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温暖的大江健三郎（ 许金龙）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个婴儿在日本的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就是在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推出的系列随笔集“温暖人文”（全四卷，《在自己的树下》、《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致新人》）里正对我们娓娓道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当然，与我们亲切交谈的这位作家，此时的身份与其说是文学大师，毋宁说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与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和所有热爱我们的人并无二致的一位普通朋友。因为，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欢乐和苦恼；他在大学期间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思索和追求；他走上社会后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成功和挫折；当然，在他年岁更大一些后，也就是成立家庭后，也和我们的家长一样，需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孩子抚养问题和教育问题等等。当然，对于大江先生来说，情况可能更特殊一些扮——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就因为头盖骨缺损而导致脑组织外溢，在父母的爱心和医院的抢救下虽然存活了下来，却留下了永远的后遗症——智力障碍。 “根据light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大江先生和他的妻子为这孩子起了一个寄托了

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在日本的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的大江健三郎。长大后曾推出的系列随笔集“温暖人文”（全四卷，《在自己的树下》、《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致新人》）。 大江健三郎“温暖人文”散文系列还有一特特点，那就是文中所有的插图均为大江夫人由佳里所作。这些彩色画作与大江的文字共同构成了一个绚丽的世界，吸引我们进入其中的美丽世界。透过这些充满挚爱之情的文字和画面，我们将为共生共存的这一家人而感动，而赞叹。

《水死》的叙述者“我”是在大江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作家长江古义人，描述了“我”的父亲在太平洋战争末期与青年军官们建立起特殊关系，为了挽救日本即将战败的残局，密谋仿效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的杀王表述，组建特攻队驾驶飞机轰炸“帝都中心”以“杀王”……

《燃烧的绿树》是大江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读到了日友寄赠的原著，开卷就把我带入了一个覆盖着悠悠绿韵的四国森林山谷中，静听着主人公"我"讲述一个在迷人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的最新故事：一个所谓新兴的宗教"森林之会""救世主"，追求所谓"灵魂"的力量，欺骗信众，有病不治疗、不吃药，由救世主用手掌和手指发出一种力量，给信徒患者治疗癌症、心脏病，甚至让狂热的信徒阉割自己，体验"变性"，或者与家庭决裂，对子女的教育要多坏有多坏，如此等等，可是当他们的邪教行为败露，受到社会批判，有的信徒也成为幡然悔悟的批判者，主人公"我"也在思考生存状态下关于自己灵魂课题，呼唤自己心灵的觉醒，最后获得了自由。小说表现了被邪教破坏了的灵魂下，信徒们"承担、背负和拯救"的心态。 "燃烧的绿树"是一种暗喻，作品中出现这样一幅图像：一半是青翠的绿树，一半是燃烧的绿树。它是这个邪教的标志，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作家最后通过主人公"我"道出："在四国山谷的森林里，出生在这个山谷里的人们临死的时候，灵魂将从森林树木的根部升上天空……森林具有使人归来的力量。这就是场地的力量……K构想出外流--生、归来--死的'生死场'的假设地形……" 在写《燃烧的绿树》的时候，东京发生了邪教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的杀人事件，大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邪教对社会、文化和人的精神带来的种种危害。事实上也是如此，不仅日本有奥姆真理教、中国有"法轮功"，在美国、在欧洲、在亚洲、在非洲都有这类邪教组织，危害社会、危害大众。 面对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文化现象，作家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潜心学习哲学，对这个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最后在文学上加以表现，完成了新作《燃烧的绿树》和《空翻》。他在《燃烧的绿树》这部小说里不仅写到新兴宗教淡化宗教意识问题，而且揭示了"宗教空白"的文化生态环境下人所面临的种种社会文化问题，思索日本人的信仰危机意识，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拷问，探求在自己的乡土中寻回灵魂的所在，以及日本文明的延续。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这五年间，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空翻》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比如，日本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在文学上将其反映出来罢了。"

如同安娜贝尔·李一般纯洁、美丽的少女樱，成长为电影女明星，事业处于巅峰际得知幼时曾惨遭美国军人蹂躏，从此沉寂三十年之久，后在森林中的女人们帮助下振作起来，饰演当地农民暴动中的女英雄，从中汲取了力量并在绝望中寻找到希望。

