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研究明代佛教史的论文多篇，综合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对明代佛教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佛教与地方经济环境的相互影响，佛教因应政治、社会的需求而发生的变化，佛教信仰所反映的明代女性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地位，以及佛教医学的发展等多个论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本書為結合社會史與禮儀史的著作，以「祖先祭祀」為焦點，討論元明以後儒家式的祭祖禮儀在鄉里社會發展、傳衍成習俗、傳統之一部分的歷程。 全書主要處理以下三個問題： （一）先秦時代屬於貴族社會的禮，如何在近世以後也可以行用於一般士庶？ （二）此一時期祖先祭禮的知識透過誰來傳導？又如何傳導？而儒禮在民間擴散的情況又是如何？ （三）儒家式祖先祭禮的引介對士人與家族原有祭祖習慣的影響。作者希冀透過本書具體的實證研究，闡明儒家禮制與人們日常生活規範及實踐之間的關係。的歷史風貌還原呈現，期許多少填補女鬼信仰相關研究的闕如。

本文的宗旨，實際上是欲以徽州這在中國近世社會中以強固宗法制聞名的典型區域為探討對象，該地區生態環境的貧瘠所導致農業生產能力不足、商業的興盛、宋元時文風的鼎盛與獲取進士與鄉貢科名的眾多，理學滲透的根深柢固，與明中葉該地區顯著的貧富差距與社會浮盪不安，成為觀察此地區強固宗族制度的有利視角。本文嘗試以長時段的視野，觀察宋明間徽州宗族制度的發展演變，探討不同時間、不同歷史情境下造成近世徽州宗族制度開展與強化的原因，以及該地區宗族制度強固聞名的癥結，並藉此作為瞭解中國近世社會宗族發展的一個參考指標。本文嘗試論證，徽州的生態的貧瘠與貧富的懸殊等造成的社會不安，是該地區宗族制度強固的癥結原因，而理學的滲透進一步起著輔助作用。但起源於南宋的宗族組織之開展，卻與科舉社會高社會流動的背景，密切相關。家族仕紳實欲藉此以維繫家族發展、避免衰落。但徽州宗族制度的真正強化與落實，卻是到明中晚期，實與該地充分顯示出的「流動不安」息息相關，而社會的宗族同時也更密切地被整合至國家權力層次中。質言之，本文嘗試論證，徽州宗族制度的發展，與「流動」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由南宋之際的「高社會流動」到明中葉的「高流動不安社會」，顯示出宗族制度的發展與人們心中的不安全感有深刻關聯，同時，由南宋到明中晚期，徽州宗族制度發展的社會原因與背景，也有所轉變。

《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主要通过对明代私塾教育的发展与塾师社会构成的演变、塾师的生计状况、塾师的职业生活与职业观念、塾师的社会活动等问题的梳理，更主要从“社会人”而非简单的“教育者”的角度，探讨了塾师于明代基层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及其多元化的社会角色与功能，并进一步揭示了“治教融合”传统对中国近世士人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影响。

有關中國婦女生活史的書寫，雖然早在1920年代即已開始，但史學界對婦女史的研究，卻要到1970年代才重新起步，並展開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歷程。由呼籲「補充歷史」到改寫歷史；探討的重點也由婦女、兩性而性別。與同一時期女性主義思潮對政台灣治社會的衝激相呼應，也與國際婦女史研究的潮流和脈動若合符節。 早期婦女史的研究課題，是透過父系家族的架構，以及維繫此架構的重要機制——婚姻——來了解婦女。事實上，中國婦女史的研究素材，不論是正史或其他文獻，向來以男性書寫女性最為大宗；家族與婚姻的研究，大多從男性對女性的規範與期望入手。即使是由女性書寫、創作或在無意間留存的史料，雖可藉以強調女性主體意識，卻也多包括書寫者對男性的情感與意見，並且是相對於原本男性為主的一種發聲。因此，研究中國婦女史，很難不牽涉男性，想要單純以婦女為對象，而忽略男人隱在幕後那隻手，恐怕未能得實。要發掘女性的處境與地位，就不能不從「關係」的角度出發，探討兩性的互動及其影響。 正因為男女有別、女女也有別(當然男男亦如此)，過去以留下最大量記錄的漢人男性知識菁英代表全體傳統中國人生命經驗的做法，不得不受到檢驗。而因社會包括各種階層與族群的男男女女，他們的互動與分工、規訓與挑戰，都不限於家庭與婚姻之中，故而性別成為重新理解經濟史、法律史、文學史、史學史、宗教史，乃至醫療史的視角。性別取徑的提出，便成為整合新興研究成果，重新理解歷史的一項利器。 本書所收的十篇論文，其中五篇分別介紹不同斷代中性質特殊而重要的史料，包括商周青銅器與隨葬品、漢代畫像石與畫像磚、唐宋墓室壁畫、誌銘和敦煌吐魯番文書、明清司法檔案，以及現代口述訪問紀錄等，說明它們如何可以作為婦女史的素材、看出哪些兩性互動的面向，以及在性別史研究上的意義。另外五篇則就近年來較具突破性發展的領域，如歷史書寫、文學史、佛教史、家庭史，以及財產權等，申論婦女在其中的處境與地位，以及納入性別角度的分析後該領域的演變與特色。

