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民与官的博弈、地方与中央的对抗，一部“自下而上”的明朝政治史；

★由生祠切入，描绘专制皇权下，明朝真实而复杂的政治生态；

★从大量碑文、方志与文集中，发掘中国政治生态、神灵信仰、儒家思想之间的复杂互动，展现平民的“反叛”与对抗。

【内容简介】

在传统认知中，明朝封建专制高度强化，平民基本没有政治话语权，只能保持“绝对臣服”的姿态。本书借由对生祠理论与实践的考察，挑战了这一偏见——在明朝专制集权的土壤中，生长着另一套政治模式：地方官受命于皇帝，并由平民决定其价值，平民借此实现政治参与。而生祠，正是平民获得政治话语权的工具。

与“天子受命于天”相对应，作者将这一模式称为“小天命”，其背后是政治生态、神灵信仰、儒家思想之间复杂的互动。平民以立碑立祠的传统“绑架”地方官，用“孝道”掩饰生祠中的利益交换。生祠成为利益杠杆，地方官“多施惠政”以换取晋升的政治资本，百姓立生祠换取官员为当地利益服务，抵抗朝廷的苛政。以生祠为纽带的官员—平民利益体，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平民对地方官员的认可有助于提升朝廷的声誉，为中央反对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滥用皇权的原则立场代言。

本书首次将生祠置于明代的政治和信仰之间进行研究，通过大量碑刻记录、地方方志和文人文集，考察了生祠制度，阐发了对明代政治与思想体系的思考。

【媒体推荐】

在这本详细研究明朝在世官员祭祀活动的书中，施珊珊展示了以自己的方式研究明朝政治史的非凡知识价值。她的方法论展现了如何摆脱二元分析框架并从明朝的混乱中学习。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宗教研究学者都将从她的案例研究、历史洞察力和理论化的努力中受益匪浅。

——《中国研究书评》

在这部重要而优雅的研究著作中，施珊珊挖掘、整理了隐藏在明史资料中的“生祠”史，她挑战了一些“世人皆知”的观念，让每个读者重新思考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我们对明朝的理解，它的神圣性，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表达。她超越了二元对立式的历史叙事，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加复杂、丰富，从根本上讲更加可信的明朝。

——《明史研究》

郑小悠、罗威廉推荐

一部关于清朝的百科全书

★编辑推荐

◎关于清朝的百科全书。全书囊括清朝的历史沿革、政治秩序、经济制度、社会生活、语言思想、宗教艺术、文学思潮等方面，看透清朝人是怎么生活的

◎海外汉学界为数不多的系统关注清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专著。本书一反碎片化细节化的研究趋势，从大历史的角度呈现中华传统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多样性

◎沟通新清史与传统清史。在“清朝文化完全汉化”和“清朝文化充分保留了满洲特征”的两极观点之间，作者找到中间地带，利用丰富的多语种的文献资料，展现了这片土地的人民在人心人性、文化基因、社会心理方面强韧的延续性

★学者推荐

◎当我们在讲“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这句话时，是否能够想到，两片看起来形状、颜色、大小都不同的树叶，之所以都被称为树叶，是其作为物质的本质属性大体相同。将这样的思维视角放入历史长河中，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性人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社会心理，也具有相当强韧的延续性。为今天的读者讲述清朝人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让我们通过了解古人而了解自己，是本书的重要价值。——郑小悠，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

◎在他杰出的学术生涯中，司马富对清帝国的政治史和普通人的文化生活都做了开拓性研究。在这部最新的、权威的、细致的，而且可以说是勇敢的作品中，司马富有效地将此二者联系起来。他成功地向读者介绍了清朝文化的基本特征，但没有将其本质化，而是认识到中国在时间、空间、阶级和其他社会文化领域的巨大的多样性。

◎这是一部精彩的研究，既关照了清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又注意到清朝社会从根本上是中国人的。本书可读性强，内容丰富，极具时代性。

