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了世界七大宗教传统，包括印度教、佛教、儒教、道家、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各种原初宗教。作者透过个人的观察，以理性与感性、传统与现代的态度，以及深入浅出的语言，把世界宗教的智慧传达给大众。 本书根据作者1991年再版的版本翻译完成。这一全新版本溶入了作者近三十余年教学与研究的新成果，同时增加了新的面向，如两性观点与语言的运用、加强各宗教 的内在层面分析等 。并在藏传佛教、苏非教派与历史上的耶稣等 方面作了重点补述，且有崭新的一章论及原初宗教——美、澳、非洲原住民的宗教传统。

本书是别尔喜耶夫的第一部宗教哲学著作，是他完全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宗教的理论标志。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哲学与宗教、信仰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则阐述善恶、自由、教会、神秘主义等宗教哲学的诸问题，作者认为，哲学只有以宗教为基础，只有通过揭示宗教生活的奥秘，才能获得它的真正功能，哲学才能成为自由的哲学。

《瑜伽的故事》：自1986年中央电视台播同了由张惠兰女士传授的瑜伽节目以为，这种以追求身体、心灵和自然三者合一的印度灵性文化由此在中国内地风行一时，至今还吸引着众多爱好者。在西方，瑜伽和印度灵性文化早已成为神秘东方文化的代名词之一，甚至比中国的太极更为耳熟能详。它不仅仅是一种强身健体的功夫，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哲学和生活方式，因此被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在《瑜伽的故事》一书中，作者斯蒂文·J.罗森以其生动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画，展示了古印度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和博大精深的哲理，揭开了源远流长的灵性文化的神秘面纱。

此本将前人的研究底结果总撮起来，作为大家的参考用书。本分上下，上编述道家及预备道教的种种法术，下编述道教发展中教相与教理。

705:印张：15；插页：5；字数：417，000。

《基督教简史》全书分10章，分别叙述了基督教的产生、原始基督教；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会；基督教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基督教与资产阶级革命；东正教会；当代基督教新教；当代天主教与罗马教廷；基督教在中国。在书中，作者以翔实的资料，生动、形象地介绍了基督教的主要派系组织、历史事件、《圣经》及其人物故事、哲学、神学、教义、礼仪、文化等等诸多基督教的基本知识，使《基督教简史》既具有丰富的知识含量，又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

密教，又称秘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神秘主义，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印度佛教出现之前。作为一种解脱手段，它属于简捷法门，可以使修持者即身成佛。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密教始于东汉末，而盛于中唐以后，并远播日本、韩国等。作为大乘佛教的晚期形式，密教的基本精神和成熟形式又都保留于我国的西藏。 本书是一部旨在反映秘密佛教在中国发展演变的历史为主、兼及世界其它地区和传承系统的密教整体历史的学术专著。所有章节的安排设计和内容的繁简取舍，都围绕中国密教这个中心议题。这里所谓的“中国”称“中国密教”。主要讲汉传佛教而兼及藏传佛教。由于目前尚多考证，略议论、少重复的方法，注意系统性和完整性，并将宗派传承的历史和一般信仰的历史相结合，力求反映和提示出中国宗教发展演变的基本史实和历史规律。古代各部分，凡涉及与其它佛教史菱相重复的，均从略。近代部分，因资料所限，亦从略。印度密教，着重探讨历史密教的起源、形成和早中期历史，晚期历史因藏译中有比较系统的记载，故有待于来者。藏传密教及大理密教，广义上也在中国密教的范围之内，但自成体系，传承有别，故作全面论述，而重点仍在（藏传）传入同地的历史。日本密教及朝鲜密教，根据已有的研究（日本）加以介绍，但突出与中国密教直接相关的入唐八家。本书是从历史学角度探讨中国密教乃至整个密教的一部尝试性著作。 本书以客观的态度，翔实的史料，科学地再现了中国秘密佛教的历史轨迹和理论概貌。

