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我自己很不凑巧，既无书斋，亦无客厅，平常只可在一间堆书的房子里，放了几把椅子，接见来客．有时自己觉得像是小市的旧书摊的掌柜，未免有点惶恐。本来客人不多，大抵只是极熟的几个朋友，但亦不无例外，有些熟人介绍同来的，自然不能不见。《儒林外史》里高翰林说马纯上杂览，我的杂览过于马君，不行自不待言，例如性的心理，恐怕至今还有许多正统派听了要摇头，于我却极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部道德的书，其力量过于多少册的性理，使我稍有觉悟，立定平常而真实的人生观。可是，偶然女客枉顾，特别是女作家，我看对她的玻璃书后中立着奥国医师鲍耶尔的著书，名曰《女人你是什么》，便也觉得有点失败了，生怕客人或者要不喜欢。这时候，我就深信或人的话不错，书房的确不该开放，虽然这里我所顾虑的是别人的不高兴，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出丑之故，因为在这一点我是向来不大介意的。 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同作品，其一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仍记，似更简明的当。古人云，祸从口出，我写文章向来有不利，但这第三期为尤甚，因为在这里差不多都讲自己所读的书，把书房的一角公开给人家看了。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热狂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又凡有主张议论，假如觉得自己不想去做，或是不预备讲给自己子女听的，也决不随便写出来公之于世，那么其结果自然只能是老老实实的自白，虽然如章实斋所说，自具枷杖供状，被人看去破绽，也实在是没有法子。其实这些文章不写也可以，本来于自己大抵是无益有损的，现在却还是写下去，难道真是有瘾，像打马将似的么？这未必然，近几年来只以旧书当纸烟消遣，此外无他嗜好，随时写些小文，多少还是希望有用，去年在一篇文章的未尾曾说过，深信此种东西于学子有益，故聊复饶舌，若是为个人计，是好还是装痴聋下去，何苦费了工夫与心思来报告自己所读何书乎。我说过文学无用，盖文学是说艺术的著作，用乃是政治的宣传或道德的教训，若是我们写文章，只是以笔代舌，一篇写在纸上的寻常说话而已，不可有作用，却不可无意思，虽未必能真有好处，亦总当如是想，否则浪费纸墨何为，诚不如去及时放风筝之为愈矣。 不佞读书甚杂，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这些杂览多不过是敲门之砖，但是对于各个的砖也常有些爱着，因此我所说的话就也多趋于杂，不大有文章能表出我的中心的意见。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些闲事，觉得青年们如懂得些也是好事情，有点功夫便来拉扯的说一点，关于我所感觉兴趣的学问方面都稍说及，只有医学史这一项，虽然我很有偏好，英国胜家与日本富士川的书十年来总是放在座右，却不曾有机会让我作一两回文抄公，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可惜。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这是书房的另一角，恐怕比从前要显得更寒伧了罢。这当然是的，却是未必全是。以前所写较长一点，内容乃是点滴零碎的，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因为这里所说都是中国事情，自己觉得别无所知，对于本国的思想与文章总想知道，或者也还能知道少许，假如这少许又能多少借了杂览之力，有点他自己的根本，那么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书房本来没有几个角落，逐渐拿来披露，除了医学史部分外，似乎也太缺远虑，不过我想这样的暴露还是心口如一，比起前代老儒在《四书章句》底下放着一册《金瓶梅》，给学徒看破，总要好一点，盖《金瓶梅》与《四书章句》一样的都看过，但不曾把谁隐藏在谁的底下也。廿九年二月廿六日。

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二人共同作为文学大家著称于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不多见。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平和恬淡，清隽幽雅，小品文闲适幽默，古雅遒劲，与鲁迅的风格截然不同。本书名曰"药堂"，有作者陈一家之感言，供各位读者品味之意。或为一剂苦口良药，或为一杯清暑汤茶，但凭读者品评。

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二人共同作为文学大家著称于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不多见。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平和恬淡，清隽幽雅，小品文闲适幽默，古雅遒劲，与鲁迅的风格截然不同。本集中的诸篇文章乃是围绕作者写作的主题--文学与时事而作，是作者在这两方面的继续或深入思考，体现了其反礼教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

《红星佚史》一九零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英国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著，会稽周逴译。该书周作人直接从英语翻译，一九零七年春完成。其中约二十首诗歌由他口译，鲁迅笔述

