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域外中国学十论，主要的内容包括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九十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评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从丧葬制度中理解中国宗教与社会、日本的中国道教史研究印象记、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进路、重新清理唐代宗教的历史、见微与知著、隔帘望月也是洞见、学术思路的转换、附录一：语言学批评的前景与困境、附录二：铃木大拙《通向禅学之路》中文译者序、后记。

《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有几大特点，这几个特点正好标明学科体系的确立。 第一，该书体系宏大，纵览回顾了自殷周至清末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全过程，还初步回顾了清末变法以来的法律思想巨变。比起此前的几本法律思想史著作仅仅是先秦几家法律思想简介而言，杨著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种宏大的体系，反映了杨先生极欲确立学科体系、圈划学科研究范围的强烈意图。这种意图正是一个学科体系形成的最重要的动力。正是学科自觉的表现。该书以“殷周萌芽时代”、“儒墨道法诸家对立时代”、“儒家独霸时代”（汉以后）、“欧美法系侵入时代”等四个时代来概括整个中国法律思想演变的三千年历史。这种概括虽然受到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子学时代”、“经学时代”之类划分的影响，但比起此前的同类著作而言，的确对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作了高屋建瓴、基本准确的概括。 第二，该书的内容构成表明作者对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更能抓住“法律思想”的要害。此前的法律思想史著作，大多分不清政治思想与法律思想，只列举先秦各家关于德刑关系、礼法关系、人法关系、天人关系等几个大而化之问题的论点；对法律思想史所应关注的特定法律问题，大多发掘不了，深入不下去。杨先生则不然，他最早真正全面注意到了关于法律的特有问题的思想史。在该书中，杨先生把古人讨论过的法律问题分为“一般法律原理”问题和“特殊法律问题”。关于前者，他注意整理了古人关于“阴阳五行天人交感及诸禁忌说”、“德主刑辅说”、“兵刑一体说”、“法律本质论与司法专业化说”等问题的学说。关于后者，杨先生注意整理了古人关于“法律平等问题”、“法律公布问题”、“亲属相容隐问题”、“刑讯存废问题”、“族诛连坐问题”、“复仇问题”、“肉刑复兴问题”、“以赃定罪问题”、“赦罪当否问题”、“婚姻问题”、“别籍异财问题”、“亲子关系问题”。这实际上表明，杨先生已经把法律思想史的问题区分为法理问题（或法理学思想）与法律制度问题（或法律制度思想）两大类，在后一类中他还区分了民事问题和刑事问题。这表明，杨先生对法律学的把握远远超过此前的同类作者。法律思想与政治思想不分的特点基本不见了。这一步的迈出，对告诉我们什么是法律思想史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而言，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同时，杨先生的这本书是以“法律问题”为线索来编制本学科的研究体系，这是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法律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对思想史的承续性、发展性或围绕重大法律问题聚讼纷纭的根本属性有了准确把握的体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重要的法律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改换，就那么几类或几个，历朝历代士人官员都置喙其间，各抒己见。