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于1989年由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乃笔者开授“中国社会思想史”多年来教学相长的结晶，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思想的孕育和发展大势，与八年后由同一公司出版的《思人风云》是姐妹篇。前者处理传统时代的思想概况；后者跟踪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化脉络。 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人的价值来源，支配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达二千年，但自西潮掩至，加上现代化巨浪的连番冲击，儒家思想在洋务运动期间（1861—1894）还是一枝独秀，到了新文化运动之际（1915一1921），只在短短半个世纪之间，就已成为众矢之的了。其后国共内争，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儒家思想就更命途多蹇了。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势日盛，中国共产党已意识到须要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在此背景之下，以建立和谐社会为职志的儒家思想，肯定要背负新时期的历史任务。

本书概括了社会学理论在第一个一百年（1830-1930年）的发展，主要介绍了孔德、斯宾塞、马克思、韦伯、齐美尔、迪尔凯姆和米德。本书从生平经历入手对这些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家进行了深度的考察，分析了他们的主要著作、重要影响和关键性洞见，并且回答了“对于形成社会世界的基本力量，这些理论告诉了我们什么”的问题。对每一个理论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本书具有了一个不同于其他社会学理论著作的独特视角。此外，本书还从各个理论家的著作中抽象出长久不衰的模型和原理，这些模型和原理将继续推动当今社会理论的发展。

本书第一版分三篇，共14章。现在的修订版，保持三篇的格局未变，只是在前两篇里各增加了一章新内容。具体地说，第一篇是写社会学产生和形成时期的西方社会学家及其理论观点，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法国 、英国和德国的社会学家，限于当时的情况，没有把意大利的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理论包括进来。这次的修订本增加了关于帕累托普通社会学思想的一章，即第七章。目前关于帕累托方面的材料开始多了起来，不过读起来感到有些凌乱，本书按照已形成的体例加以编排，使其属于他特有的思想内容更为集中和突出。在本书第二篇，20世纪以来的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增加了自8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综合发展趋势一章，即第十五章；另外，将第一版的附录——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改作一章放在第二篇，即现在的第十四章。在第三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部分，由于这些国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十六章冠以“前”南斯拉夫社会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的标题；将第十七章也冠以“前”南斯拉夫社会学，删去乐欧国家社会学提法和相关的内容，为了向读者说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学的一般状况，故增加了附录部分的新内容。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是一本诠释性和比较性的论著，由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著。 在书中，作者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这三位思想家的社会学理念进行了简洁而又全面的分析，并检视了马克思的观点与涂尔干、韦伯之间的主要分歧。该书于1971年出版，多次重印，被誉为“了解社会学三大古典传统的系统入门书”，“本科生、研究生教材的‘生命线’”。 本书共4篇15章，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马克斯·韦伯：新教与资本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理论等。 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有助于对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研究。

本《张舜徽集》是继国学大师、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的著作《张舜徽集》第一辑推出后的第二辑。第二辑7部5册，内容涉及面更广。本书为其中一册，是以学记形式，以整体为对象写出的清代学术史，突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学者、学派的重要贡献。该书内容丰富，思想精粹，创见甚多，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文集。

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 　　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 　　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结局，最终是回复到王权秩序。 　　王权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是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过去我们通常用经济关系去解释社会现象，这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我认为从王权去解释更为具体，更便当。

《新民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学术与政治似乎是一对孪生子，政治的没落必然带来学术的没落，这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独具只眼的黑格尔却说：常识虽然令人尊敬，对于历史研究却未必适用。著名学者朱维铮教授通过他对近代中国的深入研究，同样为人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腐朽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使学术走向没落。晚清的学术，属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发生近代意义交往以后的过程延续，它的资源，固然时时取自先秦至明清不断变异的传统，但更多的是取自异域。

