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致松枝茂书手札》是影印版，收录周作人致松枝茂夫的信123通，电报1通，明信片10通，致尤炳圻的信1通，致柳存仁的信2通。松枝茂夫(1905—1995)是日本汉学家，自1936年开始与周作人长达四十年的交流过程（其间有十年中断），他视周作人的书信为无价之宝，晚年亲 加整理，曾言：“半生潦倒红楼梦，一向倾心周作人。” 信件大致分为两个时期，1936年至1944年的书信主要讨论周作人作品的翻译问题，对于松枝提出的费解之处，周作人予以解释，至今对于读懂周氏的文章很有助益；1954年至1965年的书信呈现了周作人晚年创作与生活的境况。周作人末了一信抄录了《八十自笑诗》，成为二人交谊的最后纪念。

众神，国土，君王，爱情； 捧腹，快意，扼腕，涕泣。 《古事记》，日本第一部文字典籍。它系统记述了日本原始神话与传说，于古老奔放的故事中，展开一场日本源流风貌巡礼。 全书共三卷，上卷所记是日本诸神的由来与神话传说，中卷及下卷史实与虚构相混杂，所记主要是日本天皇的征讨与平乱、皇室逸闻与传说等。《古事记》承袭口传文学的生动、趣味，素材丰富，于神话、传说中穿插113首古代歌谣，孕育了日本民族诗歌——短歌的胚胎。 “天地始分的时候，世界尚幼稚， 如浮脂然，如水母然， 漂浮不定之时，有物如芦芽萌长， 便化为神……”

`“苦雨斋译丛”均系周作人译著。其一为：《希腊拟曲》、《财神》和《伊索寓言》；其二收有周氏所译六种日本古典作品《古事记》、《枕草子》、《平家物语》、《狂言选》、《浮世澡堂》及《浮世理发馆》；即将推出的第三辑为：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路吉阿诺斯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选》。 周氏的翻译成就，尤其是对古日本和古希腊作品的翻译，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迄今亦少有人能够相比，“苦雨斋译丛”所辑之篇一为世界名著，本身自有价值；二是多为绝版已久或未曾付梓之作；第三则因从未汇总出版，读者寻觅不易，此外更具意义的是：“苦雨斋译丛”是在现有版本外，提供了一套最忠实于译者定稿的版本。

“苦雨斋译丛”均系周作人译著。其一为：《希腊拟曲》、《财神》和《伊索寓言》；其二收有周氏所译六种日本古典作品《古事记》、《枕草子》、《平家物语》、《狂言选》、《浮世澡堂》及《浮世理发馆》；即将推出的第三辑为：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路吉阿诺斯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选》。 周氏的翻译成就，尤其是对古日本和古希腊作品的翻译，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迄今亦少有人能够相比，“苦雨斋译丛”所辑之篇一为世界名著，本身自有价值；二是多为绝版已久或未曾付梓之作；第三则因从未汇总出版，读者寻觅不易，此外更具意义的是：“苦雨斋译丛”是在现有版本外，提供了一套最忠实于译者定稿的版本。

譯者簡介 周作人（1885～1967） 浙江紹興人，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為魯迅二弟。早年畢業於南京水師學堂，1906年至日本留學，先後入法政大學、立教大研讀文學。五四運動前後，曾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校教授，也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和主要成員，並從事散文、新詩創作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他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當時影響甚鉅，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之後，周作人作為《語絲》周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創作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 抗戰時期曾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1945年被判入獄，出獄後定居北京，長期從事翻譯工作。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詩集《過去的生命》，《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等，譯有希臘文學、日本文學作品多部。

《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九二三年六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周作人编译，其中鲁迅译十一篇，周作人译十九篇。 该书为2006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新星·鲁迅书系”的最后一本。 该系列包括以下几本书： 1、《惜别》 2、《孙氏兄弟谈鲁迅》 3、《红星佚史》 4、《域外小说集》 5、《现代小说译丛·第一辑》 6、《现代日本小说集》