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一书试图用西方学者的文化观念去讨论中国文化的根源。作者作为一个哲学学者希望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第一章导言部分，作者首先提出从黑格尔到雅斯贝斯再到帕森斯发展起来的轴心时代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都曾先后不相谋地而且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从而对人类处境及其基本获得了新的解释。[1]作者所要探讨的就是中国在超越的突破之前人文的转向，即夏商周三代之间文化的关联转变，寻找儒家思想的根源。在具体分析三代的精神状态过程中，作者运用人类学的文化模式与精神气质概念来理解先人的价值态度。 而整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三代的宗教活动――来探讨先人对世界及其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作者把巫术的研究作为考察原始文化的主要途径。在著作的第二章作者就通过对巫术的研究来理解中国的原始信仰。关于巫的起源，作者依据《尚书》《山海经》的记载，从绝地天通的传说中看到，中国上古曾有一个“家为巫史”即人人作巫、家家作巫的巫觋时代，巫觋的主要职能就是促使天地的交通，并经历了一个专业分化的过程，最终实现了事神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古代，任何人都可以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绝地天通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2]中国古代巫觋的职能总结起来有四大职务：招神、逐疫、禳灾、除不祥。[3]中国古巫的活动是以神灵观念为基础的并且趋向于谄媚和取悦神灵，从这一意义上说，“巫所承担的职能已经是祭祀宗教的一部分，而使其自身成为祭司之一种。”[4]巫也称为祝，《周礼》的职官体制中有明文规定祝的职能，“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作者将其与人类学理论进行比较，认为三皇五帝时代的巫觋与一般蒙昧社会的巫术和巫师不同，比较接近沟通天地的萨满。商周的古巫虽带有上古巫觋的余迹，却已转变为祭祀文化体系中的祭司阶层，其职能也主要为祝祷祀祭神灵。在这一发展过程，神灵的观念已经出现。 在第三章作者首先对墓葬进行了考察推断认为我国新石器文化时期已经有灵魂和灵魂世界的观念。但是对葬俗的诠释都比较复杂而不单一，所以作者着重讨论的是较少争议的文化现象――“占卜”。占卜是中国上古巫术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商代蔚然演出浩多的甲骨卜辞，到周代的史卜手中，更形成《周易》的体系，在巫史文化内部演现了某种理性化的行程。[5]占卜企图神秘地去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礼记·表记》有“三代皆以卜筮事神明”的说法，表示上古卜筮活动是事神活动的一部分，特别是祭享神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周易》的出现表明了当时中国人已经超越了只知道具体性思想的原始阶段，不应从原始思想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应当把它周文化“祛除巫魅”过程的一部分。一切宗教现象的起源都不仅仅基于认识的原因，而更多基于生活世界实践的需要和人的存在的焦虑，只要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命运际会没有把握，宗教、巫术和卜筮就永远因此需要而存在。[6] 中国上古时代逐渐产生了“神”的观念，导致了自然巫术向神灵巫术的发展。《左传》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表示公众巫术已融入祭祀文化或转进为祭祀文化的组成部分。第四章作者就开始讨论商周的祭祀和各自的信仰体系。从甲骨中我们可以看到殷商时候占卜是相对频繁的。《礼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从一系列对殷商占卜的研究可以看出，殷商的占卜事实上可以看作是整个王室祭祀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巫觋在殷商上层宗教活动也祭司化了。正是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才有了后来由祭祀礼仪衍生出的整个规范体系――礼。祭祀文化也在向着更高宗教阶段过渡。而周代的祭祀文化总体是属于“礼乐文化”，与殷商的祭祀文化有所区别，但事实上，礼乐文化是源自祭祀文化的。作者将此种发展方式称之为“包容连续型”。