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大江健三郎發表《空翻》一書，描述日本兩位重要宗教領袖，突然推翻自己所傳佈的所有信仰。這個讓信眾譁然的宣言，如同原地翻筋斗，所以稱之為「空翻」。 一個人的想法，為何會產生一百八十度的改變？或者說用另外一種說法：在怎樣的狀況下，人會「轉向」？ 這樣的問題對大江健三郎來說，可能是個哲學或心理學問題；但對本書作者鶴見俊輔來說，這是一個得以認識日本這個國家的切入點：因為人民的「轉向」，牽涉到國家的設計、國家行使的強制力。 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五年間，日本政府由軍國主義者把持，陸續對其他國家發動各種挑釁行動。面對這樣的狀況，不同意見、不同來源的知識分子，如何接受這個國家的種種作為？ 當時最具反對力量的日本共產黨委員長佐野學，在獄中突然發表「轉向」聲明，撤回自己以前所有的激進主張（例如殖民地自主），轉而支持天皇制，引起大量知識分子的「轉向」潮。 這個極端的例子，代表了日本人在戰爭期間的思想轉變：明治維新之後所進入的西方理性邏輯，在這段期間全被擊倒。 在這個思想的撕裂點上，鶴見俊輔追溯「鎖國」、「國體」、「大亞細亞」各種概念，讓我們窺見日本知識分子面對國家時的思想弱點，也藉此反省日本走上軍國主義路線的歷史。 台灣讀者對於本書內容將會有強烈的親近感，一方面因為同是島國、曾經受日本殖民，更容易理解本書所討論的內容，同時也因為書中提到台北出生的尾崎秀樹、新竹出生的埴谷雄高等人，作者相信，這些殖民地出生的知識分子，在「精神深處顯然都烙印著殖民地﹝台灣﹞的記憶」（台灣版序言）。本書作者鶴見俊輔是日本現今少數可稱得上「思想家」的學者，除了曾經寫下無數重要的思想作品，更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 六○年代他參與日本國內反越戰運動；九○年代，他參加從軍慰安婦之求償運動；而二○○四年六月，他與大江健三郎等人組成「九條會」，反對日本右派團體修改憲法第九條的企圖。 本書為鶴見俊輔於加拿大授課時的講稿，原本以英文撰寫，之後再譯回日文發表。於一九八二年後，至今在日本仍再版不輟，並曾獲得朝日新聞社第九屆大佛次郎獎。 邱振瑞，資深譯者，大學講師。譯著有：宮本輝《流轉之海》、《地上之星》、《血脈之火》、《天河夜曲》，山崎豐子《女系家族》、《女人的勳章》（以上均為麥田出版），松本清張《砂之器》、《點與線》、《眼之壁》（獨步出版）等書。著有小說集《菩薩有難》（商周出版）。

本书林毓生先生文集，台版原名《思想与人物》，大陆增订版改名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17、18世纪，欧洲知识界曾围绕中国上古史是否可信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本书旨在描述这一欧洲近代思想史和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突出事件，再此基础上分析中国上古史对启蒙时代的欧洲人产生什么影响，影响方式与影响程度受何制约，进而探讨西方认识中国时的特点。作为传播媒介的耶酥会士和作为接受者的欧洲本土知识分子都是出于各自的利益需求塑造和读取中国上古史图像，这也是近代以来欧洲认识中国的总体特点。中国总是作为体现欧洲人观念的某个形象而存在，这及既是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认识难题，也是文化创造的动力，这一事实耐人寻味。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内容简介：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38年，史称民国时期。与政治经济衰败不相对称的是民国学术大放异彩，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继承、整理，西方文化高强度地影响着当时学人的思维和视野，一时间著述兴盛、流派纷呈。为保存、借鉴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促进当今学人在更高层次上研考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及西方文化的交接融合，同时使民国学术著作有出版更见系统性，作者编造了这套《民国学术经典文库》。

