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书，作者在融通古今中外丰富的材料基础上立论，分析细致，论证确凿，显然是一位严谨治学、长于思考的优秀学者。

本书从当前古代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材料、研究现状出发，对古代妇女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妇女的经济地位、法律身份、后妃、女教书等）和前沿领域（妇女身体史和以文本解读妇女历史），进行了系统全面、极具可操作性的讲解，概述了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的现状与方法，以及当下的关怀与侧重，使读者得以窥见中国古代妇女研究的门径。

《我与古史辨》是20世纪学术大师的典范之作，精彩的导读，凝聚了当代学人的才胆学识6读他们的书，就像你和诸多高尚的人对话。

山东人民出版社系列《茶座》已有将近五年的历史了。在天津举办的第15届全国书市上，又一品种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这就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刚刚推出的《历史学家茶座》。在第一辑的卷首语中，执行主编肖黎先生写道：“真正关注现实，才有可能以更深广的目光切入历史，成为一个有担当的历史学家。”由此出发，“现实”与“勇气”成为这本书对历史学家们发出的呼吁。而话题和风格一样不可忽视，在这方面，《历史学家茶座》立意践行的是“轻松、高雅、休闲”的“茶座”风范，追求“有味、有趣和有用”的文风。就第一辑的文章来看，无论是葛兆光从汉唐以降国人的自我意识嬗变做出的以“国家”的名义将会带来如何恶果的分析，还是邸永君通过对陈寅恪的生命轨迹的凝视得出的学人应该有“自然生命与学术生命”两种存在形态的结论，都体现出了编者与作者的共同追求。

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是由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四个非汉民族分别建立的或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政权，由于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传统的汉族历史学家往往对它们不大重视，尤其是对与宋朝同时的北方政权更是抱有偏见，于是王朝的顺序人们习惯于说“唐宋元明清“。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这四个王朝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本书作者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其实这些政权和汉族政权一样，对中国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一定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本书是2010年11月6－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中古文史之学”，是亦古亦今、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学问。近百年来，在新材料和新理论的推动下，海内外学界运用文献、考古、艺术相结合的方法，融烁古今，会通中西，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然而在学术全球化的今天，如何重建解释性框架？如何开拓新疆域？如何寻求和实践新工具？国际共同研究和代际学术对话是否可能？活跃在中古史前锋线上的学者各自有着什么样的思考？为了能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些国际学界共同关切的基本问题，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了这一学术会议。 会议旨在推动两个对话：中外对话，即促进大陆、港台、日本、欧美活跃在学术前沿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代际对话，即推动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坚学术力量与1940－50年代出生的著名学者之间的对话。会议有来自海内外中国中古史领域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提交了25篇报告，涉及出土文献辑考、仪式与制度析、宗教社会史、学术思想史和政治文化史研究诸多领域，并邀请了8位国际知名学者担任评议人，以一种新的学术“生成模式”实现了中古史研究者的国际交流，促进了学术取向有所异同的两代学者间的代际对话，这些新求索和新风雷，将生成新的“大地之肖像”，汇入新世代历史学的学术脉络之中。 此次结集，将所提交的论文修订本辑为“中国中古文史之学研究的方法与前景”、“出土文献所见学术与信仰”、“国家祭祀、礼仪空间与礼制呈现”、“历史书写、祥瑞灾异与政治架构”四编出版。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成绩显著，名家辈出，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总结，本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旨在系统地展示了上个世纪的史学成果把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奉献给读者。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对待“西方中心论”。作者从明清江南农业的发展入手，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涉及亩产量，农村副业、集约生产、社会制度，人口与耕地，经营方式，资源的合理利用，甚至像稻麦复种技术等等，运用大量翔实的历史、数据资料，对明清农业停滞说的“定论”提出了深刻的挑战。本书在1998年先以英文出版发行，被誉为“加州学派”的重要著作之一，此次在国内翻译出版，将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录 列表目录 中文版自序 吴承明序 斯波义信序（英文版） 鸣谢（英文版） 若干说明 第一章 导论 一、一个老问题 二、为什么选择清代前中期江南的农业作为研究对象？ 三、清代以前江南农业的变化 四、本书讨论的主要问题 五、清代江南的基本农书与农业生产的重要术语 第一编 生产要素的变化 第二章 劳力、耕地与气候 第一节 劳力 第二节 耕地 第三节 气候 第三章 技术 第一节 作物品种 第二节 整地技术 第三节 肥料使用 第四节 种植制度 第二编 农业生产的变化 第四章 农业资源利用的合理化 第一节 水土资源的合理利用 第二节 人力与畜力资源的利用 第五章 农业生产的集约化 第一节 主要农业部门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第二节 改变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 第六章 外向型农业的形成 第一节 丝输出的增加 第二节 棉布输出的增加 第三节 粮食输入的增加 第四节 肥料输入的增加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编 农业的发展 第七章 土地产值的增加 第一节 改种棉、桑所导致的耕地亩产值的提高 第二节 各茬作物亩产量的提高 第八章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一节 近代以前江南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第二节 农夫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第三节 农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第四节 农户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第九章 结论 引子 1979年以来江南农业的巨大变化 第一节 “脱离常轨” 第二节 西方中心论与江南经济史研究 第三节 重新认识江南经济史 第十章 附论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 一、生态农业——江南农业的一种新经营方式 二、江南生态农业的特点 三、江南生态农业的生产率 四、生态农业在江南的普及历史意义 五、质疑与回应 征引文献目录 一、中文文献 二、外文文献

