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解读了五位皇帝在皇冠压力之下的不同表情：比如王莽，阴差阳错地被“人民”戴上了皇冠，却因为不熟悉权力之车的性能，被中途甩下并碾死。比如杨广，机关算尽地夺取了皇冠，然后又毫无节制地榨取皇冠给他带来的快乐，终于死于权力之酒的酒精中毒症……这五种表情，既可叹，又可怜。因为“皇帝制度” 不仅损害着国家民众，也同时伤害着操纵这个制度的统治者。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帝”两个字，包含了解读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密码。

《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为王立群“百家讲坛”录制年度大型系列节目《读史记》之汉武大帝；节目播出时间为1—5月底，每周双休黄金时段；7、8月暑期将滚动重播。9—12月，王立群将推出《读史记》另一重大历史人物专题，依然每周双休黄金时段播出2集。王立群于2006年与易中天合讲《汉代风云人物》，其中“吕后系列”平均收视率为栏目组全年之最；遂为央视重点打造2007年年度主讲人，节目将贯穿全年。《读史记》系列已播出18集，率创收视新高，预计5月底播完。 　体例：以节目内容为蓝本，针对图书需要，进行润色、增补。全书分为9个大章，共36集；分别从汉武帝与司马迁、武帝继位、武帝新政、武帝军事外交、武帝朝堂、武帝平叛、武帝弄臣、武帝家庭关系、武帝功过，9大块进行精彩讲评。 　　特色：《史记》—史学中的王者 　　1.历史：非读不可。二十四史之首，百科全书。 　　2.文学：各种成语经典，耳熟能详，文化传承。 　　3.汉武帝：以汉武一生勾连众多身份、个性、命运迥异的人物，剖析各种以讹传讹的历史事实。 　　 　　王立群—大家风范 　　1.权威解读：研读《史记》40年，学养深厚，现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 　　2.思维体操：众多网友为王立群分析、理解变幻“人间事”的犀利辨正而叹服，高呼“群”读时代来临。 　　3.老人智慧：文笔简洁幽默，阅读轻松愉快；分布大量照应现实、悲天悯人的处世格言。 　　 　　图书—精益求精 　　1．精心润色：绝非演讲底稿，经过长期细致的加工润色，资料更翔实，语言更出彩，文字更优美。 　　2．体例明晰：在讲座基础上，对内容结构做细微调整，使全书纲举目张。每一个大章回、每一集的小标题，都妙趣横生，充满古朴强悍的汉唐气象。 　　3．专家审校：全国一流史学家权威审校，使全书不仅有趣，更有价值。 　　 　　宣传—央视平台，强势宣传 　　央视全力配合我社图书发行，央视国际总公司对于王立群的包装打造在过去重点主讲人访谈、形象宣传广告、协作各地签售等基础之上，还有更新、更深度地宣传方案。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内容：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与这套书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1800年到1949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

本书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与国外的交通谈起，简述闳放昂扬之盛世，如何被历史大势扒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进而用十九章，七十万言的篇幅，细述偌大一个中国，如何在内外交迫的情势之下，经历了百余年的震荡、动乱及嬗变。作者悉心描摹其间中外力量之角逐、中央和地方权力之消长，及权势人物和社会精英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种种图存在之努力，为读者提供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完整图景。 本书选取的历史事件和叙述结构，看似与市面上通行的近现代史教科书出入不大，但作者旁征博引，极严谨而客观。在少数客观。在少数流露个人喜好之处，聊聊数语，又极传神。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是《剑桥中国史》最后两卷中的第一卷的前一卷（即第14卷），描述了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挫折。其第一编主要记录了新政权以苏联发展模式运用于中国的尝试，第二编概括了其后期间中国领导人为更快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求本国发展模式的努力。本卷的第一编都分析了政治、经济、教育、党与知识分子、外交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及发展状况。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出这些相关因素如何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准备。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吕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晋南北朝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三部。本次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初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和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更适合现代人的看书习惯。

作者大胆地将系统整体研究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余年与每两三百年爆发一次大动乱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用这一套模式去解释中国社会、文化两千年来的宏观结构变迁及其基本特点。由于本书观点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海内外学术界也普遍受到关注，一般认为是中国十年改革时期重新诠释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理论著作之一。