本书分为五卷，分别从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学、宗教、哲学、教育、外交等几个领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一进行了阐述，这些题目是作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完全取自中文典籍。让中国沟通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实现中西文化全方位的交融，这是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 在第一卷论述中国的古代技术和科学的章节里，尊崇孔孟之道的丁韪良告诉世界，中国的孟子早在公元前400年就已经提出了进化论。这一卷还论述了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中国人的炼丹术对西方化学工业的影响。 第二卷论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渊源，详细介绍了李白等重要文学家。 在第三卷中常常使用对比的手法，阐述中国的儒、道、佛三教，以及中国人的祭祖行为。 第四卷论述了中国的教育，着重介绍了他所青睐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并指出：西方世界若能采用这一制度来选拔人才，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就。 在本书的第五卷，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和史官、国际关系和外交等议题进行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丁韪良是第一个将国际法——《万国公法》译成中文，并由清政府拨专款付印出版的人。

本书分别阐述了“报”、“保”、“包”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演变，探究了“报”在人际交往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以及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报”的观念的影响。对于“保”、“包”二字则阐述了由古及今的社会意义演变以及各自引申出的相关复合词。最后，作者以国人崇尚诚信之“信”字贯通三讲。

我不是儒家的，但对孔子有很高的敬意。我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结果闹了个小风波。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把带我去的那个教授搞得很窘。他说：“你鞠一个躬就够了。”很多人以为我在拍电影。 我们常讲一些很抽象的“道统”、“治统”，你把这些概念放到具体的祭祀制度里，轮廓就出来了。两千年中国怎么样变化，儒生集团跟统治集团怎么较劲，一目了然，都记录在孔庙发展史上。 它还写了统治集团所认同的思想是什么，因为能够进孔庙一定经过皇帝的批核。这样做出来的中国思想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就有些不一致。每一次儒生推举哪个人可以进孔庙都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地方、社会到学术，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东西。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孔庙，因为可以解答经济、政治的很多问题。 ——摘自《时代周报》第42期黄进兴访谈 目录 目次 新版序 原序：孔庙因缘 壹 个人观点 一、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 的例证 二、“道德自主性”与“责任伦理”：康德与韦伯的分歧点 三、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 四、十年之后：后记 五、韦伯论中国的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 六、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迷思或事实? 贰 皇帝、儒生与孔庙 七、清初政权意识型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 八、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 九、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 十、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十一、孔庙的解构与重组：转化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困境 叁 理学、考据学与政治 十二、“朱陆异同”：一个哲学诠释(池胜昌译) 十三、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 十四、“学案”体裁产生的思想背景：从李绂的《陆子学谱》谈起 十五、“学案”体裁补论 肆 附录 十六、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 十七、以序为书：评介《朱熹的历史世界》 新版序 从1981年初次造访台北孔庙，至2001年旁及武庙而收笔，自己摸索孔庙文化整整二十年。 对这样一个“封建制度”，人们不禁浮起一个疑问：耗费如许的时间是否值得？答案却是肯定的。就学术而言，确是丰富之旅。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重印《优入圣域》倘还有些许学术意义的话，大概是攸关“孔庙”的研究。它所彰显的“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性格，别具意义。 过去数十年的宗教史与人类学都集中在“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民俗信仰”(folk beliefs)、或“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的研究，并且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反观“国家宗教”或“帝国祭典”却乏人闻问，其原因存于传统社会里，“国家宗教”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一旦帝制崩解，作为“国家宗教”的孔庙祭典遂无所依托；而后尤受政治情势的拖累，人们视之为专制政体的文化象征，喻为万恶的渊薮。民初“打倒孔家店”的激情，以及文革“批孔”的浪潮，便是此一心结的表征。 然而时过境迁，今日我们容可以较超然的观点(detached view)，来审视儒教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尤其在制度性的实践层次，孔庙祭典确是极佳的具体指标。 要之，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笼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特质。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针对此一盲点，重启孔庙的探讨适可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 惟拙作主要聚焦于上层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较劲，较少顾及地方的特色。其实，各处孔庙的状态均略有出入；譬如：南京孔庙，除了政教象征，环绕其间尚有商业聚落的现象；而台北孔庙，则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成为民间修筑孔庙的特例。凡此，均难一概而论。 此外，孔庙的数据蕴藏有丰富的历史讯息，足可解答传统社会诸多的提问。举其例：山东曲阜档案已发表的文献，即载有清代的物价、文字狱，或者明代以降，中央政府与地方(曲阜一域)的互动、人君与自视“天下第一家”孔府的紧张性等等。 记得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孔庙研讨会，会场爆满，远远超过其所能容纳的人员，多数人竟只能席地而坐。与会学者从礼制、社会、思想、音乐、建筑各方面进行严肃的探讨，所有论文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集结成册。近年，从历史、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各领域出发，探讨孔庙文化更不在少数。简之，孔庙经历多年的冷漠，今日能重获青睐，何其有幸。这与传统孔庙“门前车马稀”，恰成鲜明地对比。 另外尚值一提的，1994年拙作《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始揭孟子伦理与西方“道德感说”颇有相契之处。原初的做法只不过是项“思想的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拟举证西方18世纪的“道德感说”，较康德的伦理更契合儒家伦理，借此证明新儒家援康德入儒的局限。不意近日看到施若特教授(Michael Slote)也援引休谟(Hume)的“道德感说”(moral sentimentalism)疏通孟子伦理，图欲表彰“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的特色。令人惊奇万分，盖“闭门造车，出则合辙”，委实不易。而我自己则全然同意儒家伦理较接近“德性伦理”的类型，而不类康德的伦理(Kantian ethics)或效益论(consequentialism)者。 末了，感谢北京中华书局愿意再次为拙作刊行较为理想的读本，这种严谨的出版态度，令人敬佩。此一改版删除了原繁体字版的“附录”部分，另增录《孔庙从祀的缺席者》和《以序为书》二文，希冀较贴近原书的意旨。 黄进兴 志于南港中研院史语所 2008年11月