★内容简介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从1636年“大清”成为国号到1912年溥仪退位为止的近三百年间，清朝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作者将清朝置于历史和全球视野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他们的观点是如何在他们的制度、物质文化和习俗中表现出来的。在“清朝文化完全汉化”和“清朝文化充分保留了满洲特征”的两极观点之间，作者找到中间地带，利用丰富的多语种的文献资料，展开充分的讨论，提供了关于晚期中华帝国文化和社会的基本且完备的介绍。

明清中国的一些商业城镇曾经发生经济组织、经济法令乃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动，进而促成当时的制度变迁。针对苏州商人团体、苏州与松江棉布加工业、云南铜矿业与重庆航运业的种种经济组织，还有重庆债务与合伙诉讼、明清商业书的传播，邱澎生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借以呈现当时中国在“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间的密切互动，希望能进而论证这些变化如何共同构成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至于如何比较明清中国与西方商业制度史的异同，邱澎生主张：与其斩钉截铁地简化近代西方种种复杂的发展历程，研究者或许可以保持更开放的心态，来探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西方以外地区如何进行其各自的市场演化道路。

地方志是当今存世历史资料中数量最丰富、类型最复杂的文献之一。本书是迄今为止首部跨学科探讨方志内容的专著，也是英语世界中有关方志的最早专著。作者将方志视为“活的文献”，考察了从编纂动因、生产过程、传播途径到阅读使用的整体“生命史”，并从中发掘出丰富的个案，分析了方志对维系明帝国的政治版图、推动文化生产的重要作用，揭示出了围绕方志编纂，地方官府、家族、士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复杂互动。本书的细致考证与诸多新论，对印刷史、出版史、书籍史与地方社会史研究均有禆益。

长期以来，有关义和团运动起源的问题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美国学者周锡瑞在本书中以详尽的史料、独特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作者对19世纪山东的社会、经济结构做了区域性分析，对中西文化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溯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民谣、尚武精神等都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宏观历史概括，认为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中西文化冲突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间的“互动”，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明清之际，从嘉定士人的死生弃用看个体人物的命运如何嵌入易代大历史。

【内容介绍】

明清易代，是一个生命与历史紧密交织着的沉重话题。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取舍之际，各人的考虑永远是不同的。太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乱世人的心情。但我们必须要明白，承平之世写道德文章易，危难之际行杀身成仁难。这是读书人最易忽略的问题。时势既能造英雄，有时也会成为人性的镜子，照出人类的复杂和一些人的尴尬。

本书从《侯岐曾日记》着手，讲述了明清易代之际，以侯岐曾家族及亲友为代表的嘉定文人群体的心态和事迹。全书共分八章，每章择取一个或几个主人翁，分别讲述了其在易代之际的个体遭遇，意在为《日记》中出现的诸多人物立传，并由此深入探讨朝代鼎革之际，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夏完淳、陈子龙、侯峒曾、侯岐曾、陆元辅等士人的生死选择、遗民心态以及女眷的遭遇、师友仆人的行止等充满戏剧性和张力的诸多历史问题，还原了大变局中小人物的人生遭际和价值选择。

【名家推荐】

《易代》想写的不仅是侯岐曾一人的生命史，也是嘉定侯氏一家的生命史，进而呈现一种处于传续和裂变过程的社会生命史。这种写法与林耀华的 《金翼》有相似之处，亦可谓之曰 “生命传记法”。

——张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主要著作有：《宋代范浚及其宗族考论》、《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莫友芝年谱长编》等

《易代》从侯岐曾、夏完淳或者陆元辅们的经历写来，每个人的声音和立场交会起来，往往打破了一些原有的“定见”。书中对历史人物模糊行为的细辨、推究和复盘，让我们看到了在血腥暴力的时段中，各种偶然和日常理性、世俗考量的始终在场。

——王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主要著作有：《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漫说三言二拍》等

【本书卖点】

1.专家联袂推荐。著名学者张剑、王昕等于专业书评期刊发表学术书评，专文推荐；

2.“微观史”的研究方法。本书以微观的研究视角，从日记、书信、回忆录及史志资料中再现嘉定士大夫侯岐曾及其亲友在易代之际的曲折遭际，重塑了明清江南士人及家眷死丧离乱的家国记忆。“易代”这个概念在《侯岐曾日记》中是怎么体现的？这个词所承载的沉重的家国黍离之悲是如何刺激着侯岐曾、夏完淳、侯玄汸等士人的乱后生活？侯岐曾们又是各自凭借着什么样的信念在死生、弃用的进退维谷中说服自己？为什么曾经的第一等家族在易代之后渐次凋零，终成绝响？透过本书，即可一一追索。

