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和克里斯蒂瓦加到一块，是两名女思想家，而且是两名顶尖的女思想家，虽然她们活跃的时期分别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汉娜·阿伦特是美国现代最有名的政治哲学家，她的许多作品都译成了中文， 也有好几本关于她的传记及评传出版了，但恐怕以前出版的那些都比不上克里斯蒂瓦的这一本。毕竟除了同样作为女性之外，克里斯蒂瓦的优势在于她对阿伦特的思想能产生共鸣，她本人的哲学修养也不在话下。

本書為法國當代著名文論家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iva, 1941- ）最新及最權威之學術自傳。透過與娜瓦羅（M. –C. Navarro，記者兼巴黎美國大學教授）的對談，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克氏的學術生涯及某些重要關鍵議題，如：俄國形式主義的引進及其對羅蘭‧巴特、拉岡等人的影響，還有關於佛洛伊德學說的探討，「主我」與「自我」的關係，女性主義的觀點，以及她最新關懷領域、心理分析和小說創作等等。 克氏以其博士論文《作為文本的小說》提出著名的「互文性」（l’intertexualite）觀點，並以其國家博士論文《詩歌語言的革命》闡述了語言的能動性與前符號狀態的關鍵作用。本書新穎之處在於強調了克氏九○年代以來的新探索領域，特別是小說創作，並透過藝術創作呈現「異者」（l’etranger）與「我」（moi）的關係，亦即克氏闡述其如何將心理分析與語義學相結合，並將之應用在文學創作的構思及其心得。本書亦透過克氏的對談，交代了六○年代她與法國思想界（如Tel Quel╱原樣派）重要的交遊關係，以及學術的師承、影響脈絡。 《思考之危境》可說提綱契領地自我剖析了其「入門」過程，其學術交遊，以及其學術生涯研究旨趣之重要轉變；尤其解釋了許多有關外界對她的論述之「誤解」。譬如：她的女性主義觀點以及關注重心、對於佛洛依德學說的詮釋，俄國形式主義的引進，以及最新有關「他者」與「異者」之間的種種思考。本書以「入門書」的方式，讓讀者循序漸進並客觀深入探討「克莉斯蒂娃的現象」，及當代法國思想活動。 克莉斯蒂娃做為當代社會一位專注的見證者，她以一種既銳利又快活，且終究是樂觀的目光，不斷探問「外邦人」及「他者」的形象；但絕非那種懷想宗教論述的厚古視角。她提議的是一種愉悅的，不帶幻想的倫理道德，邀請每個人去規劃自我的人生歷程，去發掘自身的獨特性。而做為讀者，我們不也隱然是一個「外邦人」及「他者」的身分？在閱讀本書訪談文字之際，無不一一參與在克氏所提出的「對話性」及「互文性」的理論裡，體驗到思路抽象的繁複/休止/拆解/可變與不穩定性，以及關於思考，這個多元交織、角力拉扯的運作活動裡所惘惘隱含的迷魅危境。

精神分析、解構主義與符號學早已變成當代西方文化語言的一部分，拉康、德希達和克麗絲蒂娃正是這些語言的推動者。本書細味他們理論的主要文本，希望大眾藉此對當代理論文化有更深一層的體會。本書又以細針密縷的方式從事「批評式的閱讀」，觸角由文字文本延伸到繪畫文本，期能在閱讀上述三大思想家的同時，另行提出或示範某種「理論的閱讀理論」。

本书追述了法国精神分析家克里斯托娃的生平履历及思想。 克里斯托娃（1941-）法国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巴黎第七大学教授。二十五岁时保加利亚来到法国，参加了巴特的讲座，不久便崭露头角。从着眼于意义生成活动的发展过程来批判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开辟了文本论、符号论新的研究领域，进而将精神分析、女性论也纳入了研究领域，并尝试着对现代社会的僵便化进行解剖。主要著作有《符号论》、《诗歌语言的革命》、《多元逻辑》、《恐怖的权力》、《爱的历史=故事》等。

