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研究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的政治制度，达尔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在第一章里，达尔开宗明义，将公开争论（政体的自由化）和参与权（政体的包容性）视为民主化的两个基本尺度，并由此界定了四种极端的政体形式：封闭式霸权政体（低度自由化，低度包容性）、包容性霸权政体（低度自由化，高度包容性）、竞争性寡头政体（高度自由化，低度包容性）、多头政体（高度自由化，高度包容性）——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其实处在这四种政体之间的模糊区域。达尔用这样干净漂亮的术语，取代了早已内涵模糊的“民主”、“权威主义”等概念，大大增强了其论证的严密性。 达尔相信大多数读者会同意多头政体比其他形式的政体更可欲，问题在于，只有在政府和反对派都能获得高度相互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筑通往多头政体的道路，这种相互安全保障的体制在人数较少、理念较为接近的精英中间比较可能发展（比如英国）；而在普选制和群众政治的条件下，要设计这种相互安全保障的体制是很困难的。这很有可能在政治变迁中导致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遗留下很大一个分裂出来的和竞争性政治的合法性相对抗的公民团体——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并不鲜见。 达尔认为：“前工业化的乡村农业社会肯定不是天然就不适合竞争性政治或者甚至多头政治的。因为某些前工业化的乡村农业社会已经有过竞争性的政治制度——有时也确实令人惊奇地为包容性的多头政体提供了基础。”他指出发达的经济对多元社会秩序以及多头政体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多头政体也特别容易受到极端不平等的损害，在一个已经实行公开争论制度的社会，极端不平等增加了竞争性政治被霸权政治取代的可能性。 然而达尔着墨最多的还是本书的第八章：“政治积极分子的信念”。在他看来，“正如任何试图说明不同国家政体变迁的理论都必须将诸如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平等的性质和程度、亚文化分裂的程度等等这样一些因素视为主要的独立变量一样，这样的理论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把政治积极分子信念和‘思想观念’作为一种主要的独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