本书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理查德·托尼在1930年代撰写的一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著作。因为当时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该书的侧重点主要是农业问题，包括农民生活状况、农村人口、耕作方式、农业信贷、旱涝灾害等；但同时，托尼也以发展的眼光考察了其时工业的初步发展情况，以及影响经济的各种关键要素，如交通、科学研究与应用、教育、人口流动、经济政策，等等。 作为一个关注中国的学者，托尼在这部著作中，以冷静、中肯的态度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肯定了中国自身的优势以及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的进步，也在很多方面非常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在统计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托尼还利用了比较详实的数据来支持他的论点。本书对于研究20世纪30年代及以前的中国农业、农村问题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书作者透过丰富的史料将近代中国学校、政府、媒体、社会如何联手改造女性身体的历史做了极好的分析。书中对于线性进步观点、族群分离，或”女性自己的声音“等研究取径，都提出了批判性的检讨。为近代妇女史研究另辟蹊径，值得重视。——吕芳上（台湾”国史馆“馆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本书厘清了近代中国妇女史中的身体观、教育制度、国族主义，以及现代性等各种复杂议题，对学界了解此一时代及其中的性别意涵贡献良多。它所呈现的多元与复杂程度，早已跨出体育史此一专门领域的范畴。——李贞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学界较多探讨“妇女运动”史，而较少关注妇女“运动”史。游教授将视角投向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演变及其所承载的国族命运与社会文化意涵，所呈现的，并非单一的女子体育史，而是从多层面描画出的多姿多彩的女子“运动”图像。——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本书选择中国大陆输入女子体育教育先行区之一的华东地区为研究对象，梳理该地区近代女子学校在近代女子体育教育领域的办学实践、示范的功能，再现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初创期的成长印迹。——罗苏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试图从性别视角，审视女子体育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跳出国家观的体育史窠臼，兼采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呈现西方体育传入后女子的新观念和新行为，如何在公众舆论、学校教育、学生生活、运动竞赛、观众反映、大众传媒和视觉文化等层面产生意义。本书试图给近代中国的体育史一个性别的 诠释，丰富我们对近代中国女性历史的认识，也让体育史、妇女史和近代中国史得以互证互补。 本书图文并茂，配有95张插图，都是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广告、报纸漫画、电影剧照等。

什麼是流行病？什麼是造成疾病流行的原因？ 流行病對於人類社會和文明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人類如何因應流行病所帶來的衝擊？ 「疾病」是一種客觀存在還是一種文化或社會建構？ 人類如何看待、詮釋、利用或療癒「疾病」？ 疾病是人類共同的生物性經驗之一，其存滅與盛衰，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文明的變遷，有著緊密而複雜的關係。我們不僅隨時隨地在「感知」，也在「製造」疾病；不僅在「界定」（frame），也在「建構」（construct）疾病。本書所收錄的十三篇論文，企圖以若干個案說明人類看待、認識、詮釋、利用或療癒「疾病」的古今之變，並探索疾病史研究的可能途徑、課題、材料、方法，以及寫作方式。 導言（節錄） 疾病也有歷史／林富士 一九九七年七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立了「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其前身是成立於一九九二年的「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會。設立研究室的目的，是為了讓既有的研究團隊能更加茁壯，並且與國內外的學者有更頻密的交流和對話。因此，在我受命擔任召集人一職之後，便邀請所內十一位同仁，在杜正勝先生的領軍之下，開始執行一項名為「中國歷史上的醫療與社會」的三年期整合型研究計畫（1998-2000）。