3.突显“女性”的话语和立场。区别于以往的著述在书写明清之际家国离乱时几乎将视角集中放在传统士人群体之上，本书花了相当的篇幅去书写易代前后侯氏家族的女眷们如何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处境中体验人生命运的离奇。侯氏家族的年轻女眷们，在明亡之前，是“锦帏重重，时举兰亭之会；群雌粥粥，谁逊咏絮之才”；明亡之后，则是“独有云和楼上月，天涯还照几人存？”家门今夕、骨肉离散之悲，可为长叹！

4.书写生与死的剧烈张力。在生与死的决然对峙中，在追念胜国与依附新朝的矛盾中，理解易代之际士人从行止到精神的尴尬与冲突。承平文章易，危难杀身难。在多数遭际易代离乱的士人身上，见之于行动的踟蹰正是和内心的彷徨互为表里，这其实正是鼎革时期一代士人的精神写照。

5.生动雅致的文字叙述家国历史的吊诡和个体命运的不可捉摸。《易代》通篇文字明白通澈，叙述生动，没有缠绕艰涩之感。作者既有一种放胆论文的犀利和畅快，又有与其作为文史研究者身份若合符契的谨严和克制，整合各类常见和稀见的史料，去呈现大变局下的家国历史和探微隐藏在大历史背后的个体小人物命运，以小见大，时有洞见。

6.装帧简雅精致，用料精好，附赠精美夹页。封面设计融合了《侯岐曾日记》中的书法手稿元素，突显士人身上的文雅。内文版式设计方面则将原版单色印刷升级为四色彩印，并配合文字，对图版大小做了合理的调整，突显图文并茂，从而更适合于阅读和鉴藏。此外，我们还随书设计制作了一张正反两面彩色印刷的三折页，内容为《侯氏家庭成员信息图》及《<练川名人画像>所载侯氏家族及亲友肖像》，作为附赠品夹于书内，制作精美，值得拥有！

【编辑推荐】

明清易代之际，传统士人多身陷死生弃用的两难抉择，既困于道德轨范与离乱生活之间的尴尬较量，复于追念胜国与依附新朝的矛盾中进退维谷。在多数遭际易代离乱的士人身上，见之于行动的踟蹰正是和内心的彷徨互为表里，这其实正是鼎革时期一代士人的精神写照。

承平文章易，危难杀身难。嘉定侯氏，恰恰经历了这种家国历史的吊诡和个体命运的不可捉摸：“十年往事不堪论，凭杖清樽减泪痕。独有云和楼上月，天涯还照几人存？”易代，于国于家于己，都注定是一段痛史。

在帝制中国的晚期，城市化是发展的核心。尽管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既没有引发韦伯式的城市自治，也没有引发哈贝马斯式的公民社会，但它的影响仍备受争议。本书认为，这种概念性僵局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看似连续不断的城市扩张实际上被种种“王朝式城市主义”打断了。作者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将城市化视为商业化发展的副产品，而应将其视为每个朝代的制度框架和文化趋势所塑造的过程。

这一特点在明朝尤为明显，其城市发展的性质和结果被证明是由明初设想的乡村理想所定义的。作者以长江流域的大都市南京为例，展示了在明朝时期，城市居民如何利用为农村制定的制度和文化资源，重塑城市的地位。“王朝式城市主义”的发现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一条理解帝制中国晚期城市化发展的新途径，使真正有意义的比较城市史成为可能。

