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假时你的新女友喜欢海滩边的万豪酒店还是一座完全用冰和雪建造的冰旅馆？这从她的手表能看出来？ 新开业的蛋糕店发放免费礼券，有效期该设置多长时间？ 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会令人生厌而降低收视率吗？ 郊区更大更漂亮还带游泳池的新房子，只是上班路程超过一个小时，你会买吗？ 这些问题涉及两个关键点——幸福感和钱。在你拥有的金钱不变的前提下，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幸福感。 大多数人都认为在如何赚钱、存钱、投资方面需要专业的建议，但谈到花钱，多数人只是遵循自己的直觉。但科学研究表明，人的直觉常常是错的。我们误以为自己的消费方式能够提升幸福感，却一直在花冤枉钱，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比如买电视机时我们会幻想以后和一群朋友一起看比赛或者与家人一起看电影，但实际买完了却是独自一人（大多数情况下）在电视机前耗掉一年1/6的时光。 单程就要一个小时的工作对幸福感有负面影响，其影响程度与没工作一样。尽管拥有更漂亮的房子和更好的工作，但是上下班路程长的人不仅不再满意自己的房子，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也不高。 人们追求幸福却屡次失败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根本没有找对原因。不应该一味考虑如何让钱“生”钱，而应该考虑通过花钱获得更多幸福！ 本书提供关于消费科学的最新研究——聪明花钱的5个核心原则，如果你遵循的话，钱自然可以买到更多幸福！现在，就来亲自尝试一下，让自己快乐消费！ 学习花钱提高消费者幸福感的科学原则： 如果你是从事市场营销的专业人士，了解采用体验消费、延迟消费、消费与付款分离的原则，可以更精确地设计高效的营销方案； 如果你是个人消费者，可以达成最划算的幸福交易，用已有的钱买到更多的幸福感； 如果你是企业家或创业者，了解包括谷歌、百事可乐、Crate & Barrel家居连锁，是怎么把这些原则付诸创新行动的，不仅可以拥有创造快乐的员工，还能够创造为客户带来快乐的产品。 如果你为政府机构工作（政府是最大的消费机构），可以通过完善政策来影响消费，从而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在傳統中國婦女受盡禮教欺壓的印象下，很難想像明清時期的婦女竟可過著奢侈的生活。無論是流行時尚的服飾妝扮、精緻可口的美味佳餚，甚至出外遊山玩水、廟會進香，都成為當時江南婦女生活中精采的一部份。不僅限於富貴人家，中產之家也起而效尤，爭相比美。 婦女超越生理基本需求的消費，代表明清時期婦女收入和經濟力的提升，而晚明的情欲觀，正好提供人們追求感官欲望的合理化基礎與動力。情欲觀帶動情色產業的興盛，妓女成為流行時尚的代言人。婦女的奢侈消費也衝擊了兩性關係，明清的士大夫對此提出許多批評，其中夾雜著性別偏見，甚至以法令嚴格規範婦女奢侈的消費。本書從消費的角度，重新觀察明清婦女的生活、地位及其對當時產業的影響，期望能予讀者明清婦女另一面貌。

购物是我们生活中几乎每天都要发生的事情，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购物上。购物不仅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还能使我们产生力量、责任心以及归属感，实现我们的愿望。在今天的购物中心、零售店、超级市场和互联网中这些需要被如此完美而诱人地表现出来。 本书以购物形式的历史演变，及购物心理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展现了购物这一人类基本社会活动的方方面，劝导人们理性购物，避免成为一个盲目的消费者。作者以独特的角透视出购物所代表的地位、等级、权力，追溯了购物的历史背景，对消费者、商品、文化底蕴、市场、欲望等相关概念进行了饶有趣味的探讨，对购物的时尚性与需求性的矛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分析了男性与女性对购物所持的不同态度，总结出消费者盲目购物的种种原因，为读者呈现了一种全新的购物理念和思维角度。通过阅读此书，读者可以提高自身对购物需求的判断力，提高品位，使购物充满乐趣、智慧和成就感。 《Shopping大解码》闪耀着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趣味盎然的写作风格，它用各种方式让我们看到并了解了作为购物者的自己，以及购物的冲动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本书也可作为商家调整自身经营理念的参考读物。

穷人如何成为穷人、被看做穷人，取决于与他们同在的“我们”——既非贫穷也不富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如何赞许或者反对这种生活方式，这些“如何”投射了关于我们自身的现实。 当生产者的社会转变为消费者居多的社会，穷人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来自于失业，今天，它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的困境。 鲍曼在本书中回顾了工作伦理的起源，现代社会的转变，福利状况的影响和穷人被社会化生产以及文化界定的新路径，并提及穷人与贫穷可能的未来。他勾勒出在当代穷人的故事里被忽视、过度解读和被隐藏的部分，并试图回答：贫穷能够用普遍公认的方法来对抗和征服吗？

国货控、品牌控、拇指族、宅族、团购族、月光族、海归族、3A族、90后…… 面子消费、圈子消费、智能消费、定制消费、4-2-1式家族消费…… 一号店 淘宝 京东 苏宁易购 手机超市 虚拟超市…… 小众市场崛起新消费主流,他们正在改变中国消费市场版图。 作为三星、现代、花旗银行等跨国公司的消费研究顾问，本书作者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消费行为学、人文历史等各种角度对中国消费者进行分析解构，科学前瞻地预测未来中国消费的趋势走向。 作者根据中国消费者的地域、年龄、收入、性别等相关变量，对他们的消费取向和生活方式进行细分，并追踪其变化，以令人信服的大量案例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全景呈现出60后、70后、80后和90后几代中国人的不同消费状态，对消费者进行抽丝剥茧地分析解构，缜密地分析和捕捉了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作者抽取中国消费群体的7大“消费DNA”，揭示“中国的消费者和其他市场的消费者有何不同”，解答了“中国消费者热衷什么”的问题。 