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包含以下论文：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建构——以《皇朝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张世明《拆穿西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象的建构》，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胡恒《清代佐杂的新动向与乡村治理的实际——质疑“皇权不下县”》，赵丙祥《“内家”与“外家” ——中国“身体社会”之变化，以张三丰神话为例》等。

中国近代的知识传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西学。本书着重研究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汉文西学经典，如《坤舆万国全图》、《西学凡》、《职方外纪》等多种，尝试将这些经典放到明末清初知识场这一更为宽广的背景下，从整个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探究其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历程。本书较为关注晚明与晚清在学术上之承上启下的关联，着力阐明晚明汉文西学经典在晚清西学知识场重建过程中再次被激活的特殊意义，并将之作为中华经典系谱的重要构成，从而揭示在中国传播之西学的统宗及学术脉络。

作者对明清之际历史尤其是南明历史造诣甚深，其中关于明遗民之著述享有盛誉。本书是作者的批评文字，多是评论当代学人著作的文章，包括钱钟书、冯其庸、范文澜、孙康宜等，其中对钱锺书提出的钱谦益降清后奉佛是内心有愧，非真心信佛的看法，作者认为并不周全，因为钱谦益出生于奉佛世家，他入清前即奉佛。而其批评时政的文字，往往于偈佛护法发微。其余谈赵翼的诗坛地位，倪云林画作《霜柯竹石图》的新赝旧伪，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宣南诗社及吴梅村事迹考，以及论木陈和尚《北游集》、山东莱阳姜氏行谊等。作者学识渊博，内容丰富，有很高学术价值。作者书斋名“停云阁”，因而以此为名。

本書榮獲2013年中央研究院黃彰健院士學術研究獎助；「郭廷以先生獎學金」獎助，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第38號 。 1600-1800年代的朝鮮王朝，竟然也曾經歷從「去中國化」到「本土化」的過程？ 1644年，明朝滅亡，原為皇明屬國的朝鮮自此開始了「思明」的文化現象，本書時間跨越兩百餘年，徵引29種《燕行錄》和32種朝鮮士人文集， 完整探討晚明至清中葉，朝鮮士人對於「明朝」的討論，並以清朝儒生作為參照對象，考察朝鮮思明文化的論述、實踐及其終結的曲折過程；以及朝鮮燕行使歸國後的反應與影響。 名人推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林麗月 中韓關係研究論著，時間跨越200餘年，徵引29種《燕行錄》＋32種朝鮮士人文集－－「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突破『遺民』課題一向自囿於中國史範疇的侷限，開啟從比較的角度、以中國為參照對象探討中朝關係之新頁，使『朝鮮史』與『明清史』得以合流。所得論點多所創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第二十三號。1992年度碩士論文。 第一節 明末遼東邊將的出身 自明洪武、永樂兩朝在遼東設置遼東都司與奴兒干都司作為軍政機構，因為「為京師左臂，所係尤重」，明朝中葉以後，「以遼東兵備廢弛，胡虜數入為寇」，遂在英宗正統7年修築邊牆，但是因為成 效不彰在歷經年月後殘破不堪；遼東糧餉問問題亦是弊病，軍餉自屯田所撥，但也因為田地多被私占而執行不利；軍政敗壞也是造成遼東邊防廢弛的主因士兵差役重、待遇寡薄導致是士氣不振的因素，在不合理的待遇與軍紀鬆弛下，士兵逃逸事件層出不窮，而竟有逃入建州女真境內，造成邊防武力逐漸空虛的局面。至熹宗天啟年間，袁崇煥主持遼政遂提出「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主張，遼將逐漸受到重用。但是朝廷卻忽略遼地與清土接壤、較無夷夏之防的觀念，以致於後來熊廷弼提出「遼人不可用」 第二節 遼東邊將與清的對峙 天命三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作為誓師伐明的藉口，在清入關時，滿漢蒙各旗兵數已不下二十萬人，萬曆朝後期「遼東全鎮額兵不過六萬，除城堡驛站差撥外，實僅二萬人」若遇戰事有時還借調朝鮮部隊，在與清戰役中，薩爾滸之役是明清首次正式對戰，松山之戰則是雙方最後一次決戰，尤以後者戰役，關內流賊擾亂尚能抽調十餘萬兵士援遼，此數幾與清國傾全國之兵力相當，因清國國力有限，一時之間雙方交戰未能決勝負，此時和談便作為一種策略運用，雙方雖獲得舒緩不過長期看來亦對明廷不利。 第三節 遼東邊將降清的分析 崇禎末年，時人已有「只圖今日不過明朝之意，貧富貴賤各自為心」，北京一帶「已成崩解之勢」，在政治混亂之下導致人心疏離。關於明末遼東邊將降清的因素，在兩軍對峙時，最直接的原因是叛逃與投降。明末邊防重鎮間缺乏良好的聯絡網路，且後勤支援與前線作戰往往無法配合，遂致各城逐一被攻破，所以作者認為明兵投降方面實非迫不得已兵敗被俘與投降，不然以上述兩場戰役中，明兵的饒勇善戰的強悍特性是值得稱許的。不過這可以看出明廷對邊將的統馭逐漸失靈，另外一點是明軍邊將降清時，往往連同其部屬一併投降，例如孔有德、耿仲明率二萬人降清，及佔當時清軍總數的1/6，明軍雖眾禁不起部隊接二連三的叛降，是造成強弱易勢的關鍵之一，因明軍叛降者所攜帶的新式火器與攻城裝備是清軍增加攻堅能力的主因，而探知明軍虛實與戰略也是一項利因。作者歸納三點：1.遼將對「夷夏」觀念淡薄，不受傳統約束；2.遼兵強悍有「胡化」現象，叛降後成為日後清軍主力；3.朝廷無力改善待遇、遼東財政日益敗壞、邊防日益沈重而升遷不易予敵人有機可乘招降邊將壯大軍力與削弱明軍一舉兩得。 小結 第二節所強調的是遼東與清對峙，但作者並沒有指出努爾哈赤進兵遼東的主因，如明廷欺壓與剝削當地女真人、久成積怨並造成對明廷的反撲，例外又指出雙方在和談之中，常招降明兵以打擊明軍士氣並有政治宣傳的作用；難道明軍方面沒有類似招攬清兵的動作嗎？這值得關注。