一代雄主汉武大帝，内强皇权，外服四夷，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奠定中华2000年帝制格局。然而，他又迷信方术、穷兵黩武，几乎将汉王朝推到崩溃的边缘。 强盛的大国和天下苍生的幸福，哪方面更急迫、更重要？ 雄猜的英雄对荣耀的追求是否更能得到同情、得到理解？ 所有的争论直至今天依然在我们的时代久久回荡！ 司马迁、班固、司马光，三位历史学家，三个不同的时代，讲述了汉武帝三张不同的面孔，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的三种不同的解读。

本书各文均与近代中国史学相关，但又与一般极“史学史与史学理论”领域的言说不甚同，大体遵循一种“史无定向”的取径，不固定从某一专史分科的特定方向看问题。前半部分或考察一本旧籍在近代学统里的沉浮，或关注学术的多旋律并进，或揭示学术典范的转移，或分析新旧史料观的错位、或探索历史记忆的损益；后半部分主要与青年史学从业者对话，讨论与“史学方法”相关的史料解读、史学表述、近代史研究走向、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等面相。

内容简介 《古史新证》系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期间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 这本讲义代表了一代大师学术生涯的终点。书中所提出的［一一重证据法“是中国 近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影响至为深远。讲义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发表过， 已发表过的部分也与其它版本有所不同。书中辑录的几篇国学院学生的听课笔 记，对进一步研究王国维后期的学术与思想也有参考价值。著名古文字学家裘 锡圭教授应邀为本书写了长序。讲义的收藏者和提供者季镇谁教授写了“跋”。

《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意在对中国在战国这一过渡时代之后所进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提出一种有别于流行观点的社会学阐释,以便为诠解中国自秦汉至晚清这一迥异于西方的独特“历史之谜”(梁漱溟语),提供一条新的合理思路。

《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版)》(作者马克·布洛克)台湾和大陆分别在1989年和1992年推出中文本，在中国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1993年，法国出版了由布洛克的长子根据奇迹般新发现的原稿重新整理的文本，对吕西安·费弗尔在整理中所做的许多改写、移动、删削和增补等，一一做了订正，使该书面貌有非常大的改观。作为史学大师治史经验的结晶，《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版)》从历史审美的角度提出，为历史研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提醒世人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注重求真的同时，也要悉心保存历史的诗意；在对历史进行体悟的同时，要善于从历史遗迹找寻历史的脉络，注重培养历史学家的反思能力，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力求通古今之变，提升历史研究的境界。

