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最为重要的宗教文献集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古埃及<亡灵书>》是古代埃及最为重要的宗教文献集《亡灵书》的译注本，收录经文190篇，题材包括死者的亲属和祭司为死者守夜时哼唱的铭文，木乃伊制作师处理死者尸体时使用的咒文，葬礼时由祭司念诵的祷文，旨在促使死者复活的各种供品的名单，为死者应对冥界鬼神而提供的密码和暗号，呼吁众神引导和接纳死者进入来世的祈祷，赞扬诸神大恩大德的颂歌，死者申辩自己无任何过错的自我陈述，等等。

本書的主要目標是評估晚清至民國期間形塑近代中國宗教命運的重要轉變過程，透過下列三種變化形態的分析，將宗教置於理解中國近代史之核心：1. 地方民間信仰結構的轉型；2. 宗教知識的創新；3. 菁英分子宗教信仰的新形態。 前兩部分觀察宗教文化的宏觀層次。第一部分處理地方宗教與寺廟生活的改變，探索有多少具聲譽的中國寺廟與多采多姿的廟會文化，最終是如何逐漸地式微而喪失地位。藉由案例研究的方式檢驗這些問題，而這些案例關注上海以及浙江的其他都市地區，尤其是溫州及其近郊。 第二部分致力於宗教知識的創發與傳播，正當地方宗教生活面對激進的脅迫，都市宗教文化出現了新型態的知識，最顯著者為新式書籍與期刊。此部分的特點是各篇文章都處理一個主要的出版中心—上海。 第三部分則將範圍縮小，聚焦於決定性的人物—都市菁英的宗教生活。本書的案例研究顯示，他們不但參與地方宗教活動，同時也成為其他類型的宗教參與者，例如運作慈善事業、組織宗教出版事業，以及熱衷於扶乩、皈依於廣泛的宗教（包括新出現的救世團體）、投入自我修練的領域等等宗教修行。 本書凸顯了形塑近代中國宗教生活之轉變既可以是正面，也可能是負面的；政治變化抑制了某些宗教團體，但也對其他宗教團體開啟新機；都市化為新的宗教活動創造了更多的空間，而技術的突破則帶動了民國時期宗教之高度創造性。整體而言，本書可說是宗教現代化之區域研究，試圖展示出從晚清到民國時期，中國宗教景象在論述以及活動上的轉變。