那時，對於疾病、醫療史的各種課題，我們其實都還在摸索與嘗試之中，因此，每年都會召開專題研討會，邀請各界學者到史語所相互切磋。三年之間，陸續召開了：一、「中國十九世紀醫療」研討會（1998年5月22日）；二、「潔淨的歷史」研討會（1998年6月11-12日）；三、「養生、醫療與宗教」研討會（1998年1月9日）；四、「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1999年6月11-12日）；五、「疾病的歷史」研討會（2000年6月16-18日）。 其中，以「疾病的歷史」研討會規模最大，成果也最為豐碩。當時，總共有三十一位學者提交了三十篇論文。學者之中，以國籍或地區來說，美國五人、中國五人、日本兩人、韓國一人、香港一人，其餘十七人為本地學者。以專業背景來說，醫學九人、藥學兩人、文學三人、生物學一人、人類學一人，其餘十五人為歷史學。三十篇論文共分十個場次進行，前三場均以「流行病」為主題，共九篇論文。接續的七場，主題依序為：四、疾病觀念與醫療技術；五、疾病與文化；六、身心與疾病；七、性與疾病；八、生活方式與疾病；九、疾病與政治論述；十、文獻材料與疾病史研究。除此之外，在「綜合討論」時，我則提交〈「疾病的歷史」研究芻議〉一文，供作討論的基礎。 研討會召開之後，轉眼之間，竟已超過十年。在這之間，有些發表人已退休或離開原本任職的機構，有些則由研究生躋升為大學教師。而他們也大多將會議論文改寫，或發表在國內外的學術期刊，或是收入其論文集、專書之中，也時為學界所引述或討論。因此，似乎已無結集出版之必要。 然而，時至今日，疾病依然困擾著無數的個人和群體。人類不僅隨時隨地在「感知」疾病，也在「製造」疾病；不僅在「界定」（frame）疾病，也在「建構」（construct）疾病。因此，我覺得仍有必要透過論文集的編輯與出版，傳達當年探索「疾病史」的若干歷史經驗。當時我們頻頻扣問的幾個互相糾結的課題包括： （一）什麼是流行病？什麼是造成疾病流行的原因？ （二）流行病對於人類社會和文明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三）人類如何因應流行病所帶來的衝擊？ （四）「疾病」是一種客觀存在還是一種文化或社會建構（cultural/social construction）？ （五）人類如何看待、詮釋、利用或療癒「疾病」？ 這些問題並非由我們首先提出，也不會因我們的解答而消失。但我相信，收在這本論文集中的十三篇文章，仍然可以作為思考的起點或參考，仍有攻錯之效。 首先，林富士〈中國疾病史研究芻議〉一文，以中國史為例，概略介紹了疾病史研究的途徑、課題、材料、方法，以及寫作方式。其次，李建民〈祟病與「場所」：傳統醫學對祟病的一種解釋〉、陳秀芬〈在夢寐之間：中國古典醫學對於「夢與鬼交」與女性情欲的構想〉、李貞德〈「笑疾」考：兼論中國中古醫者對喜樂的態度〉、張嘉鳳〈「疾疫」與「相染」：以《諸病源候論》為中心試論魏晉至隋唐之間醫籍的疾病〉，范家偉〈漢唐時期瘧病與瘧鬼〉、廖育群〈關於中國古代的腳氣病及其歷史的研究〉、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等七文，分別探討中國傳統醫學（或宗教）對於祟病、鬼交（夢交、夢鬼交）、笑疾、疾疫、瘧病、腳氣病、痲瘋病的多樣看法、語言歧義、以及概念的古今之變。再者，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一文，揭示了中國的痲瘋「經驗」與「在地知識」如何與英國的醫者及醫學觀念互相激盪；劉士永〈日治時期台灣地區的疾病結構演變〉一文，則是解析近代西洋的公共衛生及醫學觀念如何影響日治時期台灣地區「疾病結構」的演變。此外，劉錚雲〈疾病、醫療與社會：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相關史料介紹〉一文，以官方文書「內閣大庫檔案」，闡明清代社會常見的民眾疾病和傳染病所引發的社會問題；蔣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醫病關係為例的探討〉一文，則是利用私人日記解析晚明士紳家族的疾病與醫療經驗。最後，邱仲麟〈人藥與血氣：「割股」療親現象中的醫療觀念〉一文，則是透過「割股」療親現象，探討中國醫學中相當具有特色的「人部藥」和「血氣」觀念。 這樣的內容安排，自然揭露出歷史學界對於疾病史研究的興趣，主要還是在於醫學體系中的「疾病」觀念（包括疾病分類與病因論）的演變及其文化特性。同時，這也顯示，無論是「古今之變」的比較、醫學社群或社會群體內部的比較，還是中西醫學的比較，都是疾病史研究常用的手法。此外，從上述論文也可以清楚的看到，運用不同類型的材料，才可以呈顯更多疾病史的不同面向。總之，透過本書的十三篇論文，以及我們過去摸索的經驗，我認為，對於疾病史的探索，只有透過跨學科的對話與整合，跨地域團隊的分工與合作，並且針對各種新、舊課題，廣泛使用各種方法、工具與材料，才能有重大的突破，並有助於我們對於人類整體歷史的理解。 選文（節錄） 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李尚仁 一、前言 歷史上痲瘋（leprosy），長久以來，一直和各種宗教迫害、文化成見糾結難解，若要探討疾病與社會、文化的關係，痲瘋的歷史無疑蘊含豐富的材料。痲瘋病患在西方受到強烈歧視的原因，可回溯至《舊約聖經》〈利未記〉第十三、十四章，記載「痲瘋」是種令上帝不悅的不潔之病。