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苑玫瑰》作为一把钥匙，为你打开神秘的智慧花园的大门……说玫瑰，非关爱情；说秘密，非关隐私。这是一些关于心灵的话题。技术革命的飞跃带来了物质繁荣和人工智能，留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去做什么呢？不妨用它来思考人本身的灵性吧！ 玫瑰这个主题曾以不同面目在各种哲学和宗教流派中出现，想要把光明带到人间却又讳莫如深，遮上了一层神秘的光晕。但是今天是信息共享的时代。

《中国基督教史纲》是我国学者所撰的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中国基督教通史或全史著作。《中国基督教史纲》于1940年出版，此后曾重印，还出过海外版。尽管问世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该书的影响犹存，目前仍为修习中国基督教史的主要入门和参考书籍之一。

这是一部比较宗教学名著。神圣正在离人类而去，生命也因缺少神圣而显得苍白。显然，在世俗的生活中回归神圣，在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重新建构神圣应该成为人类精神追求的一个新的目标。然究竟神圣为何物，他如何呈现，如何存在，如何为我们所知，成为世俗的一部分，恐怕这些，正是20 世纪西方颇有影响的宗教史学家、宗教现象学家、旅美罗马尼亚人米尔恰•伊利亚德在本书中所言说的。 《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在最后两章分别深入探讨了神话和象征的意义。首先，不论是起源神话还是典范神话，都为人类创造了一个行为的范例，“我们必须做诸神在起初所作的”。其次，神话揭示了超越于经验和理性的现实世界，因而揭示了神圣的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它表明神圣 和人类之间存在多么巨大的鸿沟。再次，人类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超越这一鸿沟。不论原始人举行的狂欢仪式，还是东方苦行僧通过入定而超越人类一切的痛苦和快乐，都是力图消泯此种二元对立的状态。

深刻影响人类现代文明的西方宗教，随着“文明冲突论”的出世，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化层面。 本书涉及的世界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成长壮大和呼应与冲突的历史，已成为人类学家、世界各国文化精英，以及对宗教文化感兴趣的人们关注的课题。 本书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其冷静与理性的观点，让读者在心灵上重新经历先知之路。世界的融合与宇宙的和谐，体现在西方宗教的奇妙流变和革新之中。

三夷教在古代中国，显非主流宗教，也没有流传到近代。如果不是由于考古发现的激发，学者刻意探索，三夷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及其影响，殆不为人所知。因而，对三夷教的研究，可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其与当前社会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殆无任何直接的联系，自然难以产生时尚所追求的社会效益。至于其学术价值，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便自己略有所见，也应避卖瓜之嫌，更何况身在庐山，本来就看不清。不过，忆当年身为研究生时，业师蔡鸿生先生指示就该领域去作学位论文，余遂穷尽办法，检索收集有关研究的论着目录，发现无论国内国外，不管和平时期抑或战乱时期、冷战时期，总有那么一批学者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个中还不乏真正饮誉全球的学界泰斗；由是而深受鼓舞，也就一年一年坚持做下去。 对中国学者而言，三夷教的研究实际是属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而就这方面，蔡鸿生先生根据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之道和有关识语，演绎概括了如下的核心思想： 中古时代的文化传播，既是渐进的，又是曲折的。由于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纔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纔不致于架空立说。

编辑推荐：唐研究基金会丛书。 本书并非全面系统论述唐代景教，而是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误区，提出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对景教士在唐代中国努力传教的精神及其所取得的业绩，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其最后的失败，应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进行分析，作者把景教在唐代中国传播失败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唐朝宗教政策的变化。 本书作者对学界经常使用的传统景教资料，重新考察，重新解读，特别加以辩伪求真。

《西藏的文明》作者石泰安是当代法国最有权威的藏学家。《西藏的文明》是法国藏学家泰斗石泰安先生的藏学传世名著，作者以西藏文明史的宏观视角，以大手笔的文化通史手法向我们展示了整个西藏的魅力。全书对西藏的地域、居民、社会、宗教、文学和艺术以及西藏的历史形成与沿革做了充分、翔实、行动的论述，是我们今天了解西藏、领悟西藏魅力和揭开西藏神秘面纱的最佳文本。

