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从思想史的视角梳理了包括后现代思潮、国家主义思潮、新左翼思潮、虚无主义思潮、反西方主义思潮等各种思潮，并对其源流、影响做了考辨，进而深刻指出：当今的中国只有继续沿着启蒙的路径，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才能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引起、满足普通读者的兴趣，他们希望分享一种具有吸引力但又陌生的历史经验中的某些东西。虽然我竭尽所知，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讲述全景式的现代中国历史，但我希望，即使那些不同意我的解释观点的人，或者反对我评论某个人或问题的观点的人，会同意这是一个写给广大读者的故事。不应该把中国现代史仅仅看成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世界”背景中的一个外来的碎片，而应看作一种历史经验。这个经验提供的重要的洞察方式，能使一些人们熟悉的观念和期望，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变得新鲜而且彼此关联，从而成为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东西。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所要解决的主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凝练的笔法、独特的视角，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心路历程。

八十六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这场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精神，八十多年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阔步前进。今天，回顾历史，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无 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期间，"民主"和"科学"的提出，切中了时弊。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专制与迷信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然而，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 因此，清理五四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价它的千秋功过，揭示它的现实意义便织成了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面前。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必须综合性地展现五四文化的发展过程。 于是，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领域独树一帜的著名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以当代中国难得的立场明确、思想清晰的启蒙型思想家的眼光，为了让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直接与读者见面，同时记下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思考，在去年10月，向广大读者奉献了一本55万字的煌煌巨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 这是一本国内目前最完整、最严肃的五四文选；这是一本有作者独特标准和眼光、意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启蒙读物。新文化运动内容的深广和已经达到的高度，远远超出时贤的想象。 然而，长期以来，总有一些奇谈怪论不绝于耳："全盘反传统"！"科学主义"！"全盘西化"！民主与科学"并无有机的必然关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面海内外对"五四运动"的种种指摘，作为一位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袁伟时呼吁：请读一读当时的文献! 思想终归要回到现实世界。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一讲到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绕开五四？袁伟时认为，五四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主题----科学、民主、人权，而且这一主题至今仍未完成，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 《告别中世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思想领袖们对民主的内涵，已经解释得很清楚。科学讲的是以理性的态度认识、分析问题。科学的认识，本来就是不断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可能完全认识终极真理。不能由某一个人说我是代表科学的，我是真理的化身，说反对我就是反对科学。所以说要好好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袁伟时将整个五四的文献分成十一个专题，表明作者对五四论题的基本概括，其内容包括政治、法律、民主、科学、新闻、青年、妇女、文学等方面。五四先驱们直言无忌，也没有染上以非学术手段解决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的恶习。 这些文献之所以值得阅读和研究，是因为准确地概括了任何国家告别中世纪的不可缺少的内容：打破思想镣铐，让民众成为敢于自由思考、自由言说的现代公民，这就是通常说的"人的解放"。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永垂史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敢于蔑视专制主义的传统，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历史任务。本书的前面有一个篇幅较长的绪论，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作者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以及编著本书的思路与目的。书中有袁伟时的十四篇文章，约十万字。这十四篇文章，实际上是思想文化辩论的结晶，里面贯穿了袁伟时对思想界、学术界对新文化不同观点的答复与回应。 袁伟时编著的《告别中世纪》一书，史料丰富，资料尽可能从最初发表的报刊中选取。其论述见解独特，分析鞭辟入里、批判一针见血，对于理解民主与科学的内涵，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意义。

本书收入了余英时的6篇文章：《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评关于钱谦益〈诗史》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脉络中的医学观念》《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方以智晚节考》。这些都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及其著作和历史真实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历史真相。

《联大长征》内容简介：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出北大、清华、南开、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为久抗战、保存文化计，西迁云南。其中，二百余名师生不畏艰难，徒步穿越湘黔滇三省，途经三千五百里，历时六十八日，终于抵达昆明，堪称我国教育史上一次可歌可泣的“文化长征”。《联大长征》就是这次步行旅程的实录，对途中气候山川、人物风情，均有细致描绘，文笔清新生动，内容丰瞻有趣，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较高的史料价值。