本书以《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为题，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晚明阳明心学流行的社会背景，以及学派中人的政治理念和活动。通过考证，本书对前人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辩驳。如针对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转向觉民行道的看法，认为王阳明的弟子群体以地方上的中下层士人，具体来说则是举人、生员为主，因而王阳明的传道路线应当归结为“觉士行道”。而在政治上，王阳明顿悟之后也并未放弃对朝廷局势的关心。“大礼议”之际，王阳明曾向其在朝的弟子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试图通过这些弟子来对政局加以引导。其讲学传道之际着眼于中下层士人之培植，也正是出于对这些弟子将来入仕之后能够挽救政治之颓势的期待。而心学所针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士大夫阶层自身之弊病。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此种弊病之最明显的归结，便是内阁之专权植党、排斥异己。阳明学派自阳明起便提倡士大夫分权共治的精神，其后学亦承袭了此种理念。自嘉靖以后，学派中人或抵制内阁而屡遭打击，或入主内阁而兴盛一时。进入万历后，由阁部之争而招致党争大炽，学派中虽有稍向内阁靠拢者，但终亦不能为阁中之党魁所容，余者则渐为反内阁的新生力量东林派所吸收。

有明一朝，建文朝的历史始终是一种政治禁忌。国史阙失，于是野史传说迭出，以“逊国说”、“从亡说”为主题，不断将建文朝传说推向高潮。作为连接建文出亡传说与隐遁之臣事迹的一部“奇书”——《致身录》在晚明时期横空出世。该书托名吴江黄溪史氏族人史仲彬所作，记载了随同建文帝流亡各地的二十二个臣子的坎坷经历，不仅被众多史家所采信，而且成为人们藉以凭吊建文帝的依据。随着《致身录》的广泛流传，史仲彬以介乎朝臣和粮长之间的模糊身份，相继供奉于嘉兴府和苏州府的乡贤祠，成为家族摆脱困境以及扩展文化声势的重要筹码。另一方面，史仲彬的既有履历始终受到部分文人的深刻质疑，《明史》更是将《致身录》定位为附会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身录》绝不只是一部静态的文本，以它为依托所制造出来的各种副文本所焕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已远远突破“是非真伪”的限定。康熙中岁，随着史氏后裔所发动的历经百余年的文本制造告一段落，“国史”与“家事”终于各安其位。

决定明朝历史发展方向的因素是什么？

放眼14世纪的世界，明朝为何做出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选择 ？

在早期全球化历史潮流中，明朝为何错失了历史机遇？

14世纪中期，蒙古帝国开始瓦解，拉开了世界历史新序幕。1368年，在东亚大陆上，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大明王朝建立；与此同时，西欧迎来了“文艺复兴”和此后的新航路开辟；阿拉伯文明在亚欧大陆扩张势力，充当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中介；莫斯科公国在蒙古帝国疆域的基础上，整合罗斯部落，建立起俄罗斯文明。蒙古帝国瓦解后留下的一片权力空间，四种文明开始竞逐其间，勾勒未来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推动世界近代史大幕的开启。

与其他三种文明相比，孤处东亚的明朝，在疆域政策上，采取“内敛”取向。明朝在大体收复元朝旧疆之后，并未利用强大的国力，追随蒙古帝国的世界扩张脚步，而是重回亚洲，建立 起传统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中华亚洲秩序”。 在世界走进近代的十字路口之时 ，明朝的这种选择错失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其他三种文明的扩张提供了历史空间，令人扼腕叹息。但是置身于历史中，便会发现明朝的选择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是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必然结果。

作者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选取了明代历史中17个典型人物和事件，以明朝的“内敛”取向为线索，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诸层面，生动讲述了明代纷繁复杂的人与事，深刻揭示了这种繁杂图景背后的深层内涵，并指出这些人与事对明代中 国，乃至世界近代历史的深远影响。

从晚明时期开始，学者、文人、藏书家、书法家等即喜在古籍之中书写批校；由于批校文本之积累，清代学者除在书中撰写自己的意见之外，也会过录前代读者之批校，还会编辑刊刻名家批校。撰写、过录、刊刻批校在清代学者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文化，并对清代及之后的文本、学术、思想乃至于社会文化等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即以这种“批校文化”为中心，以清代“批校文化”的先导者何焯为切入点，考察“批校文化”兴起与盛行的过程，追溯各类参与者之身份与贡献，分析其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之塑造以及对于清代思想、学术与文化之影响。