这本书将告诉你： 一．现在以及未来，中国消费者热衷于什么？ VIP型：休闲与奢侈，海外旅行，外语充电，高尔夫等高端运动 自我满足型：关注投资、IT等专业领域，冲动购物，认为适合自己的比品牌更重要 时尚型：购物是生活的一部分，注重产品设计感和外形投资，追求品质，喜炫耀性消费 实利型：重视产品的价值和价格而非品牌，活在当下，计划性强，精明算计，喜打折团购 狂热型：跟风购买，是最有可能进行爆发性消费的群体，介意销售员的服务态度，害怕销售员的冷眼，一旦得到了很热情的服务，碍于面子，他们很难拒绝 践行俭约的抠抠族：将消费降到最低。主要消费要是必需品。对好的东西不太关注， 二．世界知名企业和商家征服中国消费者的市场攻略： ☆星巴克卖场在美国很小是为迎合上班族外带需求，而在中国卖场扩大，桌子摆放在外面，是迎合中国消费者悠闲打发时间的本质； ☆美国最大的老人公寓和养老酒店企业Emeritus公司，于2011年在中国开设了分店，并与中国开发企业成立合资公司，致力于中国式老人公寓的开发； ☆随着“BWM 5”系列在中国的上市，考虑到中国人喜欢大块头的特性，他们将车身加长，推出了“新5”系列，收到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 三．四种趋势正在重塑中国消费市场格局 ☆朝着幸福生活升级的中国消费者的诉求催生旅游市场、汽车销售租赁市场、高端文化生活市场、体育休闲运动市场、宠物市场、美容市场、绿色环保产品市场的兴起； ☆非主流市场上存在着新主流消费群体崛起的机会，新兴中产阶级多为30~40岁人群，是中国大众消费的主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以及老年和90后消费者们开始被当作新主流消费群体而受到瞩目； ☆要在未来中国市场胜出，需要关注单身群体、丁克群体、宅族、富二代等中小型消费者； ☆中国人的消费呈现追求实用的趋势，质量固然不能忽略，但价值更重要。新战略实用主义以后将会成为教育领域、结婚市场中值得瞩目的趋势。

简介： 所有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 ——齐格蒙·鲍曼 前 言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Ｔｅｌｏｓ）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关本书的英文人名，请参见《附录：中英文人名翻译对照》，下同。——译注）），１９７６），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１９８２）。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１９８２），后来，一九八三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ｔ，与民粹主义是一个词，但是考虑到“民粹主义”在中文里专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而本书中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则指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大不同，故译作大众主义，以与大众文化对应。——译注））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这里，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它在后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章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参考框架和评论视角？如果在对消费以及诸如消费文化之类的概念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进入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当中，那么这又意味什么？消费与文化，这在过去一直都只是一种附带性的研究题目，直到最近还仍然被认为是派生的、边缘性的、女性化的，是生产和经济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领域的对立物，现在它们是怎样在对社会联系与文化表征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与消费两者都在社会组织内或社会间组织中起着更为关键作用的新阶段了吗？贝尔、鲍德里亚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关于我们已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后工业抑或信息社会的、“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阶段的理论假设，确实具有新颖独特的色彩，它们足以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概念去关注问题。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警句正相吻合：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这些观念在文化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学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过程。这使我们注意到发生在专家们的文化场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过程：已确立优势地位的主导者与外围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之间为争夺垄断并巩固符号等级秩序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只有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ｕｔ ｔｈｅｒｅ）的认知和评价。