本书为八卷本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的第五册，即“正午时期（一）。本卷阐述了阿技斯王朝第10位哈里发穆台瓦基勒（伊历222-241/公元841-86年在位）时代至伊斯兰帝国中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罗马人、黑人以及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帝国的分裂、各地的独立王朝的出现，记述了埃及与沙姆地区、伊拉克与波斯、呼罗珊及河外版权页上阿文书各及出版者各称和出版日期。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具有很深的影响力。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倾力推出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针对伊斯兰教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密切关系，以及其教派与门宦的广泛影响，探讨了中国的伊斯兰教的发展及影响，内容全面详实，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伊斯兰教是一个传播广泛，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尤其在现代的第三世界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就详细的介绍了伊斯兰教在我国的发展以及其门宦制度。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半岛，公元651年就传入了中国，对于我国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有广泛的影响。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概述了伊斯兰教的历史，中编下编，全面记录了伊斯兰教三大教派和四大苏非学派及其门宦的各项制度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书中内容都是通过大量实际调查收集的资料，包括一些教派、门宦负责人的口述和家史和地方志，真实可信，极具参考价值。本书附录还收集了伊斯兰教大事记、教派与门宦概况表，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传教世系，便于读者查阅。本书对于对于我国的民族宗教工作者而言，有重大意思，对于一般读者而言，通过书中详实记录，可以对伊斯兰教的历史、教义和现况都有各透彻的了解。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对东西方社会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梁启超认为这是学术史上值得“大笔特书”的公案。《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另辟蹊径，将天主教的传播问题置于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及历史学的文献分析，力图重建17—19世纪天主教在闽东福安的传播历史；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地方官府、宗族与乡村教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四章十五节，从不同角度集中讨论了中国古代信仰世界中神格和地域两大问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曾经作为单篇文章论文发表。本书对任何一个专题所涉及的史料，都先进行史源学辨析，然后尽可能深入地探寻史料中所蕴含的每一个历史信息。

“印度河流域的土地是伟大的印度河的产物，许多世纪以来， 印度河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繁衍、交流、方向和联合， 它既构成了亚欧地理上的分割线， 同时也成为了它们的链接。 大约三千年以前，地中海和西亚的部落及军队移居巴基斯坦的西北部， 他们的希腊式政治体制和文明传统与佛教信仰体系的亚洲根源相结合。这一融合形成了辉煌的犍陀罗文明，随后影响了远至东部中国的佛教艺术。” ——巴基斯坦大使马苏德.汗 “犍陀罗艺术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像。佛像的出现与公元1世纪以后印度大乘佛教的兴起有关，大乘佛教把佛陀神化、人格化的观念，恰恰符合犍陀罗地区流行的希腊、罗马文化的“拟人说”即“神人同形”的造像传统。于是犍陀罗艺术家开始打破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惯例，仿照希腊、罗马神像直接雕刻出佛陀本身人形的形象，创造了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像。犍陀罗佛像的造型，来源于印度佛教的观念，采用了希腊化艺术的形式，可以说犍陀罗佛像等于希腊化艺术的写实人体加印度佛教的象征标志。”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

《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是近年海外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的力作之一，其研究所选取的地理范围是华南潮州一带，时间跨度为1860～1900年。作者从乡村社会的视角，对基督教任华南潮州地区的传播情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对基督教是如何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中国的乡村居民对基督教这个新生事物有什么反应、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目前国内外有关传教士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专门研究基督教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著作并不多见，而这样另辟蹊径的分析方法，也恰恰是《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的独到之处。作者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的新思路。《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证据翔实，论证充分，值得向国内学界推荐。

该书以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和宗教为着眼点，研究了德国历史上民族和宗教的复杂关系。该书认为，与基督教的历史发展紧密相关的德意志民族，其身份认同因素除了包括语言、地域、政权、信仰等普遍内容以外，还特别有一个多元的分离性因素：不承认分裂的现实就不能统一的民族特征。 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甚至一度出现宗教扮演民族角色，民族发挥宗教作用的现象。在德意志人从古代日耳曼人中脱离出来的同时，基督教传遍中欧大陆，德意志人在成为法兰克王国臣民的同时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后来，在欧洲列强展开争霸角逐、欧洲帝国的理想重新兴起的时候，德意志民族借助普鲁士王国由问候语民族转向政治民族，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其间，民族发挥了宗教的作用；德意志的民族国家一度成为民族的信仰。

尽管今天禅宗历史和思想的研究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领域，在这领域中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有从内在体验出发的探讨禅思想，有立足于后现在理论阐发禅思想，有从文献考据学研究禅宗，有对禅宗历史进行艺术演绎和意义发挥，但是作者与这些都不一样，而且也没有像通常那样把禅宗依照时间、宗派详细解释，而是首先依据各种文献梳理禅学发展脉络，把禅宗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总结出每一个阶段的特征。这样让人对于禅宗理解不再是几个宗派的简单认识，而是不同时期的禅宗究竟是怎么发展的，它具有何等的特征与形态。

