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作者郑曦原）为《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的姊妹篇，时间上与其相承续，系《纽约时报》1911年10月至1921年12月间对华报道的选编。1911年，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帝制终结。之后十年，共和制在动荡中初具形式，列强环伺的局面依旧，社会生活中西风东渐，中国被日渐引入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构成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危机与希望的时代。入选《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的《纽约时报》200多篇报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角度，对中国这十年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系列报道之深入。令人惊叹。以西方人的眼光，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进行了分析，对其未来做了预测，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从这里读者可看到历史的另一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百年后回眸历史，给人很多启示。《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为其中“政治篇”。

百年辛亥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本书尝试从影像的角度，避免既往辛亥革命史叙述的脸谱化倾向，将珍贵的历史影像呈现给读者，辅以当事人的自述或回忆，期待在对近四百帧历史图片的追索中，切近当时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实况，革命者的生活世界与革命生涯，还把革命的对象——清廷及其代言人纳入图像世界，邀请读者进入那一段逼真而鲜活的历史场景，感受那一波惊天动地的革命巨浪。

无论国民党人将来的事业和前途如何，其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和突出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本书全面展示了中国国民党内，及其相关政府和军队中的成名人物共21458人，肖像照9580幅。

清季革命，始于甲午战争前后，由孙中山倡始。庚子以后，各派革命势力兴起，终汇成革命洪流。各派人士推动革命，无不以组织团体为进行之方法。孙中山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兴中会，1905年在日本合各派势力组织同盟会，并在国内外各地成立分会，影响波及国内外。蔡元培、章炳麟在江浙组织光复会；黄兴在两湖联合学界组织华兴会。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派人士结为同盟会，革命由地方性发展为全国性。其后又有共进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各团体皆以反清为目标。在竞争发展的情形下，革命势力日盛，终有武昌革命的成功。

从1913年至1923年，民国国会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两遭解散而两度复会，围绕内阁制与总统制、单一制与联邦制等问题，制宪议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制宪议员选择的是封闭式的制模式和对抗性的制宪策略，他们排斥北洋实力派对制宪过程的合理介入，沉陷文人式的学理空谈而不能合理地分配政治权力。这些因素，是导致民初制宪政治和民主转型终以失败结束的重要方面。 本书结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分析方法，爬梳民初制宪会议的原始记录，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策略互动论等分析手段，返回历史现场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力图避免目的论的后见之明及以往对民初制宪失败的道德化评价；同时，作者拓宽视野，将民国制宪与美、法等国制宪过程相比较，当前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民国初年制宪政治的认识。

两书主要记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的机构设置，尤其是官员官僚，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的情况。

孙中山崇拜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政治和文化产物，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崇拜的遗存和延续，又是国民党政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刻意制作政治象征符号、藉以整合社会、巩固其威权统治的一大创制，也是国民党利用国人对孙中山的爱戴、崇敬与祭奠的社会心理，有意引导和设计成为个人崇拜的精神产物。本书进行深入解读，有助于理解孙中山符号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深化民国政治文化史研究。

抗日战争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关键一役。在这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进行的总体战争中，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的统治“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何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以严谨、细致的笔触刻画了那段隐蔽的历史，论断公正平和，发入深思，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因历史机缘，在短短几年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人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精英与资源于此一地，以完成摆脱被侵略被压迫命运的重大使命。重庆这一地名不仅联系着战争岁月的记忆，更因战争的性质，被赋予神圣的意涵。 《陪都重庆：大轰炸下的抗日意志》（1938—1945），“温故影像”丛书之一，由秦风老照片馆广泛收集影像素材，呈现重庆抗战的重要经历，包括大轰炸的抗日意志，各党派团结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丰富的抗战话剧，以及蒋氏夫妇和宋家姐妹的抗战活动。此外，本书也着重反映了重庆在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角色。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的出现，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从抗战初期被压迫的角色，到了战争末期以世界四强的角色崛起。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实际上成为亚洲的权力中心。中国在这里实行了对印度的大国外交，同时也完成了《开罗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工作。重庆此一非凡的地位，在此书中得以完整重现。

《内战与危机(1927-1937)》以1927─1937年间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为线索，叙述近代社会在这段错综复杂的特殊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完成名义上的统一中国后，从实施训政、实行宪政到强化军事、国防、教育、经济基础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行农村武装割据、创立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壮大红军的艰难历程。书稿以翔实可信的史料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舞台上两个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曲折交涉，再现了自“九一八”事变后两党政策的转变、中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合作的实现这一清晰的历史脉络。