这样一个难题，即专家们各式各样并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专门模式和意指体系，与构筑我们每日每时活生生的文化结构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理解人们为何转向对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文化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就我自己而言，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是我在试图理解消费文化时，碰到了许多难题后激发出来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贝尔、詹明信、鲍德里亚、鲍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关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直接关系而引发出来的。 所以，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也流露出了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关注。在这些章节中，我不仅尝试着把后现代当作由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其它文化专家所发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来研究，而且还去探究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与可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中广义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不应仅仅把文化专家们看作是在某种简单关系中，被动地充当着对文化变迁的标志和轨迹的特殊而修养有素的接受者、说明者、阐释者。他们在教育和培养观众（（“观众”，原文是ａｕｄｉｅｎｃｅ，英文中有观众、听众、读者等意思。原著中，多数情况下，ａｕｄｉｅｎｃｅ都均包含了这三个涵义，是指文化产品的接受对象。为叙述简便起见，本书中文的翻译以“观众”一词来代表其余两层涵义。 ——译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和兴趣，也必须加以研究，而且，这些观众也凭借后现代这一称谓而对如何理解一系列独特的体验与文化产品变得敏锐起来。这也表明，文化专家与其它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专家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他们对知识、文化导向手段和文化产品的垄断与反垄断的能力。简单地说，我们不仅需要去问“什么是后现代？”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要问：我们为什么、怎样才能对待这个特殊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否有人把实际的文化变迁与社会过程当作超越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证据，我们都需要去探求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从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说，虽然根据一系列具体的特征，将西方社会历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断裂时期定义为“现代性”，并假定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此“现代性”的核心而走向了别处，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这样定义本身就很成问题。这里的危险性在于，我们越是考虑那些当初被认作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反特征，它们就越是捉弄人似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似乎正在不断地变为现实。以前那些迷恋秩序、合作和系统性整体等观念的人，现在学会了去运用那种强调无序、模糊与差异的新认识框架来看待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向“后现代性”迈出的一大步：后现代这个词，包含重大时代转变之意，它的可信性是从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同样具有思辨色彩的术语中推演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演绎性理论，本身无所谓错误，除非它想试图借助超越经验研究（或者证明自己并不需要经验研究）来显示自己的可靠性，并使自己由此而取得合法性。遗憾的是，“后现代”及其相关语族中的词语常常就处于这种情况。的确，有些人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我们必须设法贬斥和废弃旧式的方法论，而不是去研究后现代，确切说，他们要我们去实践后现代主义，并建构出后现代的社会学。 这样，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试图阐明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又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富有影响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失去了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使自己的权力潜能得以实现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人为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递、传播等各个方面。本书各章还将认真探索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体验和实践，并努力去研究和理解与这一范畴相关的各种更加宽泛的社会现象。