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二人共同作为文学大家著称于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不多见。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平和恬淡，清隽幽雅，小品文闲适幽默，古雅遒劲，与鲁迅的风格截然不同。本集是作者唯一的长篇论文集，反映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他所提倡的"人的文学"这一中心观念，奠定周作人一生全部作品的思想基础。

本书曾于1944年1月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其中《中国的思想问题》曾有过油印的单行本。此书共收集了作者自1940年以来的近28篇文章。与别的册子的不同在于，本集更多的是一些所谓的"正经"文章，而闲趣之情似乎稍有减弱。对于读者而言，能更深刻的联系当时的时局来体会作者的感情。

本书是知堂老人周作人的书话随笔集， 将周氏三十多部文集和集外文、未刊稿中谈书的文章全部采辑起来，编为读新书和旧小说、谈日本的书、读西洋的书、谈古旧书四辑。周作人读书颇丰，举凡古今中外、文艺历史、闲谈琐记，无所无读，深得读书的乐趣与“苦趣”。其对于书的真知灼见，巧妙融于散淡的笔墨中，有如《菜根谭》一般，清爽、隽永。

说起《语丝》，于今已经隔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年的人听来，已有生疏之感，更不要说少年的朋友了。但是提及鲁迅与“正人君子”的斗争，却以这为根据地，所以一说它的历史，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吧。 “五四”原是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由大学生开始，渐及中小学，末了影响及于工商界，要罢市罢工表示援助，这才算顺利成功，没有什么牺牲。这件事表面上是结束了，影响却是很广大，浸渗得很深，接着兴起了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名称不算怎么不恰当，因为它在文化上表现出来，也得到不小的结果。这以前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差不多是孤军奋斗，到了五四以后才成为“接力战”的状态，气势便雄厚起来了。《语丝》乃是其中的一支队伍，可是要说它成立的缘因，却非得从《晨报副刊》讲起不可。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前后，有好些讲《语丝》的文章发表，就我所见到的来说，写得最好的要算章川岛、孙伏园，他们都是参与这刊物发刊的事的。《晨报》本来是研究系的政党机关报，但是五四时期也相当援助这个运动；孙伏园因罗家伦关系进了《国民公报》，后转入晨报社，主管第五版，登载些随感杂文，鲁迅也时常投稿，很有点新气象。孙伏园后来主编新增的副刊，益得发挥他的编辑手段，声价日增，鲁迅有名的《阿Q正传》，就是在那上边上发表的。可是后来孙伏园被排斥去职，由陈源的友人徐志摩继任，于是《晨报副刊》全然改换了一副面目，差不多成为《现代评论》的日刊了。 孙伏园失了职业，于他固然很是困难，但不久由邵飘萍请去，担任《京报副刊》的编辑。可是以前在《晨报副刊》写文章的人终有点不平，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小刊物，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查日记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项下云：“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号楼上，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十一月十六日项下云：“下午至市场赴语丝社茶会，至晚饭后始散。”那一天是星期，可见后来《语丝》是改在星期出版了。同人中本来还有刘半农、林语堂、俞平伯等人，那一天不知何以不见。记得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是原就有那一名话，乃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这一个故事，大概那天与会的人都还能记得。至于第一期上的发刊词，系大家叫我代拟，因为本来说不出一个什么一定的宗旨，所以只好说得那么笼统，但大体上也还是适合的。到后来和《现代评论》打架的时候，《语丝》举出两名口号来：“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也还是同样的意思，不过针对《现代评论》的接受官方津贴，话里有刺罢了。 《语丝》的文章古今并谈，庄谐杂出，大旨总是反封建的，但是等到陈源等以“正人君子”的资格出现，在《现代评论》上大说其“闲话”，引起鲁迅的反击，《语丝》上这才真正生了气，所以回忆《语丝》这与“女师大事件”是有点分不开的，虽然后来在国民党所谓清党时期也很用了一点气力。陈源的文章说俏皮话的确有点工夫，就只可惜使用在斜路上，为了替代表封建势力的女校长说话，由俏皮而进于刻薄卑劣，实在够得上“叭儿狗”的称呼，但是如果不是鲁迅的这枝刚强有力的笔，实在也不容易打倒他。我自己就曾经吃过一个小亏。有一次陈源对有些人说，现今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句话由在场的张定璜传给了我们，在《语丝》上揭露了出来，陈源急了，在《现代评论》上逼我声明这话来源，本来是要据实声明，可是张定璜竭力央求，不得不中止了，答复说出自传闻，等于认错，给陈源逃过关了。张定璜与“正人君子”本来有交情，有一个时期我也由他的中介与“东吉祥”诸君打过交道，他又两面拉拢，鲁迅曾有一时和他合编过《国民新报》的副刊，也不免受了利用。上边所说的声明事件，川岛前后与闻，在张定璜不肯负责证明陈源的话的时候，川岛很是愤慨，那时语丝社在什刹海会贤堂聚会，他就要当场揭穿，经我劝止，为了顾全同事的面子，结果还是自己吃了亏。女师大事件也是一个大事情，多少有些记忆，但是参与的人现在健在，比我更知道得多，也更可信，所以我还是以藏拙为佳了。