按照周礼，周代的祭祀的对象和形式是庞杂的，在中国上古时代很长一个时期，宗教信仰具有相当程度的多神色彩。殷商与西周通过祭祀所反映的信仰，在不同的社会层面有所不同。西周以后，随着知识阶层观念理性化的逐步展开，精英文化信仰和观念的代表由统治阶层的国家祭祀体系转移到知识阶层的精神创造，对后世的精神文化发挥强大的范导作用。作者在这一章的最后还用西方宗教学的理论来考察中国上古社会的信仰，认为殷人的多神教信仰主要反映了他们对自然力的依赖。但是周人的宗教信仰就发生了变化，周人信仰的最高代表是“天”甚至是“天命”，更表现了宇宙秩序和宇宙命运的色彩。在周代，对天地大神的祭祀通过礼制的等级规定而为统治集团所垄断，使得祖先祭祀成为最普遍的民间宗教性行为。这使得中国的信仰借助“天命”的观念，透过自然法则和历史命运的观念意识，向着后来的“圣哲宗教”慢慢前进着。[7] “天命”的观念在本书中是一个研究的重点。第五章作者就分别对商周的天命观进行讨论。《尚书·汤誓》“有夏多嘴，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这里殷人的天命表示授赐人世王朝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寿命。殷人对“天”都只是一种作为自然与人世的主宰的神格观念，并未涉及德、民和人，在信仰实质上，与“帝”的观念并无区别。殷人对天的信仰并无伦理的内容在其中，总体上还不能达到伦理宗教的水平。而周人的理解中，“天”与 “天命”已经有了确定的道德内涵，这种道德内涵是以“敬德”和“保民”为主要特征的。天的神性的渐趋淡化和“人”与“民”的相对于“神”的低位的上升，是周代思想发展的方向。[8]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西周完成了卡西尔说的成熟宗教必须完成的最大奇迹。[9]周公在这一过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较为可靠的文献三诰中周公对周代商的理解，体现出周公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他把历史现象上升到宗教和哲学的高度，探求着天命与历史人事的关系。他认识到，人不能把世事的一切都归于天命的必然性，人的行为的主动性实际参与着历史过程。[10]周公的这些思想标志着宗教思想的一场转变。周公以德政为操持政策的机柄，因而减少了上天的权威，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人的尊严。[11]在西周的政治思想中，天命在信仰性态上仍具有神学特征，但在内容上则出现了政治民本主义，这种民意论真正地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传统，并为后来儒家的政治思想所继承。西周宗教观念的提高和伦理观念的演进正主要通过政治文化和政治的得以实现。作者对于这种宗教思想的转变作了这样的评价：儒家思想中所发展的那些内容，在周公及西周思想中早已开始生长，甚至可以说，西周思想已经为儒家思想提供了若干重要母题，造就了若干基础，提供了若干有规范力的导向，周代的文化与周公的思想已经型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12] 书中的第六章主要讨论了西周的礼乐问题。作者依靠《周礼》，希望从哲学和文化上来了解西周的礼乐文化。周代是以礼仪即一套象征的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规范、调整个人与他人、宗族、群体的关系，由此使得社会生活高度仪式化。《周礼》中的规范体系，在相当程度上说，是一种宗法文化的体现，突出其家族主义的功能。周礼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由于统治阶层对祭祀天地山川的垄断，使得越来越多人转向对人世的社会政治的注意，而不是信仰本身。到西周后期，礼逐渐成为圣俗结合，包容着某种宗教性和神圣性的人文文化体系。周礼又具有道德功能。西周的礼乐文化的整体功能指向是人间性的秩序，而不是的赐福。 对于三代文化的演进，作者运用大量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进行理解，从整体信仰的转变和政治权利的强化的角度论述了从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礼乐文化的演进。周代文化模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统统都纳入“礼“的范畴下，形成一个政教德法合一的体系。 著作在第七章对早期中国文化的“德”的观念也进行了讨论。德观念的形成对后来中国政治模式起着深远的影响，以德政来统治这个社会逐渐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信条。而德在家庭秩序中更多体现的是对孝的强调，这与父系宗族的宗法制度是相适应的。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对有关儒的各种说法进行讨论，既是自身对儒的理解又是全书的总结。

