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近百岁的老教授回忆他的前半生。从穷乡僻壤的私塾到省会著名中学，到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大，又到大洋彼岸的芝加哥大学；在战火纷飞中学成归国，成为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这是一条艰难的个人奋斗之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儒学旧传统、五四新文化、马列世界观，铸就了他的性格特征——既倾慕龚自珍更追随五四先驱，勤奋好学，特立独行。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礼俗的转换，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更有异族男女的婚外情，折射出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 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续发展，那两代知识分子的成就和风范，那些真正的精英、大师如陈达、吴文藻、谢冰心、潘光旦、费孝通、吴宓、冯友兰等，一个个呼之欲出；还有中国教育史上应该突出记载的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都给人以深刻印象。这是一本个人传记，也可以看做是历史文化专著。

刘节，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古文学和古器物学、先秦诸子思想、史料学和史等诸多领域均有重要建树。 　　《刘节日记》始于1939年元旦，迄于1977年5月6日，是作者近四十年处在种种复杂环境下极为难得的人生记录，真实地反映了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交游以及学术研究情况。这些历经战乱和政治运动而残存下来的文字，真实体现了一个正直学者〔人格同学问一致〕的人生信条，也是不中国社会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历史真实的宝贵资料。

本书描述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众生相，以胡适、陈寅恪梁漱溟等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在学界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为代表，讲述他们在抗战时期的生活故事，他们在民族面临危亡的重大历史时期的困窘、信念、情感和抗争。作者并没有做宏大的历史叙述，他只是将抗战作为本书写作中的一个大背景，真正关心的是知识分子个体在这种背景下的生活、心态，还有他们的选择。作者将自己的情感真诚地投入到他笔下的人物之中，与他们一起悲哀，一起欢乐，真诚地理解着他们的矛盾和困惑，不猎奇，不虚饰，有血性，见性情。

葉啟政出生在日治時期末年的新竹，在肅殺的1950年代就讀於學風開放的新竹中學，培養了對於思想、電影的興趣，並不顧家庭反對，以優異的數學成績考入台大哲學系。 大二轉入心理系，跟著楊國樞先生讀書，當時正是行為主義與實證主義當道的年代，葉啟政一方面受實驗心理學的訓練，另一方面也種下日後出國改唸社會學博士的種子。 葉啟政赴美唸書時，正逢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西方馬克思主義左派理論勃興；回台任教，則碰上台灣經濟起飛、社會逐漸穩定、但文化認同的問題與自由民主的推動則漸漸浮上檯面的階段。葉啟政以台大社會系教授的身份向政府提出建言、興辦雜誌、發表文章、集會結社，更透過教學啟迪年輕的心靈──後來許多學生在1980年代末參與學運、投身媒體、從事政治。 儘管葉啟政在台灣社會轉型的眾聲喧嘩中曾經發出議論，但他最嚮往的還是獨自一人從事思想工作。從台大社會系退休之後，應世新大學之聘，擔任講座教授，帶領讀書會，潛心著述。 透過葉啟政學生何榮幸的整理執筆，捕捉了年屆七十的葉啟政回憶過往的點滴，把這個人的生命歷程，鑲嵌進台灣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發展軌跡。

上个世纪30-50年代，陈寅恪、胡适的思想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今天，他们的思想仍闪耀着光芒。《思想时代》是作者对陈寅恪、胡适思想研究的成果集，这其中既有作者对历史偏见相误解的纠正，也有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历史史宝。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辉煌成就为世界所瞩目，开创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局面。本书以中研院从组建到迁往台湾这段历史为线索，描述了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胡适等知识分子在乱离之世为学术的自由和进步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与不懈努力，着重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中研院人文科学研究所及相关人员，由南京到四川李庄万里流亡的苦难历程，生动再现了傅斯年、梁思永以及与之相关的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流学者，在艰难困苦中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执着于学术事业的进取精神。 本书还披露了中研院在岁月流逝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对历史进程中的人事纠葛、事件起源、学术争端等湮没日久的是非恩怨，以当代独特的视角，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分析，使沉积于历史风尘中的人物，再度以鲜活的形象，凸现于世人眼前，令人在对前辈们敬仰感念的同时，也对他们各自的坎坷命运与悲壮人生，生出几分浩叹。

