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就中国近代思潮之涌动，推考展现于近代知识分子中之面面反应与理解。分别论及：醒觉意识，思潮动向，时代变局之认识，国际观念、商战观念，中国名称溯源，以至民族主义思潮。皆据广泛直接史料，建立各个思想观念轮廊，俾学者能够获致正确了解。

本书分别讲述了谭嗣同的一、性格、身世与环境；二、心路历程之一：宗教心灵的涌现；三、心路历程之二：影响和变化；四、心路历程之三：由保守到激进；五、仁学。

文学如此，经史等等亦然。史籍不必说了，史迁孤怀闳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班固密栗沈实，皆非后世史著所能方驾。经学章句，虽遗佚者多，但相关之训释笺注，毕竟仍是后人掌握儒学的渊薮或键钥，不可不考。且寻索玩绎愈久，愈能感觉其中含蕴弗穷，足供沉潜。就连习学者视为畏途的文字训诂材料，其实也有许多道理可说，可惜现今学者未能发挥罢了。诸如此类感受，越来越强烈之后，我才逐渐体会到对汉代的轻忽或贬斥，本身就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中国学术，本来即有汉宋两大思潮体系。宋学崛起，原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认为汉魏南北朝所讲之经学儒学均未能延续孔孟之道，必须等到周敦颐、程明道等人，才接上了正道的统绪。可是宋学传至明末，学者又觉得它恐怕与孔孟有些距离，原始儒家之真面貌，或许仍应由汉人所传的经学中去找寻。故又推崇汉学以反宋学。此一风气，发展到晚清民初，渐渐形成了几种路向：一支继续提倡汉学而以经学考证为主，既将其范围扩及史籍与诸子等领域，又以文字声韵训诂为主要方法及学术内容。另一支则觉得汉人经学之真精神并不在考证，而在于发扬孔子的微言大义。故此一派学者以西汉公羊学为主要典范，讲通经致用之学，影响了清末的中兴、维新、革命等运动。还有一支则是起于对这种强调汉学风气的反抗，认为宋学仍有其价值，不宜废弃，且逐渐从汉宋并重发展到愈来愈偏于宋学的形态。五四运动后，胡适等人标举汉学，称为科学方法，但反对汉学的思想内容。谓汉儒天人感应之类说法及独尊儒术的做法，是将专制王权与神权结合于学术权力，致使儒学为专制帝王服务，其内容又充满了迷信与虚妄。反对胡适这一类讲法的人，则提倡宋学，说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未能理解中国文化之大根大本。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是什么呢？就是孔孟所开，而为宋明理学所承继发扬之道统云云。在这种情况下，汉学除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之外，几乎是毫无价值了。这样的学术发展，形成于历史的脉络中，我人虽感遗憾，而实亦无可奈何。对于整个学界鄙薄汉代思潮的状况，我并无力扭转。但我深知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近人对汉代之认识实多偏差。我之所见，固然未必真确，却也不妨随便写写，在这个大时代的边缘唱些不同的调子，世或有善听者，能因机而悟，亦未可知。这里所收录的，就是一些对汉代思潮的简笔勾勒。没有一篇不是在唱反调，也没有一篇不在想办法开辟新的窗牖、新的径路，希望帮后来者指划一些新的星图与新的前景。如此老婆心切，或许反而会遭致反感与讥诮。倘若这样，那就当这是庸人呓语，聊抒己见好啦。第一章《汉代哲学的定位》，乃1989年赴日本九州中国学会议担任主题演讲时的讲稿，权充导论。次章《自然气感的世界》，讲汉代气类感应的观念，以及环绕着“情”而展开的人性论。1987年蔡英俊将赴英伦深造，我写这篇文章与他商榷并以送行。友朋论学之乐，析疑问难，至今缅念不已。第三章《风俗美善的追求》，讲汉人的政治理想。这种移风易俗的态度，既是政治的，又是美学的。1998年我另出版一册《饮食男女生活美学》，即是由汉代这一思路发展演绎而成，可以互参。第四章《文人传统之形成》，论作者观的演变，借以说明我国文人传统如何形成于汉代、确定原本与探寻本义的汉学方法为何又出现于汉代。乃1991年我与蔡英俊、吕正惠等人办《中国文学批评》时所作。 第五章《文字意义的探索》，续论汉学方法。认为汉人对文字的辨析，已成为我国学人在进行思考时最基本的方法，依此方法而形成的哲学文字学亦与西方哲学有显著之差异。第六章《儒家的星象政治学》、第七章《儒家的历数政治学》，则以汉代言论为主，申论儒家观象授时、结合天道以论政治的思想，说明太一北辰及历数在其中之作用。民国以来，学者对于这一部分的思想都缺乏理解，今始为粗发其凡。 第八章《学圣人的儒家》以韩婴为例，说西汉儒者如何成为经生；第九章《世俗化的儒家》以王充为例，谈东汉儒者如何成为文人。前者原为参加1992年政治大学所办汉代学术研讨会而作，后者是1991年与陈茂进、林安梧、王樾、郑志明等创办《当代中国学》时写的，如今陈茂进已归道山，思之不胜悯痛。 第十章论太平道、十一章论天师道，这是汉代道教两大教团，颇有渊源而内涵各异，也拥有不同的经典。因道教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相关问题尚少人董理，因此我想讲得详细些。论《太平经》一文曾收入我《道教新论》中，论《老子想尔》则1994年曾刊于堂兄龚群所办《道教文化》中，原本也想和谈太平道一样，详细展开申论，因事搁下了，遂仅成这个部分。 第十二章《游民社会及其思想问题》，乃1996年我写《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时，以汉代为例所做的考察。这样的考察，充分说明了以往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基本状况的掌握有多么偏宕、对其中包含的思想问题又有多么陌生。 综合这些篇章来看，论旨纷论，涉及者广。但事实上对汉代思潮的描述，还只是鼎尝一脔，该谈且值得谈的问题仍然很多，本书姑以此为鼓吹罢了。闻风遥契者，必有其人，余企望之矣。