西方文化的源头不止于古希腊，而是可以追溯到更远的东方。在远至也门、尼日利亚等地的神话、民间传说、礼仪、风俗和信仰的背后存在一种内存的逻辑，它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由希伯来《圣经》与王朝时代的埃及所共享的宗教体系－－非洲－亚洲宗教体系。而且具有这个体系结构特征的“黑色风暴神”本是《旧约》叙事中耶和华神的一个原型，与犹太－基督教的上帝同同根同源。 20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人优越论和欧洲中心历史观遭到本世纪末空前的怀疑与批判。这里面，最有力量的批判来自西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文化寻根的学术成果。他们在反思西方、重新审视东方的过程中，厘清了西方文明的东方源头，还“东方文化”以历史的和现代的或者未来的应有的位置。 《黑色上帝》是其中的力作之一。“黑色上帝”也可译为“黑色的神”，又看其副题“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便可知道，这是一本着眼非洲

本书是对近代以来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总结性著述。在对唐元明清的基督教传播进行概要介绍后，作者将近代中国的基督教传播与古代基督教传播史作了相应的对比，从而对作为外来文化意识形态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作为外来社会力量的基督教会，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之间的歧异与趋同、冲突与调和，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教会内部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等问题，作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印度佛教思想史》内容简介：印顺法师（1906-2005），当代著名高僧、百科全书式的佛学泰斗。1930年出家，追随太虚法师投身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在当时便以学问精深享誉佛教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赴台湾，创建了多所著名佛学院。 印顺法师博通三藏，造诣精深，一生讲学不辍，著述宏富，撰写、编纂作品四十余种，计八百万言，陆续结集为《妙云集》（24册）、《华雨集》（5册）等，其学术水准备受海内外佛教界、学术界推崇。1973年，日本大正大学因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一书的创见而特别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在介绍和弘扬印度佛学方面的杰出成就，被誉为“玄奘以来第一人”。

宗教展现了人性的一个基本的和永久的面向，而宗教社会学则试图解释人们身边这一现实存在。宗教社会学中，韦伯的研究举足轻重，尤其在比较宗教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水准，其奠基地位举世公认！ “如果要简洁地以一名话描述出所谓世界诸宗教的主要担纲者，那么，可以这么说：儒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官僚：印度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巫师；佛教，浪迹世界的托钵僧；伊斯兰教。征服世界的武士；犹太教，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流浪的职工。”韦伯这句话画龙点睛地描绘出世界各大宗教的特色，也是他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多年的心血结晶。相对于韦伯其他针对世界各大宗教的具体研究，《宗教社会学》偏重理论的构架，带有提纲挈领的性质。换言之，本书可谓韦伯整体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凝缩本。 《宗教与世界》所集论文是韦伯为基督新教、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犹太教等研究所写的序言。他分析了近代西方文明“理性化”的现象、神义论与世界诸大宗教担纲者的“心态”、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等等问题。换言之，《宗教与世界》实乃理解韦伯之宗教社会学不可或缺的基本读本。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作者对大学人文学科基本教育和专业训练三个阶段的理解是“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如今大学越来越多，条件不一，水平参差，指导者的路数不同，不同学校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和标准也不同，有些指导教师似乎对这三种教育没有区分，有时候把研究生当作大学生，塞上一堆“常识”便草草了事，使得早已掌握了基本知识的研究生要么对课程失去兴趣，要么以为“学术”不过如此，“研究”就是重复叙述;有时候又把大学生当作研究生，基本常识还不具备时，便传授种种“偏方”“秘方”，使大学生早早学会了出偏锋、用怪招。因此，我们策划编辑这一套“入门手册”，让作者特别针对刚刚完成大学学业进入硕士生时期的人编写，意在引导他们知道初步的“研究方法”，以区别大学阶段的“常识学习”。 这套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编撰者，都是“学有所成”而且是“术有专攻”的学者，专业各有偏重，领域宽窄不一，但是，我想在他们撰写的这本入门书中，都必然包括“历史”、“方法”和“视野”这三方面。所谓“历史”，就是了解本领域的历史即学术史，知道在自己之前，前辈和同行已经做了些什么，是怎么做的，因此可以“踏在前人搭好的桥板上”，不必重起炉灶“而今迈步从头越”，也不能掩耳盗铃装作自己是“垦荒”或“开拓”。所谓“方法”，就是选择本领域目前最通行和最有效的方法，一一加以解说，并选择若干最好的典范论著，让阅读者“见贤思齐”，哪怕是“照猫画虎”，因为最初的研究不妨有一些模仿，当然模仿的应当是最高明的杰作，这才是“取法乎上”。所谓“视野”，就是开列出中国和国外在本领域最基本的和最深入的论著，使得研究生不至于“拣到篮子便是菜”，反而漏掉了必读的经典，形成引用参考文献的“随意”。这一部分可能包括了超出硕士生，甚至可以提供给博士生使用的、中外文的“进阶书目”，通过参考文献提供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让阅读者通过简单的论著名录，知道世界上的同行在做些什么。我想，大学教授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拔苗助长地呵护几个早早脱颖而出的杰出学生，而是齐头并进地保证进入研究领域的普通学生，这套入门手册不是针对天才而是保证底线的，为了让硕士生尽快超越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习惯，了解最一般的研究途径，开始具有个性的思考，建立学术研究的角度和立场，形成遵守规范的研究习惯，我觉得“历史”、“方法”和“视野”是每一个合格的研究生都必须具备的。 这套研究入门手册的编撰和出版，要感谢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也要感谢参与编写的各位杰出学者热情参与，他们都是很忙碌的人，但是他们能够放下手头的工作，慷慨承诺撰写这套入门书，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和支持者，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学术方法的传递和学术薪火的延续，比什么都重要。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1世纪人类良知的伟大典范 推动白人和黑人种族饶恕与和解 读者对象： 1、 每一位崇尚平等与自由，关心信仰和命运的朋友； 2、 研究南非当代历史的老师和学生，以及对传记文学感兴趣的读者。 本书特点： 1、 本书史料丰富，可信度高。图图的老同事约翰•艾伦，通过对图图及其家人的全面接触，引用最新的档案资料，充分展示出图图大教主的勇气、幽默和激情，同时也透露南非和平革命斗争背后大量不为人知的故事。 2、 本书是对图图一生全景式的描述，作者文笔严谨，以富有戏剧性的张力和使人共鸣的叙述，令读者获益良多。 3、 励志图书，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本书描述了一个文弱瘦小的黑人男孩，德斯蒙德•图图如何成长为一位具有高尚思想道德、深远宗教意义、巨大政治影响的顶天立地的伟人的故事。他生活在南非社会的边缘，从小饱尝种族歧视的苦楚，凭着聪明才智和乐观信仰，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最终以和平方式实现了南非的种族平等。书中，作者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图图怎样为了和平不顾个人安危，在武装警察和投掷石头的学生之间反复进行调停；怎样屡遭死亡的威胁，勇敢地挺身而出，同残酷的种族隔离体制的头脑们进行愤怒的斗争。作者用丰富、真实的故事展示了图图提倡宽恕的基督信仰与其和平的思想，并将其汇集成这样一本很有教育意义的传记。捧起本书阅读，使你的灵魂在此刻就得以升华。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本书讲述了1650-1785年天主教在山东传播的过程中，信仰与欲望、意志力与人性弱点爆发冲突所引起的一系列故事，揭示了17、18世纪中国地方信徒与欧洲传教士之间的复杂关系。