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 ——潘光旦（1899—1967）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教授印象记》（《清华暑期周刊》第九卷第八期，1934年） 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读书，必修课中有中国通史，教师是雷海宗先生。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们将近一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坐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里，气氛极其安静，又稍有一些紧张，等待讲课的雷先生。上课的钟声还没有响，一位衣着朴素的先生走进教室，把几支粉笔放到讲桌上。他没有带书，也没有讲稿，和蔼但又有些严肃地看了看学生们，首先说了学习祖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开始讲课。他讲话声音不高，极有条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写笔记。最使我们敬佩的是，一次讲课有许多人名、地名、年代，他记得那样准确，那样熟练。全年讲课都是如此。入学时间长了，接触三、四年级同学，才知道雷先生学识渊博，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秦汉史的研究，也造诣很深，是贯通中西史学的学者。我们都为能听到他的教诲而感到高兴。 ——王永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在1932－1933年听中国上古史，1936－1937年听中国通史……在我听中国通史时，先生已编有《中国通史讲义》930叶，分订七册，供同学课下阅读。……雷先生谓世界各民族文化只有一大周，独中国文化有两大周，现在向第三周迈进。在1932－1933年“中国上古史”课上，以西晋灭亡为下限，至1936－1937年“中国通史”课上，则以淝水之战为第一周和第二周的界限。可见雷先生的观点是逐渐明晰的。雷先生说第一周是纯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第一周，除所谓史前期外，分五个时代。第二周也分五个时代。兹列简表如下： 第一周 第二周 一 封建时代（前1300－前771年） 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60） 二 春秋时代（前770－前473年） 宋代（960－1279） 三 战国时代（前473－前221年） 元明（1279－1528） 四 帝国时代（前221－88年） 晚明盛清（1528－1839） 五 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88－383年） 清末中华民国（1839－ ） 雷先生谓：“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名，第二周的时代只以朝代为名。这并不是偶然的事。第二周的各代之间仍是各有特征，但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五百年间可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大体上只不过保守流传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只在文物方面，如宗教、哲学、文艺之类，才有真正的演变。” 雷先生说，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勉强，已创建了唯一的历史第二周。只是最近百年来，外力入侵，中国文化遭受极大冲击，第二周已快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创造第三周，就靠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去争取了。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卞僧慧（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我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故意略于制度：“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甚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处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态文化史观把国史分成两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 但可喜者有三。 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二、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个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 三、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的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宾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 H. McNeill）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何炳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雷先生毕生从事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和讲学，故能从世界历史的背景观察中国历史，并酝酿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求之于当代史学界，是颇为罕见的。他的历史理论脱胎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论，而加以自己的改造，即每一种历史文化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但唯独中国的历史有两个周期，他期待着中国迎接自己第三期的历史文化。他的这一文化形态史观，可能为许多历史学家所不同意，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是启人深思的。例如，他从中国的“兵”的角度来界说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又如，他从君臣关系的演变来观察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与恶化；二战期间，他还介绍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地缘政治学。无论读者同意作者的见解与否，大概都不会不同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和思想进步的最重要的保证。以雷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派，要不失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园地中不可忽视的一家。 ——何兆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 1943至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患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荚，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成行，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中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先生生活在20世纪上半期苦难的中国，大气蓬勃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文化自觉是先生思想的“大本大原”。他以世界史的眼光治中国史，给予中国史新的解释，描述中国历史文化既往历程，寄希望于未来的开展，从而为当下注入精神动力；其研究有意侧重中外比较的观察角度，但绝非盲从外国史的观念和理论，而是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独立的警觉。 ——刘桂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