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是斯金纳教授主编的“语境中的思想”丛书中反响较好的一本。主要讨论各个国家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和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路径。并且在各个国家的学术和社会的语境中来理解这样的思想史研究取向和形成的理论与方法。因此，理解各国的学术发展将有助于思考在中国自身的语境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路径。翻译中文字数为25万字。 作者蒙克教授为英国著名思想史家，《政治思想史》杂志主编，曾经和斯金纳教授合作过很多课题和著作。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bestselling landmark work o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state Writing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avid Gress called Francis Fukuyama’s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magisterial in its learning and admirably immodest in its ambition.” In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ichael Lind described the book as “a major achievement by one of the leading public intellectuals of our time.” An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Gerard DeGrott exclaimed “this is a book that will be remembered. Bring on volume two.” Volume two is finally here, completing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at least a generation. Taking up the essential question of how societies develop strong, impersonal, and accountabl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ukuyama follows the story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so-called Arab Spring and the deep dysfunction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s. He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on governance, and why some societies have been successful at rooting it out. He explores the different legacies of colonialism in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Asia, and offers a clear-eyed account of why some regions have thrived and developed more quickly than others. And he boldly reckons with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the face of a rising global middle class and entrenched political paralysis in the West. A sweeping, masterful account of the struggle to create a well-functioning modern state,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is destined to be a classic.

选编了哈耶克25篇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论文。分为政治学和法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三部分，书末有附录。

《看不见的宪法》可以有助于将辩论推进至我们应当如何发现看不见的宪法（而不是继续辩论是否存在看不见的宪法）。通过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中国目前正在以惊人速度发生着改变，这使得一种富有活力的宪法权利观念更为重要，从而确保公民可以得到平等的对待，而他们的自由也不会被埋葬在变革浪潮之下！