《苦雨斋译丛》新的一辑，收录周作人四种译著：《现代日本小说集》、《两条血痕》、《如梦记》和《石川啄木诗歌集》。诸书体裁不一，《如梦记》是“写生文”；《两条血痕》是短篇小说、剧本合集；《现代日本小说集》和《石川啄木诗歌集》则如书名所示，分别是短篇小说集和诗歌集，而“诗”与“歌”又实为两种形式。译介缘由也不尽相同，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及《两条血痕》是译者早期重要的文学活动；翻译《如梦记》则更多出于个人爱好，即如其所说，“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时代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如梦记〉第一章附记》)。至于《石川啄木诗歌集》，则系晚年应出版社之约译出，虽然周氏明言“他的诗歌是我顶喜欢的”(《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上述作品除个别篇目外，均属于日本文学史上同一时期———按照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的分期方法，是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第三期”，即“从明治三十九年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以后至大正十三、四年无产阶级文学和新感觉派兴起时期止(1906———1925)”。译者对于近现代日本文学显然有自己特殊的兴趣点和关注点。 　　周作人到日本留学，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1906年，当时夏目漱石与森鸥外正处在创作高潮。五年后回国，唯美派、白桦派和新思潮派作家均已登场，曾经甚嚣尘上的自然主义文学，就在此时开始走下坡路。这些都给周氏留下深刻印象。“五四”之后，周作人和鲁迅着手译介日本现代文学，上面提到的几派作家，均处在创作的巅峰状态。《现代日本小说集》以“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为目的，理所当然要把他们的作品囊括在内。至于自然主义文学之未予收录，则因为译者眼见得它们“已经是文艺史上的陈迹了”。结合吉田精一前述分期方法，可以说《现代日本小说集》是企图全面介绍“第三期”日本近现代小说———自然主义文学除外———的一本集子。假如加上“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这一意向就更其明显。周作人所译《两条血痕》一书和收入《陀螺》的《杂译日本诗三十首》、《啄木的短歌》，以及鲁迅所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其实也是对《现代日本小说集》的补充，而且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文学”了。以后周作人译《如梦记》和《石川啄木诗歌集》，仍然与其一己经验密切相关。 　　此前日本近现代文学之“第一期”(1868———1886)和“第二期”(1887———1905)的作品，周作人虽然曾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有所介绍，却很少动手移译。“第三期”终止于大正末年，嗣后周氏并未“与时俱进”。正如其所说：“我对于明治时代文学者佩服夏目漱石与森鸥外，大正以下则有谷崎君与永井荷风，今已全变为古人了，至于现代文学因为看不到，所以不知道，其实恐怕看了也不懂得也。”(1965年8月7日致鲍耀明)所谓“现代文学”，也许包括整个昭和文学，即吉田精一所说“第四期”(1926———1945)和“第五期”(1946年以后)在内。 　　前引周氏对于夏目漱石与森鸥外的推崇，正与鲁迅完全一致。后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周作人自己并未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作品，森鸥外的也只将《VitaSexualis》译了一小部分，但《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有鲁迅所译夏目的《挂幅》、《克莱喀先生》和森的《游戏》、《沉默之塔》———该书系周氏兄弟合译，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文学理念。 　　20年代后期，周作人宣布“文学小店关门”，翻译现代日本文学作品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他对继乎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之后的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态度就不太一样。曾说：“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苦竹杂记·冬天的蝇》)《日本管窥之三》一文以谷崎的小说《武州公秘话》所写内容为例，却不是当小说来看的。就像此前写文章谈及菊池宽的小说《兰学事始》，也只是取其材料而已。这与关注点集中于明治、大正两朝文学，无疑都是个人口味使然。周氏后来精心移译文泉子的《如梦记》，且以“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自许，更是这方面的显明例子。 　　周作人在《苦口甘口·怠工之辨》中说：“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他曾云，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的意见……”这启发我们，他对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上述“偏嗜”，或许还有超越于一己喜好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周氏之看重“第三期”文学，尤其是明治后期文学，大概与吉田精一所说有不谋而合之处：此乃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最充实，最多彩，产生了许多名作家、名诗人，因而使人有日本之花盛开之感的时期”。《苦雨斋译丛》所收四部作品，多少反映了这一面貌。（止庵）

《日本古代随笔选》主要内容：统观全书各段，作者显然并不是有意识地用她那优美、含蓄的文笔经营着什么大块文章或组织得严密的作品，而只是对眼前的事件，景物作直观的写照，很象是电影中各种不同的情趣之所在。外国读者在刚一接触日本的和歌、徘句时，对它人瓣睛现手法不大容易适应，因为它们大都是捕捉瞬间的印象和感受，而且那对象往往又是十分细微的事物。 而且作者是十分懂得什么叫风趣、幽默的，她所表现的又可以说是真正日本式的风趣，幽默的，她所表现的又可以说是真正日本的风趣、幽默。淡淡地说出的几句话，本来并无意于取笑，回想起来却使你大笑不止，余味无穷。

书中收录了《两位侯爷》、《蚊子摔跤》、《花姑娘》、《人变马》、《狐狸洞》、《小雨伞》、《雷公》等24篇日本民间喜剧。 “狂言”是日本中古的民间喜剧。这时期相当于中国明朝，14世纪后半至16世纪，也是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在日本历史上，这是武士专政七百年间的中段，在源氏鎌仓幕府与德川氏注户幕府的中间，足利氏世袭将军，幕府设在室町，所以称为室町时代。这时代的文学普通称作武士文学。 狂言与摇曲同出一源，所以这也称作“能狂言”，照例在演能乐的时候，在两个悲剧中间演出，不但可以让能乐主角来得及改换装饰，也叫观众年得不单调。 民间故事与笑话在日本来发达成为“落语”，发达都很早，狂言有好些篇看业便是从此取材的。《狂言选》中所收的《三个残疾人》，《人变马》，《附子》，《狐狸洞》，《骨皮》，《工东噹》以及《养老水》，可能都属于这一类。

