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体部分是雷海宗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中国的兵》和《无兵的文化》。有关中国兵制的研究已经很多，但雷海宗从侧面发力，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兵的精神，也就是武德的历史及其丧失，其间牵出中国文化中很多值得注意的特点。6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梁启超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的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何炳棣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传统中国积弱的根源分析》内容简介：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历代盛衰，根源何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传统中国积弱的根源分析》收录了雷海宗先生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的珍贵学术论文，全书分为两编。《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传统中国积弱的根源分析》最为独特之处是，通过对于中国兵制的梳理，研究兵的精神，兵的文化。作者以侧锋破题，从“兵文化”入手，试图解答中国文化何以造成千年积弱，堂堂中华何以一再遭人欺凌。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

雷海宗，字伯伦，一九○二年出生，河北永清县人。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病逝。雷海宗先生硕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曾发表《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最近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西洋文化史纲要》和《伯伦史学集》。

《国史纲要(增补本)》由雷海宗所著，原为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中国通史教材，讲授对象主要为非历史专业的学生，因其广博而不失精细的特点，受众多学生的追捧，常常是“听者盈门，济济一堂”。无论史学观点还是编纂方式，《国史纲要(增补本)》均不同于其他通史，特别与当时盛行的“考证派”大相径庭，反映了作者一向重视综合和通识的治史特点，尤其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封建时期和专制时期，逻辑严密，脉络清晰，成一家之说，无疑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佳作。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主要内容写成于1930年代，作者对中国古代兵制尤为关注。作者认为，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未能对中原构成大的威胁，原因在于中原各诸侯国不仅平民当兵，富人、贵族也当兵，近于全民皆兵，军队素质高、战斗力强；而自汉代以后，军队多由流民组成，战斗力明显下降，所以不断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作者推崇文武兼备，认为武德使人坦白光明，而文德之畸形发展会导致中国社会走向病态。本书版本采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952年秋，雷海宗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主要开设和讲授世界上古史课程。此课为一学年课，完全由雷海宗主讲，经过青年助教陈柟、喻松青记录整理，再由雷海宗审阅修改后油印成为教育部定的全国高校交流讲义，讲义末并附有上古时代中外历史对照表和世界上古史人名地名类名中外对照表。本书即是对该讲义的整理，并增加了四个附录，包括名词简释、参考资料、1956-1957学年度教学大纲及地图等，全部为首次公开整理面世，极为珍贵。讲义和全部附录资料由南开大学历史系王敦书教授亲自整理。

《国史纲要(增补本)》由雷海宗所著，原为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中国通史教材，讲授对象主要为非历史专业的学生，因其广博而不失精细的特点，受众多学生的追捧，常常是“听者盈门，济济一堂”。无论史学观点还是编纂方式，《国史纲要(增补本)》均不同于其他通史，特别与当时盛行的“考证派”大相径庭，反映了作者一向重视综合和通识的治史特点，尤其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封建时期和专制时期，逻辑严密，脉络清晰，成一家之说，无疑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佳作。

《中国的兵》的主体部分是雷海宗先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中国的兵》和《无兵的文化》。有关中国兵制的研究已经很多，但雷海宗先生从侧面发力，探讨中国文化中兵的精神——也就是武德——的历史及其丧失，其间牵出中国文化中很多值得注意的特点。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 此次整理出版，增加作者《历史过去释义》一文代自序，希有益于读者。

本书共收录42篇文章，汇集了雷海宗先生关于世界史方面的大部分论文。本书原文收录了雷海宗在芝加哥大学的英文博士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Ideas of Turgot），这是雷先生的博士论文首次与广大读者见面。本书还收录了雷海宗先生关于基督教史和世界史的一些文章，如《近代史上的罗马教》、《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罗马帝国倾覆中之基督教教会》、《历史的形态与例证》、《有关马克思的两篇文章》等。此外，本书还囊括了雷先生关于世界史学名著的书评和译文，如《评韦尔斯著<世界史纲>》、《评汤姆孙著<中世纪史>》、《评赫克尔著<宗教与共产主义：苏俄宗教与无神论研究>》、《克罗齐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等。本书从多个领域和不同时期展现了雷海宗先生的史学思想，及其对时政的思考和对国家发展的关怀。而且，本书所收录的雷海宗先生的英文博士论文和关于翻译的数篇文章，大都是建国后首次面对读者，使读者能够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雷海宗和雷海宗的思想。尽管文章发表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但其真知灼见到今天仍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作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全球史观和文化形态史观的史学大师，雷海宗开辟了以世界眼光研究中国文化的新视角，形成了重宏观重思辨、系统而独具特色的史学观点，开创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史观、以“改造无兵的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再造论和部民社会等开创性的史学观点。雷海宗的史学成就推动了现代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开创了中国传统考据史学与“文化形态史观”相结合的新纪元。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主要内容简介：我们看《左传》《国语》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上阵的，没有一个不能上阵的，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的……当兵不是下贱的事，乃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战术或者仍很幼稚，但军心的盛旺是无问题的。一般地说来，当时的人毫无畏死的心理；在整部的《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当时的人可说没有文武的分别。

雷海宗先生硕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曾发表《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最近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西洋文化史纲要》和《伯伦史学集》。《历史·时势·人心（隐藏的大家）》《隐藏的大家：历史·时势·人心》收录的就是雷海宗写的文章，并按发表时间顺序编辑。这些文章主要分为两大类：与现实相联系的史学研究的学术性论文和针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政论性文章。