後世一些學者認為〈利未記〉翻譯發生錯誤，原文的zara’ath（或tsara’ath）係泛指不潔的皮膚病，卻被誤譯為leprae（痲瘋），為西方痲瘋病患的污名種下宗教根源。痲瘋的症狀容易與梅毒、苺疹病（yaws）乃至數種皮膚病混淆，正確診斷並不容易，史料記載的「痲瘋」是否就是現代醫學定義下的痲瘋，其實大有疑問。中世紀痲瘋的真實身分在醫學界與史學界爭議不斷。早在十九世紀末期，法國醫師暨歷史學者布黑（F. Buret）就發表異議，認為中世紀的痲瘋其實是梅毒。部分學者還認為，由於當時常由神職人員鑑定痲瘋病患，誤診的可能性非常高。考古學者於丹麥涅斯特華德（Naestved）的St. Jorgens痲瘋病患墳場，挖掘出西元一二五○年至一五五○年間下葬的屍體，遺骨經古病理學（paleopathology）檢驗，斷定死者生前患有痲瘋。然而，持反對意見的學者認為，考古發掘只能證明此一疾病當時已存在歐洲，卻無法保證史料記載的「痲瘋」病例罹患的都是現代醫學定義下的痲瘋。痲瘋的回溯診斷（retrospective diagnosis）仍舊問題重重。 十九世紀西方醫學的痲瘋研究有許多重要的發展，支持不同學說的醫師，對於痲瘋病因有數種不同的看法與解釋，痲瘋的疾病分類學（nosology）研究也發生爭論，痲瘋如何傳播的問題更是爭議的焦點。挪威醫師韓生（Gerhard Henrik Armauer Hansen）於一八七三年發現痲瘋菌，為現代醫學的痲瘋知識奠立重要基礎。為紀念他的成就，醫界甚至將痲瘋改稱為Hansen’s disease。然而，Hansen’s disease的致病細菌Mycobacterium leprae感染力甚弱，許多人對此細菌天生免疫，即使與痲瘋病患密切接觸也不會染病。因此，韓生的發現公諸於世之後，西方醫界對痲瘋是否會傳染仍爭議甚久。十九世紀西方醫學對痲瘋的傳播途徑與疾病身分（disease identity）的研究與爭議，是個有待探討的醫學史議題。目前有關十九世紀痲瘋病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痲瘋遭到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過程，以及教會收容與治療痲瘋病患的慈善醫療措施。澳洲、印度與美國等個別國家控制痲瘋傳播的醫療衛生政策，尤其是痲瘋療養病院的設立以及病院管理措施，也有不少的歷史研究。殖民醫療體制對痲瘋病患的管制或隔離措施，如何建構出被殖民者的身分（identity），以及被殖民者如何反抗這些措施等課題，近年也出現幾篇精采的殖民醫學史研究。然而整體而言，關於十九世紀西方醫學的痲瘋研究，目前的史學探討仍相當不足，即使受現代醫學推崇為痲瘋病因發現者的韓生，他的痲瘋研究經歷，以及他的學說被醫界接受的曲折過程，相關的歷史研究亦十分薄弱。 十九世紀中國被視為痲瘋主要盛行區域之一，然而西方醫學界在中國進行的痲瘋研究，目前仍是醫學史甚少觸及的領域。本文以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為主題，探討十九世紀中到十九世紀末，來華英國醫師何以對同樣的疾病現象做出相當不同的觀察與解釋，並分析他們關於痲瘋病因和傳播方式的討論。本文以英國倫敦的皇家醫師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與英國來華醫師康德黎（Jame Cantlie，1851-1926）分別於一八六○年代與一八九○年代進行的痲瘋研究為例，指出這兩篇報告對於痲瘋是否會傳染的問題，雖然看法南轅北轍，但使用的研究方法其實大同小異，兩者皆倚重英國殖民醫學、殖民科學乃至殖民行政管理所常使用的調查（surveys）研究方法。這兩篇報告呈現的醫學觀點轉變，則和歐美的帝國主義擴張活動、種族主義高張、排華風潮興起，以及熱帶醫學的專業化，有著密切關係。本文並且討論來華英國醫師對於當地資訊（native information）與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的使用，分析他們如何透過對中國資料的不同詮釋，來支持其截然不同的痲瘋病因論與傳播學說。 二、十九世紀西方醫學界對痲瘋傳播方式的探討 有關痲瘋的現代醫學知識濫觴於十九世紀，然而確立痲瘋是細菌疾病的過程卻充滿曲折。歐洲在十四世紀發生了史稱「黑死病」（the Black Death）的嚴重瘟疫（plague）之後，曾於中世紀造成大恐慌的痲瘋逐漸消退，到了十六世紀幾乎完全銷聲匿跡，除了北歐之外罕見其蹤。十九世紀前半，挪威是少數仍有本土痲瘋病例的歐洲國家，其痲瘋研究亦領先群倫。挪威醫師丹尼爾森（Daniel Cornelius Danielssen）和博克（William Boeck），對柏根（Bergen）地區痲瘋病患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他們分析了兩百一十三名病人，發現其中88％有血緣關係。因此，他們認為痲瘋是遺傳病，而且有隔代遺傳（atavism）現象，有時疾病遺傳隔了一代、兩代甚至三代才出現。例如某人得病，子女安然無恙，但孫子或曾孫卻又罹患痲瘋。丹尼爾森和博克在一八四七年出版研究成果，隔年該書法譯本出版。由於其一手研究內容詳盡、資料豐富且觀察仔細，使得該書論點對當時歐洲醫學界產生很大影響。細胞病理學（celluar pathology）創建者之一的偉大病理學家維考（Rudolf Virchow），宣稱此書是關於「痲瘋的現代生物學知識的濫觴」。丹尼爾森和博克的學說，由於否認痲瘋傳染的可能，也減少了歐洲人對於痲瘋可能透過傳染散佈而再度出現於歐洲的恐懼。 