《夜读抄》收了周作人散文四十七篇，可看作文化批判的作品。作者择取“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确立了“书话”这一新文体。 “瓦屋纸窗，灯檠茗碗，窗外有竹有棕榈”，擎着一册爱读的书，消磨半夜，多么惬意。但是里面文章虽然大多关于一种书，却是以自具的法眼观之，说的终究是文化，社会，人生，并非满足于自我的逍遥。

周作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远离时代，最后堕落为汉奸文人。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喜剧色彩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 本书作者搜集大量史料与书籍，对周作人从一八八五年至一九六七的生平事迹作了精细的描述与精辟、独到的分析，力图通过周作人“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以展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作者认为，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

一九六○年十二月九日周作人日记云：“拟写《药堂谈往》寄与聚仁，应《新晚报》之招，粗有纲目，拟写至五四为止。”十二月十日云：“下午努力写小文，成第二节，备寄香港，有千余字，晚灯下修改了。”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云：“上午抄《谈往》本文了，只须再写一节后记，便全文告竣，总计五百五十余纸，约计三十八万字，拟分四卷，或易名为《知堂回想录》。”十一月三十日云：“晚写《谈往》后记了，计五五四纸也。”一九六四年八九月间，《知堂回想录》曾在香港《新晚报》上刊登了一小部分，旋告中止。一九七○年五月，《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其时已在作者去世将近三年之后了。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毕生篇幅最大的著作。最初曹聚仁代《新晚报》向周氏约稿，曾要求道：“写得愈通俗越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一九六○年十二月九日信，载《鲁迅研究资料》一九八二年第十期）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对本书写作有所影响，然而周氏亦未完全按照要求去做，如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给曹氏写信说：“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颇所不能。”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信中更说：“文中多有跑野马处，或者还跑的不很够，亦未可知。但野马也须在圈子里跑，才有意思，这却极不容易耳。”大致仍旧遵循一己惯常路数，行文风格亦是典型的“知堂体”，即系“写话”而非“作文”，平淡而亲切，态度始终相当克制从容。如前引日记所示，《知堂回想录》本拟写至五四为止，末了却将一生经历写出，其中多有过去未介绍者，叙述往事间或移用此前有关作品，又抄引自己多篇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谓之“集大成”亦无不可。 《知堂回想录》无论叙述，还是议论，都明确体现了作者的“自我视点”，即在他看来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又是不重要的，或许与世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实际上这早已在过去一系列序跋和《过去的工作》之类文章中表明了，对周氏来说，也是“吾道一以贯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终守定的叙述原则。用《后序》的话说就是：“我写的事实，虽然不用诗化，即改造和修饰，但也有一种选择，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诗”与“真实”的辨别，一是“说”与“不说”的取舍。二者都涉及对“真实”的理解，在周氏看来，真实是无限而又有限的。叙述者无可造作，但是可以在此范围之内有所选择。如果说前者是他的义务，后者就是他的权利。这样选择的标准就与前述自我视点有关，而关键是一切由己而不由人。在只说真话的前提下，作者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说别人想听的话，他的自由主义精神就这样地贯彻于《知堂回想录》之中，而《后序》差不多是他最后写的文章，这也就是他始终坚持的立场了。这让人联想到《知堂文集·知堂说》所引孔子和荀子的话。终周氏一生，他都是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出发，而归结于“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的。这是他的“智”。因为说与不说取决于自己，所以也就不存在回避什么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作者确实觉得有些东西无须向外人（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报告，譬如所说“凡我的私人关系的事情都没有记”（《后记》），“关于家庭眷属的，也悉不录”（《后序》），等等，都涉及到公众人物之公众性的限定问题。周氏显然认为是应该加以限定的。而他在这一界限之外，已经通过《知堂回想录》对其一生行事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解释。 《知堂回想录》三育版错漏之处甚多，此次据周氏家属提供的作者手稿复印件整理出版。原稿目录题为“药堂谈往目次”，共八页，前列“序文”一项（按此或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日记记载之《药堂谈往序》，已佚）；中缺“六○北京的戏”，而以“鱼雷堂”列为“六○”，以下顺序排列，故共二○六节；分为四卷。正文共五百五十四页，未分卷，前题“药堂谈往”，署名“岂明”；“六一”重出，即“鱼雷堂”与“吴一斋”，以下依次排列，故亦为二○六节；“二四”作“几乎成了小流氓”，“二五”作“风暴前后”，“四一”作“老师”，“四三”作“风潮”，“五八”作“在北京”，“一六四”作“北大感旧录十之上”，“一六五”作“北大感旧录十之下”，“一六六”作“北大感旧录十一”。原稿之错漏衍字，特作校记予以说明，附于全书之末。原稿无《后序》，此文取自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七○年五月初版本《知堂回想录》。

收文约60篇，包括《苦雨》《日记与尺牍》《死之默想》《若子的病》《学校生活的一页》《故乡的野菜》《大人之危害及其他》等。

《平家物语》是日本战记物语的代表作。作品叙述1156年至1185年间日本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体争夺权力的经过，以平氏一族彻底覆灭为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