有时这种意见占上风，有时那种意见占上风。关于这些具体法律问题的见解主张，因人因时而异。研究法律思想史者的最大任务就是要弄清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要找出变化的规律动因来。杨先生对此有率先体认。该书的第二章“儒家独霸的时代”，写的就是一部法律思想问题史。相形之下，1977年恢复法律教育以来以人物介绍为主线的法律思想史教科书写法（先按阶级性分划几个社会发展时期，每个时期再按人头介绍各人的法律思想，使得汉以后历代士人的法律思想的介绍大同小异），就远没有杨鸿烈先生的写法合理或科学了。思想史本身就是问题史，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是不能研究思想史的。在法律思想史学科，杨先生对此有开创性的贡献。 第三，该书关注了中国法律近代化变革以来中国法律思想的剧变，在法学领域首次以专著讨论了这种剧变，尤其注意到了中西法律思想的巨大差异，注意到了西方法律思想对中国法系传统的毁灭性攻击，开了近代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先河。以前的同类研究者，很少注意总结反省近代法律思想的剧变，大多只注意先秦或古代社会。杨著弥补了这一不足。这一研究的开始，说明杨先生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使命有了特别清晰的体认：它不仅是回顾总结法律思想历史的学科，也是反省法制建设实践总结教训指导实践的学问。 当然，该书也有许多缺点。作为学科体系初创时期的作品，他的问题也是浅显的。首先，该书对具体法律问题把握不准，分类不清，对法律学概念范畴及问题的理解尚属初步。如在第三章中，他所谓“一般法律原理”问题，仅仅只有四个，这反映他所认识到的中国古人讨论过的法理问题太少。其实，关于国家与法的起源问题，自然法与人定法关系问题，法的作用和目的问题，法律权威的本质和保障机制问题，王权与法律的关系问题，立法权归属问题，法律变革与法先王后王问题，贤人与良法的关系问题，法的价值判断标准问题等等，中国古人都讨论过。只是由于没有用西方人惯用的法律字眼来表达，杨先生就不认得而已。况且，他把“法律本质论与司法专业化诸说”杂揉在一起讨论，文中的内容列举表明杨先生不清楚哪些是讲法的本质、哪些是讲司法专业化，不清楚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区别，不清楚这两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甚至严格地说，他所列举的关于这两问题的古人言论，根本就不是讨论法的本质问题，也不是讨论司法专业化的问题。他把古人关于司法官吏必须严格守法、君主不要过多自行审判创立繁多的“敕”“例”使执法官员无所适从的言论看成是司法专业化主张，显然是误解。他所列举的“特殊法律问题”中，把“法律平等”、“法律公布”等都列为“刑法方面的问题”，显然也是误解。可以说，哪些问题是法理学问题，哪些问题是民事法问题，哪些问题是刑法问题，哪些是诉讼法问题，杨先生实际上并不清楚。其次，该书很少理论分析，很少反省和总结，学术探讨性不足，几乎只有史料分类堆砌。从该书看，作者似乎只把古人的思想看做零碎的言论，按照今人对法律问题的认识分类，将各自分别归入“某某思想”类中。这只是历史的叙述，很少史学理论分析。动辄上千字甚至两千字一条的古人言论，全文照录，然后加上几句关联语；关联语之后又是大段抄录古人言论。至于这些言论涉及了什么法学理论问题、提出或改变了什么法学观点、对法律思想或科学的发展有什么贡献、与前人有哪些不同以及为什么不同，他都没有进行基本的分析。这表明他的分析工具还不具备，法学专业理论素养尚浅。再次，关于近代法制变革和中西法律文化冲突问题，杨先生只列举了一些奏章和法律草案资料，基本上没有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本书依据各种报刊、著述，档案、书信，日记等中外文献在考订史实、厘清渊源的基础上。重在揭示全盘西化思潮发生、成潮、高涨、式微的阶段变化。描述思潮内部不同人物和群体间立论的差异及在论战中的复杂表现探寻各方主张的关系及其与社会的交互影响。克服笼统理解和片面评价。在再现历史本相的同时, 巴握这一思潮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的基本特性。