《克里斯蒂娃自选集》收录了法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文学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女士从《恨与谅》（La Haine et le Pardon，2005）和《时间的冲动》（Pulsions du temps，2013）两部文集中挑选出的九篇文章，文章问世于在1999年至2012年间，且大部分集中在2005年以后。所选文章内容涉及精神分析、心理学、美学、符号学、宗教、艺术史等诸多方面，对于我们了解克里斯蒂娃女士近年来主要关注的问题、研究她近年来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何为卑贱？它存于主体还是客体？人的卑同感从何而来？是与生俱来的？还是来自社会，或是来自历史？它为何像幽灵一样纠缠不休？对诸如此类问题，作者朱莉娅·克里斯蒂瓦试图运用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学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索其奥秘。她的方法令人想到拉康，当然又有别于拉康。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文学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一本论文集，含作者的八篇重要论文，体现了作者20世纪60年代末对文本理论、肢体符号学、对话理论、复量符号学等方面的符号学探索，显现了作者试图用数论解读文学作品、建立符号科学的心路历程。作者早期提出的一些先锋派理论，都蕴含在这几篇论文中。作者创立的互文性理论就是在《词语、对话和小说》这篇论文中全面阐释的。

我确信，这个看似如此渴望宗教复归的世纪之末，实际上是在渴望着神圣之物，我指的是人类进行思考——不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而是在质疑的意义上——的那种欲望，它使得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同时按照对立推理，又得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物种。人类的这一特征曾经被称作“神性感”或“神圣感”，对于作为作家、精神分析学家、符号学家的我而言，它具体体现在语言的显现之中。在我看来，依赖于母性文明的符号表达是最为遥远的天际，当思想试图越过身体反思自身、潜入自身时，它就会走进那个遥远的天际。 ——于丽娅•克里斯特娃 本书中，所谓“反抗”，在词源学和普鲁斯特的意义上来讲，指的是意义和冲动相互回溯，从而揭示记忆、让主体的生命重新开始。在怀疑批判精神失去了道德审美意义的今天，本书作者在努力以自身立场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中的信仰危机提供解决之道。 “对谁进行反抗”和“谁能进行反抗”两个问题成为本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者试图说明的是，个人如何在重新言说和寻找自我中把握回归的能力，所谓“回归”，不止是记忆，更多的是质疑和思考。