顾准勤于读书、思考和写作。他是我国最早系统论证社会主义存在商品货币的必然性，并主张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学者。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尽管他后半生贯穿了惩罚性劳动和人身侮辱，但是他在精神上丝毫没有颓丧，相反，逆境和严酷的现实让他从根本上思考历史前进的规律和国家民族的未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倾注了全部的精力，致力于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和马恩理论研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其价值难以估量。本书是顾准写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史交代”材料和其他关于自己身世和思想的检讨文字，明显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辉煌成就为世界所瞩目，开创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局面。本书以中研院从组建到逃亡台湾这段历史为线索，描述了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胡适等知识分子在乱离之世为学术的自由和进步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与不懈努力，着重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中研院人文科学研究所及相关人员，由南京到四川李庄万里流亡的苦难历程，生动再现了傅斯年、梁思永以及与之相关的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流学者，在艰难困苦中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执着于学术事业的进取精神。 同时，本书还披露了中研院在岁月流逝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对历史进程中的人事纠葛、事件起源、学术争端等湮没日久的是非恩怨，以当代独特的视角，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分析，使沉积于历史风尘中的人物与事件，再度以鲜活的形象与映像，凸现于世人眼前，令人在对前辈们敬仰感念的同时，也对他们各自的坎坷命运与悲壮人生，生出几分浩叹。 这部著作具有文学家文笔的优美，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史料的稽考钩沉，将鳞爪缀成珠串，使湮没于历史泥沙中的真相层层剥出，使今天的读者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与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读之令人回味无穷。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家 何兹全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及其继承者，连同各所所长与专家，对青年学者的培育特别重视。后来留在大陆对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夏鼐，就是这一时期青年学者的杰出代表。本书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描述皆倾注了大量心血，令人感动和欣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考古学家　王世民 这本书提到的胡适、傅斯年、李济诸先生是我的恩师，受他们的鼓励与提携，才有了我和台湾同行们取得的成就。对此，终身不忘。 --台北中研院院士、人类学家　李亦园 阅读岳南这部作品，令吾侪再次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梦想与光荣。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　徐贵祥 我还记得，1990年春天，岳南与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宿舍中对坐无语。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正在琢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出路与方向等问题，他内心的痛苦和对民族文化前途的焦虑我一无所知。二十年之后，当我看到《陈寅恪与傅斯年》震动海峡两岸，还有这部《从蔡元培到胡适》样稿的时候，我这才知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融入他的血液并成为岳南奋进的力量与追求的目标。我为有这样的同学与朋友而庆幸。 --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评论家、诗人　王久辛 十几年前，中国文化界一派浮华，几乎没有几位作家、学者去关注文化命运与历史音容，只有岳南还愿意坐下来谈论我们民族史上自由知识分子的血泪与呐喊，这多少让我欣慰而刮目。我告诉他，这个时代更需要我们去唤起同胞们对历史的温情、自由的信念与文化的关切！从《风雪定陵》的台湾《中国时报》十大好书奖，到《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一纸风行，再到这部《从蔡元培到胡适》横空出世，也是苍天可鉴，功不唐捐。 --评论家、诗人　何三坡 一、本书是全国第一本关于民国年间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学者群体传记。 二、作者岳南为著名纪实文学作家，文笔细腻，挖掘了不少著名学人的当年隐事，令人回味无穷，可读性极强，连胡适弟子、中研院当年的工作人员何兹全先生都说：“许多事，我看了岳南的这部书稿后才知道。特别是当年心中已有所感觉，但事实仍模模糊糊的同事们生活间的内幕，甚至矛盾纠葛，通过岳南的考证，理出了一条明显的线索，我才恍然大悟，呵，原来是这么回事。”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一代知识分子的恩怨情仇　家国命运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考古学家王世民、人类学家李亦园 著名作家徐贵祥、评论家王久辛、诗人何三坡 　　　　　　联袂推荐