大江健三郎经过四年的创作，于1999年出版《空翻》这部作品。小说中两个具有争议的人物“师傅”和“向导”曾创立一个宗教团体。在信徒中的激进派准备采取炸毁核电站的恐怖行动之际，“师傅”和“向导”来了个“空翻”，宣布自己的教义是虚假的、愚蠢的，是个闹剧，于是教会宣布解散，激进派的运动宣告流产。十年后，两位原领袖筹划东山再起，然而突发事件接连发生，“师傅”没有新的建树。也就在此时，一个“新人”教会悄然兴起…… 大江健三郎探索了处在现代社会的日本人灵魂的矛盾和冲突，作品的思想内容之丰富、分析问题之客观和透彻，是他以前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作者自己认为《空翻》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他最长的一部小说，也可能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大江健三郎所著的《个人的体验(大江健三郎精选文集)》是大江健三郎把自己所经历的精神炼狱升华为文学的长篇小说。一位绰号为“鸟”的年轻人面对残疾儿出生这一现实，苦恼、动摇，甚至想把孩子弄死，最后终于走过心灵炼狱，决心和残疾的孩子一起开创共同生存的道路，在精神上获得了新生。而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个人的体验(大江健三郎精选文集)》作者开始关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遭遇和精神状态。遭受核辐射与畸形儿的诞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这是大江文学持续不断地追问的问题。

《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讲述如同安娜贝尔·李一般纯洁、美丽的少女樱成长为电影女明星，事业处干巅峰之际得知幼时曾惨遭美国军人蹂躏，从此沉寂三卜年之久，后在森林中的女人们帮助下振作起来，饰演当地农民暴动中的女英雄，从中汲取了力量并在绝望中寻找到希望。

《在自己的树下》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自传性随笔集，收文章16篇，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和成长经历，是作者在“漫长的作家生涯中”，第一次为孩子们写的书。 年幼时奇特的生命经历，母亲关于再生的讲述，祖母口中“自己的树”的故事，对战争创伤的亲身体验与深刻反省，在树上的小屋中再等待一段时间的信念，森林中的小海豹，一百年的孩子，连接过去和未来……孩子为什么要上学？树为什么会笔直地向上生长？从森林环绕的山村走出来的文学巨匠，以他特有的笔触，为年轻人展现自己的成长道路与生活体验，宽容中的犀利，温厚中的锋芒，一切，都在提醒读者正视自己，正视人类自身。 作者说：当他渐入老境，总期望能在“自己的树”下与过去的自己相逢。相信翻开《在自己的树下》，你也会在这里与一位智者、一位朋友相逢，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为什么孩子要上学》是一部自传性散文集。这16篇散文中包括作者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如“为什么孩子要上学”“人为什么活着”“想要变成怎样的人”等。除此之外，作者还谈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些学习方法和生活趣事，比如“抄写”“我的读书方法”“树上的读书之家”“小孩子的战斗方式”“新加坡的橡皮球”等。作者凭借深入浅出的写作手法，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将自己从日本战败后的生活与成长，以优美的文字向我们娓娓道来。大江夫人也应丈夫之邀，亲手为《为什么孩子要上学》绘制插图，使我们在阅读文字、欣赏图画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来自家庭的脉脉温情。

本书收入他的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四篇和随笔七篇。他创作的一贯主题是描写人在闭塞的现实社会中寻找失落自我的状态，以及人被封闭在“墙壁”里求生存的状态。他的众多作品不仅展现了一个异化、扭曲和丑恶的世相，而且表现了在政治重压、核威胁下，人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

本书收录了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十七篇随笔，主要包括与中国著名作家莫言的对话、演讲、时事评论、文学创作谈、人生感悟等内容，从不同侧面和角度介绍、总结了作家的生活、思想及创作实践。其中有和大量动情的笔墨介绍了他和智障的儿了光（后来受到鸟到声启蒙而成为一名音乐家）的“共生”生活及这种生存状态对其思想和创作的影响。 贯穿全书的最鲜明的主题是对“暧昧”这一日本国民性的锋利解剖和无情批判。身为日本国民，大江健三郎深谙此种国民特性在其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及负面后果。他的剖析鞭辟入里，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向上、团结”的民族在期 “集体主义”外衣下的猥琐。 作为一位悟性极强的著名作家，在大江的笔下，无论是对普通人的描写还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刻画，都透露出一种蕴含在勃勃生机中的人道主义情怀。而从 作家的结束以后日本社会经历了动荡、转型之后的脚步。