“帮会”所为是一种革命，它无革命之名，但有革命之实。 “帮会”中人虽也有渣滓，但有学识、有思想、有志气、有胆量的人也很多。他们“义”字当头，敢做敢为。 中国社会的复杂，深不可测，读“帮会史”，也许可以帮我们找回那一段逝去的记忆…… 阅历不深或阅历深厚的人、最讲义气或最不讲义气的人、传统文化的倾慕者、想要了解或不想了解中国社会的人…… “帮”也是行会上通用的一种名称，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帮”被用来指无须某种专门训练，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组织，如挑夫、河工、码头工中的组织。换言之，“帮”往往与社会下层组织有关，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帮”转义而指以社会下层人士为主要分子的秘密组织，因有“帮会”一词。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青帮”。据考，“青帮”的前身即是清代专门从事漕粮运输的水手行帮。康熙中叶，清代的漕运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漕运水手的主要成分由军人变为雇佣劳动者，而其主要来源是社会游民。这种变化遂带来新的需求，如水手的雇佣、工价、福利以及各种利益的分配和协调等等，漕运水手中的行帮组织即因此而产生。最初，“青帮”只是漕运水手行帮中的一个组织，后则凭借其组织严密等优势而逐渐成为一种垄断势力。十九世纪中叶，漕运制度被取消，水手行帮亦随之瓦解，但是“青帮”依然延续下来，它重新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与其他帮会势力相结合，形成了著名的“青红帮”。 《中国帮会史》的作者刘联珂先生，本身就是帮会中的一个“同志”，他有学识、有志气、有胆量、勇于任事，他对于帮会的一切，知道得太多。 刘联柯加入帮会、追随“洪门”诸大哥三十余年后，摆脱一切，一心一意写这部“帮会史”，向我们揭开帮会长期鲜为人知神秘面纱……