十九世紀後期，痲瘋再度引起歐洲大眾的憂慮。這並不是因為痲瘋又在歐洲流行，而是歐洲的帝國主義擴張活動，使得海外歐洲人接觸痲瘋病患的機會大增。痲瘋成為殖民政府必須面對的醫療問題，而且殖民經濟活動往往導致勞動人口流動，為數眾多的奴隸、苦力與契約勞工（indentured labour）離鄉背井，移居千里之外。這些廉價勞力主要來自亞洲與非洲，而痲瘋在其中一些區域原本就是風土病（endemic disease）。移民現象導致部分歐洲人擔心痲瘋是否會隨著這些流動人口四處散佈，甚至傳到歐洲。加上當時種族主義高張，歐洲人普遍認為有色人種衛生習慣不良、身體污穢不潔，使得他們更加懷疑移民會散播痲瘋。原本沒有痲瘋病例的夏威夷，在一八六○年代出現多起痲瘋病例，在西方引起嚴重關注。這個事件也對痲瘋遺傳說構成很大挑戰，因為遺傳說很難解釋為何原本沒有痲瘋的區域，會突然出現許多新病例。這個事件不只再度導致西方醫界爭論痲瘋是否會傳染，也使得一般民眾害怕痲瘋可能傳入歐洲。 在討論痲瘋傳播方式時，十九世紀西方醫師提到「傳染」，所用的字是「contagious」，這個概念指的是「接觸傳染」，亦即透過人與人或人與物的直接接觸來傳染。當時並非所有學者都認為接觸傳染原（contagion）是微生物，認為傳染病病因是細菌等微生物反而是醫界少數派的主張。要到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與德國細菌學家科霍（Robert Koch）崛起之後，細菌學說（germ theories）才日益受到重視。十九世紀許多西方醫師認為「感染原」是一種化學毒素或酵素，一旦接觸或吸入會導致血液敗壞，產生出更多的毒素而引起疾病。感染原也是一種「刺激因」（exciting cause），會削弱病人的體質（constitution），使得體質原本不佳的人生病。接觸傳染的疾病（contagious disease）既有別於遺傳疾病（hereditary disease），也不同於瘴氣疾病（miasmatic disease）與瘧疾（malarial disease）。此外，當時對於「contagion」與「infection」也有清楚區別。後者類似今天的空氣傳染的概念，例如天花與麻疹等傳染力強、不需要緊密接觸就會染上的疾病，就被歸類為「infectious disease」。「瘴氣疾病」通常指腐敗的動、植物與穢物散發出惡臭毒素所導致的疾病。「瘧疾」主要指熱帶地區潮濕的腐植土或沖積土，在強烈太陽曝曬下散發出有害氣體，導致間歇發作的熱病（intermittent fever）。在十九世紀的醫學理論中，這些名詞的意義與現代醫學的定義不盡相同，必須先釐清這些基本概念，才能瞭解當時西方醫界有關疾病傳播方式的爭論。 在海外擁有大批殖民地的英國，對於痲瘋是否會透過接觸而傳染自是極為關切。這不只牽涉到殖民地居民的健康，也攸關痲瘋是否可能傳入英國本土。加勒比海溫渥島（Winward Island）的總督，建議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痲瘋病情進行有系統的調查，英國政府因而在一八六二年委託皇家醫師院進行相關研究。 皇家醫師院向海外歐洲醫師與外交官發放問卷，詢問當地痲瘋病情與相關資訊。調查完成後，皇家醫師院認為沒有足夠證據顯示痲瘋會傳染。《痲瘋報告》指出：「全世界不同地方的觀察者見解一致，都相當反對痲瘋會傳染的看法。」《痲瘋報告》特別提出「就這點而言，痲瘋療養院工作人員經驗得來的證據，特別具有決定性」。許多痲瘋療養院工作人員長年與痲瘋病患接觸，卻沒染病。皇家醫師院的調查委員會認為，這點足以證明痲瘋不會傳染。此外，該委員會發現「相關意見幾乎毫無異議地認為，痲瘋通常會遺傳」。然而，《痲瘋報告》還是審慎指出，有些病患身上「無法追查出遺傳的傾向」，因為這些病例的家族病史無法找出痲瘋的先例。因此，「到底有多大比例的病例是遺傳而來，即使不是完全無法斷定，通常也極難斷定」。《痲瘋報告》結論還特別強調痲瘋會隔代遺傳。就預防措施而言，皇家醫師院主張廢除任何會影響痲瘋病患權益的法律，反對隔離與拘禁病人，也不支持限制病人旅行遷徙。換言之，皇家醫師院勞師動眾大舉進行痲瘋調查，最後得到的結論，卻無異於以丹尼爾森和博克為代表的傳統主流學說。該份《痲瘋報告》的〈結論〉還在注釋中，大量摘譯與轉述丹尼爾森和博克的主要論點，並且大表贊同，視之為權威意見。 皇家醫師院的調查所觸及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痲瘋病是否是個獨立的疾病實體？或者它只是其他疾病所引起的症狀或併發症？當時有些醫師認為某些疾病和痲瘋密切相關，甚至認為它們其實是同一種疾病的不同症狀表現。象皮病與梅毒這兩種疾病就常和痲瘋混為一談。皇家醫師院的《痲瘋報告》指出：「許多觀察者，尤其是在印度的觀察者，認為痲瘋是梅毒的毒素所激發的，兩者是相關的疾病。」《痲瘋報告》還指出，由於「阿拉伯象皮病（Elephantiasis Arabum）（又稱『巴貝多腿』〔Barbadoes Leg〕或『交趾腿』〔Cochin Leg〕），和痲瘋常是同一個地方的風土病，有時兩種疾病還出現在同一個病人身上，因此有些人認為它們是相關的疾病」。然而，皇家醫師院調查之後認為痲瘋是獨立的疾病，與其他的疾病無關。《痲瘋報告》還特別引述丹尼爾森和博克的說法：「我們對痲瘋的描述顯示，它是個特殊的疾病，一旦完全發病，就不會和其他疾病混淆。」這一點是皇家醫師院的《痲瘋報告》最沒有爭議的部分，十九世紀中期之後，痲瘋是個獨立的疾病實體，已經成為西方醫界主流共識了。 皇家醫師院認為痲瘋是遺傳病而非傳染病，代表了當時英國醫界的主流意見，而得到不少支持。