朝贡制度是明清时期中国维持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个经济体系与精心设计的政治结构交织在一起。作为当时的朝贡国之一，暹罗（今泰国）与中国进行了长期的朝贡贸易。本书考察了暹罗在朝贡关系下的海运贸易行为，并分析了中国在暹罗的海外贸易和国内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于暹罗朝廷，朝贡是为了谋取利润，绝不是政治上的臣服。

潮汕人深度参与了朝贡贸易，并在泰国开枝散叶。

泰国香米在17~19世纪的故事。

颜元被认为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学界之前对他的研究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其思想进行“现代化”误读，二是在深度上开掘有限。本书另辟蹊径，从思想史、生活史相交融的角度，讨论了一个“乡里的圣人”所具有的思想史价值。

相对于传统思想史以“新观点”的提出作为衡量尺度的做法，本书试图提出一种将“平庸的思想者”纳入思想史研究中的思路。

此外，本书亦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识，广泛采用了“心理史学”“具身认知”等理论，并借鉴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做法，以期开掘思想史研究的新空间。

一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典范之作。深挖清代巴县衙门档案史料，描绘地方县衙吏役的日常综合图景，颠覆人们对吏役的刻板印象，从“爪牙”透视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

【图书简介】

书吏和差役，帝国之“爪牙”，基层社会运行和帝国统治不可或缺之人。本书利用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丰富素材，向我们刻画了清代巴县衙门的差役和书吏们生动形象。通过辨析史料提供的丰富信息，作者挑战了人们对衙门吏役的刻板印象，探讨吏役在维系帝国统治与基层社会运行中的“合理性”（不可或缺性），从而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些人物在清代县衙当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并思考其活动是如何可能影响到清代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之关系。

在构建以“爪牙”为中心的清代基层社会运行的大叙事中，作者表现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将地方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学术样貌，对我们深入理解官僚制、国家与社会之关系、话语分析等社会科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皆富有学术启发性。

【图书亮点】

1.“超级教授”黄宗智主编的“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3号图书；

2.徐忠明、赵世瑜、邱澎生、张泰苏等多位学者一致推荐；

3.深挖历史细节，还原真实图景。本书深挖清代巴县衙门档案史料，脉络清晰，论点集中，在零碎散乱、复杂繁多的档案中，尽可能还原历史细节，合理地描绘出一幅清代县衙吏役的日常综合图景；

4.学术价值较高，学术启发性强。在构建以“爪牙”为中心的清代基层社会运行的大叙事中，作者表现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他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地方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学术样貌；

5.译文反复打磨，力求“信、达、雅”。译者忠于英文原著，将西方一些特有的学术表述做了本土化处理，契合清朝的时代语境，贴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语言流畅，为中国法史学作品如何与西方演变做更有效的比较和对比，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6.本书装帧契合本书内容，融合了《点石斋画报》及渝城图—巴蜀衙门局部等元素。书中还从已影印出版的巴县档案选编、官箴书、清末的《点石斋画报》等史料中选取了若干张档案原件照片、书页和图画，并将其作为中译本封面设计的素材与书内的插图，与本书内容相互映照。

【编辑推荐】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学术著作，皆漫画式地将衙门吏役普遍描述为贪腐成性、一心只为追求自身私利之辈，认为这些“为官之爪牙”的小人物在侵蚀着帝国统治的根基。本书利用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丰富素材，向我们展示了与上述刻板形象大为不同的另一幅历史图景。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创制出了并奉行着一些非常精细的惯例、规矩与程序，但这些事实上发挥着行政法律制度之功用的惯例、规则与程序，却不被清代的正式法律所承认，其中一些做法甚至历来被朝廷视为非法并下令禁止。不过即便如此，上述这些惯例、规矩与程序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在弥补着由于缺乏正式规则所造成的空隙。

本书超越那些将衙门吏役简单视为反面人物的刻板印象描述，它不仅在瞿同祖等前辈们所做的先行研究之基础上做出了创新性的学术推进，而且揭示了迥异于马克斯•韦伯所描画的现代西方理性化官僚行政的另一种行政行为模式。