本书以制度伦理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为主题，以广阔的社会生活场域为视野，合理运用政治哲学、政治伦理等综合视角与框架，从历史、文本与现实的三位一体种，探讨了制度体制问题的发展脉络及其实践的具体运行过程。该书的问题的提出正好迎合了我国当代的现实背景，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是直接缘于伦理学学科，而是缘于整个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可以说这是一本结合于我国现实的一本书。该成果对于深入理解制度体制的伦理精神及其在我国现代制度体系中的借鉴运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迈克尔·博兰尼与哈耶克、波普尔同为“朝圣山学会”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战以来捍卫自由的有力斗士；然中国学界对哈耶克、波普尔介绍甚多，对博兰尼却少有提及。《自由的逻辑》是博兰尼的重要代表作，初版于1951年，正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具有相同的写作背影及目的，亦与这两部捍卫自由的名著有异曲同工之力。 这本书中收入了作者二战前后的数篇论文，雄辩地阐述了他一如既往倡导的主题，即科学发展与经济进步应以自由的实现为基本前提，而阉割自由的计划化体制则有可能牺牲科学及经济发展。因此，书中表达了他力倡自由体制的信念。

简介： 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经典研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并不出自对自然科学的接受，而是出自对人性与道德的体验与理解；霍布斯开创了近代政治哲学，为其奠定了基础。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也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独特假设的清晰表达。 前 言 本书旨在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后继学说的原则作出分析。这些原则之所以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政治思想的传统，认识得更深刻了。以前，人们可以不加论证就有把握地认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自然法理论的全盛时期；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一去不返了。那种看法理所当然地基于一个比较，即在理性主义时代的政治理论跟十九世纪的政治理论之间进行比较。在这一比较的范围之内，它仍然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把中世纪传统和古典传统充分地考虑在内时，它就站不住脚了。这一转向，对我们阐释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其作用显而易见。约翰·莱尔德关于霍布斯的近著已经可以试图论证，在伦理理论和政治理论领域，霍布斯的“声音和双手都是中世纪的”。尽管这个主张很难成立，但是它清楚地证明，以往那种断言霍布斯的首创性毋庸置疑的观点，现在或多或少已经动摇，需要进一步论证；而这种观点在过去是不言而喻的。总的来说，如果自然法诸理论远非理性主义时代所特具，如果它们在中世纪传统和古典传统中就已经几乎是司空见惯的，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问，何以惟独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获得了自然法理论杰出时代的声誉。可能有人会说，由于广为人知的政治原因，自然法理论对那个时期的实际意义，大于任何其他时代。为了事先排除这种论据不足的答案起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更恰当的问题，这就是：在近代的自然法观点和传统的自然法观点之间，是否没有原则区别。事实上，原则区别确实存在。传统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地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和尺度”，一种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有约束力的秩序。而近代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是一系列的“权利”，或倾向于是一系列的“权利”，一系列的主观诉求，它们启始于人类意志。在本书中，我已经试图把作为近代政治哲学创始者的霍布斯政治学说，跟作为传统政治哲学奠基者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加以比较，以期论证这一观点。如果我们把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学说跟譬如胡克、苏亚雷斯和格劳秀斯的学说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得到本质上同样的结果。甚至莱布尼茨的学说，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是上述规律的最重要的例外，但其实也会证实这个规律，只要我们不但考虑到他所归结于自然法命题的内容，而且考虑到其形式——即有条件的性质。（霍布斯在莱布尼茨之前就持这一看法。由于莱布尼茨的这个看法，康德的区别于假言命令的绝对命令原则，就成为必要的了。毫无疑问，传统的自然法法则，曾经是绝对命令，或曾经被理解为绝对命令。）然而，尽管霍布斯远不如自然法的多数鼓吹者那样重视“人的权利”的实际意义，他的学说却比任何人的学说都更清晰地体现了近代自然法的精髓及其所有的本质涵义。这是因为，霍布斯显然不像传统学说那样，从自然“法则”出发，即从某种客观秩序出发，辐是从自然“权利”出发，即从某种绝对无可非议的主观诉求出发；这种主观诉求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先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相反，它本身就是全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的起源。