就連在印度對象皮病（elephantiasis）做出原創研究的路易斯（Timothy Richard Lewis，1841-1886）與其同僚D•D•康寧漢（D. D. Cunningham，1843-1914），也支持痲瘋遺傳說而反對傳染說。然而這份《痲瘋報告》並沒有平息眾議，痲瘋的病因與傳染方式在英國醫界仍是爭議不休的議題。著名的皮膚科醫師福克斯（Tilbury Fox）在談到皇家醫師院的《痲瘋報告》時指出： ……許多寄回英國的報告，都是領事或其他非醫界人士寫的。這些報告必然包含主流觀點與人們的偏見，有些〔偏見〕還相當地驚人。由於沒有透過嚴格的醫學分析與批評來篩選事實，如此的來源必然含有相當程度的錯誤。這些錯誤又會滲透委員會的工作，使其失效。其實，他們所處理的〔材料〕在相當程度上等於是道聽塗說。 一八七三年在柏根痲瘋病院工作的挪威醫師韓生，宣稱找到了引起痲瘋的細菌，使得痲瘋傳染說聲勢大振。然而，韓生的發現也未能使爭議底定，因為英國醫界在一八七○年代尚未普遍接受細菌學說，許多醫師認為細菌學說太過簡化，忽略了環境其實在疾病發生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之所以如此，並非全然因為英國醫界過於保守而無法接受新學說。在當時英國醫界對細菌學說激烈辯論中，「沒有任何研究者能明確區分不同的微生物，以確認某個特定疾病是由某種特定生物所引發的」。在這種情況下，光是宣佈在顯微鏡下看到微生物出現在痲瘋病患的組織，並不足以讓醫學社群放棄接受已久的學說而改奉新說。

本书是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基于1970年代在菲律宾吕宋岛伊隆戈山地的田野调查而写成的一部历史民族志。全书以伊隆戈人“猎头”习俗的盛衰为核心，透过细致入微的田野观察和访谈叙事，并结合教会及官方档案等文献，细腻而生动地描绘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伊隆戈人所经历的世仇、联姻、结盟、骚乱、生计变迁、周边异族以及殖民者、侵略者和外来宗教进入等等因素斑驳糅杂的“历史”，为读者呈现出一幅伊隆戈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色彩斑斓而又变动不居的画卷。作者一反人类学关于把小型的、“原初”的社会当作“与世隔绝”的、“无历史”的“冷社会”的做法，在“猎头”习俗及其变迁的脉络中生动展示了“结构”与“历史”的复杂关系，从而摆脱了由共时性描述和均质化倾向而带来的认识论的困惑，堪称历史人类学的典范。 “本书匠心独具，引人入胜。……独辟历史之蹊径，生动鲜活，尽显猎头活动对于伊隆戈社会组织原则的核心意义，及对伊隆戈个体与群体行为的有力推动。……本书在民族志写作与方法论上都有非凡意义。书中充盈伊隆戈人仇杀、劫掠与和解的材料，独一无二，让人心驰神往。……在方法论上，本书穿插口述史、生命史、田野观察与历史文献资料，经纬纵横，诸法毕集，彰显了历史民族志或民族志历史的写作方法。……《伊隆戈人的猎头》的主题令人心动，民族志方法效用卓绝，将成为民族志的经典之作。” ——Albert S. Bacdayan,《亚洲研究学报》 “本书集民族志、民族史、历史著作及自我反思于一身。……点缀民族志照片巧妙得当，给人以详尽真实之感。……当属融合民族志、历史及理论探索之佳作。” ——James A. Boon,《人类》 “岁月流逝，光芒常驻。罗萨尔多以曼妙之手笔，摹伊隆戈人谐趣之故事，实学界罕有。文辞而外，作者之方法论，亦必深启将来人类学并历史学者。” ——Paul A. Rodell，《亚洲历史学报》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套装上下卷)》是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之二。从对外关系或政权更替等来看，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但是如果从社会生活的各种形态作观察，则可发现这一时点前后并非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媒体·象征”、“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文化·教育”、“区域社会”五个专题之下，收入《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套装上下卷)》的21篇论文从21个小角度细腻地切入中国社会微部，对中国社会在这100年里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怎样的变化进行解读。