本书是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1901-1990）的第一部成名作。在书中，作者系统阐述了历史、科学和实践三种经验模式的基本特征，三种经验模式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与哲学的关系。该书包含着奥克肖特后期思想发展的许多探索，对于全面深入地了解奥克肖特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全书独特的思想观念，优美细致的写作风格，独到的分析手法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英国教育研究杂志》认为：“许多读者都已被奥克肖特的风格所折服；很少有如此深奥的思想能得到如此精致的表述。”

《西方社会思想史》第一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获2001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西方社会思想史》第三版将于2007年初推出，并已列入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约翰·麦克里兰在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曾推荐过《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这本小书，他说此书虽然运用的是传统的研究方式，但今天读来仍然很有价值。其实，卡尔·贝克尔在80多年前写的这本书，研究方式真的很“现代”，他主要探讨的是美国《独立宣言》这一经典政治文本的文学性。政治文本，却要讲它的文学性，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大胆新颖的想法。作者认真分析了《独立宣言》起草者杰弗逊斟词酌句的种种细节，让我们看到一个政治文本是如何在涂涂改改中逐渐成形的。几年前，意大利学者艾柯探讨了《共产党宣言》的文学性，也许他的灵感就来自《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这本书。

徐复观，中国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中国人性论史》与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湛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壁。这部专门讨论人性论的著作，以人格为中心加以审视，尤其是注重以先哲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为根据，把握先秦哲人完整生命体中的内在关连，所以能提要钩玄，要言不烦。 本书里，尽量使用归纳方法，以归纳出各家各人所用的抽象名词的具体内容，为他们补出一种明确的定义；把各家各人虽用了相同的抽象名词，但其关涉所及的范围并不相同的情形，明确的指陈出来，这对于从不必要的历史混乱中的脱出，或有所帮助。又如《论语》中“命”与“天命”，从传统的训诂上，不能发现二者间的差异；因而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意义，发生许多不相干的争议。但经我用归纳方法，把二者不同的内容界定出来以后，便多少可以收点澄清之效。由此不难了解：以归纳方法补传统训诂之不足，是治思想史的人应当注意到的问题。 人格与一般物件不同。一般物件是量的存在，可以用数字计算，并可加以分割。人格是质的存在，不能用数字计算，并不能加以分割。人性论是以人格为中心的探讨。人性论中所出现的抽象名词，不是以推理为根据，而是以先哲们，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的为根据。可以说是“质地名词”。“质地名词”的特性，在于由同一名词所表征的内容，常相对应于人格的“层级性”而有其“层级性”。例如《论语》中的“仁”，孔子常对应于发问者在人格上的层级不同，对仁的指陈，也有其差异。但这不是平列性的差异，而是层级性的差异。平列性的差异，当然彼此间也可以发生左右互相影响的关连；但这常常是不同事物间的外在关连。层级性的差异，则不论由下向上通，或由上向下落，乃是一个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西方少数以体认为立足点的哲学家及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常把这种内在关连，组成思想体系，以相对应的文字组织，表达出来；这便使读者容易顺着他们文字的理路，一直追寻下去，作如实的了解。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体认所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尤其是许多语句，是应机、随缘，说了出来的；于是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常被散在各处，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形式所遮掩。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散在的语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较、分析、“追体验”的方法，以发现其内在关连，并顺此内在关连加以构造；而仅执其中的只鳞片爪来下判断，并以西方的推理格套来作准衡；这便是在立体的完整生命体中，任意截取其中一个横断面，而断定此生命体只是如此，决不是如彼；其为卤莽、灭裂，更何待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正统派自居；但其中除了对名家（辩者）稍有贡献外，对孔、老、孟、庄的了解，尤其是对孔与孟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沾上；这倒不是来自他的不诚实，而是因为他不曾透过这一关。我在此方面的努力，不敢说已经有了什么成就；但在内在关连的发现中，使散布在各处的语句（例如《论语》中的“仁”），都能在一个完整生命体中，尽到一份构成的责任，占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彼此间都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作用。

《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讲述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一些重要关头，对五四运动的每一次探讨与评价总能带来新的历史兴趣与现实效果，甚至可以说是某些重大历史转折的先声。1939年，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正逐步确立理论权威的毛泽东通过评价五四运动，确定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自此，作为目的论总体历史叙事的重要环节，五四运动参与论证了社会革命、民主建国与文教变革的正当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关于五四运动出现了不同的史学描述。一方面，以胡绳为代表，延续了毛泽东的革命史叙述；另一方面，以周扬及稍后的李泽厚为代表，开始注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另行回顾过去是为了走向别样的未来。无疑，新描述并不出于所谓单纯的客观史学兴趣，其重点也并不在于对五四运动进行孤立的评价，而是试图突破革命的历史目的论，探索另外的历史叙述框架与社会建设蓝图。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五四运动所引发的一切论争的实质。