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包括他的道德哲学），就是通过这个作为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的“权利”观念，而最明确无误地显示它的首创性的。因为，通过从“权利”出发，从而否定了“法则”的首要地位（根本上也就是“德行”的首要地位），霍布斯开创了一个针对理想主义传统的立场。另一方面，通过把道德和政治奠定在“权利”的基础上，而不是奠定在纯粹的自然倾向和自然欲望的基础上，霍布斯又开创了一个针对自然主义的立场。这就是说，“权利”的原则介乎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原则（如传统自然法的那些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纯粹的自然原则（如快乐、欲望甚或功利）。我们可以说，“权利”是一个司法专用概念。关于在哲学上运用这个概念的一些先决假设，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谈及。这一哲学运用的涵义，我们不得不放到那里再作充分分析；因为在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排除障碍，此种障碍妨害我们仅仅是去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从自然“权利”出发，而既不是从自然“法则”出发，也不是从自然倾向或自然欲望出发。 这些障碍之所以存在，是由于霍布斯试图把他的政治哲学放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这样做的诱惑，确实难以抵御。在一定的程度上，传统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当传统的形而上学被现代自然科学所取代时，就似乎有必要把新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放到新的科学的基础上了。这种企图永远也不会成功：用霍布斯的后继者的语言来说，传统形而上学是“拟人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ｔｉｃ）”，所以可以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的恰当的基础；而另一方面，近代科学试图放弃所有的“拟人方法”，脱离所有关于目的和完美的观念，以此来阐释自然，所以，它对于理解涉及人的事物，对于奠定道德和政治的根基，往少处说也是毫无裨益的。就霍布斯而言，企图把政治哲学放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后果是无法始终连贯一致地坚持自然“权利”与自然欲望之间的根本区别。所以，要想充分认识霍布斯“权利”原则的意义，首先必须揭示，他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不是近代科学。论证这一点，正是本书的特定目的。 正如乔治·克鲁姆·罗伯逊五十年前在他的著作《霍布斯》中所指出的，“早在他还只是人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个观察者，而尚未成为一位机械论哲学家的时候，（霍布斯的）全部政治学说无疑就已经基本成形了”（第57页）。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应该尝试，对霍布斯关于“人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前科学”思想，对他关于人类生活的最早的、尚未为所谓科学“解释”所曲解的看法，作出连贯一致的阐述。我希望本书证明，如果我们企望对霍布斯的思想有任何条理清楚的理解，那么，这个阐述就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样一种理解，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容易取得。固然，霍布斯的每一个读者，都被他思想的清晰、严密和坚定所打动。但是，霍布斯的每一个研究者，也都为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的矛盾之处而震惊。他的最重要、最独特的论断，大都自相矛盾，或者因在他的著作中某些地方否认了其明显涵义而产生矛盾；只有散见于他的著作中的很少几个论断不是这样。为了发现哪些矛盾论断表达他的真实观点，我们不得不紧紧抓住我们对他思想的严密和连贯一致的最初印象。因为那个印象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对霍布斯关于人类生活的根本见解的洞察，这个见解不是矛盾的，而是连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正是这个人生观，而不是近代科学，才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这种人生观的由来，与其说是任何学术或科学上的专注，不如说是对于日常生活和“公共社交”中人的行为举止的切实体验。而这个体验，作为霍布斯人生观的基础，其踪迹必须追溯到一种特定的道德态度，这个道德态度迫使持有这种道德态度的人，以霍布斯的独特方式，去体验和观察人类。惟其如此，这种对人类生活的见解，就不会表现在某个哲学体系里，而会在语言和思考方面，充分地表现在诸如霍布斯的同时代人拉罗什富科所使用的那种文风语调之中（附带说说，拉罗什富科对于“自爱”的重要性的看法，跟霍布斯关于“荣誉”或“自尊”的重要性的论点，如出一辙）。在霍布斯的著作里，有一些重要部分，就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然而，霍布斯的意图，不是仅仅为了抒发他个人的体验而阐述他的人生观，而首先是要为这种人生观提供论据，从而证明这是对人类生活惟一正确和普遍适用的看法。