁东先生谨致诚挚的谢意），《多数人暴政的警钟》（现合并在《耶稣之死与“群众性”司法》一文中）发表在2001年10月号的《读书》上（在此感谢盛洪先生的推荐），《底线伦理和罪恶职责》发表在2001年10月号的《开放时代》，《什么是真正的临终关怀？》发在2001年11月号的《开放时代》，《从马拉之死看政治谋杀》发表在2002年3月份的河北《社会科学论坛》。在此，我要感谢这些杂志对拙作的厚爱和编辑们的辛勤劳动，尤其是时任《开放时代》杂志执行主编的李杨女士，对拙作的喜欢令我十分感激，并深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