內容簡介：為何談論卑賤？為何存在一種既非主體亦非客體的「某個東西」；它不斷地重新現身，讓人臉色蒼白、令人作噁，又教人著迷。為何這些情緒因卑賤體而來？ 它無關精神官能症。我們只能在恐懼症、在精神病中瞥見它的身影。這涉及一種佛洛依德曾經略微碰觸，卻又巧妙避開的爆發狀態。今日的精神分析，若想擺脫單純地老調重彈而走得更遠的話，則應益發迫切地豎耳傾聽。 因為，我們的歷史和社會正迫使我們這麼做。進入恐怖的核心。儀式、宗教、藝術，不都一心一意召喚著卑賤情境嗎？ 神聖領域不僅關乎弒父禁忌，亦涉及亂倫禁忌：玷污儀式。聖經律法強烈暗示著食物中所包含的根本不潔性質。當基督信仰的罪愆概念將褻瀆憎惡感內化之後，又企圖使它在「道」（Verbe，神的話語）中消失。所有的象徵秩序都縈繞在這樣的隔離程序中。而我們所寓居的世界，正在引爆這個程序的危機。 這是文學之所以能為我們帶來奇特啟發的原因，比方杜斯妥也夫斯基、羅特雷亞蒙、普魯斯特、亞陶，還有，無疑展現著極度明顯症狀的謝琳。 現在，向我們走來的這位邊境的居留者，無固定身分、無固定慾望，亦無固定居所。它不斷流浪、誤入歧途，苦樂參半。在這齷齪人世，他無望地漫遊著。 這便是卑賤的主體。 作者簡介 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法國思想家、精神分析學家，巴黎第七大學教授。一九四一年出生於保加利亞，二十五歲至法國。主要思想背景為康德．黑格爾之哲學傳統、語言學以及巴赫金的後形式主義，後轉向羅蘭．巴特的後形式主義，並開始研究佛洛伊德和拉康。一九七三年以《詩語言的革命》（La Revolution du langage poetique）於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一九七九年，正式成為精神分析師，同時也是巴黎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她以後結構主義理論，分析語言、社會、和個體及其心理與慾望之間的關係，持續書寫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文化批評著作，帶給許多知識領域新的啟發及深度，包括後結構主義、語言學、精神分析和當代女性主義，甚至以其東歐出身的馬克思主義背景和個人才氣，回饋啟發給她最重要的老師，羅蘭．巴特。並在這三十年來，成為藝術人文領域，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法國作家之一。主要著作有《語言分析》(1969)、《詩語言的革命》(1974)、《恐怖的力量》(1980)、《愛的歷史—故事》(1983)、《黑色太陽》(1987)、《沒有國族主義的國族》(1990)、《我們之間的異鄉人》(1991)、《靈魂的新痼疾》(1993)、《精神分析的力量及界線I, II》(1996, 1997)以及近作《女性的天份I, II, III》(1999, 2000, 2002)。 目錄 中文版序／克莉斯蒂娃 導讀：文化主體的「賤斥」／劉紀蕙 第一章　　卑賤的取徑 第二章　　害怕什麼 第三章　　從污穢到玷污 第四章　　聖經的憎惡符號學 第五章　　……除免世罪者 第六章　　謝琳：非戲子亦非殉道者 第七章　　苦痛／恐怖 第八章　　這些女人糟蹋了我們永恆的生命… 第九章　　「猶太地活著或死去」 第十章　　太初與無盡 第十一章　恐怖的力量序 在我的著作中，《恐怖的力量》一書並非第一部以中文版出版的作品，但它的出版卻最令我欣悅。我十分感謝譯者、出版社，以及這份禮物未來的讀者。 令我向本書出版致敬的原因有許多。 首先，我對中文及中華文化的熟稔──我以曾在大學時期研讀中文自豪，同時卻深知面對此一浩瀚宇宙，這是何等不足──讓我得以衡量橫亙在西方、猶太－基督、印歐信仰內的神聖界，與中國傳統之內、本身即具有高度複雜性的神聖領域之間的距離。您眼前的這本書，目的是在嘗試開啟一道傾聽我們這一方的宗教情感的頻道。 現在，由您來估量我們彼此的距離，聽診我們的殊異性，評斷在我們和您之間是否有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我並沒有在不同文化之間進行對話的夢想，這是樂觀的人道主義所歌詠的古老田園詩。然而，一種相互的敬意應是可能的吧？在西方，有一些人試圖如實地閱讀中國，避免濫用同化。