【名家推荐】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以巴县档案为基本史料，通过辨析史料提供的丰富信息，挑战了人们对衙门吏役的刻板印象。此书的一个耀眼亮点，是以“惯例”为分析工具，考察巴县衙门书吏和差役的人员构成，评估他们的人数与行为，推翻了以往那些印象式的夸张描述。特别是，基于廉洁奉公的高调职业伦理及维护这一伦理准则的律例规定，书吏和差役的定额薪资极低甚至一度被克扣殆尽，办公经费更是严重短缺，从而产生了名目繁多的规费。在清人看来，如果“规费”之外一钱不要，那么就不能算腐败。此书作者认为，吏役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腐败。律例对吏役的规制极为粗略，其所留下的空白，往往由“惯例”来填补。关于书吏和差役的利益分配、内部晋升诸问题，便是由惯例和合约来调整的。这一亮点的启示意义在于，若要理解清代中国的官场运作与民间秩序，则必须关注惯例。此书对吏役之“家族、朋党和派系”的分析，对“权力网络”概念的运用，亦有学术启发意义。

——徐忠明（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虽然中国学者自瞿同祖、缪全吉诸先生以来对明清时期的胥吏有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但《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利用清代中晚期巴县档案为主要材料所做相同主题的研究，将这一群体置于具体的地方情境和日常行政运作的实况之中，使我们对其的认识更为深入。随着近年来清代县级档案的整理出版和各地大量地方文书的搜集与利用，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将会更为丰满、多样和细致。因此，此书无论在具体分析还是在理论讨论上，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国家设官，以为民也。故凡官与民亲则治，与胥隶亲则否”（光绪《澎湖厅志稿》卷3“职官”），清官与好官必定要“严打”胥吏吗？针对这类指责书吏与差役的传统中国主流政治论述，《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运用详实的巴县档案，矫正了我们习见常闻的惯性思维，并就胥吏如何作为清代政治系统有效运作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借助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历史社会学理论视野，进行了极有学术意义的对话与发展。

——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典范之作，自其出版以来，一直广为学界称誉。该书着眼于清代地方治理的制度结构与社会生态，生动且精准地描述了政府强权与社群自治的互动、交融乃至相互依赖，兼具实证厚度与理论深度。此外，在对县级档案的运用上，该书也是先驱者之一，引领了重大的方法论变革。如今它的中译版面世，对于国内学者来说，是又一次了解、剖析、学习“他山之石”的良机。

——张泰苏（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图书简介】

汗青堂087：本书揭示了皇帝与文官系统四位最有权势的领袖的个人野心和决策议程的互动角逐。

★编辑推荐★

提起嘉靖帝，很多人大概会想起高分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由陈宝国老师饰演的形象。他在位45年，是明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

嘉靖帝可以说是明朝的“话题之王”，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继位时爆发了『大礼议』之争，少年气盛的嘉靖帝联合张璁（张孚敬）等人，斗倒了历经两朝、根基深厚的杨廷和集团，开启了皇权强势的嘉靖时代。

在统治初期，他意气风发，作者以春季来对应，首辅是有从龙之功的张璁。之后在嘉靖帝统治的夏、秋、冬季，嘉靖沉迷道教，夏言、严嵩、徐阶相继粉墨登场，成为首辅大臣。而徐阶为了上位，甘居严嵩之下，百般讨好，待羽翼丰满之后，取严嵩而代之，这段史实堪称政争文的典范。

嘉靖帝在位后期常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却始终牢牢掌控着大明的朝政，精于玩弄帝王心术，试图在大臣之间平稳权力的天平，琢磨人心。

★内容简介★

本书用“四季”来比喻嘉靖帝亲政之后，其漫长统治的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突出标志在于不同的、强有力的首辅：张璁、夏言、严嵩、徐阶，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书中回顾了嘉靖帝从登基到亲政，最终大权在握的全过程，通过详细地分阶段介绍首辅与皇帝的互动：