《中国思想小史》目前中国学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似乎成为一门显学。而有关思想史的写法，也在不断地被争论。本书撰成于1920年代末。是时中国学界对所谓"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界定还极为模糊，而本书作者却明确地区分二者的异同，以为思想史不应当像学术史或哲学史那样，以个人为中心，而应当关注思潮、历史背景、地域环境。书中以思潮和问题为章节，同时运用西方文化和思想的解释背景，广泛吸收各家之说，不仅有许多别致独到的见解，而且时时贯穿着对当下的思索。作为近代史学史上"社会达尔文史观"的代表人物，常乃悳的这本思想小史。

本书系孙歌的一本主题论文集，作者主要探讨了整个亚洲文化的相互关系、发展态势等问题，是当代研究日本及亚洲思想的重要著作。

本书为作者近年最新论述的结集，主要论域为西方思想与历史哲学。收入论文30篇，分为四辑：一，“一个世界公民的历史哲学”，康德历史思想之专题；二，“历史理性的重建”，历史哲学之探讨；三、“本土和域外”，中西文化之会通；四，“写在历史的边缘”，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雪泥鸿爪。

本书首次对中世纪以来的考古学思想（包括中国考古学）进行世界性审视，将考古学思想与理论的发展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与知识背景之中，重点考察了考古学思想明显连续而又互动的趋势，试图确定这些趋势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至少在西方——个人和考古学家的共同利益如何与中产阶级起伏的命运相关。虽然主观性的影响一直很大，但是作者认为，不断积累的考古资料会对阐释施予越来越大的制约。反过来，对这些资料的利用也会增强考古研究的客观性，并提高这些资料在了解整个人类历史以及人类一般条件上的价值。作为专业人士的重要参考书和欧美考古专业学生的必读教材，作者富有想象力的思考，必将促进中国考古学界充分和全面解了世界上各种理论方法的沿革和优劣，创造出具备自身特色的思想方法体系。

《中世纪的法律与政治》内容简介：中世纪对于条顿各民族的发展而言，是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时代。这些民族具有相似的主要特征，但是在许多细节上却千差万别。时至今日，条顿人的影响已经超出西欧而波及重洋之外的其他大陆了，这是那些条顿族建立者们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条顿人创造的文明与出现在它之前的所有其他文明完全不同，至少（但绝不限于此）在政治制度方面，有足够理由相信它居于世界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之列。 中世纪的法律绝对不是“主权者的命令”，而是一种完全异质的存在样式。 《中世纪的法律与政治》在西方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该书从1897年出版以来，已经多次再版，其学术影响已经超出了欧美学术界，堪称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杰作。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西学在中国”成为中国文化论坛该年度的年会上的主题。西学自“五四”前后涌入中国，与国学纠结日深，不管推崇还是诟病，都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于是，跨学科的学者们，就此主题回顾、探讨：五四运动与中西文化、西学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研究、中国语境中的西方学术研究、西学在现代中国的效果历史、西学之中国研究的前提反思……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宪政与孔教、“科学救国”和“科学不能救国”、中国崛起中西学的角色……这些看似抽象的论题，其实与昨日、今天的中国息息相关，每个人的生活中每天都遇到西方文化带给我们的影响。那么对中国的明天乃至后天意味着什么呢？