《欧洲政治思想史》是一本大学教学用工具书，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性。作者阐述了从15世纪到1945年的欧洲政治生活的社会环境，研究了每个重要阶层（僧侣、贵族、第三等级、平民阶级）的集体心态的反映，以及各个不同时代的政治学说和国家模式。这部结构上有着有机联系和原创性的著作详细和平实地论证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思想，展示了它们形成和引起争论的历史氛围。

古代东亚世界是东亚众多国家和民族经历数百年的碰撞与交流才逐渐形成的。就东北亚地区的中、韩、日三国而言，相互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密，不论在风俗人情，还是在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并没有随星移物换而减弱，而是在各自发展出个性的交流中益显丰富多彩，恣肆洋洋、个性张扬却处处显现贯穿其间的共性。这种展示东方文明内在特点的要素，犹如基因，规范着生命成长与存在的基本方面。因此，探索这些基本要素，便成为我们深刻理解东方文明的关键。在古代，中国、朝鲜和日本组成的东亚世界具有典型性。构成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基本方面，是农业社会的共同性。汉代是东北亚世界形成的第一个重要时期。

全书的特点很明显。 一是收录齐全，内容丰富。全集除收录魏源著作《诗古微》、《书古微》、《古微堂四书》、《老子本义》、《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净土四经》及其诗文集等19种之外，还收录了魏源负责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和《淮北票盐志略》以及有关魏源的传记资料、大事年表、行踪图等，可谓片言无遗。 二是底本精当，编校精审。因为本书原先安排的大多数点校者已不在世，不少书稿是尚未完成或因用人不当而完成得不好的“夹生饭”。我们或重新请人校点，或编辑自己校点，然后再请专家审读，就这样通过反复推敲，核对底本，来保证编校质量的精审。因此，全集确实凝聚着校点者、审校者和编辑众人的心力，可说是几代学人殚精竭虑的心血结晶。 三是体例严谨，版式疏朗，印制精良。这套书的编辑，有一个体例较为周密的工作细则，从校记的写法、文字的规范、标点符号的使用到版式、字体、字号，都有严格的规定，其中如“书名号的使用”，审读中有专家认为可作为古籍横排本的规范予以推广。该书采用国际流行大32开，全20册，1100余万字。封面采用豪华精装，切口镀银防蛀。插图含魏源画像、三个故居和21种著作各版本的书影等彩图120余幅。正文采用70克梦肯纸印刷。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思想将扮演什么角色这是为学者所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书对作为一种精神传统一种、哲学和宗教的儒学与儒家在20世纪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境遇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及所面临的挑战，对思想与历史之间、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予以特殊并注，并以从宏观透视与个案分析的方式揭示其深层涵义及其与民族在未来发展的内在相关性，从内容上涵盖了儒学、哲学和宗教三个层面。