揭示皇帝如何与大臣合作治理国家？

皇帝如何与成熟的行政官僚体系博弈共存？

从而清晰地呈现了明代中后期的政治运转特点，透视最高统治者与位极人臣者之间的关系。

★学者推荐★

在本书中，作者展现了他对明代政治史料的卓越掌控力，以全景的视角呈现1522—1567年错综复杂而又变化多端的嘉靖朝政局。通过关注四位重要的首辅大臣，他厘清了16世纪中叶宫廷中动荡的政治走向，时间跨度从1520年代的大礼议直至1560年代严嵩的倒台。作者挖掘了皇帝实录，以及这一阶段影响政局的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他深入描述了嘉靖帝统治的四十年间，皇权与文官系统四位最有权势的领袖的个人野心和决策议程的互动角逐。本书将为明史学者提供最受欢迎的中国近代早期转型关键时期的精细资料，对中国史本科生也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肯尼斯• 哈蒙德（ Kenneth Hammond），新墨西哥州大学教授

本书为嘉靖帝和他的臣属之间的纷争提供了生动的史料支持——这种对抗改变了明朝的政治格局。作者利用丰富的私人信件和官方文件，追溯了皇帝统治的弧线，从他匆匆忙忙、出人意料的登基，到他在礼仪、宗教和战争方面的对抗，再到他老年的暴躁和道教式的隐居。作者以他一贯的天赋写作，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有思想的、信息量大的叙述，让人愉悦。

——彼得• 迪特曼森（Peter Ditmanson），牛津大学伦布罗克学院教授

嘉靖年间的权贵人物、庞大的祭祀活动和宫廷阴谋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体现。本书为明代制度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匹兹堡大学教授

吴三桂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充满争议的话题人物，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一直受到学者和读者的关注。本稿作者是明清研究史专家，尤其对明清交替之际的历史和人物颇有研究和心得。作者在立足于史料真实的基础上，运用通俗的语言，以全新的视角为读者全景再现了传主充满矛盾的一生，是一本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于一体的读物。

本书运用官书、方志、家谱等材料，结合当代民族志、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讨论明代云南大理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希望提供一个明朝“统治”该地模式的解释框架。由此，严格来说本书应算是一部社会学著作。全书除绪论和结论外，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明初（主要是洪武年间）明军进入大理后，明朝在大理周边设置府州县和土司，以管理当地百姓的大致过程。接着分三类人群（后三部分）来描写明朝大理的山乡社会。一是僧侣，明朝通过在大理地区册封僧侣，招僧侣入京赐给头衔，兴建寺院庄园，扶植宗教活动，建立一套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仪式宗教秩序，笼络当地信教之人。二是乡士大夫，明朝通过吸收当地读书人入京读书，参加国子监和乡试，来笼络他们。这些人在回到大理山乡后，被任命为当地的学官，负责宣传儒学，并编写符合明朝正统的家谱、族谱，同时将佛寺改造为祠堂、乡贤名宦祠。通过这一套程序，儒学正统观念、正统祀典文化在大理社会得到传播。三是土官。明朝在大理地区册封大量土司，土司之间、土官和州县之间形成政治平衡。土官在本地打击盗匪、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服从明朝的统治，同时本地经济的货币化促进了山乡流动、经济发展、身份分流和阶层整合。按照作者的建构，西南大理人群各有不同的族群、宗教、阶级类属，“国家”和“地方”各司其职并因应互动，“王朝秩序”由此得以在该地确立并维持。

清代的政务运作，可体现为文书的流转过程，而最重要的政务文书题本与奏摺，又是朝会的主要内容。朝会与文书，是政治决策的要素及具体的呈现。君臣天不亮便须进入理政与朝会程序，这被清人概括为“辨色视朝”。 本书尝试疏通晚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政务流程与决策过程中诸多细节，包括清代三种朝会的主要内容及其在决策中的作用，政务文书的产生和流转过程，垂帘听政、训政、归政时期皇太后、皇帝、军机处各自的权限，晚清的“廷议”，新政时期内阁与军机处的改革，辛亥革命前后两次责任内阁的区别，尤其注意对重要史料的细致解读和细节的深入挖掘，从制度史的视角，探讨晚清高层政治决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