本书着眼于犹太教在当代所表现出的诸般丰富性和多样性，将它作为一种活的宗教来探讨。书中主要叙述如下问题：自《圣经》时代，甚至自耶稣时代以来，犹太教有何变迁？犹太教包含哪些教派、哪些分支？它对现代性的挑战有何回应？以色列的世俗政权如何化解政教冲突？ 对于犹太教的核心特征与关键人物，诺曼·所罗门的介绍流畅易读又富有洞见。这些关键人物既包括精神领袖、诗人、哲人，也包括异人，如试图使教皇改宗的神秘主义者、阻止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的柏柏尔人公主。

死者之书汇编了法术与圣歌，埃及人希望自己能够在死后使用它，好为那通向永恒的旅途储备知识和力量。在一千五百多年的岁月中，这些咒语出现在纸莎草书卷上、木乃伊的裹布上以及棺材和护身符上。那些最完好的手稿有着彩绘的美丽插图，描画着埃及人想象中那死后世界的风光，神祇和妖魔，以及死者将会遭遇到的挑战与必须通过的难关。其中包括了那决定性的“称量心脏仪式”——死者是进入诸神的乐园，还是堕入可怖的“吞噬者”之口，全看这最终的裁决。 作为相关展览的补充，这是三十年来这个课题上最全面的图书，很多大英博物馆的死者之书珍藏第一次以彩图的形式出现在印刷品之中。借住一流学者之笔，详细的拍摄和讲解那些文物与咒语和古代图画的关系，穿越古埃及人来世的旅途，让我们深刻的理解他们的信仰，揭示出人类面对死后世界的恐惧，以及希望。 300多彩图 全面解密古埃及的神奇法术 绝对世界唯一中文版本 几十年来古埃及死者之书课题上最全面的图书 很多大英博物馆的死者之书珍藏第一次以彩图的形式出现在印刷品之中 借一流学者之笔，详细的拍摄和讲解那些文物与咒语和古代图画的关系

总序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CSCC）成立于2012年3月。中心以复旦大学人文学科为平台，旨在依托本校深厚的人文学术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我们知道，自明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以后，欧洲和北美，即所谓“西方”的学者对中华文明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历来称为“汉学”（Sinology）。近年来，中国学者为了与清代“汉学”相区分，又称其为“海外汉学”。在欧美，学者为了区别传统的“Sinology”，又主张把现代研究称为“China Studies”（中国学）。ICSCC旨在促进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在中华文明研究领域内的国际交流，推动双方之间的对话与融通。 历史上，欧美汉学家有自己的旨趣和领域，他们的方法和结论，常常别开生面，新论迭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以外的国际学者早已跨越障碍，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学者也已经接续百年传统，回到国际学术界，与海外同行们频繁交流。但即便如此，海外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在很多方面，诸如文献整理、田野调查、新领域开拓以及方法论、世界观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海外学者所长，即为本土学者之短，反之亦然。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民族的文化，很难为另一种文化内的学者所理解。甚或是说： 外国人必不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他者”的文明。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在于用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堵塞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现实中，人们都不只是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东海西海，圆颅方趾，文化的特殊性是相对的，人性的共通性才是绝对的。为了达成对中华文明的正确理解，显然还需要中外学者坐下来，用对话、讨论的方式作沟通与融合。无论如何，海外汉学家早已成为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华人学者同样重要的研究群体，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也有着独到的理解。“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本土学者加以重视，全单照收和简单排斥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态度。 四百年前，明末“西学”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我们把明末的这句格言引申出来，作为中外学术交流中的“金科玉律”。中西方学者之间相互借鉴，即了解对方工作的真实意义和真正主张。立场不同，可阐发双方优长之学；视角各异，可兼收领域互补之效；观点针芒，实可在讨论之后达成更加充分的会通和融合。四百年来，明、清、民国的经学家、国学家，一直和欧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中国通”切磋学问，现代中国的儒学、佛学和道学，无一不是在与利玛窦、艾儒略、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费正清、李约瑟等欧美学者的对话交流中，经过复杂的交互影响而形成的。离开了“西学”（Western Learning）和“汉学”（Sinology）的大背景，从徐光启、阮元的“新学”，到康有为、章太炎的“国学”，都不可理解。我们相信，学术领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既不合理，也无可能。海外汉学（中国学）与中国本土学术并不冲突，所谓的主客之争，那种有你没我的势不两立，完全没有必要。 有鉴于此，ICSCC设立专项资金，面向海外，每年邀请国外优秀中青年学者访问复旦大学，与本校、上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同行学者们充分交流。通过学术报告、小型工作坊、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的编译出版等，构建访问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体系，促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学者之间的互动。中心邀请来访的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将他们主持的工作坊论文，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增订，或由编者整理、翻译，结集出版，即为“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系列。我们希望藉此工作，展现中外学者精诚合作的成果，以飨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