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的影响无处不在。经历“宗教改革”的冲击以后，天主教世界进行了自我革新与复兴运动，深刻影响了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历程。本书对特伦多大公会议之后两个多世纪的天主教历史进行了极其有价值的综述和探讨，参考了至少8种不同语言的学术成果，立论严谨，文笔清晰，内容广泛而又细致，可谓该领域的最新权威著作。 夏伯嘉编著的《天主教世界的复兴运动（1540-1770）》已被翻译成德文、意大利文与西班牙文，在美国、英国、德国、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多所大学被用作教科书，是从事近代早期欧洲历史和天主教研究的必读书。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CSCC）成立于2012年3月。中心以复旦大学人文学科为平台，旨在依托本校深厚的人文学术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 华文明的研究，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我们知道，自明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以后，欧洲和北美，即所谓“西方”的学者对中华文明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历来称为“汉学”（Sinology）。近年来，中国学者为了与清代“汉学”相区分，又称其为“海外汉学”。在欧美，学者为了区别传统的“Sinology”，又主张把现代研究称为“China Studies”（中国学）。ICSCC旨在促进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在中华文明研究领域内的国际交流，推动双方之间的对话与融通。 历史上，欧美汉学家有自己的旨趣和领域，他们的方法和结论，常常别开生面，新论迭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以外的国际学者早已跨越障碍，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学者也已经接续百年传统，回到国际学术界，与海外同行们频繁交流。但即便如此，海外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在很多方面，诸如文献整理、田野调查、新领域开拓以及方法论、世界观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海外学者所长，即为本土学者之短，反之亦然。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民族的文化，很难为另一种文化内的学者所理解。甚或是说： 外国人必不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他者”的文明。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在于用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堵塞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现实中，人们都不只是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东海西海，圆颅方趾，文化的特殊性是相对的，人性的共通性才是绝对的。为了达成对中华文明的正确理解，显然还需要中外学者坐下来，用对话、讨论的方式作沟通与融合。无论如何，海外汉学家早已成为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华人学者同样重要的研究群体，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也有着独到的理解。“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本土学者加以重视，全单照收和简单排斥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态度。 四百年前，明末“西学”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我们把明末的这句格言引申出来，作为中外学术交流中的“金科玉律”。中西方学者之间相互借鉴，即了解对方工作的真实意义和真正主张。立场不同，可阐发双方优长之学；视角各异，可兼收领域互补之效；观点针芒，实可在讨论之后达成更加充分的会通和融合。四百年来，明、清、民国的经学家、国学家，一直和欧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中国通”切磋学问，现代中国的儒学、佛学和道学，无一不是在与利玛窦、艾儒略、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费正清、李约瑟等欧美学者的对话交流中，经过复杂的交互影响而形成的。离开了“西学”（Western Learning）和“汉学”（Sinology）的大背景，从徐光启、阮元的“新学”，到康有为、章太炎的“国学”，都不可理解。我们相信，学术领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既不合理，也无可能。海外汉学（中国学）与中国本土学术并不冲突，所谓的主客之争，那种有你没我的势不两立，完全没有必要。 有鉴于此，ICSCC设立专项资金，面向海外，每年邀请国外优秀中青年学者访问复旦大学，与本校、上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同行学者们充分交流。通过学术报告、小型工作坊、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的编译出版等，构建访问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体系，促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学者之间的互动。中心邀请来访的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将他们主持的工作坊论文，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增订，或由编者整理、翻译，结集出版，即为“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系列。我们希望藉此工作，展现中外学者精诚合作的成果，以飨学界。

Scholars of Daoism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have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urt and certain Daoist priests and to the political results of such interaction; the focus has been on either emperors or Daoist masters. Yet in the Ming era a special group of people patronized Daoism and Daoist establishments: these were the members of the imperial clan, who were enfeoffed as princes. In addition to personal belief and self-cultivation, a prince had other reasons to patronize Daoism. As the regional overlords, the Ming princes like other local elites saw financing and organizing temple affairs and rituals, patronizing Daoist priests, or collecting and producing Daoist books as a chance to maintain their influence and show off their power. The prosperity of Daoist institutions, which attracted many worshippers, also demonstrated the princes' political success. Locally the Ming princes played an important cultural role as well 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religions. This book is the first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ng princes as religious patrons and local Daoism. Barred by imperial law from any serious political or military engagement, the Ming princes were ex officio managers of state rituals at the local level, with Daoist priests as key performers, and for this reason they became very closely involved in Daoist clerical and liturgical life. By illuminating the role the Ming princes played in local religion, Richard Wang demonstrates in 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that the princedom served to mediate between official religious policy and the commoners' interests.

本书以全真教宋德方派系的宫观系统为中心，重点探讨了全真道教的宫观形制和造像设置。“宫观形制”指宫观的形状、造型、总体结构，主要建筑的等级、数目、关系和位置安排等。“造像设置”指宫观内所供奉的主像，以及造像的整体安放布局。全真派宫观、造像的最大特点在于，特别强调祖师的地位，把祖师续接在传统道教主神之后，以此展示全真祖师是道教正传的继承者和全真教在道教内的正统地位。本书的重点即是探讨全真宫观、造像与全真祖师的这一密切关系。本书试图将现存的宫观和文献记录的宫观结合起来研究，把它们放到特定历史、宗派的环境中观察，把宋德方派系的宫观与其它全真宫观比较，力图找出全真宫观在形制和造像设置方面的主要特点。本书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介绍王重阳和全真教的兴起；第二章讨论全真列祖谱系的形成；第三章考察宋德方派系的宫观及其它一些全真宫观；第四章探讨全真教石窟；第五章分析永乐宫建筑、雕塑和壁画所体现的全真列祖思想。贯穿这五章的主要论点是：全真祖师的“金莲正宗”地位是全真教宣教和宫观造像的最经典主题。