从这一意图着手，我们就能把握他的著述中含有那些矛盾之处的终极原因。因为，他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供使用，以便适应阐发他的人生见解的要求，于是他别无选择，只能或者从哲学传统那里，或者从近代科学那里，去借用方法和概念。可是，无论是哲学传统，还是近代科学，都无法跟那些要求相对应。传统概念，不适合一个根本上非传统的看法；近代科学概念，跟一个发源于某种道德态度的人生见解难以相容。一方面，是霍布斯对人类生活最早的看法，另一方面，是传统或近代科学所提供的观念，这二者之间根本上的圆凿方枘，可以解释发生在他的著作中的全部矛盾，无论其涵义和后果是多么重要。确认这个事实，不但对于赋予霍布斯政治哲学以任何自圆其说的诠释，而且，如我所已经说明的，甚至对于认识这个哲学的原则，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为了认识到霍布斯对于人类生活最早的见解，既独立于传统，又独立于近代科学，我们必须研究他的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起源。因为，研究霍布斯的早期思想，可以使我们看到，他最早的人生概念，早在熟悉近代科学之前，就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我们就能确认一个事实，即那个概念独立于近代科学；而且，研究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证实这项发现，因为我们事实上将会见到，他最早的人生观，在跟近代科学的要求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把霍布斯的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即作为从传统中逐步解放出来的过程来研究，会使我们明白，他越是摆脱传统的桎梏，至少就越清楚地意识到，他早期人生见解的先决假设和涵义、后果都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如果充分理解其意义的话，他的早期观念，就不但是独立于传统的，而且甚至是反传统的。现在，我们既从近代科学的影响（大体上）日益增大的角度，又从传统的力量（大体上）日益减弱的角度，去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而我们的出发点，是同一个原因，就是对于霍布斯的早期人生观感到兴趣。然而，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所运用的方法，却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兴趣特别集中在霍布斯的早期思想上，集中在他研究精确科学之前所持的观点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特别想要看到他趋向摆脱传统的具体过程，这个趋向在霍布斯的后期，显露得最为清楚。不过，把这两条研究思路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由于霍布斯的早期著作很稀少，而他的后期思想则发挥得非常充分，所以我们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对霍布斯后期思想发展的出发点加以推测，以此来阐释重建他的早期观点，从而弥补材料的不足。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两条研究思路互相依赖，否则本书的写作构想就难以成立了。 在霍布斯那里，“早期著作”这个措辞的涵义有些独特。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霍布斯第一部系统的政治哲学著作（《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1640年完成）之前的所有著述的话，它们就包括他五十岁以前的全部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早期著作”计有：（1）他为其译著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的引言（不晚于1628年）；（2）诗作《峰峦观止》（约1627年）；（3）由特尼厄斯发现编辑并命名为《第一原理简述》的那篇短文（1630年左右）；（4）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约1635年）。上述第二和第三两部作品，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放入霍布斯早期的自传和传记记述，以及他的一些来往书信。这些极为稀少的材料，不足使我们赖以对霍布斯早期思想的所有方面，作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有一部查茨沃思手稿，尽管不属霍布斯文献，但据我判断，确实出自霍布斯之手，假使它可以被用作研究霍布斯早期思想的一个来源，那么情况就不同了。有理由推测，即便这部手稿不是霍布斯本人最早的著述，他对该稿的写作，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部手稿题为《文集》，为威廉·卡文迪什所著，作为“今天的礼物”献给他的父亲。如Ｓ.Ｃ.罗伯茨先生向我指出的，《文集》其实是一六二○年匿名发表的《荏苒悠暇》（ＨｏｒａｅＳｕｂｓｅｃｉｕａｅ）的较早和简短得多的原稿。鉴于《文集》和《荏苒悠暇》都以培根一六一二年以后发表的一些散文为基础，它们就一定都是在一六一二年和一六二○年之间写成的。历史上，《荏苒悠暇》据认为是“钱多斯（Ｃｈａｎｄｏｓ）勋爵”或者“坎迪什（Ｃａｎｄｉｓｈ）勋爵，即后来的德文郡伯爵”写的。从威廉·卡文迪什签署的手稿发现以后，后者就被证实了，前者则很可能是由于把“Ｃａｎｄｉｓｈ”错读成“Ｃｈａｎｄｏｓ”了。