《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仍然旨在将“江南研究”作为我们历史学科进行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来观照古代至近代中外的交流与互动。有着不同学术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在“圆桌讨论”的环节，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激烈论辩，以及就近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信息交换，这些信息比较充分地反映在本集的“圆桌讨论”一栏。 “演讲荟萃”栏目收录的是近年来访问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中外学者的一些重要演讲，这些演讲的整理，可以把中外学者最新的一些学术探索贡献给学界。演讲稿以演讲的时间先后排序。希望本集所提供的演讲信息，能大致反映出近年来历史系所持续展开的一些重要的学术交流。

In this revisionist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China, Evelyn Rawski challenges the no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s a linear narrative of dynasties dominated by the Central Plains and Hans Chinese culture from a unique, peripheral perspective. Rawski argues that China has been shaped by its relations with Japan, Korea, the Jurchen/Manchu and Mongol States, and must therefore be viewed both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regional framework, and as part of a global maritime network of trade. Drawing on a rich variety of Japanese, Korean, Manchu and Chinese archival sources, Rawski analyses the conflicts and regime changes that accompanied the region'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places Sino-Korea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northeast Asian geopolitics, surveying complex relations which continue to this day.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于1930年，是现代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研究机构。史语所创立八十周年来，秉承傅斯年先生建所时确立的学术风格和人文精神，人才辈出，学术鼎盛，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其连续八十年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反映了史语所在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文字、文籍考订等各个方面卓著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影响重大。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从清代档案中搜集了数万个18世纪的广东米价数据，并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分析了当时广东米粮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米价的不规则变动和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从而描述了一个以广州、佛山为中心，联结广东、广西两省和湘、赣、闽三省部分地区的区域性米粮市场的具体运作情形，讨论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曾获广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和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一书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杨雨蕾最新著作。全书通过古代中国“华夷观”的文化视角，探寻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轨迹，及其文化关系的变动，以期在文化的传播和容受、观念的坚持和变迁，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的讨论中探寻明清中韩朝贡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并由此分析这种朝贡关系背后的文化因素。《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以朝鲜使臣的入华行纪，即明朝的“朝天录”和清朝的“燕行录”，为文献基础，并参照《明实录》、《清实录》、《清史稿》、《大清会典》、《朝鲜王朝实录》等官修正史，在文献资料的运用上，可称周详备至。

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共四巨册），是18世纪欧洲汉学的两部扛鼎之作之一，为中外研究者必读参考书。此书撰稿人共27位，均为在华欧洲传 教士，其中以法藉最多。杜赫德以这些传教士发回法国的信件和报告等材料为基础，编成百科全书式的《中华帝国全志》（La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1935年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朝野各界人士无不以先睹为快。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知华派”均从此书中大量汲取关于中国的知识。 《中国作证》系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作者在书中对《全志》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27位撰稿人的情况，他们的稿件在《全志》中 所占的分量；杜赫德对这些稿件的加工和取舍；稿件所依据的资料来源和准确程度；书中所展现的中国形象与当时真实的中国的异同等等。 作者查阅了大量文献和考证，全书内容充实，言之有据，为利用《全志》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可考的讯息。 作者还对《全志》的内容作了分类评述，有助于研究者对《全志》的解读。