《读书》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迂的见证者。 知识分子——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始终是《读书》关注的焦点之一。本书精选了十年中所发表的部分有关文章，意图展现一个世纪中知识分子的存在与社会演变的关系，既为了纪念逝者，也为了留住对历史的记忆。 本书精选了十年中《读书》所发表的部分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具体收录了：《寂寞身后事(记梁启超)》、《蔡元培与北大》、《孤桐老影(记章士钊)》、《激情的归途(记闻一多)》、《江河万里(记黄万里)》、《后摇篮曲(记钱伟长)》、《翁文灏的六十年 》等文章。

李辉:1956年10月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山区茶场插队，1977年底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初到《北京晚报》工作，1987年间《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至今；以文字研究和传记写作为主，已出版《巴金论稿》、《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等专著和记，出版《人地书》、《人生扫描》、《人在天地间――瑞典印象》等随笔集；翻译出版《看风景的房间》（小说）、《枯季思絮》（散文），1994年以来，在《收获》，杂志开办专栏《沧桑看云》。

《我的父亲顾颉刚》主要内容简介：父亲一生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创造了辉煌，也留下了遗憾，正如他自己所拟的对联中言：好大喜功，终为怨府！贪多务得，那有闲时！这正是父亲的性格写照，这种个性，使他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史上留下了一份独待的遗产。

《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是一部以列传的形式书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 冯雪峰、聂绀弩、巴人、孟超、牛汉、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绿原、舒芜、林辰、秦兆阳、蒋路……这些名字，不仅深深地嵌入了风云变幻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历史，而且也与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息息相关。 刚直，狂狷，率真，超然，勇毅，坚韧，倔强，谦和，笃实……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单元，富于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但当作者面对这众多的人生画面，钩玄提要，有机铺陈，在展现历史的同一性时，则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是人格的力量，这是悲剧的力量，更是理性的力量。

《阴阳脸》之中出场的骚人墨客性格各异。他们多半才高八斗；然而，现今看来，他们身上又有如此明显的人格弱点。龚自珍虚荣地吹嘘自己的艳遇，郑板桥用装腔作势谋利，黄仲则恃才而放纵自己的乖戾，柳亚子自视甚高因而伸手索官，从郭畀到袁宏道皆热衷奔走于达官贵人的门下，吴梅村、赵孟颊终于从前朝遗民到腆颜事敌……总而言之，许多文人的生活都和政治权势发生了复杂的联系。无论渴望还是失望，投机还是不屑，政治权势始终是他们生活之中不可回避的重心所在。他们的人生必须根据与政治权势的关系来定位。科举应试，卑躬屈膝地索取名流的推荐信，得到一官半职，趾高气扬地顾盼自雄，官场失意挂冠而去，寄情山水，愤世嫉俗，妓女倡优，僧道药酒，或者标榜人格形象，或者觑破了世态炎凉而领悟了人生真谛－－许多传统文人基本上就是在上述的生活之中打圈子。这种生活已经形成一个二元的结构。主导这个结构的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朝如此，在野如彼，庙堂或者江湖，舍此二元，别无他途。这就是传统文人全部的人生棋盘。

他们是100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中根基打得比较好、路子走得比较正的一个群体。可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些群体很快被人遗忘。他们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竟成了绝唱。这就形成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们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很近，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遗产却离我们很远。研究这个群体，你可以明白了许多道理，解决了不少疑惑。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涉及到的人物，主要有科学家任鸿隽、文史学家陈衡哲、社会学家陶孟和、政治学家张慰慈和张奚若、教育家蒋梦麟和朱经农、语言学家赵元任和他的妻子杨步伟、地质学家丁文江、出版家王云五、诗人徐志摩以及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段锡朋、吴健雄等人。他们既是胡适的同学、同事或学生，也是胡适最好的朋友，更是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奠基人。他们的学问使人钦佩，人格让人敬仰，生活令人羡慕。