当然，威廉·卡文迪什可能是任何一位德文郡伯爵，因为这些伯爵的名字都是威廉；但是这些可能性，有的却被《文集》和《荏苒悠暇》的写作时间（1612年和1620年之间）排除了，只有德文郡伯爵一世和他的儿子，后来的德文郡伯爵二世，能够是这些作品的著作者。伯爵一世的著作权也要排除，因为《文集》是威廉·卡文迪什献给他当时还活着的父亲的，而伯爵一世的父亲已于一五五七年去世。这样看来，《文集》的作者，很可能还有《荏苒悠暇》（名义上或事实上）的作者，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威廉·卡文迪什，也就是后来的德文郡伯爵二世。而这位威廉·卡文迪什，恰好是霍布斯的学生和朋友。从一六○八年到一六二八年，霍布斯作为私人教师和秘书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在年代上，正好覆盖《文集》和《荏苒悠暇》可能写作的整个时期。当时，培根同后来的伯爵二世威廉·卡文迪什，以及培根同霍布斯，都有私人往还；这些私人关系有助于解释存在于培根的《论说文集》与卡文迪什的《文集》之间的文学渊源。尽管卡文迪什的《文集》从培根的《论说文集》那里得到很大的借鉴，然而，借鉴者跟被借鉴者之间的歧见，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而这些歧见，恰恰反映了培根的思想跟霍布斯的思想之间的不同。） 除非临时另予注明，我主要使用莫莱斯沃思版的霍布斯著作（引用时称《英文全集》或《拉丁文全集》）。《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和《比希莫特》，我用特尼厄斯版；《利维坦》用Ａ.Ｄ.林赛的版本。 承蒙德文郡公爵大人慷慨地允许我在查茨沃思审阅霍布斯文献并引用其中一些段落，谨此极表谢忱。我也万分感激查茨沃思图书馆的弗朗西斯·汤普森先生，他在我研究霍布斯文献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和忠告，其价值无法估量。 欧内斯特·巴克教授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建议。我得以完成这项工作，首先归功于他的仁慈和兴趣。我必须向他深致谢意。 我还要感谢牛津巴利奥尔学院院长Ｒ.Ｈ.托尼教授、Ｎ.Ｆ.霍尔教授和Ｅ.Ｊ.帕森特先生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洛克菲勒基金会、学术援助理事会和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董事会的资助，使我深受其惠。 最后，Ｅ.Ｍ.辛克莱夫人欣然承担了翻译本书的艰巨工作，我谨向她深致谢忱。 Ｌ.Ｓ. 美 洲 版 前 言 由于各种原因，本书现在依照原稿再版。它无疑需要作很多修改。但是我仍然觉得，我对霍布斯的处理方式，比现有的其他处理方式更为可取。我曾经认为，霍布斯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这是一个错误：这个殊荣，应该归于马基雅维利，而不是霍布斯。然而，我还是宁愿保留这个容易纠正的错误，或者说宁愿保留这个错误的特定前提，而不愿认可那些更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我曾不得不反对那些观点，它们比较不容易纠正。 我曾经已经意识到，近代思想对于自己是否从前近代思想那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已经失去了自信心，或者说已经没有了把握；我还看到，它当时正在转向虚无主义，或实际上大同小异地说，正在转向狂热蒙昧主义。我得出结论，近代人与古人孰优一案，必须摒弃习见，心平气和而又认真热忱地重新考察。换句话说，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学会严肃认真地，也就是超然公正地，考虑这样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当斯威夫特把近代世界比作小人国，把古代世界比作巨人国时，他其实是对的。我假定，政治哲学，作为对根本政治问题的终极真理的追求，是可能的和必需的：我把霍布斯看成一位政治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空想者或神话编写者。我设想，作为一种本质上非历史的追求，政治哲学今天需要对于它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假设，过去的伟大思想家们怎么理解他们自己，我们今天就会怎么去理解他们；政治哲学的历史，要求我们恰如其分地划分历史时期；这种对历史时期的划分，要跟主角，即那些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自觉意识相一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可以被认为是恰如其分的。我之所以断言霍布斯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是由于他本人曾经表示确信，他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已经跟过去的全部政治哲学，实现了根本的决裂，其程度之彻底，远远超过了季蒂昂的芝诺、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马基雅维利、博丹甚至培根所作的决裂。我的这个看法，从培尔、卢梭等权威判断那里，得到过证实。 我犯这个错误，其直接并可能是充足的原因，在于我对于马基雅维利《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的开场宣示思考不充分。我曾经从斯宾诺莎那里学到，要重视《君主论》第十五章那响亮清晰的号角声。可是，我也被所有的权威来源告知，马基雅维利的巨制，不是《君主论》，而是《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表面看上去，是在试图追寻已经湮没或已经被遗忘的逝者，而不是开拓一个全新的前景。