这是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最新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长江古义人以大江本人为原型，是一位有着国际声誉的作家，他多年未联系的好友、建筑师椿繁，突然从美国回到日本，带回来一个秘密计划，试图以一种近乎疯狂的行动，来唤醒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暴力倾向的反思。椿繁试图将古义人也拉入计划中，古义人对此很是矛盾。 这是一部充满忧患意识的作品，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以及“9/11”之后、以恐怖主义和反恐的名义泛滥全球的暴力，成为这部作品产生的现实背景，作家借作品表达了他对此的深重忧虑。小说出版后，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著名作家岛田雅彦在《朝日新闻》上撰文指出，这部小说无异于“投向当今社会的炸弹”。《读卖新闻》称赞大江健三郎敢于用自己的“愚行”直面混沌的世界，在对恐怖事件的不安成为“日常化”的今天，这部小说显得意义深远。文学评论家、东京大学教授沼野充义更是将这部作品誉为“大江文学精彩的总决算”。这是该书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的最新长篇自传体小说，也是大江文学迷宫中最为庞大和精致的一座宫殿。小说不仅审视了战后五十年的日本社会，还从边缘重新审视了日本近代化以来近二百年的历史。全书以大江一贯对世俗的讽喻与揶揄的笔法写出来，对现实人物也有诸多批判隐喻。同时，大江也维持一贯对人性的关怀，书中悲喜交重，余味不绝。

本书是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对其妹夫伊丹十三（日本知名导演）的自杀而感悟出的新作。伊丹十三与大江在高中时代即是亲密好友，两人对艺术创作的共同热情使得这段情谊延续了半个世纪，伊丹自杀前留下了30卷录音带，成了大江怀念挚友的管道，他试着与死者的灵魂沟通。 才华出众的电影导演吾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自杀身亡。作为他的好友和妹夫，长江古义人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他倾听吾良留下的数十盒录音带，通过与死者灵魂进行交流的方式，试图揭开吾良自杀之谜。在这个过程中，古义人与吾良共同度过的年少时光逐渐清晰地展现出来。而吾良生前创作的素描的发现，使得事实的真相一步步向古义人逼近……

本书是大江健三郎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死者的奢华＞＜人羊＞＜奇妙的工作＞等九篇。 怀着身孕的女大学生，为了赚取流产手术的费用，和文学部的一个男生应招前来打工，为医学部解剖室搬运尸体。作者细腻地描述了这两个大学生和一个在解剖室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管理员搬运尸体的过程和各自在其间对生命与死亡的不同感悟。文中深沉的存在死亡思索成为大江健三郎文学闪烁“异才”的起点。 对十五人感化院少年被关在封闭的墙壁里求生状态的描写，被认为是作者初期的艺术高峰之作，本书集社会现实、个人经历与幻想、神话世界交相辉映的图景贯穿全书，是大江健三郎的代表性作品。

一位是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现今仍笔耕不缀的文学家大江健三郎先生；一位是先后担任过多个著名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活跃于全球乐团的指挥家小泽征尔先生。两位享誉世界大师在世纪之交开始了一段对话——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其实，更确切地说，那是一段艺术与人生的对话，是同年出生、童年埋下梦的种子、并最终摘得硕果的两位多年好友为读者展开的一幅精彩画卷。 “传承”、“锤炼”、“沟通”、“阐释”……一个个醒目的字眼鲜活地撞入视线，带给人们扑面而来的惊喜与源源不断的感动。