书的由来、内容、形式与风格： 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沃尔夫•勒佩尼斯在法兰西学院欧洲讲坛（1991—1992）作出了经典阐释，《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一书即是该系列演讲结集而成。法兰西学院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最著名的科学机构之一，其欧洲讲坛享誉世界。 《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专门阐释了近代意义上的欧洲知识分子的源起、类型和责任，以文艺复兴以来重要人物（涉及拉罗什富科、布丰、卡尔•冯•林奈、约翰•温克尔曼、圣伯夫、保尔•瓦莱里、马尔萨斯、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马修•阿诺德、朱利安•班达、米歇尔•福柯、哈贝马斯、皮埃尔•布迪厄、乔治•康吉扬等）和重要思潮为线索，以知识分子的经典困境——“乌托邦与忧郁症”为主题探讨了社会的有序与无序；从博物学到自然史的变化，论及世界知识和自然界秩序的确立。贯穿其中的是欧洲精神政治的历史，并对当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作出深刻反思。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作者关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论集。以胡适、钱穆、陈寅恪等20世纪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为中心，探讨在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深刻现代危机中，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承担者是如何自觉地在矛盾中奋力前行，在蜕变中进行现代转化，在吸收其他文化精粹的同时担当起民族文化熔铸的历史使命。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guards the southern approach to the former imperial palace in the city that used to be called Peking. Until China's last dynasty fell in 1912, it was believed that through this gate ran the main axis of the Emperor's power. In the revolutionary decades that followed, it was a meeting place for political activists, students and workers,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lace for the new leader, Chairman Mao, to review his Red Guards. In the late 1970s it became again a place of protest.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is thus at once a symbol of the aspira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an emblem of the state and its autocratic traditions. This astonishing tour-de-forc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looks at the Chinese and their long revolution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men and women who were most caught up in its development. But, uniquely, Jonathan Spence places the familiar careers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 like Mao and Chiang Kaishek at the edge of his story. Instead he explores his theme through the lives and writings of those who were most sensitive to the processes of violent revolution, the great writers, insurrectionists, historians and poet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rofessor Spence's approach achieves the most unusual revel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amous and extraordinary events of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 the collap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mpire, the first Chinese republic, the rise of the Guomindang, the Long March, the Communist triumph of 1949,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are placed in the true context of Chinese life and literature. The unsung heroes and heroine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e given their proper place in the story, and the great issu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how should China modernise? what is the role of violence in a revolution against an authoritarian state? what are the first priorities for social justice? --- suddenly come alive with a richness and vitality that is lasting and unforgettable.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makes it possible for us to understand a people whose society is only now just beginning to surrender some of its most fascinating secrets. "A brilliant achievement" --- Professor John K. Fairbank "An extraordinary book" --- San Francisco Herald "A masterpiece of style and narration" --- Harold Bloom "An unforgettable book of historical recreation" --- Theodore H. White, The New Republic "Powerful and tremendously moving"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 rare poetic intensity ... a genre of its own" --- Marina Warner, New Statesman "Elegant, deceptively simple ... his combination of scholarship and artistry has produced a historical treasure" --- Philadelphia Inquirer