我没有考虑到，马基雅维利可能还在实行某种谨慎和克制，而霍布斯则已经不屑于这样做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对于首创权的索求，其振聋发聩之程度不同，这不是由于思想清晰程度不一样，而只是由于直言不讳的程度不同。我之所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原因是我没有充分注意到一个问题：智慧能不能脱离温和与节制；或者说，我没有对于我们所必须作出的牺牲给予足够的注意；作出这些牺牲，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获得自由。 Ｌ.Ｓ. 译 后 记 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同时又最引起争议的政治哲学学者之一。他著述诠释很多，今天在西方政治理论领域，仍然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属于施特劳斯早期著作，是为已经熟悉霍布斯原著的读者写的。全书的论证，严密紧凑，涵蓄复杂，同时又有瑕疵，甚至不免牵强之处。以赛亚·伯林认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施特劳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然而据伯林回忆，施特劳斯生前曾经对他表示，这本书在他的著作中，是“最不优秀的一本”。施特劳斯在他后来为该书写的那篇引人注意的“美洲版前言”里，坦率地批评了自己的这部著作。而另一方面，柏林自己也是二十世纪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对他的意见，我们不能不重视。那么，他们两个人究竟为什么对这本书持有如此不同的看法，这本身就会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本书英译本，由埃尔莎·Ｍ.辛克莱译自施特劳斯的德文手稿，于一九三六年首次出版。中译本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英文版译出。注释中的版本、年代、页码等，与英文版同。书中摘自《利维坦》的引文，借自黎思复、黎廷弼的中文译本（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其他英文引文，悉由译者自译。大量拉丁文引文，以及少许希腊文，法文和德文引文，俱参照原著英译本译出。有几段拉丁文引文，无英译，由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ｍｉｔｈ先生和年轻的朋友Ｄａｖｉ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代为译成英文。译者谨向他们致以谢忱。原作中拉丁文、希腊文等文句译文以分别标明。 中译本错误肯定很多，概由译者负责，并希望读者指正。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虽然经历了著名的失败历史，却持续以新的面貌或在新的国家重现，从而不断增加其历史，扩充其范围。本书基于1962年企鹅丛书的《无政府主义》（George Woodcock著）（含增订内容），1992年Peter Marshall的《不可能的要求：无政府主义史》 （Harper Collins版），并得到《关于无政府主义》（世界无政府主义著作珍宝之一，由伦敦自由出版书店出版）作者Nicolas Walter 的帮助。本书意旨言简意赅地介绍无政府主义，并指出其未来。

这本文集中收入的都是我有关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论文。“政治”是一个语义并不十分确定的术语，它的定义恐怕至少在两位数，既可以指从专制到民主的各种国家制度，也可以指私人企业的权力分配；既可以指政党的勾心斗角，也可以指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的治理。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不管怎么分殊多样，“最经典”的“政治”定义，它应该是与国家的权力活动有关。韦伯就是这样定义“政治”的：“政治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

在《公民身份》中，我将从理论上概览当前围绕公民身份概念所形成的讨论与争端。同时，为了契合“关键概念”（keyideas）书系的宗旨，我也会尽力避免把读者带入一个无边的“摘要之海”。

本书讨论了公共理性的出现、概念、应用，慎议民主与公共理性的关系，公共理性与能力缺陷，公共理性与公民美德，公共理性与公民友爱，公共理性与民主思想等八个主题。作者试图提供一个清晰的公共理性理念，并将其解释为一种更高阶的慎议民主理论，进而探讨公共理性与民主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与相互关系。 在一个价值追求趋于多元的社会里，可以通过一种怎样的合理方式或何种性质的理性来寻求对重大政治议题（包括基本的制度安排和正义原则）的讨论和处理？在一个民主呼声大倡、民主潮流势不可挡的时代里，可以抱有怎样的一种既值得追求，又具有可行性的民主政治理想？作者深入当代政治哲学的最前沿，借助对相关 思想家理论的缜密讨论，以及对热议中的“慎议民主”理论对“公共理性”观点所提出的批评的分析和辩护，相当有说服力地解释和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是很有分量、不可多得的一本政治哲学专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深刻有力的思想演进和严谨细致的学术论证，即不仅表现出思想的旺盛活力和独特创见，又能将这些思想纳入细致和清晰的分析论证的层次。——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政治正义及其原则的确证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公共理性是一个核心概念，审议民主（谭著译为“慎议民主”）则代表人们在经验基础之上关于民主及其正当性的最新理论探索。