汉魏六朝是中国古代风水信仰的确立和风水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却很少有人关注。《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以历史学的视野和方法，系统梳理了汉魏六朝时期风水术的发展脉络，深入探讨了风水理论构建的历史过程。《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分别从宅法、墓法和厌胜三个方面对汉魏六朝时期的风水吉凶模式进行了系统考辨。在此基础上，《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还以“宅无吉凶论”和《改葬崇宪太后诏》为切入点，展示了风水信仰官方化、合法化的历史细节，揭示其与社会生活、政治、宗教和思想文化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为考察汉魏六朝时期思想文化的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十八世纪道德哲学中不少重要成分受自然法理论的影响非常大，自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之后，新教主义内部发展出了这些自然法理论。一般认为，新教徒的自然法理学在自然权利与自然法之间留有一种张力，而且这种张力对后续的很多道德和政治思想特别重要。对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哲学来说，这种观点尤为恰当。在对十七世纪欧洲自然法背景做一个广泛的概观之后，本书论点由此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纪苏格兰的道德思想上。 长期以来，有一种老生常谈的观点，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是依据社会和历史条件来理解人类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制度的；事实上，这些思想家被看成是解释上的整体主义方法（holistic methods of explanation）和历史社会学这两方面的先行者。然而，与此同时，这些苏格兰人通常也被列入到自由主义奠基者的光荣名册中，而且这种个人主义的观察视角也许被那种传统历史哲学的倾向加强了，那种倾向专注于抽象主体认识论上和道德上的力量。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这种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观察视角都丰富了我们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理解，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三种：一种着眼于实践的道德和道德化的政治；另一种着眼于自然法理学；还有一种着眼于科学主义。

本书收集了余英时论现代儒学的文字共八篇，以儒家政治、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为讨论重点，从“形而下”的历史角度，揭示了儒学在现代遭遇的困境，以传统建制的消失揭示儒学的毁灭性危机，论证儒学随着建制的消失而成为“游魂”，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个历史学者对传统文化式微的忧患之情。

本書選萃余英時先生寫於八○年代後，關於人文與民主議題的文章，以人文篇、民主篇與思想篇勾勒一代知識人的思想精華。 身為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余先生對人文研究在華人社會的發展關注的很早，一九八四年與已故的吳大猷先生討論人文與科學的發展時，已預見臺灣社會中科學當令、功利取向的長程發展隱憂。 兩位先生皆認為當時社會的進步集中在外在環境，個人的內向開發卻被遺忘了，於是產生很多道德、心理方面的問題。 除了人文研究，作者也關心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他根據自己在思想史長年的耕耘，不僅對民主提出通論性的闡釋，亦就兩岸三地不同的民主發展提出歷史解釋。 他表示一九四九年後，臺灣之所以走上民主，中國沒有，是因為中國人文傳統在兩地截然不同的命運，臺灣保留了，中國則徹底地破壞了。 余先生並強調人文傳統中的儒學一支有許多普世價值與西方民主制度巧妙接合；換言之，儒家傳統是民主在華人世界的基石。 書名取之「人文與民主」，是作者呼籲社會用人文給生命灌注精神價值，並期許臺灣作為中國文化社群的代表，在有了民主的選票後，更能以「人文」修養改進民主體制的品質。

这部《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他当时在北大开设的课程，也是他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书中依据陶希圣自己的历史分期观点，对氏族时代、王权时代、士族时代及王权再建时代的政治思想的起源、发展及转变过程，做了独具特色的分析。初稿于1932年至1936年间写成，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又在重庆南方书局出版了修订版。从1943年到1945年两年问，共加印6次，一时洛阳纸贵。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逐渐得到重新的认识和评价。为了延续学术传统，保留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列入《百科史学·史学名著丛书》，重新整理出版，希望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人间思想》希望承接陈映真先生《人间》杂志的精神脉络，扎根现实，深耕社会，呈现当代人的思想与情感、困惑与怀抱。它不是要导向文人化的世情咏叹和人生感悟，也不欲唤起那筑基在市民社会和现代个体基础上的民粹与人道，其运思写作之基础，是人心世道，是所谓“人间”。