《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是一部享誉世界的经典科学史名著，曾获得1952年荷兰国家文学奖霍夫特奖。它以机械论观念的产生和对自然的数学描述为主线，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从古希腊到牛顿两千多年的科学思想发展，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使经典物理科学得以产生的各种思想脉络和源流。书中大部分内容都不为国内学界所熟知。它尤其重视原始文本的阅读和复杂概念的厘清，不回避任何繁难之处，这在同类著作中实属罕见。《世界图景的机械化》语言清晰凝练，切中问题要害，值得再三研读，对于科学史和哲学史研究者极有价值，任何对思想和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从中受益。

查尔斯·达尔文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却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进化论是最先对中国人造成冲击的重要的西方学说之一，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获得真正立足以前，它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主义”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 美国学者浦嘉珉的这部著作详尽地研究了达尔文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及其影响。作者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评价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达尔文学说的“正读”与“误读”，展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为使中国“适应”或“摆脱”那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而进行的漫长努力。虽然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受到各种各样的歪曲。但进化学说的许多重要概念还是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之中成为不证自明的“法则”，它们确实影响到中国维新派、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派的实际行动，并且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作者格特鲁德·希梅尔法 布是美国著名的女历史学家，美国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启 蒙运动在西方近代史的进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梅尔法布通过比较 三国启蒙运动中展现出的不同特点，更偏向于认同英国和美国启蒙运动中 体现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政治学价值。而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说，几乎将所有 的视线都集中于法国，《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作者熟 谙英法美启蒙运动关键人物的学说和思想，将带领我们“重拾启蒙运动的 一次满怀抱负的尝试”，因为“他们好似创造了一个和法国人迥异的启蒙 运动”。

尽管今天禅宗历史和思想的研究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领域，在这领域中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有从内在体验出发的探讨禅思想，有立足于后现在理论阐发禅思想，有从文献考据学研究禅宗，有对禅宗历史进行艺术演绎和意义发挥，但是作者与这些都不一样，而且也没有像通常那样把禅宗依照时间、宗派详细解释，而是首先依据各种文献梳理禅学发展脉络，把禅宗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总结出每一个阶段的特征。这样让人对于禅宗理解不再是几个宗派的简单认识，而是不同时期的禅宗究竟是怎么发展的，它具有何等的特征与形态。

本书围绕对19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的讨论，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考察了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当现代历史研究十九世纪首先在德国大学中被职业化的时候，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与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受到了对德国民族性认同的深刻影响，其要旨在于拒斥启蒙运动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德国历史思想的最根本贡献，亦即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强调，与一种试图将特定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远非客观的“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彻底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权威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