在这本书中，大江健三郎用柔和的笔调、真性情的文句向青少年剖析自己的人生想法，与成长中的新人分享历经世事的成人经验，像如何锻炼不说谎的能力、人生习惯的养成、阅读的方法和乐趣等等。十五篇散文蕴含深厚的文化与深刻的思想，是能读到作者诚挚心意且让读者动容的大师小品。书中十余幅彩图由大江夫人亲手绘制。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两部重要作品,反映一代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日本青年试图以堕落摆脱旧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以肉体的颓废作为心理反叛的媒介,将性与性爱的畸变当作对人性压制的对抗。但这种肉欲的疯狂不仅没能平和心灵,反而加速了自我毁灭的进程。 译 序 当大江健三郎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日本读者对他并不熟悉,我国也几乎没有译介。大概主要因为他的纯文学作品以不易捕捉的深刻思想和扑朔迷离的思维方式以及西方式的长句结构的语言表达“纯”到使读者退避三舍的地步。大江健三郎作为战后派作家,一登上文坛,就表现出对战后政治压抑下的人的奇特的心态,塑造各种精神闭塞状态里的象征性形象,使他很快就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 他生长的时代已经基本上失去了神话的存在,英雄主义的憧憬变成徒劳的负担和失败的根源。正如他在《我们的时代》中所说:“日本的青年人不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希望。希望,对我们日本的青年来说,只能是一个抽象的词汇。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发生了战争。在那个英雄的战斗的时代,年轻人满怀希望,把理想挂在嘴边……理想,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战场上的语言。理想,是同一时代人相互之间的友谊,但那也是战争的年代。今天我们的周围只有欺骗和猜疑、傲慢和轻蔑。和平的时代,这是猜忌的时代,这是孤独的人互相轻蔑的时代……理想、友谊、宏伟的共生感,这一切在我们的周围从来不曾存在过。我生不逢时,生得太晚,却又生得太早,赶不上下一个友谊的时代、希望的时代。”这就是大江作品中的“性的人”的思想背景,对时代的幻灭导致逸脱常规的行为,被“正常”人视为异端的举动中所隐蔽的反社会的情绪往往在失败的屈辱中体现出“反常”的正当性。大江把人抽象化,分为“政治性的人”和“性的人”两大类型。前者具有与“他人”对立、争斗的本质,后者在本质上没有“他人”,只有反权威的“我”。不言而喻,这里的“性的人”的概念不是狭义上的性爱者,而是可以广义到政治领域里的官能性的爱。这是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失坠以后的必然产物,是对盲目信仰时代终结的一种反动。从《我们的时代》中的南靖男和“不幸的年轻人”可以看到对天皇制崇拜的心理崩溃是他的行为基础,而《性的人》中的J也是对一切政治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否定者,在虚无的行为中最后是对自我的毁灭。他们以“堕落”摆脱旧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企图从中发现人的真实本性,然而以无价值、无意义的伪善性为自己精神的拯救展示着痛苦的死角。当然,他们心理的反叛以肉体的颓废为媒介,性与性爱的异常是对人性压制的叛逆,这种通过灵与肉的激烈相克寻觅本我的极端性选择是基于虚无主义思想的作祟,也是绝对的孤独感面对梦想的废墟发出的哀叹,肉欲的疯狂不仅没有平和心灵,反而加快反抗—自我惩罚—死亡这种生命体验的进程。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深受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常常运用荒诞离奇的想像把怪谲的情节与现实生活的存在交织在一起,表现人在不可思议的力量前无能为力的情绪,突出对现实世界以及自我世界的困惑和信任的危机,往往在一系列突发的、貌似怪异的戏剧性变化中机巧地剖析困厄在荒谬的世界里的人的悲剧命运,展示着作者对被扭曲的现实的变形感受。这使他的作品有晦涩之处,但如果稍有耐性,习惯于他的以变形和寓意为核心的现代派创作手法以后,无疑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一个欲罢不能的奇妙世界。 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寻觅意识”、他的“自我忘却”、他的“孤独感”,揭示了生活在当今社会里的人们的内心本质,读者从貌似荒诞的情节构思和跳跃不安的语言形象中发现自我的影子以及命运的轨迹。从他获得芥川文学奖的《饲育》,直至《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个人的体验》《性的人》《我们的时代》《死者的奢华》等一系列作品,都贯穿着现代社会的人在与生命世界的冲突中所遭遇的悲剧性主题。这里的“生命世界”,既是赤裸的本能世界,又是隐秘的灵魂世界,是人在封闭式环境里与自然和心理的搏斗中所经历的种种精神的、伦理的、灵肉的磨难,人与命运的抗争,不安与期待的纠葛,绝望与希望的交错,倔强与妥协的矛盾,在不得不承受无法承受的现实中终于“忘却”了自我。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对待孤独的态度不尽相同,却都无疑存在于介于现实与抽象的“中间世界”里,于是开始寻觅自我,企图突破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最终又往往丢失了自我。大江精心刻画的人的异化的一面,揭示出“都市病”的病原就是现代社会本身这个深刻的内涵,所营构的仍然是人与现实的感觉空间,是复杂的人的内心世界,是在非个性的社会里追求个性。在他的作品里,黑暗的历史背景总是在存在之外。无论是《性的人》,还是《我们的时代》,都没有把性的肆虐提到道德的角度,从旧观念解脱出来的日常,虽然具有瓦解家庭的侵蚀作用,但也对“家庭本位主义”的脆弱性和淡薄性造成刺激,出现日常本身正在溶解的场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20世纪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的名言已成为陈词滥调,然而性依然以极富魅力的微笑诱惑着文学家们,这大概因为对性的描写已经成为探索现代生活模式以及死亡意义的一种象征。J和靖男的“性”就是对自我存在不可缺少的确认,是被稀释了的“爱”的生理解释,以被扭曲的现实展现困厄在荒谬的世界里的人的悲剧命运,暴露出现代文明社会的病理现象。如果说这也是对现实社会和旧我的反叛,那也是畸形的变态的发泄,意味着自我毁灭的开始。 尽管大江的文学思想融化着极其浓厚的西方文化理念,但最终还是植根于日本文化这个民族土壤。他紧紧把握现代社会的人在与生命世界的冲突中所遭遇的悲剧性主题,关注被异化的社会里的人的个性与非个性的冲突,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挖掘精神丧失的时代里人的本质。这大概是我们阅读他以“性”为题材的作品时必须具备的眼光。 译 者 1998年4月1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