本书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七篇，记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化史、新文学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是非功过；下编四篇，论鲁迅、周作人兄弟关系的发展变化。此次重新出版的增订本，其中“上篇”增加了一篇，另加了十九篇“附篇”。

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这灯光的色彩，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做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倒也是于世无损，于已有益的玩意儿。这一种态度，废名说他有点像陶渊明。可是“陶潜诗喜说荆轲”，他在东篱下采菊的时候，当然也忘不了社会的大事…… 　　住在不闻鸡鸣犬吠的书斋，吃苦茶，读闲书，写幽默小品，生活是远离争吵的闲适。……这闲适的路，越走离人群越远，而世事及其评价，总是要由人群决定的，因而苦茶就很容易变为苦果。专就闲适这一点说，在绝大多数人眼里，由苦茶而苦果，应该说是苦雨斋的一个或大或小的悲剧。

这是周作人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之一，是周作人直接从希腊原文翻译过来的古代希腊作品，年代最近的也有两千年的了，具有希腊本土特色。而且他所介绍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文化价值，不仅是文学的，也是学术的，思想的。

《木片集》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代表。题材上延续之前怀人忆旧、名物风俗、草木虫鱼等主题，忆《语丝》成立因缘，蔡孑民、钱玄同等老友故事，谈希腊神话、南北点心，分析农历与渔历、避讳改姓，甚至蝙蝠和猫头鹰、乌鸦和鹦鹉这样的题目也能惬意谈来。但不再作长篇大论，也减少了对古文的大段抄引，仅以短章，娓娓道来，简洁明快，时有谐谈。一如其在八十自寿诗中所言：“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周作人书信》除书信体散文外，并收录首次发表的私信七十七通，均为闲适自然之流露，体现了周作人当时的兴趣爱好：写字，搜书，集邮，说梦，聚餐，喝酒，赏月，看花，刻印，制笺，等等。 如制笺，“平伯兄：印了这么一种信纸，奉送一匣，乞查收。此像在会稽妙相寺，为南朝少见的石像之一，又曾手拓其铭，故制此以存纪念，并亦略有乡曲之见焉，可一笑。”通过这些，可以看到作者生活的一面，很是有趣。 《周作人书信》由止庵精心校订，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周作人自编集:知堂文集》内容简介：知堂的意义别有说，在集内，兹不赘。我所怕的是能说不能行，究竟我知道些什么呢，有那些话我说得对的呢，实在自己也还不大清楚。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我对于信仰，无论各宗各派，只有十分的羡慕，但是做信徒却不知怎的又觉得十分的烦难，或者可以说是因为没有这种天生的福分罢。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 点击链接进入： 《周作人自编集:看云集》 《周作人自编集(第2辑)(套装全5册)》 《周作人自编集(第1辑)(套装全5册)》 《周作人自编集:夜读抄》 《周作人自编集:泽泻集过去的生命》 《周作人自编集:雨天的书》 《周作人自编集: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自编集:谈虎集》 《周作人自编集(套装共10册)》 《周作人自编集:谈龙集》 《周作人自编集:知堂文集》 《周作人自编集:苦竹杂记》 《周作人自编集:苦茶随笔》 《周作人自编集: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周作人自编集:苦雨斋序跋文》

《艺术与生活》收录二十一篇，是作者唯一的长篇论集，“文章比较地长，态度比较地正经”，可以说是作者日后思想的奠基之作。 这本书的很多观点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极具建设性，其中最要紧的一篇便是《人的文学》，胡适说：“这是当时关于革命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 文中，作者劈头说道：“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末后说道：“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需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可以说周作人用自己一生践行了上述精神。