新颖的写作方式，真实再现中华盛世胎动期的阵痛！ 　　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是中国最动荡、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发生了许多沧桑分合的巨大历史变化，留下了无数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同时，它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最解决、个性最张扬的唯美时代。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鲜卑子，汉家儿，羌中杰，氏族雄，羯族豪，匈奴英，变弓走马，飒爽俊逸，玄言味永，飞鸿荡天，真个是精彩绝伦。虽然时间黯淡了不尽精彩，流年老去了多少英雄，但两晋南北朝时代那些未经雕饰的、人性化的、非戏剧而又恰恰是最戏剧化的出出“大戏”，让我们不得不产生无尽的神往之情。 　　这是一部有着崭新内容和形式的断代史。本书以人串史、以人物烘托事件，这种独辟蹊径的写作方法，既避免了一般历史小说不必要的“虚构”，又比学术化的历史研究著作更生动有趣。同时，作者的角度和研究方法也非常独到，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全书文笔生动，舒卷自如，能给人以在沉睡的历史深处突然发现珍宝奇物般的超乎想像的惊喜。

对魏晋之际的诸种研究，大体是站在陈寅恪先生相关论述的延长线上加以发展、修正，运用政治集团学说所具有的利弊在这一时段的研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自从19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不少从个别历史事件的考证入手，通过细节的考证复原魏晋之际政治变局的佳作，本书之作亦得益于此。本书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

现代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点，一是离我们太近，没有距离感的历史研究总是有许多复杂的情感埋藏其中，很难做到客观。二是资料的匮乏，很多当时的文献都封在档案馆里，一般人无法发掘。三是太过于敏感，一不留神就会踩到地雷。 杨奎松教授则是一位能抛开历史是非、以材料说话，又能发掘到未解密档案，行走在雷区的学术人，在中国，能这样做，并且能够做到的，并不多。在本书“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这或许也是他研究历史的原则。 本书不是一部“大书”，没有一大串的目录，只有一篇篇并不算短的文章，文章所讨论的问题也没有连续性，皆不相同。如第一编“读史”中的《历史的湮没与改写》，讲的是关于1946年中共武装在安平镇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事件的始末，该事件在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党史上很少提及；《政治独立的前提》则是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共进行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是揭秘长征之后的中共红军为“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而做的一次努力的经过。 不同的人对历史事实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例如个人情感、所掌握的资料、解读材料的角度，等等。然而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这就需要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不断商榷，最终“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发现历史真实。第二编“讨论”便是杨奎松教授在历史研究中不断与人碰撞、商榷的讨论性文章。如与邓野的关于中条山战役中共“出兵”之争的商榷——《中条山战役“出兵”之争》；与刘统的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探讨——《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 本书的第三编比较特别，所收录的三篇文章并非是针对历史事实而写，它们实际上是一篇篇书评，是对书籍作者的历史观和写作方式的评价和批评。正如所言，杨教授是一个行走在雷区、敢踩雷的学术人，对于历史和历史学，杨教授一向秉持着公允客观、求真见疑的态度，所以其才会在《民族革命史观的解读尝试》一文中，对金冲及先生作品《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的一些“避重就轻”的写法和观点提出质疑，也才会对畅销一时、影响甚深的《苦难辉煌》一书做出正误之举并提出最尖锐的批评。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总是为现实需要而不断变幻着自己都模样。然而当现实以这种虚假的历史为镜子，借着它反映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往前走的时候，也许前面就是悬崖深渊。 “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有资格来讨论什么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但无论谁来讨论这样的话题，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先把历史真实弄清楚。……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作者的这一段话，或是是对书名的最好注释。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 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为什么说清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 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 这是一本从金融与大历史视角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作者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作者韩毓海是北大新锐学者，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其现实关怀和价值取向，每每引起关心国家命运、关注底层生活的读者的强烈共鸣。 此书作为深受北大文科研究生追捧的思想讲义，语言晓畅明快，问题意识敏锐，堪称名家大手笔。作者行文有意针对时下热点话题，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从而让大众也能看清国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和走向。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Macro history）史观在国际史学界自成一家之言。在本书中，他生动地描绘了个人生涯中的逆旅屐痕，各色人物，一支生花妙笔出入古今，游刃有余。疑似没有章法，却又恍若无数大手笔的绘卷，历历如在眼前…… 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学作品，不外发挥以下三种关系：生死、金钱与性，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曾予以详细分析；但是今日的局势则是这三种关系。都在进行重大的修订与转变，各种关系丛集交织，令人有无法抽身之感。本书是八十年代为我们引进大历史观点的黄仁宇傅士重新尝试的书写角度，他悠悠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以充满魅力的写作方式为我们剖析，人世间的种种因果关系，将复杂变为明晰。 提到关系这一名词，我们就可以立即想到私人关系、家庭关系、利害关系、性关系、金钱关系、外交关系、乡土关系、人知关系、多重关系、双边关系、直接关系、微妙的关系、紧张的关系等等。这是一本随笔，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也渗入了某些“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的成分；不过和作者所著其他书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今日各种关系丛集，有令人无法抽身之感。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英文原版初版于1974年。作者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黄仁宇是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人，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ISBN：9787100016599，作者：钱穆著