总序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CSCC）成立于2012年3月。中心以复旦大学人文学科为平台，旨在依托本校深厚的人文学术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我们知道，自明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以后，欧洲和北美，即所谓“西方”的学者对中华文明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历来称为“汉学”（Sinology）。近年来，中国学者为了与清代“汉学”相区分，又称其为“海外汉学”。在欧美，学者为了区别传统的“Sinology”，又主张把现代研究称为“China Studies”（中国学）。ICSCC旨在促进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在中华文明研究领域内的国际交流，推动双方之间的对话与融通。 历史上，欧美汉学家有自己的旨趣和领域，他们的方法和结论，常常别开生面，新论迭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以外的国际学者早已跨越障碍，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学者也已经接续百年传统，回到国际学术界，与海外同行们频繁交流。但即便如此，海外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在很多方面，诸如文献整理、田野调查、新领域开拓以及方法论、世界观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海外学者所长，即为本土学者之短，反之亦然。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民族的文化，很难为另一种文化内的学者所理解。甚或是说： 外国人必不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他者”的文明。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在于用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堵塞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现实中，人们都不只是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东海西海，圆颅方趾，文化的特殊性是相对的，人性的共通性才是绝对的。为了达成对中华文明的正确理解，显然还需要中外学者坐下来，用对话、讨论的方式作沟通与融合。无论如何，海外汉学家早已成为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华人学者同样重要的研究群体，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也有着独到的理解。“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本土学者加以重视，全单照收和简单排斥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态度。 四百年前，明末“西学”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我们把明末的这句格言引申出来，作为中外学术交流中的“金科玉律”。中西方学者之间相互借鉴，即了解对方工作的真实意义和真正主张。立场不同，可阐发双方优长之学；视角各异，可兼收领域互补之效；观点针芒，实可在讨论之后达成更加充分的会通和融合。四百年来，明、清、民国的经学家、国学家，一直和欧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中国通”切磋学问，现代中国的儒学、佛学和道学，无一不是在与利玛窦、艾儒略、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费正清、李约瑟等欧美学者的对话交流中，经过复杂的交互影响而形成的。离开了“西学”（Western Learning）和“汉学”（Sinology）的大背景，从徐光启、阮元的“新学”，到康有为、章太炎的“国学”，都不可理解。我们相信，学术领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既不合理，也无可能。海外汉学（中国学）与中国本土学术并不冲突，所谓的主客之争，那种有你没我的势不两立，完全没有必要。 有鉴于此，ICSCC设立专项资金，面向海外，每年邀请国外优秀中青年学者访问复旦大学，与本校、上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同行学者们充分交流。通过学术报告、小型工作坊、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的编译出版等，构建访问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体系，促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学者之间的互动。中心邀请来访的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将他们主持的工作坊论文，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增订，或由编者整理、翻译，结集出版，即为“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系列。我们希望藉此工作，展现中外学者精诚合作的成果，以飨学界。

法律的进化，尤其是在亨利二世时期，至今仍是中世纪史研究的经典课题之一，这一领域的二手资料已经变得扑朔迷离且极为分散。另一方面，历史编纂在其他方面的进步——尤其是在贵族政体的历史方面——呼唤从法律的维度对历史进行研究。约翰·哈德森对英国普通法形成所做的权威而通俗易懂的介绍，除了适合于学者阅读外，也明确地以学生和一般读者为对象，因此一定会受到广泛的欢迎。该书的论述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跨越一个半世纪；该书在一个很坚实的论述体例内将法律的发展与更为广泛的同时代的观念、社会和政治的变革融为一体。 哈德森博士探讨了法律在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功能的运作：人们如何为自己的利益运用法律，法律又是如何被用来控制他们的。法律是解决争端、化解诉讼、调整行为的手段。通观全书，他通过对特定案例——有的充满戏剧性、有的则骇人听闻——的详尽讨论，娴熟地阐明并激活了这些主题。