为理解中华民国，本书并不采取直线叙述，而是以专题章节的形式提供对于中国转型这一中心主题的深度阐发，再将它们综合起来，编织入整体的叙述。尽管本书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推进的，但是每一部的各章都用一种更为聚焦的方式考察那几十年中的特定方面：政治、社会关系、思想、外交、经济以及其他主题。因此，本书避免单一的故事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教科书的作品。将其抟为一体的是贯穿这一时代内外的一系列重复出现的主题。通过检查不同颜色的丝线，我们就可以看到外衣是怎样织成的。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与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在外国干涉、战争与经济紊乱的情况下，中国古老的王朝政治制度以及支持它的社会结构瓦解了。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为了自己与家族（有时是民族）的尊严——而努力奋斗。民族本身也有待构建。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国认同的版本，但正是在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与激进行动者首次试图通过混合种族、文化与历史等观念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些令人兴奋的观念触动了受教育阶层与城市群体的心弦，最后，它们还传布到了农民阶级之中。与此同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宣告帝制就此结束，并在随后试图建立一个共和国。清朝是以汉民族主义的名义被推翻的，满族统治者被视为外国侵略者——他们在两个半世纪之前突然冲出了东北森林，征服了中国。1911年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清朝不过是前后相继的二十多个皇室中最近的一个，其“正统性”可以被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像之前的所有王朝那样，清廷以其自身而非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 在王朝最后的那些年中，这让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容忍。他们想要一个代表国人利益的强大政府。由此，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对受过教育的群体——如数量日渐增加的学生、军人、专业人士以及商人——来说，这些理念既是奋斗的目标，又是他们之间互相争夺的对象。到20世纪20年代，城市工人与许多乡村社群也已经成了举足轻重的政治行动者，他们也迫切要求实现自己的社群与正义理念。民族主义将那些算得上数或应被算上数的人群重新界定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它唤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注意，那就是一个软弱且四分五裂的中国如何保卫自己抵抗外国自19世纪以来的威胁。而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正义——权力与财富在中国内部如何产生与分配——的问题缠结在了一起。 因此，建立某种新政府的斗争就关涉到政治共同体成员如何作为——哪些成员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与义务。这与建立强大国家以抵抗外国威胁和直接侵略的迫切需要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在这几十年中，战争肆虐，没有哪个城市、村庄或家庭能不受其影响，且它又与新权力源及其反对力量的出现关系巨大。在摧毁旧社会结构并为新权力竞逐者的出现开辟道路方面，外国帝国主义与赤裸裸的侵略、内战、地区与宗族暴力以及匪患都发挥着作用。在这几十年中，中国还被进一步拖入世界经济之中，这促进了城市化（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并为新的文化交互与社会变革开辟了道路。 在这几十年中，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以民主为名义，而民主自然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民主有时意指选举制度或实行选举的保证（以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方式），不过，它还意指各式各样的群众动员以及从公民权到经济安全等种种权利制度。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新社会群体——例如妇女、工人、商人、少数民族以及各种“爱国者”——要求在政治上发出声音。城市精英在挑战王朝权力以及随后反对自封的建国者时，都既用民族主义又用民主主义来正当化自己的行动。在工人与农民之中，民主、社会正义与民族主义也变成了强有力的潮流，塑造着长期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国革命者反抗着传统习惯与道德的重负，同时也与民国时期新出现的掌权者作斗争。 因此，“民族”与“民主”的概念就成了竞争中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斗争舞台。同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标志就是国家建设的努力与实验，这种努力与实验宣称能加强国家力量且创建民主，而事实上通常是通过创建民主来加强国家力量。然而，在像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就此而言）民主主义这样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到的解放与乌托邦冲动也可能受到了限制，理由则是国族统一以及抑制对国家或法团权力的阻抗。中国民族主义是通过面对外国的频繁干涉与侵略的耻辱感塑造出来的。领导者与人民都同样尽力试图恢复历史上的伟大。他们将中国理解为一片有着古老荣光的土地。而为了生存与发展，它需要新的制度。首要的则是新的公民，他们会被像学校、法律、兵役以及国家宣传这样的共同制度塑造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本书的绝大部分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追索这些尝试——教育普及化，语言标准化，改造法律制度，并一般性地加强政府。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可能互相冲突。领导者批评说民主会带来不统一与无效率。政府的批评者不得不为他们的爱国心辩护——尽管他们可能同样因为政府不能保护民族利益而攻击它。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间互相冲突的成分是不可能被否认的，不过同时，它们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虚假造作或白日梦。在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的逻辑完全以对人民的动员为基础。对旧式的王朝国家来说，只要人民交了税，它大体上就满足于让他们自行其是，而新式民族国家则需要他们热忱的合作。本书考察了中国奋力创造公民的过程。那么，被理解为是权利与义务结合的公民权就同样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民族主义要求创造公民——认同于政治共同体的人民。作为一位公民，在那个共同体中也就有自己的一份。在此类政治问题之外，本书还考察针对家庭、欲望、性关系、休闲以及身体本身（例如如何出行与着装）——它们承载着公民权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态度变化。 本书混合性地借鉴了社会科学、文化研究以及实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以集中探讨这些主题。我所设想的读者无须对中国有任何了解，不过要乐意在少数广为人知的事件中扑腾，并要间或游入深水之中，考虑这些事件的原因、方式以及潜在的替代性选择。

近代中国社会波澜壮阔，新旧之间持续缠绕互竞。举凡思想演化、人事代谢、社会变迁及其互动关系，都呈现出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错综局面。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渐渐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导致对于往事与近事，皆不免生出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困惑。不少历史逻辑，余音至今不绝。本书的基本取向，就是返其旧心，给各方以平等的发言权，通过具体的人怎样做具体的事，来展现近代这一大变局下的新旧之争。

历史的有趣不在宏大的叙述，而是对细节的关照。细节对于植物来说，或许只是一枝树杈的生长方向，而对于历史，却是对一个时代最好的注解。而最让人感叹的是，历史的细节原本都是当时举国轰动的大事，只是被岁月的流沙掩埋之后，显得微不足道而已。《民国原来是这样》就是在夹叙夹议中，揭开民国历史鲜为人知的细节，并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到历史的浩渺烟尘中，以人带事，从细节中窥探全貌，勾画大观，点射历史。 出版：现代出版社 2010年版