《中国人史纲》（以下称《史纲》）是台湾作家柏杨先生的著 作。此书有如下优点： 首先是文字生动，语言优美，富于文采，引人入胜。其次，在 章节安排上富于创造。全书以“世纪”分章，以问题分节，给人以 明快的感觉。这种明快来于作者使史事的时间变得比较醒目，而 分节的问题又多把握得比较适当。第三，在史料运用上也有独到 之处。这就是既忠于史实，又不受史书具体叙述的限制，是充分 理解史料精神实质后的一种创造性的表述。读其文，多少容易使 人联想到徐志摩译宋词。这样，处处显示了作者对史料的深入钻 研，和运用史料的高度技巧。第四，作者列了大量表格，简明扼要 地列举史事，既避免了繁冗的叙述，使史事显得明瞭，又大大增 加了史事的含量，使内容显得丰富。第五，每章最后设“东西方世 界”一节，可使人们对当时的世界、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有一个概 略的了解，使人感到真正是从天空从其他星球上看中国历史，而 不是只从中国从地球上看中国历史。这既给人一种新鲜感，又给 人一种整体史观。这对读者是十分有益的。读者会明白，不限于 只从中国看中国历史，是多么重要。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若要取 得大的进步，对整个世界史的关注也是必不可少的。

内容简介 本书特点是基本上以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及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 时二十年的抗　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抗清势力内部矛盾重重，严重分散，抵销了抗清力量。 南明的历史，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及消军入关问鼎中原以来，直到康熙一年夔东抗　清基地覆灭的各地 地反清运动的历史。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 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称之为南明 是因为以北京为都城的明朝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 弘光、隆武、鲁监国 、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限于南方，陕、甘 晋、冀、鲁、豫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

《中国大历史》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书以短短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一改以往史学家的著述方式，不以史料堆砌为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为关注点。作者倡导大历史，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欧美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结构框架。《中国大历史》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中国大历史》中文简体字版自1997年面世以来，十来年里二十余次刊行而不衰。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其读者面早已不限于史学界；作为华裔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法国年鉴派学术代表人物，黄仁宇极善于从历史的细微末节入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此即大历史观。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

本书作为杨奎松教授近年来所撰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的一个结集，涉及近代政治、军事、外交乃至重要历史的研究著作10余种。书中既有对这些著作学术成就、学术特色的中肯评价，也有对其中偏颇、阙失、不足的指正，并多有独到的见解。读来有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它绝非是“死读书”或“读死书”。读书方法，因人而异。而对于学者来说，“开卷有疑”，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责任。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作者探讨1840至1956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的最新著作，观点新颖并富挑战性。作者不同意海内外的流行见解，即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视为传统社会的断裂，而认为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不过是传统的某种变构。作者企图超越国共两党和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用大量史料证明，传统深层结构如何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其实是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扑朔迷离，本书则简明清晰地勾画出社会变迁的主线，以新的视角来考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