《商代宗教祭祀(商代史·卷8)》考察商代图腾残遗信仰，系统探研上帝及帝廷诸神、自然神、祖先神的三大宗教分野、神灵崇拜的代变、神灵权能和神性、祀所设置，人殉人祭，对甲骨文中的祭仪名类进行全面梳理，阐述王室周祭祀谱，有关祭仪和庙制，剖析宗教祭祀活动的性质，深入研究商代宗教信仰层面诸如社会凝聚力、情感寄托、宗教功能等社会学方面的意义。 商代是中华古文明的早期阶段，中国历史画卷在商代史的永久记忆上前赴后继地拉开。以古为镜，可知兴替。商代文明的发展时空，下启中华文化演进的先河，十一卷本《商代史》用断代史著述体例，通过有商一代历史事象与制度名物的研究，寻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元素的由来、特征、品格与传承，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民间教派、秘密教门、“邪教”之类，都属民间宗教结社，在中国，最早起源于道教、佛教等宗教的异端教派，这种因宗教异端而形成的“邪教”或秘密宗教，在中国社会之蔓延，一直持续至元末白莲教形成－红巾军起义爆发－元亡明兴为止，其后，进入比较正规意义上的明清秘密宗教发展时期，这些教派在民国以后泛称为会道门。 本书除了勾勒秘密宗教的发展线索以外，着重于对明清秘密宗教诸层面的分析论述。 秘密宗教之生存、发展，是与传统小农社会的演变轨迹相适应的，他们之所以遭到政府的镇压、禁止，与社会肌体本身发生病变有一定关系，也与教门领袖个人的欲望、其教派的性质等因素有关。所以，多角度地探究中国秘密宗教的上下、内外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为人们深入认识传统社会中那些神秘的教派、充满诡异魅力的领袖以及民间宗教文化提供窗口，就是本书撰写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