《真诰》与《登真隐诀》为梁陶弘景撰。《真诰》道藏本二十卷，有《运题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七篇。内容涉及四个方面：一是较多记载了传道之事；二是较常谈到修道养生之术，包括数种存思法以及服食丹药的方法；三是较详尽地描述了修仙之地的来历、地理位置、众神仙迹等；四是介绍了上清经的传授历程。总之，本书是研究道教的一份重要历史资料。

教堂建筑很多世纪以来在西方建筑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如伊斯坦布尔索非亚大教堂的巨型中央穹顶、巴黎圣母院的拱扶垛和独特的哥特式拱形结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气势宏伟的广场都已成为欧洲的标志性符号。探寻这些神圣建筑的来龙去脉，不能仅仅依从各种建筑风格的发展轨迹，而应当追问伟大的教堂建造者们渴望什么？对于教堂建筑中所蕴含的人神关系，各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并表达的呢？这些问题都是本书的中心内容。 戴维•斯坦克利夫对教堂建筑的描述超越了建筑工艺和礼仪功能，他赞同 8世纪的大主教吉曼努斯（Germanus）所说的一句话：“即使最简陋的小礼拜堂也是一座小小的‘人间天堂’。”他开篇讨论了神圣空间以及环境对人类经验的影响，追溯了教堂建筑从《圣经》时代至今的演变历程，其间涵盖了早期罗马家庭教堂建筑，再经东方教会的发展，直到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时代及之后建筑风格的转变。后面的章节则聚焦于宗教改革以及印刷术的发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并对当代教堂建筑理念进行了探索。书中的每一章不仅讲述了教堂建筑风格的变化，还讲述了塑造此风格的历史、神学和礼拜仪式背景。

世界上关于基督教《圣经》的书，实在是汗牛充栋，不可胜计。可是，把“叙事柱头”按《圣经》故事编撰起来，毫无疑问是史无前例的独特创意。 西方中世纪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基督教艺术；基督教艺术就其大体而言，以《圣经》为内容。在柱头上表现《圣经》题材，亦即柱头与《圣经》结缘，成就了辉煌中世纪艺术最精彩的篇章。 在结构上担负着起拱承重功能的柱头，到了基督教的鼎盛时期，即艺术史所谓的罗曼时期（11至12世纪前后），在传统的花叶纹样装饰上又有独创性的发展，即表现《圣经》故事，称叙事柱头。由于基督教世界尤其是法兰西和西班牙在这一时期建造了遍布各地的教堂和修道院，便对建筑及其装饰有巨大的需求，因此造就出许多天才工匠，他们又在叙事柱头上各显神通，创作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传世杰作。欣赏这宗珍奇，既赏心悦目，又广识益智。 本书作者在长期考察研究西方中世纪艺术过程中，对罗曼叙事柱并没有和装饰柱头格外关注，曾亲自拍摄下数千柱头的珍贵资料。《柱头上的〈圣经〉》在讲述有关内容的同时，由作者精选280个柱头，按照《旧约》、《新约》、后世和其它四部分编篡起来，成为一部左史右图的奇书，供我国读者翻阅把玩。