而相對而言，在此西方紀元第三個千年之初，當西方世界以其過時的優越自負作遮掩，逐漸退卻為簇擁成人類花束的千百朵花中之一時，您有沒有可能對西方文化蘊生一種善意的、願意理解的距離？總之，在撰寫此書之時，推促我書寫的動機，是為了分析我們的文化傳統對於「神聖界」和「絕對性」所抱持的傲慢自負，進而從中閱讀出「權力」與「賤斥」：但其目的不在破解它們（焉能為之？），而是為了打開探問之道。 使我感激的第二個理由更有其現時意義。我猜想，細心的讀者將在字裡行間，發現有助於省思當前宗教與恐怖主義之間連結的諸多線索；它們將幫助讀者看出宗教與恐怖主義之間無法避免的關聯；至少，此關聯在我們這個文化傳統中是無法避免的。在華盛頓和紐約受到攻擊之後不久，多少正直的美國、法國公民，以及涉案之自殺飛機攻擊者的鄰居和同窗，都聲稱難以置信一位父親、一個認真的大學生或一個平時溫馴的信徒，竟會是恐怖的殺手。而在其他狀況裡，serial killer（連續殺人犯）或戀童癖的鄰居和同窗，在事發後感到震驚的程度，亦不下於此。 在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盛行的年代，有許多人們習於將人類視為理性的動物，由唯一、表象的邏輯所支配。不得不宣佈棄權的理性，如此懊喪地歎道：「一個人怎麼可能成為恐怖份子？」由於心理分析的理論進展未能影響大眾政治文化，我們很難想像表象並非本質，而個人在精神病或心理倒錯的壓迫之下所展露的虛偽人格，掩藏著慾望的深淵；尋根究底，此慾望即為死亡慾望。我們對於經濟的悲慘處境如何能推促人走上自殺或屠殺之途的考量，不應妨礙我們重視人類行為的潛意識深度。現在應是我們重新審視進步主義妄想的時候了，此一重估將能引導我們致力於提昇研究者的心理觀察能力。我並不是在鼓吹質疑的心態，而是衷心地期待在對於他者的研究取徑中，能否少一些天真。比起曾經驅趕惡靈、直指地獄的宗教，我們其實要來得更加幼稚。拒絕宗教信仰，並不代表我們便能自動地抵達清醒、澄明的境界。我們還必需擁有從中辨識出那些最具體或最隱晦的變種的能力；幸有人類學和心理分析之助，我們才能將之逐出巢林。一段長遠的教學工作正等著我們。 此外，所有的宗教不僅從未低估情感的、複形的潛意識邏輯，並且善於挪為己用；暫且不論此挪用是好是壞。當我們發覺蘇聯共產主義中粗暴的無神論，到頭來除了以寬容主義為掩飾，接受先後由美國人、歐洲人所提倡的與宗教人同謀的態度，以取代意識型態，而毫無其他選擇可言，怎能不感到痛心？現今，有許多沉靜祥和的學者，透過令人尊敬的廣播電台麥克風，向我們傳遞著神學的注釋，而不作任何分析。唯恐煽動宗教衝突，人們自滿於吹噓某個宗教經集的文化優勢（這的確是事實），不但忘卻了其他充滿激情的對等物，其實是構成此一經集整體的一部份（這也是事實），更忽略了這些蘊涵多義性的經文，必定伴隨著眾多不同版本的詮釋；而正是當這些不同版本的詮釋，與情感和悲慘相遇時，始導至恐怖主義的出現。即使我們深知，在宗教及其整體主義之間存在著差異，這卻不妨礙我們平心靜氣地檢視那些容許跨越二者間隙的舷橋。原因是，當恐怖份子炸毀一架飛機的時候，在他腦際盤旋的並非莫札特的奏鳴曲，或莎士比亞劇本中的台詞，亦非畢卡索的畫，而是其宗教教條中的某幾節經文！杭亭頓（Huntington）在針對文化域的研究中，指出不同的文化域可能導致宗教衝突；其研究分析往往被詮釋為，對於某一不可抗拒之命運的觀察結果。然而事實上，我們亦可將其解讀為，對於不同宗教傳統的邏輯進行深入理解的邀請，以便進一步分析其優越性，及其可能導致的絕境。我們不應將這些邏輯視作危機時期的想像解決方案；但不幸的是，不僅經濟的悲慘使它們已被升格為想像的解決方案，我們對後者的默認，亦增強此一趨勢。事實上，啟蒙時代在現代精神科學中，順利地找到了它的延伸，這使我們在面對狂熱主義時，並不如人們所說的那麼手足無措。我們不能假借寬容與多元文化主義之名，太快就忘卻啟蒙時代所留下的光明。 最後，我的思考路徑隨著對於謝琳（Celine）作品的閱讀，逐步進入另一個亦不脫現時意義的探問：文學究竟是恐怖主義的共謀，或是它的解藥？