然而，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实际的体验和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所谓后现代、现代性、甚至前现代的体验、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废弃那些诸如“传统”、“现代”、“后现代”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关注那些最好被称为“跨现代”（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它的相关范畴是“跨现代性”，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体验与实践中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正是这样一些理论主题，这样一些理解当代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作用的扩张所必需的概念及定义方面的问题，使得后现代变得如此饶有兴味。 这样一些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理论表明，过去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直接从社会的角度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现在，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需要从基本意义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确，很难把后现代问题与对文化进行理论概括的兴趣分离开来，因为正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兴趣，才把后现代问题从一个边缘地位推向了各种学术领域的中心。这也反映在我们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许多特刊时，对后现代主义所寄予的关注。哈贝马斯与福科之间的争论，是使我最早留心这个问题的契机，它促使我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编辑了“现代性之命运”的特刊（１９８５，２）。对这期特刊的准备及后来的连续反响，很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问题需要从更广和更全的意义上去对待。这促使《理论、文化与社会》后来出版了“后现代主义”这本合期特刊（１９８８，５［２－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对后现代主义是否仅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时尚或者仅仅是某种短暂的流行术语，还存在着大量的怀疑。现在，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比时尚更有生命力，并且也看得出来，它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强劲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及其他人对后现代主义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被整合到现有概念体系中去的关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概念，抑或更有甚于此，正出现（或正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认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诚然，对于那激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难题的后现代的出现，我们只能以双臂相迎。 我要感谢在《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对我编辑此书的帮助和鼓励。我尤为感激与我详尽地讨论过许多观点的迈克·赫普沃斯，罗兰德·罗伯逊和布莱恩·Ｓ．特纳。我还要感谢斯蒂芬·巴尔、齐格蒙特·鲍曼、斯蒂夫·贝斯特、约瑟夫·布莱切尔、罗伊·博伊恩、大卫·钱雷、诺尔曼·邓金及罗伯特·埃利亚斯、乔那森·弗雷德曼、汉斯·哈菲坎普、道格·科尔纳、理查德·克尔明斯特、阿瑟·科洛克尔、斯科特·那希、汉·莫马斯、斯蒂芬·曼内尔、卡罗·蒙嘎切尼、乔治·斯道斯、弗雷德里希·泰恩布鲁克、威廉·凡·雷詹、安迪·韦尼克、克斯·乌泰斯及德雷克·威尼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研究主题。此外，我还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学院（Ｔｅｅｓｓｉｄ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社会研究与管理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慷慨支持，特别是劳伦斯·塔斯克和奥利佛·科尔撒德对我在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这个独立期刊方面所提供的组织支持与鼓励，它在我增进和保持对后现代问题的兴趣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要感谢詹·康奈尔、马丁尼·梅尔伯和数据室对本书各章节的许多修改的细致耐心的打字输入。 本书各章节的原出处是： １． 《现代与后现代：定义与阐释》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伦敦大学哥德斯密斯学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里特大学比特波罗分校的讨论课上宣读过，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意大利阿马尔菲的阿马尔菲欧洲社会学奖大会上亦作过宣讲。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后，在里斯本的社会学研究与调查中心曾作过演说。当时的题目是：“对后现代的追求”，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１９８８年５［２－３］）。 ２． 《消费文化理论》是一九九○年发表于《社会学》（２４）上的一篇论文《消费文化的视角》的修订稿。 ３． 《通向后现代文化的社会学》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利兹大学的理论课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来梅的“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团体会议”上作过演讲，并先后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别于一九八九与一九九○年被收入Ｈ．