简介： 在本书所收录的九篇文章中,以赛亚·伯林探讨了近三个世纪以来主导了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些核心观念,尤其是追溯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潮流的兴起与流变。伯林所探讨的主题包括:历史中的实在论,政治判断力,社会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影响,浪漫主义所激起的激进文化革命,俄国的艺术责任概念,以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实践。这些文章展现了伯林极度渊博的学识和启人深思的洞察力。 导读： 对于任何想要理解观念史的人,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 ——约翰·格雷,《纽约时报书评》 就像伯林所有的观念史文章一样,本书对众多思想家和各种观念显示出丰富而宽宏的同情,阅读它成为一种持久的快乐。 ——阿兰·雷恩,《泰晤士报书评增刊》 伯林的文风传达出无与伦比的知识深度。每句话都闪耀着人性之光。 ——戴维·米勒,《星期日独立报》 导　言 以赛亚·伯林的写作涉足了如此众多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领域,有着如此不同的、有时出人意料的方向,大概有人不禁要问:是什么指导性观念最终指引或统一着他对这些彼此迥异的思想领地的涉猎?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回答;甚至在他的某些崇拜者眼里,这一问题似乎很不恰当,没有抓住要点。因为他们或许会说,伯林的成就的独特价值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显然缺乏任何一元化的野心或体系化的主张;他写作的范围和题材的无限多样性,以及随时准备用取决于问题本身的方式来对待相互尖锐冲突的信念以及它们的持有者等等,在开拓视野、使人摆脱有碍的偏见或教条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伯林自己就把“在碰到自己可能怀疑为真的东西的时候,倾向于压制它的”人形容为“教条主义”,而且他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完全与之对立的。即便如此,而且尽管他始终显示了他的方法的开放性和客观性,似乎还是有可能在他的作品中分辨出他特别关注的东西和主题的轮廓,这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种虽然相对不怎么突出或显著但同样令人难忘的内在一致性。第一眼看来好像离题或无关的思路,细察起来最后往往是一个更大的图案中的线条,一个包容更广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们可被看作一个由微妙地相互联系着的思想组成的错综复合体,而不属于某种死板的理论体系框架。不仅如此,我们所指的这一复合体本身可以说反映了一些中心问题的存在,它们的决定性影响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贯穿着伯林的思想事业。 这些反复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历史的本质和意义的关注,这是这本文集的主题。伯林常说自己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历史学家。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或许他是在某种公认的但有限制的意义上使用“历史学家”这一名词的。无论如何,事实是,他对思想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杰出的贡献,在对人类过去所进行的这方面研究所引起的那些问题上,他也拥有独到而足资使用的知识。不仅如此,在他对十八和十九世纪思想的研究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各种差别极大的关于历史进程的特点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理论。这样,在写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的时候,他被迫不仅要抓住马克思本人对控制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力量的非常有影响的描述,而且要阅读一些重要前人,如爱尔维修、孔多塞、圣西门和孔德的作品。这些作者都以不同方式抱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当中流行的信念,即在我们增进对自然界了解的过程中已经证明如此成功的那类科学方法和范畴应该延伸到对人类及其历史的研究当中去。伯林在别处已经描述过,在研究这些以及类似主张的来源的过程中,他企图从内部理解那些困惑着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难题;过去的思想(他觉得)只能通过“进入”拥有那种思想的人的头脑以及他们所属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来使之复活。然而,在遵循这一程序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思路与他正在研究的思想家们所倡导的相去甚远,我们所说的那种想像的和移情的理解在自然科学当中并没有明显的类似物或对应物。另一方面,他是在两位思维特点非常不同的十八世纪思想家的作品里得到了共鸣。维柯和赫尔德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时代的主导趋势明显相左,尤其是他们对待他们所认为的历史学家的题材的特性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企图将历史研究的方法同化到在原则上已经被误解了的科学方法中去。因为,就后者而言,我们只能获得它所研究的现象的纯粹“外部”知识,而我们与历史的具体现象之间的认识关系则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此外,我们有可能直接地或内在地把握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在创造中表现出来的心理过程;历史学家与他们想去理解的人之间的共同的基本人性使他们能够从内部确定是什么使他们研究的对象前进和行动,甚至当问题在于——像经常发生的那样——通过想像的努力重温普遍观念和最关心的事情都与他们自己的时代完全不同的别的时代或文化的内部生活的时候。维柯与赫尔德,虽然方式不同,都暗示这样一种方法对一切有意义的人类研究来说都是基本的,而这一历史实践观念极为重要,也是伯林——还有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仰慕者和追随者柯林伍德——一直强调的。 这些强调历史思考和理解的基本独立性的主张的影响,可以说是《现实感》中所提出的一些论点的由来,这篇文章中所作的历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比使人想起伯林在一些著名文章中对这一复杂的问题所给予的多角度关注。但这次他的思考路径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其他一些讨论。在这里,他的视角有着更广的含义,涵盖了实践的和学术的众多问题。甚至这篇文章的题目都反映了这点,而且也部分地反映了对企图将构成人类生活的“大量未知因素”简单化处理或简化成随意的抽象术语的尝试的典型的伯林式怀疑,无论进行这些尝试是为了纯粹的理论目的,还是为了实施综合的政治性或社会性计划。他一直在表明自己非常清楚,发现某种能够解决人类实际境况中产生的种种难题的绝对可靠的公式或万应药方,不留下任何未解决的枝节问题或悬而未定的事情,这样的前景有着多么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此而论,他也强调了在现代——即大约从十七世纪末起——这一雄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试图证明历史进程遵循不可避免的规律或统一性——它们被理解为对未来和过去都同样有效,所以既能预言未来又能解释过去——的努力当中。但是他依然认为这种魅力代表着一种我们应该拒绝的诱惑,而且它所引出的一些方案的根本困难来自于超出历史解释和方法论界限之外的误解,最终深深地扎根于一切人类生活和经验的深层肌理。 如伯林指出的,他所考虑的那类对历史的理论化并不遵循单一的模式。从建立在机械地设想出来的规律性上的历史记述,到那些援引“有机的”或进化的发展观的历史叙事,应有尽有。但是在这本书里,他所关心的不是对这一类型中的不同具体例子的区分和评论,而是要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建立一个能够将组成历史进程的各种各样因素纳入一个统一图式的、有规律可循的或自成体系的理论。在后一点上,他以赞成的态度提到了托尔斯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很多话与这位俄国作家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所表达的历史观在语气上遥相呼应。