母亲作为父亲在生活上和事业上的知己，在支持父亲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剧作的工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晚年又为重塑父亲的形象献出了最后的精力。但母亲并不仅仅是父亲事业的助手，她还有其独立的自我。母亲早年在诗歌创作上也有相当的成就，施蛰存先生对她的高度评价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骆寒超先生也认为母亲所写新诗的水平并不亚于父亲。当然，母亲的一生更主要是一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教师。她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能和学生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受到学生如此热烈的爱戴，这是对她的辛勤劳动和广博爱心的最好回报。这个事实本身也为教师这一行业的伟大作了很好的诠释。母亲在50年代曾有调到高校去工作的机会，可是她最终没有去。在谈到与学术“成就”有关的话题时，母亲常说“我是一个中学教”。母亲深知这样的定位很可能使她与学术的光环无缘，才学再高，恐怕也只能一辈子默默地作“人梯”。但是她培养出的大量取得卓越成就的栋梁之才和普通的“螺丝钉”同样使她欣喜和满足。这正是母亲一生中最平凡而又最伟大之处。回顾父母亲的一生，悲剧的成分似乎比较重。但“悲”与“壮”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无论是父亲稍纵即逝的生命火花也好，还是母亲漫长而充满坎坷的一生也好，虽然都没有发生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都是在悲中益显其壮。这正是我虽然力不从心，但要想尽力表达的主旨。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尽可能跟踪了父母亲的成长过程，反映他们的爱情生活，探寻他们的感情世界，将他们作为真实的“人”展现给读者。

内容提要 萧邦奇教授是美国汉学 界以精英观点研究中国现代 史的代表人物，本书是他近 年研究1920年代中国革命的 力作。作者以1916－1928年间 的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通 过描述浙江政治精英沈定一 （玄庐）在三个不同场域（上 海、杭州、衙前）的含义不 同的活动，并剖析他由此形 成的复杂个人身份和社会网 络，揭示了千百万人民在其 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历 史形成的巨大作用。

1949終於不可抗拒的來臨，大變革時代的知識分子，或亦滄海之一粟，對於傅斯年來說，是準備歸骨於田橫之島（借指臺灣），對於沈從文而言，是『燈火已熄，船慢慢下沉，一切如自然也如宿命』，對於胡風而言，確是『時間開始了』，盡管他旋即陷入牢獄之災。不管怎樣，他們皆需面對不一樣的抉擇。 本書選取不同年齡、不同政治傾向並做出不同選擇的12位知識分子，從其1949年的私人書信和日記中讀取其或痛苦或彷徨、或矛盾或歡欣的時代抉擇。透過私人記錄，呈現出宏大的歷史敘事所遺漏的真實一面。而剎那間的抉擇，歷史和個體的命運從此橫跨兩岸，濤聲依舊，人事皆非。 12位傳主分別是自由派學者傅斯年、胡適、最後一個儒家梁漱溟、作家沈從文、見過光緒、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等中國五位第一號人物的出版家（商務出版董事長）張元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創始人、被視為中國摩根的陳光甫、鴛鴦蝴蝶派作家包天笑、氣象學家兼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文革前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團而入獄的文藝理論家胡風、唯一敢稱呼毛澤東為『老毛』的天真爛漫的革命詩人柳亞子、以及浮出水面的中共地下黨、著名劇作家夏衍和《文匯報》、《大公報》總編輯徐鑄成。

本书收录了贾植芳先生现有的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先生对亲朋好友的回忆文字，大致分为“且说说我自己”、“狱里狱外”和“我的三朋五友”三个部分。这样全面地汇集贾植芳先生忆旧性的文章，应该说是第一次。本书的写作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是先生一生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是一个知识分子个体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顾准评传》内容简介：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在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时，他发文呼吁中国应进行市场化改革；他虽被两次错划为“右派”，但仍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的“神武景气”。他从经济学破壁而出，研究先秦社会、法国大革命、希腊史，试图从更高的学术视点反思中国。他的学说给予孙冶方、王元化、吴敬琏等不少启迪。学者李慎之评价顾准说，他是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