近代中国学术界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涌现大量史料，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治学须知大势，近代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认识的深化和中国学者掌握西学外语程度的增强，使得彼此得以沟通，渐成一有机整体。通过描述分析中外学界的交往关系，可以显现学术发展的状況趋势，并把握个人及流派在其中所处的时空位置，进而探寻新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正途大道。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构成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经济思想史对于人们了解经济是至关重要的。面对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现实，从过去发展起来的不同的研究思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建议，任何试图理解经济现象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启示，甚至对那些注重直接相关问题解决办法的人也是如此。 《西方经济思想史》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本书系作者在其中山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本书集中探讨晚清佛学的政治伦理维度。作者认为：晚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佛学与政治思潮关涉日益紧密，而政治思想家多兼佛学家，进而形成以政治改革为重心的“政治佛学”。“政治佛学话语”渊源自乾隆末年彭绍升和戴东原之间的儒佛之辩，并经龚自珍和杨文会的次第开展，最后在1890-1911年之间形成了虽历时短暂，然而却影响深远的近代政治言说范式。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均以佛学思想为媒介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由此呈现了佛学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诸多联系。本书在吸取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人物为线索，探讨了晚清思想家及各类佛学信仰共同体与政治思潮的关涉，对许多晚清思想史问题作出了新颖别致、饶有兴味的“知识史”考察。该书部分内容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宗教哲学季刊》发表。

本书主要论述从秦至晚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并非只是一部“专制”的历史，同时，也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不断推进社会自治、抑制专制、追求自由的历史。作者认为，视中国历史为专制史，视中国传统为专制的传统，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无知。本书叙述流畅，观点鲜明，史料充足，形式新颖。

本书作者莫里斯·克莱因是美国著名的应用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数学史学家和数学哲学家。本书的目的是为了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一种主要的文化力量。在书中作者主要考察数学思想如何影响了直到20世纪的人类生活和思想，所涉及的内容时间跨度极大，从古巴比伦、古埃及开始，一直到现代的相对论。本书是理解数学与文化如何交互的经典之作。

《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由彭国翔编。在半个世纪以上的学术生涯中，余英时先生的自序往往是其著作的点睛之笔。《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几乎囊括余先生历年来各种重要代表著作的自序，为读者提供了得见宫墙之美的津梁。读者由此可以领略其学术思想之大端与旨要。

《现代性的神学起源》是由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著，张卜天译，是一部颇具原创性的深刻著作。它把现代性追溯到中世纪晚期，认为从唯名论革命开始的西方神学传统的内部张力是现代形而上学、科学、政治、宗教哲学、人类学、虚无主义等等的真正发端，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现代思想分别对应着把人、神、自然置于存在者领域的优先地位。通过深入探讨奥卡姆、彼特拉克、路德、笛卡儿、霍布斯等人的思想及其内部争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表明，要想化解现代性危机，必须首先理解现代性是如何起源的，现代性并非如传统看法所说是用理性战胜了宗教迷信，而是源于提出一种新的融贯的形而上学或神学的一系列尝试。《现代性的神学起源》能够大大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现代性和目前的哲学、科学、政治、文化处境。

“海国图志”第七辑为《海权、革命与现代的诞生》，其“研究”专栏主题特选刊对与培根《新大西岛》及英国内战与现代性崛起的精彩研究作品。“国民阅读”栏目刊登乔治·凯南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可一窥古人博览西学的捷径。“藏书”栏目亦呈献多篇妙趣横生的小品文，以飨读者。

本书是孔多塞一生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部著作。这部书将人类历史分为十个时代，彰显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历史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就对应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自由的增长本身也是自然的，因此人们有理由对于未来寄予无穷的信心和希望。 本书被后世公认为代表着启蒙运动理论和思想的一个高峰，孔多塞也被视为西方历史哲学中历史进步观的奠基者之一。

本书以经史之学为中心，通过关键论题、关键人物、关键著作的有机结合，从富于个性的视角探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近代学术变迁之大势：经学史学之更替、子学之凌驾经学、“汉宋之争”之折变、“国史”创制之新局诸端，选题新颖、论证严密、脉络分明，为近年来难得之佳作。其意义，一言以蔽之，为重建中国学术之学统，提供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