编辑推荐： ★从海德格尔、施米特到福柯、德里达，是什么促成了知识分子对暴政的捍卫？ ★“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支健笔”马克•里拉对20世纪六位重要思想大师的缺席审判。 ★媲美《被禁锢的心灵》《知识分子的鸦片》的经典作品，检视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直面人类心灵的暴政潜能。 ★《纽约时报》《纽约书评》《泰晤士报》《南方周末》《新民周刊》等国内外媒体一致推荐。 20世纪的事件仅仅是以极端的方式展现了知识分子的亲暴政思想，其根源在不那么极端的政治情境下并没有消失，因为它们原本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倘若我们的历史学家真的想要理解“知识分子的背叛”，那么他要去检视的地方就是——内心世界。 ——马克·里拉 -------------------------------------------------------------------------------- 内容简介： 知识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焰吗？ 理想主义的人要失望了。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德里达，六位思想大师，六条政治歧路。 以六位著名知识分子的生平行藏为据，马克·里拉讲述这些思想家如何及为何被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这些智识丰赡、影响过人的知识分子也曾笔底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他们的故事充满20世纪的激情与失落，他们的思想依然宰制今日有关人类处境的各种论述。 马克·里拉不止于剖析这些亲暴的政知识分子，而且揭示出暴政在人类心灵中的心理根源：“只要人们思考政治，只要思考没有终结，那么服从于某一理念的诱惑就还会存在，激情会使得我们放弃自己的首要责任，亦即控制内心的暴君。暴政并没有死亡，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我们的灵魂中。” 尽管这是一本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却并非为知识分子而写。历史行而无远，这本书恰似一记幽微的钟声，既敦请知识分子实践“责任的政治”，也提醒社会公众对“政治的激情”保持必要的警惕。 -------------------------------------------------------------------------------- 媒体评论： 马克·里拉的这本书……是在失望感的驱使下写就的，那是爱者才有的失望。他看到，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里拉才思敏捷，具有揭示真相的天赋，这本书的每一篇研究都发人深思、给人启示。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在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评论方面，马克·里拉无疑是最有才气的。他的作品不事技巧，深刻而流畅，真是了不起的成就。 ——保罗·伯曼（Paul Berman，著名政治学者、纽约大学教授） 读这本书，就像旁听一次召集了所有这些思想家的公正听证会。他们被控犯有严重罪行——他们对其思想的后果毫不顾忌。“不负责任的心灵”确是合适的标题。 ——阿维赛·马格利特（AvishaiMargalit，著名政治哲学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 延续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心灵》和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传统，《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精彩绝伦地剖析了20世纪那些亲暴政的知识分子。从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海德格尔、施米特，到“二战”后法国的福柯、德里达，里拉探讨了知识分子面对的永恒诱惑——寄望于“哲学王”，期待他能实现智慧和正义的统治。 ——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柴德赓先生20世纪40年代在辅仁大学讲授清代学术史课程时的讲义以及李瑚先生当时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第二部分为柴先生之读书笔记，题名为《识小录》；最后一部分收录了柴先生有关清代历史和史学问题的代表性论文：《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鲒埼亭集〉谢三宾考》、《王西庄与钱竹汀》、《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

相对于国际上汗牛充栋的拿破仑研究，孙中山学还有很多谜底有待揭晓。 透过孙中山，关注孙中山周围的陈炯明、戴季陶、胡适诸人，可谓连成一片，满目桑田。 人物研究的曲曲折折，个案与事件层层推进。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史上的枢纽式人物，经验与智慧超凡脱俗，为人 行事往 往逸出常轨；其活动与思想能够勾连同时代的大事要人，对研究者的见识与功力极具考验。作者在深入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实证虚，通过了解孙中山周围的人事及其内在联系，具体掌握其每一言行的殊境、思维、潜意识甚至无意 识，力求达到了解之同情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