本书共分13个部分（辑），包括：导论、近代史与近代性、白银流失的天下、走向世界的思想者、大用之人曾国藩、天国的堕落、汉人收复国权运动、国权与王权之争、立宪：皇帝的救赎、女子与小人的故事、立宪运动一分子、立宪：在党权与国权之间、文化个体性自觉，每辑之下按各自的侧重，细分篇目。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本书写作的内核。在论及“自由”这个人类永恒的话题时，作者举了孙猴子的例子：孙悟空，从自发的生而自由的猴子转变为自觉的自由主义战士，他在完成了西天取经后，仍会回到花果山那个自由的王国。花果山是孙猴子的必然归宿。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杰出人物的代表，又何尝不是一只只“孙猴子”呢？他们的思想绝无干涸，他们的斗志何其坚强，为了理想中充满大爱的自由江山，他们走上了同一条遍布荆棘的路。 曾国藩在“刺马案”中小试牛刀，已使朝廷心惊胆战的他，却不愿把“圣人子弟兵”带入军队国家化，从而给中国近代史留下个莫大的遗憾。 李鸿章这位硬脖子的中堂，竟敢在老佛爷面前自称“康党”。他创立了北洋“军事—工业复合体”，却在皇榻之下被“去李鸿章化”。他拒做总统，只因是个保皇死党。 徐继畬，一个用古汉语说新世界的人。《瀛环志略》里，没有天朝架子，没有华夷对立，枯燥的世界地理在他笔下顿时生动鲜活起来。 胡雪岩是唯一具有商战意识的红顶商人，他以一己之力搏帝国主义，而置生死安危于度外。既知有君臣大义，又知朝廷外尚有国家利益，仅其一人而已。 “千古一帝”光绪，居然要在中世纪帝制的朽木上，开出近代宪政之花。他是家天下的逆子，却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是帝制的叛徒，却是祖国的忠仆。 严修以教育独立的新思维，创私立新式小学及女学，亦是近代学潮的“第一推动者”。所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被梁启超称作戊戌维新“变化之原点”，废科举制之先声。 蔡锷，普天下的军阀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主张军队国家化；没有一个像那样，无比自豪地宣称“军人不党”。他率先喊出“国权至上”，他的南方军魂，为江山而立国体。 地位卑微，却人格高贵——这就是民国女子赛金花，这个小女子的柔弱之躯，可以抵挡住八国联军的野蛮，却抵挡不住天朝臣民的践踏。 …… 《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带我们一步步重新发现近代史，重新学习近代史。它是一部英雄的赞歌，带着壮烈，带着激情。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历史的重要著作，1912年（民国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截止到1927年，已经出至六版，足见其受欢迎之程度。一百年来，有关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是，这部书在学术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为治中国秘密社会史者所必读。秘密社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书中以明清时期的秘密社会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史角度，讲述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秘密社会组织及其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在政治动乱和社会变革中扮演的角色。

上自孙文缔造共和肇始，下逮蔡锷护国运动兴起，袁世凯当国之年，国可谓不兴，民可谓不幸。 民国开国前后，垂帘听政而无术支配的隆裕太后，拥一对寡妇孤儿入承大统的摄政王载沣，帝制回头泡沫王朝的悲剧人物袁世凯，建国蓝图的最高当国者孙中山，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宋教仁，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黄兴，从美国吹来帝制东风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始共和终帝制而误袁氏的杨度，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的“六君子”，国人眼里的大草包袁克定，以一篇文章闹垮一个洪宪王朝的梁启超，泡沫战争里的蔡锷…… 孙文总统的就职典礼，是这个新时代的开端。旧的帝制逐渐在历史的海洋中，缓缓沉没；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成长虽缓，终必有大盛之时。这该是个历史的必然，无人可以逆转之也。 袁世凯如何在晚清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政府之间养敌自重以觊觎总统宝座，宋教仁刺杀案的历史谜团到底暗示了什么背景，孙中山的个性对他改造国民党以谋求革命有何影响，袁氏当国时期的内政外交如何复杂多变，筹安会“六君子”与袁氏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不该遗忘的古德诺教授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唐先生凭借其一贯的学者气节，不依风附草，不人云亦云，坚持论从史出，坚持言必有据。

抗战胜利后，举国上下强烈要求严惩腆颜事敌、为虎作伥的汉奸。国民党政府遂于1945年11月、12月先后颁布了《处理汉奸条例》、《惩治汉奸条例》，并开始了对日伪汉奸的审判。 　　本书是审讯22个日伪汉奸的材料汇编，涉及到抗日战争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汪伪政权的性质以及日、汪、蒋的关系均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本书所涉及的汉奸多为直接参与叛国投敌活动的日伪头面人物。有些人地位虽不显赫，但其档案史料具有一定价值。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