谭安奎的著作直接以这个复杂的问题为主题，通过与此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们的对话，⋯⋯独立地提出了作者独特的原创性观点，又有分析的条理和明晰，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政治哲学研究著作。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公共理性问题的研究，隐含着对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关怀。基于学理的论证，作者表明，公共理性与一种审议民主的理想而不是业已完成的民主背景相关联，这为人们思考转型社会中的公共理性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韩水法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后现代主义曾经激发了巨大的争论，且今日依然，尤其是现在，它已经扩散为一般性的话语。有人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诸多原则，比如它对种种元叙事的基本性抗拒，比如它让人吃惊的解构性，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却正在从后现代主义的创新性视角当中受益。 在本书中，斯蒂芬·K怀特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责任的含义的思考方式：一种是流行于现代主义论述中的视角，另一种则流行于后现代主义论述的视角当中，从而廓清了穿越后现代疑难的道路。以此为导向，怀特探究了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和哈伯马斯以及那些差异女权主义者的作品，想要借此说明后现代主义何以能够给当代的伦理一政治反思带来某种信息。 怀特认为，必须用一种更具肯定性的他者指向来补充后现代主义广为人知的反抗和破坏立场。这一指向采取了某种轻度关怀的形式，这一形式出自一种矛盾情绪的传播，在这种矛盾情绪中，因确定性丧失而来的悲哀和因差异而来的欣喜纠葛在一起，难解难分。在结论章节，怀特考查了这种修正了的后现代主义视角是如何影响到我人对正义的思考的。

自古希腊政治文化形成以来，公民身份就是西方政治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近年来，民族国家自主权的转型，移民难民数量的增长，全球化浪潮的出现，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公民身份”概念在学术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引发了当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关注。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里斯特女士另辟蹊径，从女性主义立场探讨这一问题，又为它增添了一个新的理解维度。她自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在她看来，传统理解中所谓的“公民”只不过是一个脱离实际的、虚假的”普遍主义”范畴，她提倡一种能包容普遍性与差异性于一体的“分化的普遍主义（differentiated universalism）”重新理解公民身份。因而，她与二战前主张抽象的、形式性的“男女平等”、“女性独立”、“同工同酬”的早期女性主义者不同，也与当代激进的、对一切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谨慎地保持了距离。她不放弃传统女性主义者们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因为这种斗争形式表达了一种普遍性的“正义伦理”诉求。但形式平等绝对不能保证实质平等，要获得实质平等，还要诉诸于“照护伦理”，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男女虽因生理原因而彼此有别，但从整个社会来看，他们却是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这样一来，简单地从正义伦理”、”独立”理念出发，或简单地从”照护伦理”、“相互依赖”理念出发，都不可能准确理解女性公民身份。自然，要准确理解公民身份，就必然将两者进行综合，妇女--友好（woman-friendly）的公民身份模式就是这种有机综合的产物。由此出发，里斯特教授对妇女公民身份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二律背反”现象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内容简介： 《社会政治哲学》旨在为社会政治哲学中产生的主要问题提供一种全面的指南。《社会政治哲学》各篇文章均为当代杰出的社会政治哲学家所撰写，介绍了社会政治哲学中的主要争论，内容涵盖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威、自由和国家的限度、个人权利、公正、平等、民主选择、多样性和协商、性别 、民族和宗教等问题，理论涉及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女性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学说。每章围绕一个或一系列主要问题进行讨论，为核心论点提供了一种概念或历史的指南，文章所提供的特定的方法或结论，也为推进讨论和解决问题指明了方向。 编辑推荐： 罗伯特•L•西蒙主编的这本论文集说服力强，结构合理。作者卓尔不凡，文章涵盖全面。” ——乔治•谢尔（Georgesher），菜斯大学 “这本气势宏大的著作讨论了自由民主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当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倡导者还是批评者．都得到了公允的评价。讨论自由、公正、平等、个人权利和民主选择时精致入微，而讨论多元主义和少数群体时则顺应时势。” ——诺尔曼•E•博维（N0rmanE．Bowie），明尼苏达大学 《社会政治哲学》收集了考察社会政治理论基本问题的最新文章。每篇文章都由著名的社会政治哲学家所撰写．不仅描述了问题的发展史．还就围绕该问题的主要争论做出了明智的评价。