名人及媒体推荐：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女手艺人、女佣、女乞丐、女演员，还有其他一些我们缺乏基本认识的女性劳动者，并指出，城市女性成功地占领了公共空间，将其变成了她们的日常空间，并运用公共空间来增加自己的机会和影响。作者细腻地描绘了在一个急速变化的社会中,女性的各种潜力与可能、她们的危险与焦虑，捕捉到了她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积极有效而又引人争议的各种利用途径。 通过女性日常生活经验的透镜，本书把北京描写成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城市。劳动阶级的女性经验特别突出了20世纪初北京城那些未完成的改变、不充分的发展、前后矛盾的改革，以及没有结果的各种论辩，使我们竭力去探索这些东西对她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王笛 编辑推荐： 这些劳作的女人，不只是城市改造的旁观者，也是参与者。 摩登时代给女性呈上的，不只是挑战、悲惨和牺牲，还有机会。 内容简介： 如果说清末的上海是西风东渐的桥头堡，是当时中国最为西化摩登的都会，那么身为帝国都城和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则面临着更大的张力与冲突。本书描绘的正是清末民初之际北京的市井空间中普通劳动妇女的日常生活。 作者勾勒的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女性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走向现代化，而是底层的女性艺人、佣人、乞丐、小贩、三姑六婆、戏子、普通妓女如何努力适应急速变革的社会，在城市空间为生计而奔忙。 本书将女性的生活场景从深闺内闱的家庭生活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处于急剧变革之中的城市空间。在城市化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许多普通的女性迈出家门，她们外出工作，去看电影、听戏、逛公园、遛大街。城市空间给女性提供了追寻自由的舞台，但让她们遭受到了歧视和压迫。 作者挖掘了许多人们未曾注意过的史料，包括档案、报纸、杂志、游记、回忆录、社会调查以及有关北京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宗教的相关材料，将这段为人忽视的女性史引入了读者的视野。这些劳作的女人，被置于更为宏阔的政治解放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的脉络之中，作者以精细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她们面前的各种可能，以及她们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中的危险与焦灼。

历史研究的视野不当囿于国别，而应以具有相互联系的区域作为论述的空间，探讨跨国家和跨区域的技术传播、贸易以及相关的诸多交往。在明清时代，东亚是个具有频繁经济、文化交流的区域空间，在东亚视域中考察中国区域社会的诸多问题，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原而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往，有助于将各种原本孤立的现象加以综合分析，从而缀合出更为完整的社会文化图景。本书作者重点发掘朝鲜燕行录、琉球官话课本、日本唐通事史料以及近代西方传教士书写的方言文献，以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将各类史料熔于一炉，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瞻瞩中外、盱衡古今

《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开宗明义，要讨论宋、明两代之间社会中介阶层的差异与联系：“宋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明代需要出现了一个士绅阶层？明代士绅阶层的出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社会的自觉？是哪些社会力量因为什么目标而推动士绅阶层的形成？”……这些问题都能在《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找到答案。 以往研究多关注于明清士绅阶层的特性与社会功能，较少追究他们的“出身”。近年域外有学者提出南宋时期精英阶层放弃追求全国性政治权力，转向巩固其地方权力基础的“精英地方化”的说法，仅管颇多纰漏，笃信者不少。但关于南宋“地方化”了的精英与明清士绅阶层之间的承续关系，持此论者也欲言而止，未能形成前后联系明晰的逻辑结构。

本书不仅着重论述了1860年至1931年关内移民发展演变及其与东北社会变迁的关系，而且对清初、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移民的情况亦涉及不少，因而本书可谓学界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近代东北关内移民史的力作，书中的具体内容包括了：移民潮涌一近代东北移民概观、多边互动——移民与近代东北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运用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概念，以发生在晚清温州的若干事件为叙述分析对象，集中对晚清温州地方官与士绅的关系和士绅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考察。 