托尔斯泰不仅对迄今为止人们炮制出来的各种历史和社会哲学当中他所认为的粗略的简单化和乏味的一般性表现出了相当的怀疑,他还进一步暗示,所有涉及使用纯粹的理论家们所喜爱的那类抽象概念和图式的方案最后注定要失败,它们的本质天生就不适合理解“极微量因素”的连续体——一系列无可计数的、微小的和相互联系的行为和事件,它们组成了人类的生活和经历。在伯林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中,人们发现他对以前的“伪科学性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历史和理论”持一种类似的批判态度,而且类似地(但不完全相同)强调以什么方式复杂的历史材料才有望拒绝被强加上原本应用于根本不同的问题和研究领域的方法步骤。 托氏和伯林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并不令人惊讶。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创造性作家的特殊才华,使他在伯林眼里显得特别能够领悟人们实际经历和了解到的人类现实生活的丰富和多样:事物和人的无限多样和独特,社会交往和个人关系中所涉及的微妙的情感逆流,社会生活表层下盘桓极深的对自己利益的关注和目标的混乱——托尔斯泰非凡的观察力和想像力抓住了千百万这类现象,这使他的眼光能够穿透自称历史阐释家的那些人所描绘的平滑、规则的历史轮廓,看到它们所掩盖的不均匀的、常常是混乱的真实经验的细节。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的这些方面的特点在伯林眼光敏锐的研究《刺猬与狐狸》中有生动的描绘。但他在那篇文章中的主要任务,是对比托尔斯泰的艺术洞察力和才能,与其观点和个性的另一个颇为对立的方面,即渴望某种一元论的或统一的真理能够完全超越折磨着我们世俗生活的问题和困惑。而在这里相反,他是想表明这位小说家特别的文学才能对这篇文章主题的相关性,将它们不仅与致力于重建过去的历史学家,而且与参与世界实际事务的政治家以及所谓的“实干家”联系起来。因此,在《现实感》之后并对它的一些观点作了详细阐述的姐妹篇《政治判断力》中,伯林指出,与想像性作家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类似的特点可以说在历史研究以及施行他所谓“治国术”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就像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干的政治家也需要一种发达的能力以“用并非一概而论的方式评估具体情况”;一种经过精心协调的对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轮廓或层次的敏感,而且与此相关,还能本能地“直觉”到什么在实际上是可行的,在复杂的、常常难以把握的具体事实或环境中什么又是互相结合的,这些永远都是杰出的政治领导人超出常人的一些特点。伯林发现,那些“实践智慧”或天赋往往被那些系统化历史的人当作是随意的、“前科学”的方法,认为基于理论原因已经不能再被接受,并且需要彻底改造或替换。但伯林也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改进方法,很少能让人觉得是对这一需求的令人满意的回答,他们所唤取的那些乌托邦式的实验最后造成的出人意料的结果——非常有讽刺意味——历史本身已经让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总而言之,这两篇文章气势宏大,证明了作者非凡的知识范围及让人深受启迪的广阔视野。它们最初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中多有暗指的臆想社会理论和蓝图因此可以部分地看作反映了一个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极其敏感的时代最为关心的一些问题,而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持续至今。尽管如此,如果认为这些暗指在伯林的整个思想中仅有一些有限的或短暂的影响,那就错了。几乎从一开始,他就提防着一种被错置的“科学主义”的内在危险,以及它易于造成的界限的模糊;早期对认识论和语言哲学中的简单化倾向的抗拒,在某些方面预示了他后来对政治和社会理论中有影响的学说的反对。他一直认为,对促进了自然科学成就的那些方法表示敬意并努力加以学习,是正确的乃至可敬的;但将这些方法不加区别地延用到不相关的研究领域或很不相同的经验层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看到,他认为某些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以及和他们采取同样办法对待人类事务的人就是后一种情况。但这并不是他不满于这些思想家的观点的惟一理由,他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来的更广的怀疑,不能不让人思考他对整个启蒙运动的态度。在本书所收的其他文章中也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些本能的半信半疑态度。 实际上,而且不同于有时人们所以为的,伯林并非不愿意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公认的复杂立场。他公开赞扬了启蒙运动的代表们有勇气反对他们当时的许多罪恶,包括无知、压迫、残酷和迷信,而且拥护理性、自由和人类幸福等理想;他简洁地对一位访问者说:这把他推到了他们一边。但与此同时,尽管他对他们所代表的东西甚为仰慕,他还是认为他们倾向于教条地将假想——其来源常常是传统的——当作真的东西来接受,而这些假想并非不证自明。而且,根据他们所声称的对经验原则的尊重,他们本来应该质疑其正确性的。这其中包括关于统一的、基本不变的人性的各种具体观念,还包括各种紧密联系的、对存在某些人类在其生活过程中可以一致实现的普遍价值的信念。这些先入之见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在《浪漫主义革命》中得到了讨论。伯林指出,十八世纪晚期浪漫主义的出现造成了当时思想气候的一次根本性变化,公认的标准和规范的客观地位受到了主观主义学说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方式在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反响。在为这一引人入胜的讨论做结论的时候,伯林指出观念之间的冲突的一个长期影响是,我们今天发现自己分别继承了两大传统,并往往“不自在地来回换脚”。但是他同样主张,浪漫主义运动所引入的新颖且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无可争议地深化和丰富了对人和社会的理解,既暴露了启蒙运动遗产中的局限和缺陷,同时也为到那时为止还处于欧洲想像范围外的思想和情感开创了新的可能性。 伯林对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的探讨,是与渗透他整个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那种敏锐与移情的结合协调一致的。一方面他显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对那些常常与他个人最为同情的观点相反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可以做到从内部把握并领会其力量。另一方面他一直能迅速认识并准确地指出一些他已经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的立场当中潜在的不祥含义:不仅仅是潜伏在属于他所说的反启蒙运动的各种学说当中的非理性主义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幽灵。由于后一种原因,关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文章快要结尾时的文字表明,他希望在善良的沙文主义和具有毁灭性的沙文主义之间划定界限,它们都是民族主义可能采取的伪装。他评论道,泰戈尔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别处一样,努力不过分简单化地说出真理,也许正是如此,听从他的人相应地比较少,因为正如美国哲学家C.I.刘易斯所说的:“没有什么优先的理由认为,当我们发现真理的时候,它会是有趣的。”伯林带着赞赏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尽管如此,在他自己所写的文字中,的确可以说真理最后都被证明总是有趣的。 帕特里克·加迪纳 译 后 记 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一书的中译是林茂和我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林茂完成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八章正文及部分注释的翻译；我除了完成前三章以及第七章、第九章的全部正文和原注的翻译，并在认为必要的地方加了译注之外，还译了“编者前言”、“导言”以及最后的“索引”，并给林茂翻译的部分作了少量修改，补译了未译出的人名和部分原注，加了译注。全书的人名和部分地名及专有名词的译法最后由我统一，达到与书后的“索引”一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教。 潘荣荣 2003年9月5日