在尼采的所有著作中，《道德的谱系》（1887年）可能是最难懂也最具独创性的。 《道德的谱系》的主旨并不在于探问道德的未来，而是探问道德的过去，道德的来源与历史，即那依然笼罩在黑暗之中，或者至少是向黑暗深处延伸的来源与历史。《道德的谱系》为道德制定了一个家谱，而其副标题“一篇论战檄文”则暗示着，尼采将在这里探讨一些颇具挑衅性的东西，读者很快就会知道，被我们今天视作高贵正派的那些价值却有着粗俗鄙陋的起源，而善与恶则有着非常可疑的祖先。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之一，查爾斯?泰勒以他對政治與道德理論的貢獻享譽國際。在《現代性的社會想像》裡，泰勒繼續他晚近對多重現代性所做的反思。為解釋各種現代性之間的歧異，泰勒發展出「社會想像」的觀念，也就是一種對於某群特定的人們想像其集體社會生活的方式的廣泛理解。 藉由重述西方現代性的故事，泰勒追索出一種獨特社會想像的發展。西方社會想像由一種建立在平等參與者的互利之上的道德秩序觀念所發動，它的特色在於三種關鍵文化形式：經濟、公共領域，以及自我治理。在這部篇幅與風格都平易近人的作品裡，泰勒為這些文化形式所做的解釋，提供了我們一種清晰而簡明的架構，不僅能夠用以理解西方現代生活的結構，同時也能藉以理解現代性在世界各地所採取的不同形式。 目錄 導論 第一章　現代的道德秩序 第二章　何謂「社會想像」？ 第三章　觀念論的幽靈 第四章　大解組 第五章　經濟作為客觀化的實在 第六章　公共領域 第七章　公與私 第八章　享有主權的人民 第九章　滲透一切的秩序 第十章　直接社會 第十一章　能動性與客觀化 第十二章　敘事模式 第十三章　俗世性的意義 第十四章　地方化歐洲 致謝

《现代性终结：虚无主义与后现代文化诠释学》（The End and Modernity：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m Culture）是意大利著名思想家G.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重要著作。该著作主要由导论和10章正文构成：第一部份“作为命定的虚无主义”，包括“为虚无主义辩护”和“人文主义危机”两章；第二部分“艺术的真理”，包括“艺术的死亡或衰退”、“诗语的飘落”、“装饰/艺术杰作”、“艺术革命的结构”四章；第三部份“现代性的终结”，包括“诠释学与虚无主义”、“真理与诠释学本体论修饰学”、“诠释学与人类学”、“虚无主义与哲学后现代”四章。该书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反响。 《现代性终结》一书，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思想对真理问题的诠释为核心主题，紧密结合西方文化、科学现代性终结和后现代转变，通过对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西方的重要思想家尼采、海德格尔、加达默尔、本雅明、库恩、罗蒂等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思想的理论阐述，集中论述了西方现代性历程中出现的思想危机，以及后现代文化诠释学试图解决这些危机的理论尝试。作者力图通过现代性思想中虚无主义、人文主义、艺术真理、现代性的终结等问题的探讨，为人们理解现代性的完成及其对艺术和科学产生的后果提供一种哲学基础和诠释学理论视野。 该著作英译本富有英译者的长篇导论，对瓦蒂莫的思想做了通俗而全面的介绍。

本书是权力政治学的技威力作、作者运用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理论，依据立定于当代买际的政治、社会、历史范例，在韦伯、马克思、弗洛伊德、柏拉图、陀思妥耶夫斯基、奥威尔、霍布斯、阿伦特和马基雅弗利等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权力定义（控制权和行动权）、权力形式（武力、操纵、权威和说服）、权力基础（个人资源和集体资源），以及权力的用途等有关权力的诸方面作了深入的剖析与全面论述。

《现代政治分析(第6版)》构建了政治分析的框架、概念、要素，为我们进行政治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全书结构清晰，论述深入浅出，将政治学研究的各个重要问题勾勒出来，并引以实例加以论证。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并没有描绘和解释具体政治现象，而是试图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因此，《现代政治分析(第6版)》并不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提供以明智的方法寻求答案所需要的一些分析工具。

奥古斯丁是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堪称神学百科全书。本书从作者从奥古斯丁著述之拉丁原文入手，论述深入细致，在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了解全面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本书代表了国内奥古斯丁研究领域的前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