人類逃不出天擇的手掌心，神也是！ 如果演化是生物存活的最佳利器，那麼，最精此道的就是宗教中的神。 祂的適應力極強，能因應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的變動，開展出最符應當代需求的面目，生存下來。 是永恆不變的神創造並維繫了人類和世界，還是神因應了人類歷史的進展，不斷改頭換面而得以「存活」至今？當我們認為宗教乃超越現世的永恆之道，作者卻發現，宗教起源於一些現世有形可見的因素，並在人類的歷史進展階段，不斷變換樣貌。 部落時期的神祇只需能夠作戰，保佑狩獵採集順利，農耕時期的神祇則需保障作物豐收，君主帝國中的神祇要有助於統馭人民，而工業和資訊時代的神已不再需要扮演物質生活的保障者，卻得填補現代世界帶給人類的心靈空虛，並闡明某種更高目的，某種可讓我們組織日常生活、分辨善惡、弄懂禍福意義的根據。 於是，神祇的功能、意義和面目不斷轉換，而正是這樣轉換讓祂得以在人類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中留存。 因此，當我們認為宗教是神祇對人類的絕對啟示或彰顯，作者卻認為宗教起源於一些可觀察的具體因素，包括人類天性、政治和經濟因素，以及科技的變遷等。也就是說，宗教一開始就是個錯覺，是人類的虛構物以來掌握世界、控制事物，至於神祇觀念及其後續發展，都是這個錯覺的演化。在宗教演化的過程中，原先的錯覺不斷煉淨，變得愈來愈真實。 二十一世紀之後的宗教，神又該換上成何種面目，才能為現代人所接受？如果科學能夠從物質的層次解釋一切，誰還需要上帝？現今各大宗教要怎樣才能繼續回應現代人生存上的需要？各大宗教要怎樣才能彼此調適並跟科學調和？它將會指向何種目的、提供何種方向？真有一種可以通過知性考驗，又確實具有宗教性，也可以在紛亂世局中為個人提供指引並帶來慰藉，甚至讓世界減少一些混亂的世界觀嗎？ 作者對於宗教的未來保持樂觀態度，因為道德在過去歷史中的進步，印證了上帝存在的軌跡，而只要人類仍需要神，神就會持續存在，演化出最適應現代人需求的樣貌。至於線索，會在本書講述上帝故事的過程中，自然而然浮現出來。

本书包括西方著名汉学家有关中国宗教史史研究方面的论文11篇，有比埃尔《 绪论》、汉代共同宗教中现世与冥界的契约》、寇艾伦《练达者的简朴：重读 》、金鹏程《古代中国吸血鬼式的性文化及其宗教背景》、钟鸣旦《文化接触的方法论：17世纪中国的个案研究》等等，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中国古代宗教的内涵、发展及其社会意义。

本书是《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的历史卷，书中对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历史发展及这种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据、思想文化背景等进行了线条清晰而又资料翔实的梳理与剖析，以有限的篇幅展现了中国佛教的历史衍变和发展大势。

书中对耶稣的解释，只是作者自己的解释，不是任何教会的解释，只涉及作为历史人物的耶稣，不涉及作为神的耶稣。作者关于基督教和耶稣向我们描绘了一幅真实而令人饶有兴味的图画！

本书上编，主要根据文献记载，考察佛教在东亚世界的传播，以及传播过程中同中国已有的儒家伦理道德和佛教势力的冲突斗争，通过对此过程的研究，可以深刻的了解佛教是如何在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社会扎下根来的；下编有三章，其中主要内容是介绍佛教文物，包括碑铭的重要论文，和书法...

此书为《世界民族宗教与文化系列丛书》十卷中的一本，由于此丛书采用的同一个ISBN编号，暂时以其中一本《欧洲天主教与文化》为主要信息呈现，其余各卷以又名标出，便于搜索。请在写评论时注明是针对那一卷的评论。-- 豆瓣团队