本书探讨了16到18世纪加尔文主义关于自由的思想，以及其精神对五个现代国家（一个城邦和四个国家：加尔文的日内瓦、胡格诺教的法兰西、诺克斯的苏格兰、清教的英格兰、殖民地的美国）形成的深刻影响。首先，作者回顾16世纪中期约翰•加尔文的思想在日内瓦城邦的产生和发展；其次，追溯了16世纪70年代加尔文主义怎样影响人民的抗命权和宪法权利等方面的合理性、系统性和非宗教性；在第三章中，作者讨论了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加尔文主义在教会和国家誓约中的发展；第四章，阐述了清教徒经历的斗争及其结果，这也是17世纪英格兰革命的一部分；最后一章，探索了加尔文主义对美洲殖民地产生的影响，并最终导致18世纪末期的美国独立战争和制宪运动。

随着20世纪的结束，当法国仍然受困于政治和道德堕落的沉重记忆——这种堕落分裂了国家，给它与自己晚近的历史之间留了一个暧昧不清的关系——的时候，人们可以全面地认识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的价值——因为他们不能被轻易纳入20世纪法国公共和知识分子生活的传统叙事。正如朱特这项研究的结论所示，他们不单代表了自己时代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种声音，还代表了现代法国社会和思想史中很多最优秀、最持久的东西——过去是，如今也是。托尼·朱特有关三位已逝的伟大法国人的论文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全貌。在当前文化战争的甚嚣尘上的声浪之中，朱特理性的声音穿透那些胡言乱语，犹如一把穿透黄油的刀。——欧仁·韦伯（Eugen Weber）朱特点出的这几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也都是活动家，不像我们后来的学者只摆弄语词。他描写这些人的笔触优雅，充满有根有据的自信。——赫伯特·R.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以及雷蒙·阿隆，三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布鲁姆是个世纪末的美学家，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当上了法国非共左翼力量的精神和政治领袖。加缪以小说《局外人》和《鼠疫》拥有遍及全世界的成千上万读者，他是抵抗运动的一员，是1945年后法国知识界的个中翘楚，直至1960年因车祸英年早逝。阿隆，两次大战之间在法国一代知识精英中与让-保尔·萨特齐名的人物，是一位政治理论家、媒体评论人和共产主义的批评者，为当代法国自由思想的复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责任的重负》中，托尼·朱特对这三人的作品和公共活动进行了独到的、新颖的再解读，指出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从某重要的意义上说，这三人都是“局外人”。布鲁姆和阿隆是犹太裔，而加缪成长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热烈的、时而暴力化的论战的焦点，都饱受法国政界与知识界、左翼和右翼主流的攻讦和误解。尽管他们的出身、关怀和观点迥异，但他们都是正直的人，都严肃地对待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远远躲开时尚与流俗。只是到了晚年（对布鲁姆和阿隆而言）或死后（对加缪而言）才开始受到尊重和敬仰——为他们的勇气和见解，为他们长期的边缘化地位以及激起后又被静静忘却的敌视。所以，尽管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往往与法国政治和思想主潮背道而驰，但现在却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楷模意义。……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1899―1905是中国世纪之交的过渡时期，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都在急剧变化中。桑兵从新知识界社团活动这一层面切入，对各派趋　新势力的人事脉络、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结社活动的地域色彩、群体意识与全国意向的形成等重大问题，重新加以探讨。作者蔑视媚俗之作，立志返朴归真。既追踪陈寅恪诸大师的优良学风，又吸取国外研究方法的可取之处。在集中检讨国内外新近发表的信札档案、日记及当时著作和报刊资料的基础上，抉剔爬梳，条分缕析，于缜密考订功夫中驰骋宏观思维，精深而不流于繁琐，博大而不失之空疏，体现了严谨而又深沉的治学风格，识见精辟独到，为时下不多见的史学力作。 ――章开沅

本书之取名《圣贤与圣徒》显然和书中第五篇论文有关，该文点出近十年孔庙研究的理论意涵。而全书则考察了绵延长达二千余年的孔庙祭祀制度在传统中国的意义以及孔庙的社会、宗教实践在社会上的意义等。书中内容包括权力与信仰，学术与信仰（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作为宗教的儒教，武庙的崛起与衰微等。全书资料翔实，旁征博引，对广大研究者而言是一本难得的佳作。

《东方文化丛书：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系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书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古代以孔丘、孟轲为代表之儒家、以老聃、庄子为代表之道家、以墨翟、公孙龙为代表之墨家与名家、以韩非子为代表之法家等诸多学派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及对科学之一般态度，论述了其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基本观念及其与古代欧洲科学思想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