《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第二卷第一章，已经说明汉因秦制，奠定了封建所有制的基础，这里要概括地说明魏晋因循汉制的历史演进。汉代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创立了封建制社会的形态，魏晋以来的各代虽有损益变通，但其因袭汉迹是显明的。马克思说，“在封建时代，军事上诉讼上的裁决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资本论第一卷第三九八页），所以以封建制法律的表现形式来研究，就能掌握着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的性质。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经学的学术研究专著。书中兼用史学考据与哲学分析的方法，对经学的起源、经典系统、流派、人物、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及其争论史等等，分别加以考辨和论述。在经学研究领域，有诸多疑点，例如：今文经书空间成于何时？古文经传分别出于何地？《周礼》如何上升为三《礼》之首？《周易》如何上升至五经的首位？等等。对这一类的问题，本书一一加以探讨，创见颇多。在增订的部分，探讨了西周灭亡的事件对儒

秦汉政治文化整合是中国思想史、政治史、法律史上一个综合性的重大问题。本书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政治思想、社会政治制度演变、分化以及整合的史实，主要抓住儒法两家思想体系构成的若干重要概念、范畴来宏观地、纲目式地研究先秦儒法在秦汉之际参与政治文化整合，初步为其后二千年中国社会确立基本政治文化模式的情况。 <