作者言：尝忆50年代，为鼓励放胆直言，毛**多次谈及，共产党员应有六不怕：不怕担机会主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六者除头颅犹在，其余皆巳身历。自谓因得福：筋骨耐劳，心志耐苦，世事洞明，胆气犹壮。今年80有余，回首平生，行止无愧天地，得失从不萦怀，素与“左”倾无缘，足以自慰矣！来日无多，请问尚有何恋？关怀莫过后来者，忆旧休忘左祸殃；但愿一言堂永绝，神州遍地百花香。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本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书信、日记、著译书刊、口述史料以及档案文牍等为据，详述这一留学运动的缘起和演变、留日学生就读的学校和课程及组织、活动，并专章讨论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文学、语言、翻译、出版等各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此次以香港中文大学1982年版的中译本为底本修订，纠正了谬误，并增加了有关作者学术成就的述评文字，以飨读者。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潮涌入，新旧知识交汇，古老的中国正向近代转型。时代风云变幻，处在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如林则徐、徐继畬、王韬、容闳、严复、康有为、杨度、李慈铭等人，无不面临政治、人性、知识和爱欲的煎迫与选择。 本书是“赵柏田知识分子系列”第三部。作者摒弃宏大、僵硬的教科书式历史叙事，而是贴近人物的内心世界，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进行了作者所谓的“小历史”书写，为一个个历史人物重建了鲜明的形象，也为一个辉煌而又沉重的时代找到了它的侧影和轮廓。当代中国重温当日语境，或可不无镜鉴之处。

《士与中国文化》由余英时著，是文史哲学生的必读书，是研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的经典书。本书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把“士”看作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完全不能超越者。作者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一再地超越自己的限制，则正是凭借着此一“未定项”。本书在修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四篇论文。

《明代文人的命运》一书是樊树志先生治史阅世五十余年后，对有明一代著名文人生命历程的研究力作，不仅资料详实，笔触细腻，而且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是一部极具可读性和思想深度的大众读物。

《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为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母校台湾大学的讲演和讲学的结集。许倬云先生以较为宏观的“中国文化”为主轴，进行专题讨论，引导听者和读者对历史事件做宏观的思考、判断、分析及归纳，其核心旨归则不离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文字间不时流露对国家社会与人类文化的关怀之情。 作为当代卓越的历史学家，许先生视野宏阔，学识渊博，加之为人亲和，讲座与对谈时让人如沐春风，内容又包罗万象，受者从中得到的启发和提示，与一般课堂评论截然不同，诚可谓“与公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希望《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的出版，可使历史研究者及一般社会大众经由先生的指点，得以宏观且多面向地了解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培养面对未来世界的智慧。

历史是一个大舞台，舞台、剧本和角色不可分离，主角、配角和群众角色相互依存、制约和转移。本书从角色意识这一新视角观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大转型过程中最具典型性和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通过其台前后的诸多细节，展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真实图景和演变轨迹。 由于作者采取的视角新颖，采掘的历史深博、图片丰富，清未明初维新派与革命派的主角之争，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革命“正统”之争，得以更真切地揭示初个中内幕……

《中国绅士》是费孝通先生的英文著作China’s Gentry的中文译本。《中国绅士》于1953年在美国出版，以后又不断再版，在国外被当作教科书广为流传，费正清等著名学者曾多次引用《中国绅士》内容。《中国绅士》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知识分子问题和传统中国的绅士，二是乡村、城镇和都市。

陈宏谋是清代中期上层官僚的代表，作者通过对他的解读让我们全面了解那个时期官员对自己、对事业和社会的认识。作者从为官到做人，从经世到治家诸多方面剖析了陈宏谋的思想与政治生涯。本书通过人物史写社会史，是了解18世纪官僚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

本书视角独特，在近几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民国/辛亥题材书中，这恐怕是唯一的一部从辛亥“失败者”的角度、深入探讨“清遗民”们的政治/文化活动，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现代中国的著作。 作者注重“内部分析”的方法，以“同情之理解”的立场来解释人物的行为动机，而不是轻易地下结论，使用是非、进步落后之类先定的概念去裁断人物。这正是严谨的史家的工作。 台湾中研院副院长、前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先生专门作序推荐。

本书由六大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主题组成:以“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开篇点题，以“重建人文价值与社会伦理”归宗结尾，中间就“明清中国之转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台湾近百年来的变化”、“近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演变”等四个主题分别作具体论述。作者在论述中，对像“启蒙的夭折”、“知识分子与教育”以及有关台湾的三个历史阶段等诸多小主题都作了独到的发挥，见解深刻，体现了许倬云先生一贯的文化大中国理念和人文普世价值重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