本书乃根据早在作者1991年发表于《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的特刊，书名为《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之基础上重新加以补充和修改而成。由于大木康教授多年研究冯梦龙，由此关注到晚明文学的最大特点，即俗文学的隆盛。这背后既有精神背景又有物质背景，而后者与晚明出版业的发达有着直接关联。从宋元以来留存的古籍数量来看，晚明出版的图书并非循序渐进地增长，而是呈现为井喷式的激增，主要有别集•总集、丛书、八股选本、戏曲•小说等。其刻书性质可分为官刻、家刻、坊刻三种。雕版方面，刻书字体改为以直线条为主（日本称之为“明朝体”）；装订方面，蝴蝶装几乎被线装全面替代，出版效率因此大为提高。出版业的发达对晚明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东林和复社等文人团体的活动结束后立即通过刻书传布扩大其思想，从而形成舆论。李贽等“异端”思想也通过刻本的大量印刷得以迅速传播，即使官方出面禁毁也无法真正杜绝。同时出现了陈继儒这样的“出版文化人”，他通过大量编书刻书，涉及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等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士人雅趣得以大众化。正是晚明出版业的勃兴成为了其时文化繁荣的契机。 早期有关中国印刷出版史的研究，焦点多着重在印刷技术史与版本目录的方面。至于印刷出版品涉及到与社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面，如书籍价格、阅读群体、社会效应与识字率等课题问题，较少有研究者关注，研究成果也较少。现在，明清的印刷出版文化史似乎已成为明清文化史研究的热点。大木康的著作研究着力于当时书籍的产生、流通过程本身诸问题，并运用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整部著作体系完整，征引文献丰富。尤其是添加的附录文章，话题有趣，颇具可读性。可以说，大木康的《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是了解明代出版文化史的不可不读的一本好书。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先后主导的海商集团，既是海上贸易的商人集团，又是维护海权的武装集团。郑氏海商集团在东西洋面上畅通无阻和纵横捭阖，绝无仅有的诠释了中华民族海权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本书揭示了郑氏海商集团作为一个开拓者和发现者所具有的全球意识和商业意识、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并从其战略选择中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

《白银帝国:翻翻明朝的老账》一书，为史评类作品，仍继续李连利先生“评书体”写作文风，从商业经济、货币政策、三农政策等经济政策角度分析入手，揭开有明一代如何成为“白银帝国”这一历史现象，并阐述分析了明代“白银帝国”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走向的意义，其选题和部分作品章节得到史学界认可。虽为史学经济类作品，但《白银帝国:翻翻明朝的老账》文字并不枯燥晦涩，而是通过诙谐有趣的文风，辅之以有据可查的故事情节，铺陈出作品的文风脉络，读来饶有兴味，于信手闲翻间，使人了解明代经济脉络，读之有物，读之有趣。

“遗民”须凭借一系列方式(记号)而自我确认，而为人所辨识。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不想过分地强调遗民的特殊性，而更关心其作为“士”的一般品性。遗民不过是一种特殊历史机缘中的士。“遗民”是士与当世的一种关系形式，历史变动中士自我认同的形式。士对“历史非常态”的反应，往往基于士的普遍生存境遇与生存策略。

《海外汉学丛书：明季党社考》是当代日本著名中国学学者小野和子的代表作。它以明代万历年间到清初晚明政权覆灭的政治史为背景，围绕这期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比较具体地考察了被称为东林派或东林党以及其后继者复社的形成过程，主要成员、主要见解，组织和人际关系。虽说题名为“党社考”，但《海外汉学丛书：明季党社考》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考证”之作，而是夹叙夹议，可谓一部从党争角度描述的晚明史。

《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大清开国与孝庄太后2》内容简介：孝庄与海兰珠是皇太极生命中重要的女子。姐姐海兰珠因丧子之痛，遽然离世。妹妹孝庄却因诞下皇九子福临，在后来的大清开国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皇太极剿灭北元林丹汗：松锦之战，放手与大明一搏！孝庄乘势说降大明战将洪承畴，从而奠定了大清军事的绝对优势，只可惜皇太极英年即逝，英雄壮志未酬。大明的崇祯帝也有过重振河山的机会。只可惜他在面临着中原的李白成、张献忠农民军内忧，与关外的满清八旗军外患之时，长期鼠蛇于和战的两端。大明的局面，便在崇祯帝的手上一点点地烂了下去。大清的后皇太极时代，由于多尔衮、豪格的帝位之争，一度曾走到内战的边缘。当时，孝庄以娴熟的政治手腕，平衡内部的政治势力。最终，使自己六岁的儿子福临登上了帝位。由于大明朝的政治窳败，李自成从小民壮大为敌国。1644年，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崇祯帝无奈上吊，收拾胜利果实的却是多尔衮。当然，这一场壮观的清兴明亡大挑战，最终把所有的好运气都归结在了顺治帝与孝庄太后母子身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旅行，乃是记录美国明清史代表团四周时间内在中国旅行的见闻，重点介绍了在华北和华东地区所参观的博物馆、所游览的历史名胜古迹。第二部分，介绍相关的图书馆与档案馆，重点介绍馆藏的明清史资料，这是为美国学者以后来中国查阅明清史资料而准备的。对于当时中国各个大学里明清史的研究中心与相关的专家，也有所介绍。第三部分是综合在中国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归纳出有关的学术问题，并加以介绍。既介绍了中国的研究状况，同时略加评价。第四部分则是介绍中国即将出版的明清史著作及当下的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