哈菲坎普主编的《社会结构与文化》（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４． 《文化变迁与社会实践》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国际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格·科尔纳在堪萨斯的劳伦斯组织的对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作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修改后发表于Ｄ．科尔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批评》一书中（华盛顿：Ｍａ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讲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为历史的现代性大会”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伦德大学（Ｌｕ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讨论班上也作了相同演讲。此文被收入Ｓ．那希及Ｊ．弗里德曼主编的《现代性与认同》一书（牛津：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６．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最早是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为在提尔伯格大学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的提交的论文，后来被收录在恩斯特·梅吉尔主编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Ｔｉｌｂｕｒｙ，１９８７）并于一九八七年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１９８７，４）。 ７． 《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是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罗特德曼的“第七届欧洲闲暇与娱乐协会关于未来城市的代表大会”提交的演说论文，发表于会后由Ｌ．Ｊ．Ｍｅｉｒｅｓｏｎｎｅ主编的论文集《未来的城市》（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Ｓｔｉｃｈｔ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ｃ，１９８９）。 ８． 《消费文化与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于西印度群岛圣·马丁举行的“宗教及寻求全球秩序大会”上的演说论文，它被收入Ｗ．Ｒ．Ｇａｒｒｅｔｔ与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主编的《宗教与全球秩序》一书（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ｒａｇｏｎ Ｈｏｕｓｅ）。 ９．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为高等教育基金会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圣安娜大学的“高等教育价值会议”提出的论文，此文修改后发表于《高等教育反馈》杂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

上帝已死，天道隐遁。物欲横流的世人，正沉溺在消费主义的狂欢节里。也夫却也开始构思“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了。本书不仅分析细密，而且行文畅达，颇饶趣味，兼具解释、批判与建构三重功能。特别是作者引入了社会生物学的视角，使该书的分析更擅胜场。或许一部书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多少有助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超越与解放。 这是一本解释消费的理论著作。全书分12章，第一章重点在指出问题；第二章主要是简述消费的演进，简介对消费的两大解释。在以上两章的基础上，作者开始建立本书的解释系统，其基础是对消费机制的解释。先后有五章分别讨论它们。第七章讨论的是现今社会中已经和即将出现的趋势，作者预计它是“后消费时代”中人们生活的主要构成。这一章所以插入到消费机制的五个章节中，主要是因为它同第六章有过于紧密的逻辑关系，兼及还可以为第八章论及的时尚之非物质化做些铺垫。第九章继续第七章的怀疑逻辑，分析消费、收入与幸福的关系。第十章是在质疑工业时代中与消费观互为表里的工作观。深入阐述自凯恩斯以来不断光大的一个观点：生产问题解决了，工作将不是未来生活中的最主要内容。失业和半失业将成为未来社会中多数人的常态。第十一章指出，近现代教育是服务于生产，教人们如何工作的；而古典教育是服务于贵族，教他们过艺术化的生活。因为全民即将如古代贵族一般解决温饱，因为工作的重要性丧失，未来的教育显然要融合生产本领和生活艺术。第十二章论述了，温饱解决后，物质不再是满足炫耀与刺激的有力手段，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

布尔乔亚（Burgensis）是一个音译名，它的意思是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无论从思想的解放，还是经济的繁荣来说，19世纪都可说是欧洲的黄金时期。在这辉煌百年中，它创造出人类社会文明不曾有过的布尔乔亚阶级，并把人类的未来命运交付在这群庞大的消费群手中。当我们从21世纪回顾，会发现，原来我们今天视为进步象征的许多消费形式、物质科技的使用、甚至思想观念的启迪，早在朴素的19世纪，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许我们今日的生活比19世纪更具多样性，但事实上我们仍然活在从19世纪开创出来的布尔乔亚世界之中。本书图文并茂，是介绍19世纪欧洲布尔乔亚历史的最佳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