鲍耀明 知堂老人曾在《日记与尺牍》一文中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雨天的书》) 时光过得真快，《周作人晚年书信》自一九九七年十月上梓后，快将七年，为什么要自编自费出版这本书?当时我已在该书《编者前言》中说得很清楚，目的不外纪念我与知堂老人之间的一场神交，进而提供资料给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参考而已。出版后在社会上似乎也掀起了小小的波纹，不少朋友来信或发表文字给我批评与鼓励，试举其中一二：“这是一本好书”(刘以鬯)；“您确实做了一件大善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保留了很好的文献史料”(裘士雄)；“这是中国现代人文的珍贵史料，也是一段难得的情缘，都是不可不读的”(王得后)；“鲍先生从一九六O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跟周作人不断通信，总共收集知堂老人的信四O二封。这部《晚年书信》当然是研究周作人的大好史料”(董桥)；“周、鲍二人素无谋面，纯粹依靠文字作为媒介，牵连着相隔两地的忘年情谊……鲍先生花了许多功夫整理校正，不只是原件影印，其工序繁重，可以想像，如果不是个人信念支持，恐怕不易完成”(小思)；“鲍耀明虽然始终 没有见过周作人一面，却有着这样频繁的通信，不但在周作人晚年是少有的，就在他一生中，也再没有这样的第二个朋友了”(罗孚)；“观人论世，如能以小见大，即于琐碎微末之中，每每可以想像其为人……这是一个极新颖的整理，出版方法，编者是有心人，工作又做得极为仔细，从而令读之者在脉络分明的时与事推移之中，看到一个古稀老人生命的最后几年，在‘物资’与‘精神’两方面，有哪些‘试探’与‘考验”’(戴天)；“最近欣承邮友鲍耀明先生以他编著出版的《周作人晚年书信》一巨册见赠，连日挑灯夜读，一口气把它读完之后，还是爱不释手，要再读、三读，细赏细析，深觉余味无穷，认为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奇书，值得推荐给有意于研究近代文艺和历史的读者”(潘安生)；“知堂晚年书信，是极珍贵的材料，先生决心自费出书，实是一大功德”(舒芜)；“《书信》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昨晚我已通读了一遍，这是我多年想读的一本书，获益匪浅”(李勇)；“顷接尊编《周作人晚年书信》，甚感欣慰，先生诚有心人也”(刘绍唐)；“《晚年书信》收到了，这是极有价值的文献，得之甚为 高兴，感谢不尽”(钟叔河)；“谈周作人，要提一本书，那是的耀明先生所编的《周作人晚年书信》……这部书为知堂老，人最后六年多的思想、心境，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可作研究”(岑逸飞)。…… 朋友们誉多于贬，令我感到惭愧，有些批评则属于政治性的，我就不再录了。不过，姑勿论内容如何，我都愿意认为是出自于善意。如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虽已“盖棺”却难予“定论”，但从他的书信和日记，可以看到他晚年的生活与心态。其实他亦与平凡的普通人无异，他曾为患狂易的妻子而生苦恼；因经济的拮据而发牢骚；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痛出售珍藏多年的书籍与文物；为稿费的减少而亲自上门去要求改善；在处境险恶时他又不得不去求助于“权贵”……另一方面，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在民俗、歌谣、妇女儿童问题、文学运动等领域，他写出了诸多具见卓识的好文章，更大量翻译东欧少数民族以及日本和希腊的古典名著，连鲁迅、胡适等也极口称赞他的文字，郭沫若甚至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中说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话。知堂老人在乎凡中是否亦有不平凡之处，相信未来历史会有公允的评价的。 《周作人晚年书信》这次重版改题为《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能在内陆重版印行，完全得力于王世家先生的努力斡旋。王先生除了为我物色出版社外，更亲自将原版对照手稿逐一仔细校订，改正了不少原版的错讹，使拙编在文本上更加严谨准确，在此谨向王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谢。 二00四年三月十日

《看云集》收录散文四十篇，包括《三礼赞》、《草木虫鱼》、《伟大的捕风》、《中年》、《冰雪小品选序》等。

作者的反礼教思想是集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是诚实的表现，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两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