本书是程元敏所新辑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三经新义》，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并汇集诸家评语。《三经新义》是宋代著名学术公案，可惜早已亡佚，现得细致辑佚与周密考辨，允为研究宋代学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國向來以「禮儀之邦」自居，聖人亦以「禮教」作為治平天下之重要手段。縱使中古的公私禮書都已漸趨成熟，但其行用效力卻僅止於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始終無法真正普及庶人。安史亂後國家社會的巨大變動，讓公私禮儀文本出現重大變化：國家禮典因皇權的深入，使其教化功能漸失聖人禮教之原意；私禮文本則在科舉士人提升家族教養之考量下，而競相投入編撰，其中尤以朱熹《家禮》為代表，元、明即將之納入國家禮教規範。透過禮典與家禮之行用，「禮下庶人」的理想在形式上已經達成。此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量，正是儒士與君主之治國理想──「制禮以教天下」。本書即在勾勒公私禮書在唐、宋發展的樣貌，及其轉變之歷史脈絡與意義。

現代日本の思想が当面する問題は何か．その日本的特質はどこにあり，何に由来するものなのか．日本人の内面生活における思想の入りこみかた，それらの相互関係を構造的な視角から追求し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新しい時代の思想を創造するために，いかなる方法意識が必要であるかを問う．日本の思想のありかたを浮き彫りにした文明論的考察．

“国学热”正持续升温，可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同时代的论述也千差万别。从晚清、民国直逼当下，有关“国学”的学术话语，一再地成为论争焦点，而互不相让的交锋，看来还将延伸下去。 但无论社会上多么热闹，学界本身都应虚一而静，从学理层面推进既有的研究。缘此，围绕“国学”的性质、内涵、范围、取向、方法等根本问题，本书务求全面地搜集了晚清、民国时期的代表文章，希望读者对之的悉心“审问”，能成为获得“明辨”的文献基础。 为明晰地展示此一话语，本书不辞繁难，也不敢懈怠，对于各篇选文的背景与要点，均尽量给予钩沉、提要、注解，并准此写成了长篇大论的导言，冀能对延续至今的“国学”讨论，给予理论性的凝聚与提升，以作为百年讨论的扎实总结，更作为未来研究的更高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