本书以汉唐佛寺为视角，展示它的各种人文内涵，是一部汉传佛教上升时期的具象文化史。全书分九篇共70万字。“寻蓝篇”—伽蓝分布与型制演变；“造设篇”—施主层群及造寺心理，寺等、寺名、佛寺景观的文化意韵；“基壤篇”—寺院土地制度、经济结构、教团阶级关系；“僧伽篇”—僧尼仪制，寺院规约，佛寺管理，僧官僧职；“科门篇”—译场、义林、禅窟、律镇、声业及诸宗祖庭；“妙相篇”—寺院与窟寺绘画雕塑区群、艺术风格类型；“文苑篇”—释门人文撰述与文学创作；“艺技篇”—佛寺乐舞、戏弄、书法、茶道、医药、历算；“辅世篇”—寺院的岁节、教育、庋藏、寄宿、悲田养病、造林环保等社会文化功能。书中并附有精美插图及佛寺分布示意图。

在中國古代宗教史的研究中，因為缺乏適當的理論基礎和較新的研究議題，一般的作品在理論和議題方面較少新意。作者在本書中企圖提供一些線索，以了解古代中國的信仰生活在個人和地方層面的一些主要輪廓。全書討論的年代為殷商至漢代，從官方及民間的不同角度來觀察宗教信仰的內涵。作者提出的一個觀察是：官方宗教的目的，偏重於國家社會的福祉；至於民間信仰，則主要在求一己之福。已往學者對官方宗教有較多的討論，本書則進一步利用傳統文獻及新出土材料，討論原本學者們不以為可以討論的民間信仰。 除此之外，作者更進一步討論了神仙思想和死後世界觀的問題，設法了解在宗教傳統中，人類的生活與宗教的關係。這樣的研究，不僅對了解中國古代宗教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為比較宗教史提供了相當重要的材料。

这是一本石破天惊的书。作者认九犹太教起源于古埃及第 18王朝法老阿肯纲领的一神教改革，这位特立独行的法治废止了埃及原有的多种崇拜，独尊太阳神阿顿；摩西是阿肯纳领新教的祭司长，在阿肯纳顿死后旧家教势力卷土重来之际，摩西选出埃及，以避杀身之祸；新法老汪伦希布发起了一场迫害牵动。他铲去所有石刻上的文字，以消除阿肯纳顿的全部痕迹，大批阿顿教派的官吏、祭司、武士、商贾和平民百姓被监禁、放逐和奴役；往伦希布死后，摩西重返埃及，组织阿领教派残存的追随者与境外势力结盟；发起了，扬起义，以夺取王位；起义失败后，摩西率阿顿教派的信徒们从埃及出走，前往巴勒斯坦－这就是“出埃及”的真相，而这些信奉阿顿一神教的埃及人就是最初的以色列人。 作者加利·格林伯格是美国纽约《圣经》考古学会会长，也是全美埃及研究中心、美国考古学研究所、《圣经》文学学会和埃及研究学会的成员。加利·格林伯格集合了他在《圣经》考古学和埃及学等多种学科的探索，为上述论点提供了详细的－对于一些缺少耐心的读者来说也许是过于详细细的论证。这些论证大体可分成三个部分。 一、将《创世记》中各先祖的生卒纪年与埃及王朝年表彼此对照，结果发现这些先祖的生卒年份与埃及诸王朝的建立或法老的登基日期竟—一对应。这表明《创世记》的生卒纪年是以埃及王前年表为蓝本的； 二、从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的各种史籍中钩沉索隐，以排会成一部由古埃及人讲述的摩西出埃及史。据埃及人叙述，摩西及其所有信徒都是土著埃及人； 三、重新读解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圣经》先祖的故事，结果表明这些故事与古埃及源远流长的奥西利斯系列神话在深层结构上彼此吻合，这说明先祖故事不过是埃及神话的变体。 由于两个多年来以色列人起源于中东的闪米特游牧部落的说法，早已成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乃至整个世界的根深蒂固的共识，同时由于作者是一。《圣经》研究界和埃及学界的资深学者，因此，一本书对宗教界和学本界的冲击力是可想而知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跟随作者深入古代世界；一步步揭破犹太民族起源的千古之谜，不但益智，而且有趣。也许，在即将择手告别公元二千纪的时候，一关于犹太教和以色列人的起源，我们必须抛弃传统旧说，带着新结论新 知识跨过21世纪的门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