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简介：履行镇戍职能，实行于明代省、镇地区，以营制为核心的明代省镇营兵制，在探索营司队伍编制、兵将关系、指挥体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军制的内容。省镇营兵制在明代中后期居主导地位，在抵御边患，维护治安方面作用巨大。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传统中国积弱的根源分析》内容简介：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历代盛衰，根源何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传统中国积弱的根源分析》收录了雷海宗先生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的珍贵学术论文，全书分为两编。《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传统中国积弱的根源分析》最为独特之处是，通过对于中国兵制的梳理，研究兵的精神，兵的文化。作者以侧锋破题，从“兵文化”入手，试图解答中国文化何以造成千年积弱，堂堂中华何以一再遭人欺凌。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

《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唐代前期的军事制度，包括中央兵部及共对应机构、府兵制、禁军制、节度使兵制、城傍制等，重点阐述从府兵制向节度使兵制的过渡转型问题。下编展示唐代前期的武功，即创建保卫大唐帝国以及为大唐帝国富强而开疆拓土之战争，论述了秦王李世民消灭北方七个割据势力之战、用李靖的战略策略讨平江淮两个割据政权之战、李靖李勣讨灭东突厥颉利汗国之战、苏定方讨平西突厥颉利汗国之战、苏定方讨平面突厥之战以及唐与吐蕃长时期争夺西域之战、天宝末唐依靠朔方军讨平羯胡乱华的长期战争等。

本书分为《中国历代官制简述》、《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解》及《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及词简释》三个部分。《简述》部分简要叙述了先秦至清官制的演变。《表解》部分列有自秦至清各朝官制、爵号、俸给、品秩等简表。《名词简释》部分主要解释先秦至清历史上较常见的官职名称、兵制中的主要兵种以及科举制中的专有名词。 　　本书释词所用年代为旧纪年，公元纪年附在旧纪年后。释词中的古地名均注有今名。词目索引参照《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词目笔画索引排列。 　　本书辛亥革命以后的官制、历代农民起义政权的官制一律不收。

本书分5编，对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禁卫军权与魏晋南北朝政治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书中通过对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勾稽考索，厘清了不同层次的众多的禁卫武官的变迁历程与政治职能，揭示出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及其制度的本来面目，得出了许多重要的和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史上的大事件，而湘军正是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到了同光之际，太平天国运动早已被镇压下去，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也相继失败，以农民兄弟的鲜血染红自己官顶的湘军将领也在走向衰亡。他们担心如果不趁一批湘军将领还健在的时候，把湘军的所谓“功劳”“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就可能造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的后果，因而议修湘军志的呼声日渐高涨。光绪元年(1875年)，由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面，邀请“文翰颇翩翩”且又与湘军将领多有交往的湘潭名士王闿运来主持纂修《湘军志》的工作。 王闿运少负才名，敢为大言，颇有古之狂士品性。在他死后，有人这样评他：“人物总看轻宋唐以下，学成别派，霸才雄笔固无伦。”他的名士习气由此可见一斑。但综观王的一生，却是有才无命，“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光绪三年二月，王正式着手《湘军志》的编纂工作。光绪四年十一月，《湘军志》初稿成。光绪七年闰七月，《湘军志》最后定稿。王作《湘军志》共16篇，即：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等。在草稿初成之后，王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作入川之游，因而定稿之后也就先在成都刻板。光绪七年十月，王携板回湘。没想到，一番风波正等着他。 王闿运毕竟是文人而非史家，因而在接受纂修《湘军志》的任务后，才真正认识到修史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但凭他的个性，虽然遇此困难，似乎很难中途歇手，而且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展示才学的大好机会。事实也恰恰证明，他在接手纂修《湘军志》时，就很想以自己的才学识来完成一家之言，做到既真实，又不循情。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湘军志》就是一部颇具个性色彩的史学作品，而非循情应景的泛泛之作。虽然他在书中拘于阶级立场，对太平军等农民斗争极力诋毁，对湘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等的品格、才略大加赞美，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湘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的艰难、挫折和战略、战术上的失误等一系列问题，他也直抒胸臆，并不隐瞒；对湘军将领的内部矛盾、曾国荃在攻下南京时纵军劫掠的丑行，他更是秉笔直书，痛快淋漓。当然，他这样修史，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曾国荃等湘军将领请他编《湘军志》的目的是要为湘军将领溢美，而不是露丑。果然，在曾国荃等看到王作《湘军志》后，极为恼怒，同声谴责。相传曾国荃还扬言要杀王闿运以泄心头之恨。 在湘军将领和湘籍绅士的巨大压力下，王闿运深深地感到“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于是不得不退让，于光绪八年将刻板送郭嵩焘销毁，以息众怒。事虽如此，但他始终心有未甘，所以在光绪九年九月重校之后，他又在四川重刻再版。重刻之时，王坦言，“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可见，他一开始就没打算“循情”，因而对于“众人喧哗”是有心理准备的。他的这种态度在光绪二十三年与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说得非常明确，他称自己作《湘军志》是要步司马迁、陈寿、范晔之后，使《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等相媲美。 曾国荃等既对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品评湘军人物语带讥刺、隐功扬恶甚为不满，又无法禁绝《湘军志》在社会上流传，就只好采取别的补救措施来挽回影响。补救措施主要有二：一是曾国荃命其幕僚王定安另起炉灶，重作一部《湘军记》以挽回影响；二是对《湘军志》的疏漏错谬之处进行驳斥。 王定安的《湘军记》始作于光绪十三年，完成于光绪十五年，阅时几三载，足迹遍五省。《湘军记》共分二十篇，包括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勘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等。以体裁论，较《湘军志》要完整。又因为有《湘军志》这个底本，王定安的续作对于《湘军志》的疏漏处自然可以补添完整，因而资料就更为丰富，而叙次也更赡备。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述及近人创作的纪事本末体史著时就说：“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运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 驳斥《湘军志》的疏漏错谬主要是郭嵩焘兄弟俩。郭氏兄弟在王闿运作《湘军志》前就有纂《楚军纪事本末》的打算，“会文襄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现在既不满意于《湘军志》，遂萌改作之意，但终究没有完成。他们对《湘军志》中的疏漏错谬处或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地方一一笺出，加以批评订正，以正视听。但当时并未勒成一书出版，直到民国四年(1915年)，其侄孙郭振墉才把这些批识文字辑录成轶，并加笺注，以《湘军志评议》为名出版。此书对于读《湘军志》者来说，还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湘军志》付梓后，虽然反对者甚众，但赏之者也不乏人。曾门四子之一的黎庶昌就对《湘军志》深许之。他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他所选辑的《续古文辞类纂》就辑录了《湘军志》中的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等。王闿运于一片责难声中得一援手，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他在致黎庶昌的信中说：“节下蝉翼轩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只是在当时情形下，赏之者毕竟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