冒著引發讀者憤慨的危險，我認為在文學中存在著兩條道路，引導它與恐怖主義相鄰：一是文學深植在國族語言中的根脈，二是文學在其結構上即參與著恐怖的形成。 至少自浪漫主義作家開始，在這片任憑作家的想像和國族語言相逢的神聖境域上，即已滿是縱橫交錯的軌跡。 其中的一道，自奉為國家特性的崇拜儀式與捍衛者，而作家因著他的職業或志業，化身為與國族風格等同於國家崇拜的頌讚人。在這些作家當中，是謝琳以最坦蕩的語氣，洋洋陳述這個介於各種語言與各個人民之間的戰爭邏輯，文中充滿佯裝的愚蠢，卻極具感染力。他曾如此說道：「法語多麼高貴莊嚴，但四處卻充斥著那麼多該死的蹩腳語言。」 然而，為化解此一趨勢，無論如何、不可避免地以國族語言進行書寫的文學，早在時下的全球化運動、及移民作家所謂的「混種」文學出現之前，便已藉由無法共量的作家對社群俚語的滲透，超越了國族層次；這是因為，一旦獨特化到極致，風格不僅將在個人層次上、亦會在國族層次上形成去認同作用。我們還記得，馬拉美（Mallarme）曾欲寫出一種「外異於語言的、嶄新的、全面的文字」；而喬伊斯（Joyce）在《尤里西斯》和《芬尼根守靈夜》裡，則將語言根深蒂固的執著，推導至嘲諷當地人：喬伊斯，或許就代表著永遠不可能成為當地人。 想像界的複音性質，導致它的無認同性。而九一一事件及隨後的爆炸事件中的自殺狂熱分子，不論是就美學或政治層面而言，可謂毫無想像；他們將自身的驅力直接付諸行動-時或出自需要，以及可理解的殖民羞辱，但卻不因此而取得任何合法性。我深知這樣的見解在狂熱主義的粗暴之前，所可能喚起的激憤。然而，我還是必須說，想像文化有可能開展被任一派別的整體主義所僵化的社會關係領域，並且舒緩身分認同的蜷縮。閱讀、教授文學、揭示它的複音邏輯以對抗宗教的單一邏輯主義，不啻為一種政治治療。 即使如此，我並不認為虛構小說代表著一種絕對的護欄。因為，新語言的創造，雖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想像界，它卻是根植在創造的主體性所面臨的難以承受的危機之中。意即，在美學創造的過程中，作者置身於一個紊亂的心理區域，在那裡，他者尚未成為客體，原因是此時失落了身分認同的自我並非主體。在此情況下，他者乃是卑賤體（abjet），即一種卑賤形式，一個既引人反感、卻又令人著迷的極端；如同昔日的乳房、母親和父親 - 那是在「我」接受他既鎮壓、又護佑的至高律法之前。美學行動迎接世界的卑賤，有時甚至不惜使用類似的武器與之對抗：暴力、毀滅他者、毀滅自己，極盡諷刺、詆毀之能事，挑釁讀者、強暴公眾、甚至強暴表達工具本身，直到以自殺毀滅作品、殺害自己。 美學的判斷（審美的確是一種判斷），從來就不曾是二元性的，而今日較往昔尤不如此。藉著邀請我們重新認識人類行為中的所有面向，它展現了包含在此行為中的各個組成成分（布希或海珊；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受害者或劊子手）。然而，在它與恐怖之間永遠可能存在的共謀關係之外，藝術終歸是開放了邁向一個更複雜、更平衡、更公正的思考模式的機會；此處庇護所，使得在這個一昧追求高效能實現的文明社會中被迫害的思想，獲得了運轉的可能。而這思想庇護所、或這在所有行動之前形成質疑再現的能力的崩毀，豈不是包括政治恐怖主義在內的新型態靈魂疾病所具有的最大特徵？ 反之，即使文學以其自身的方式，亦為恐怖的一種形式，但正因為它座落在再現和語言之內，便令它成為一種有助於思考恐怖自身之內在成因的恐怖形式。這效力有限、影響卻深遠的解藥，不可說是微不足道，可用以抵禦那不僅來自外在、亦從內裡對我們進行雙面襲擊的恐怖主義。 從今以後，不管願不願意，中華文化已是全球化世界的一部份；在此世界中起舞翩翩的，不僅是全球化經濟，亦包括我在此提到的種種問題。而您的文化傳統、您的獨特經驗，是否將改變、重複、或擴大這些問題？人類的未來，則取決於此一問題的答案。或許，《恐怖的力量》一書的翻譯和閱讀，將可成為這條道路上的一個階段。祝您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