本书虽然是七十年前雷海宗先生的讲课提纲，但无论就其整体结构言，还是在具体问题的分析论述上，至今仍有巨大学术价值，可供我国世界史工作者和研究生参考，启人深思。书中具体包括了：黑暗时代之政治与社会、封建时代之政治与社会、资本主义之兴起与新教之伦理观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分为五编，介绍了西洋文化的历史，包括西洋文化酝酿时期——黑暗时代、西洋文化第一期封建时代、西洋文化第二期——旧制度时代、西洋文化第三期——欧美时代。 雷海宗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西洋文化史纲要》是其遗著。是书梳理西洋文化史，起自罗马帝国之灭亡、“黑暗时代”之开始，迄于19世纪末。全书纲举目张，结构清晰，使人一目了然。其风格类似课堂笔记或备课记录，内容精准，一语中的，无半点赘辞。

中国军队人员组成的变化、素质的下降是否造成了中国国力的衰败？中国的长期积弱是否与武德的消亡、文德的畸形发展有关？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本书作者着重从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兵员、兵制和兵文化演变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作了一番全新的剖析。作者还对中国古代文官与武官的关系、士大夫与流氓的关系、家族制度与国家体制的关系，呈族血统退化与历史进程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对中国历史分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书属于作者学术论文的合刊，是雷海宗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几篇文字，都是抗战前发表的，是著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批判。前三篇由三个不同的方向探讨秦汉以上的中国——动的中国。第四篇专讲秦汉以下的中国——比较静的中国。第五篇合论整个的中国历史 。下编的主题是探讨抗战建国中的中国。下编第一篇文章解释此次抗战的意义与士兵之所以英勇，说明中华民族虽老而仍有朝气的原因。第二篇文章则表示海雷宗对于前途的希望和信仰。作者贯通中外的渊博知识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独特看法，在当时学术界是颇为难得和显著影响的，对今天我们研究中外历史也甚具教益与启发意义。

主要内容写成于1930年代，作者对中国古代兵制尤为关注。作者认为，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未能对中原构成大的威胁，原因在于中原各诸侯国不仅平民当兵，富人、贵族也当兵，近于全民皆兵，军队素质高、战斗力强；而自汉代以后，军队多由流民组成，战斗力明显下降，所以不断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作者推崇文武兼备，认为武德使人坦白光明，而文德之畸形发展会导致中国社会走向病态。本书版本采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 ——潘光旦（1899—1967）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教授印象记》（《清华暑期周刊》第九卷第八期，1934年） 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读书，必修课中有中国通史，教师是雷海宗先生。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们将近一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坐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里，气氛极其安静，又稍有一些紧张，等待讲课的雷先生。上课的钟声还没有响，一位衣着朴素的先生走进教室，把几支粉笔放到讲桌上。他没有带书，也没有讲稿，和蔼但又有些严肃地看了看学生们，首先说了学习祖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开始讲课。他讲话声音不高，极有条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写笔记。最使我们敬佩的是，一次讲课有许多人名、地名、年代，他记得那样准确，那样熟练。全年讲课都是如此。入学时间长了，接触三、四年级同学，才知道雷先生学识渊博，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秦汉史的研究，也造诣很深，是贯通中西史学的学者。我们都为能听到他的教诲而感到高兴。 ——王永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在1932－1933年听中国上古史，1936－1937年听中国通史……在我听中国通史时，先生已编有《中国通史讲义》930叶，分订七册，供同学课下阅读。……雷先生谓世界各民族文化只有一大周，独中国文化有两大周，现在向第三周迈进。在1932－1933年“中国上古史”课上，以西晋灭亡为下限，至1936－1937年“中国通史”课上，则以淝水之战为第一周和第二周的界限。可见雷先生的观点是逐渐明晰的。雷先生说第一周是纯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第一周，除所谓史前期外，分五个时代。第二周也分五个时代。兹列简表如下： 第一周 第二周 一 封建时代（前1300－前771年） 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60） 二 春秋时代（前770－前473年） 宋代（960－1279） 三 战国时代（前473－前221年） 元明（1279－1528） 四 帝国时代（前221－88年） 晚明盛清（1528－1839） 五 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88－383年） 清末中华民国（1839－ ） 雷先生谓：“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名，第二周的时代只以朝代为名。这并不是偶然的事。第二周的各代之间仍是各有特征，但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五百年间可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大体上只不过保守流传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只在文物方面，如宗教、哲学、文艺之类，才有真正的演变。” 雷先生说，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勉强，已创建了唯一的历史第二周。只是最近百年来，外力入侵，中国文化遭受极大冲击，第二周已快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创造第三周，就靠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去争取了。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卞僧慧（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我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故意略于制度：“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甚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处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态文化史观把国史分成两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 但可喜者有三。 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二、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个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 三、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的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宾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 H. McNeill）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何炳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雷先生毕生从事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和讲学，故能从世界历史的背景观察中国历史，并酝酿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求之于当代史学界，是颇为罕见的。他的历史理论脱胎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论，而加以自己的改造，即每一种历史文化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但唯独中国的历史有两个周期，他期待着中国迎接自己第三期的历史文化。他的这一文化形态史观，可能为许多历史学家所不同意，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是启人深思的。例如，他从中国的“兵”的角度来界说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又如，他从君臣关系的演变来观察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与恶化；二战期间，他还介绍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地缘政治学。无论读者同意作者的见解与否，大概都不会不同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和思想进步的最重要的保证。以雷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派，要不失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园地中不可忽视的一家。 ——何兆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 1943至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患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荚，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成行，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中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先生生活在20世纪上半期苦难的中国，大气蓬勃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文化自觉是先生思想的“大本大原”。他以世界史的眼光治中国史，给予中国史新的解释，描述中国历史文化既往历程，寄希望于未来的开展，从而为当下注入精神动力；其研究有意侧重中外比较的观察角度，但绝非盲从外国史的观念和理论，而是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独立的警觉。 ——刘桂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