李世众博士的这本著作，在上述的区域研究之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浙江温州地区绅变迁的个案。本书的作者无论是思路还是文字，都比较放的开，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最后，在充分的史料依据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具有中观意义的结论。晚清的各种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其实是一场利益的再分配过程，作为变革的参与者地方官府和各层士绅，他们之间的权利互动是异常复杂的。教会的力量和宗教的因素互时而参与期间。而“民”在这一权力解逐之中始终是缺席者，是被代表、被利用和被操控的沉默多数——这也证明了任何历史的变革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远非意识形态宣传那样简单明了。

一群為維護家計，幸福的河北人力抗帝國軍隊；相對地，帝國文學殿堂中人諸如韓愈、劉禹錫、杜牧等人，搶在帝國軍之前大肆展演其文化帝國主義。然而，一百年過去了，無論是帝國鐵騎、還是以韓愈為首的文化帝國主義者，都無法瓦解河北人抵抗帝國的意志。本書視這群被消音的河北人「沒有歷史的人」。 河北人百年來面對帝國的文攻和武嚇，是怎麼挺過來的？ 正是說故事高手盧建榮教授要我們解答的。

房內是一位富貴之家的孕婦，獨自半蹲地架在衡木上生產。房外則是她的公公，陪同來助產的高僧，隔著窗戶教她調息。西元六世紀一個不可思議的分娩故事，先後經兩位士大夫抄錄和轉載。這些男性醫學專家對產婦和助產婦的評價，透露了什麼樣的身體觀與性別觀？遭到品頭論足的女性，又表現了哪些醫療照顧上的能力與特色？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書從生育文化入手，介紹求子、懷胎、分娩的方法，乃至避孕、墮胎的手段，藉由重建各種醫方及其論述，說明中國婦科醫學逐漸成熟的過程。接著，以乳母與產婆為範例，進一步探討女性作為照顧者，乃至醫療者時，所面臨的待遇、評價與挑戰。最終，期望在一千五百年後的今天，從性別的角度，重新回顧女性參與生老病死的歷史。 自序 第一章 導論——從一則高僧助產的故事談起 第二章 求子醫方與婦科濫觴 一、前言 1.生育的壓力 2.所謂「醫方」 二、房中術求子及其養生脈絡 1.房中術求子 2.求子與養生異同 三、草藥求子與安胎 1.醫方中的無子論述 2.草藥求子 3.安胎藥方 四、外象內成的轉胎、養胎與胎教 五、結論：中國婦科醫學之濫觴 第三章 生產之道與女性經驗 一、前言 二、入月 1.服藥滑胎 2.設帳安廬 三、分娩 1.下地坐草 2.助產失理 3.難產救治 四、產後 1.新產安危 2.在蓐保健 五、生產之道的社會意義 1.分娩中的產婦、胎兒與丈夫 2.醫護行為與貴賤之別 3.婦產科發展與助產問題 4.隔離、禁忌與產乳不吉 六、結論 第四章 墮胎、絕育和生子不舉 一、前言 二、「生子不舉」情境多端 三、因產育禁忌而「生子不舉」 1.產孕異常 2.時日禁忌 四、以「生子不舉」節制家庭人口 1.貧困不舉 2.棄此保彼 3.棄殺女嬰 4.生男勿舉 五、「生子不舉」的地域性、方式轉變與時代分布 六、「生子不舉」的懲處與譴責 1.殺子刑律 2.士人輿論與宗教勸戒 3.家庭倫理 七、「生子不舉」的救濟與防範 1.寬政與胎養令 2.接濟與收養 3.墮胎、絕育與人工流產 八、結論 第五章 重要邊緣人物——乳母 一、前言 二、乳母現象 三、乳母的來源、選擇與職務 1.乳母的來源與出身 2.乳母的選擇與規範 3.乳哺、教養與救難盡忠 四、乳母的待遇與評價 1.乳母的待遇和影響力 2.乳母的評價與定位 五、結論 第六章 女性醫療者 一、前言 二、生育文化中的女性醫療者 三、女性治療各種疾病 四、女性醫療者的身分、技術及其特色 五、結論 第七章 危險卻有效——製藥過程中的女性身體 一、前言 二、合藥忌見婦人 三、從月水入藥到女體為藥 四、結論：人藥的性別分析 第八章 男女有別——家庭中的醫護活動 一、前言 二、健康照顧符合女性倫理角色 1.接觸、觀察與衛生保健 2.延醫、調藥與奉湯 3.祈禱、割股與棄保 三、疾病護理乃男子孝悌異行 1.父母唯其疾之憂 2.嘗惡、吮膿、祈禱與割股 3.尋藥之旅 4.以護進醫 5.「衣不解帶、親嘗湯藥」的孝悌典範 四、結論：醫護活動的性別分析 第九章 從域外看中國——《醫心方》及其婦科醫學論述 一、《醫心方》之撰著與傳寫 二、《醫心方》以胎產為婦人諸病所由 三、《醫心方》引《產經》及其「任婦月禁脈圖」 四、「中國醫學日本化」：偏重胎產的婦人方傳統 第十章 餘論——加入性別的中國醫療史 徵引書目 索引

《宋代社会研究》撮要性地论述了从社会经济、家族到理学、哲学等10个问题，提出了自己对宋代社会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地位的见解。朱瑞熙是位研究领域广泛的学者，涉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许多方面，对不少人们不经意的课题，他都有独到成果或知识积累，这是他的一大特长。在社会风俗方面，他就宋代的牙刷、押字、挂面、米面、南北食差别等，都发表了专文。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