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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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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考掘
什麼是知識？知識如何產生、發展、改變或消失？傅柯是當代歐洲文化、思想史最受矚目的學者之一，他拆解西方理性迷思，質疑歷史法則邏輯，重普知識衍生、傳佈的脈絡。 相對於傳統史學，其「考掘學」將歷史流程空間化、暴露知識體系的斷層，從而顯示意義、法理、道統的權宜性與擴散性；立論曲折，引人思辯，是觀察世紀末西方人文現象的重要入門。 -
古代宗教与伦理
原收录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现选入陈来学术论著集重新出版。在导言中，作者从黑格尔到雅斯贝斯再到帕森斯发展起来的轴心时代理论入手，运用大量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进行理解，从整体信仰的转变和政治权利的强化的角度，论述了从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礼乐文化的演进。周代文化模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统统都纳入“礼“的范畴下，形成一个政教德法合一的体系。全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三代的宗教活动来探讨先人对世界及其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 -
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宗教研究系教授柯嘉豪的一本重要学术著作，在西方中国宗教研究领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此书详细分析了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建筑、衣着、家具以及饮食的贡献。在此书之前，西方学者撰写中国通史时，除了提到佛教在思想、信仰以及仪式等方面的激荡外，很少强调佛教曾影响中国的物质文化；同时，也很少留意佛教的流传与物质文化间的关系。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从一个较宏观的角度来讨论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促使其思索宗教物品在其信仰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仍具有新颖的启发意义。 -
战争留下了什么
该书是日本战后一代著名思想家鹤见俊辅和日本思想史重要学者上野千鹤子及小熊英二的对谈集。内容涉及鹤见俊辅乃至战后日本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和问题，深受日本思想界欢迎。 -
思想东亚
思想一词在这里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所要表现的是将东亚作为思想的课题，而朝鲜半岛的视角，所强调的不是仅从韩国，而是从分断的南北双方的相互作用的朝鲜半岛全体来看问题的视角。之所以要突出朝鲜半岛，是因为朝鲜半岛是世界层次的霸权支配体制的重要现场，所以这里的变革也是对世界层次的压迫体制的一种冲击。作者在论述其东亚共同体的理论构想的同时，还分析了作为现代最大表征的“民族国家”对东亚各国的形塑作用；描述了近代以来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还从历史认识的角度叙述了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各国如何将历史叙述（如历史学和历史教科书）制度化，从而形成各自的东亚认识和东亚论述。 -
中国思想史（三卷本）
《中国思想史（套装共3卷）》为《中国思想史》第二版。全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该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也描述产生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以及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论者评此书“突破了以往描述观念的历史嬗变的思想史写法，试图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三者的经纬交错中、从精英与世俗之间观念的互动中揭示中国文明构成及发展的复杂底蕴”。 -
展望永恒帝国
本书致力于追寻中华帝国存在长达2000年之久的原因，尤锐从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活动入手，因为他们对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提出的理想、价值观和理念在后来的帝国政体中变得至关重要。作者认为中华帝国的长存不仅是一个军事和行政建制的结果，而且是一种智识的建构，是意识形态上的诉求允许帝国的长存并得以一次次从混乱中重生。 本书全景式的考察展现了战国政治文化中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作者通过考察包括传世与出土文献的先秦文献，从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总结出它们的共识，表明在并驾齐驱的各家学说之下，意识形态的共识最终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这使我们获得了探讨战国时期对中国思想史影响的全新视角。 -
儒学、数术与政治
古代中国，“灾异”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对人事的预兆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本书追溯灾异理论的思想和技术渊源，探究儒学灾异论的内容、形成过程及其与数术和政治的关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学术“学理”和“实用”两种取向之间的矛盾。灾异论的“学理取向”导致丧失立场的技术化，消解“天”的权威，最终自我否定；而“实用取向”同样会偏离儒家之“道”，为权力所左右。灾异的政治文化史，折射出中国古代学术面对集权政治的尴尬处境。 -
朱子学提纲
钱穆先生于1969年撰成百万言巨著《朱子新学案》，“因念牵涉太广，篇幅过巨，于70年代初夏特撰《提纲》一篇，撮述书中要旨，并推广及于全部中国学术史。上自孔子，下迄清末，二千五百年之中儒学流变，旁及百家众说之杂出，以见朱子学术承先启后之意义价值所在。”本书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为研究和阅读朱子学之入门。 本书内容包括孔子与朱子、先秦儒至汉儒的流变、三国两晋至唐五代的儒学流变、宋之新儒、宋代之理学、朱子为集儒学之大成者等。 -
裂变中的传承
清季民初之时，传统的中断与传承并存、断裂与延续交织。这不仅是史家观察到的现象，也反映在士人的愿望和表述之中。注重继往开来的历史眼光并非只存在于不特别激进的士人心中，就是那时被认为非常趋新的知识分子，也分享着类似的观念。当年不少士人的共同期望是让中国像欧洲一样通过复古的手段而“复兴”，同时相当一部分趋新士人又怀有将中国传统送进博物院的持续愿望。这些曲折微妙的现象提示出一个与既存认知不甚相同的早期20世纪中国，且早年的关怀和思考已延续下来，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全程，非常值得进一步反思。 -
中世纪政治思想史
本书将中世纪政治思想的历史大致归于两种政府理论的斗争史，即原初权力在社会中的自下而上论，和源于超越神灵的自上而下论。厄尔曼以其足够的系统性，又具有充分现实关怀的理论框架，诠释了整个中世纪的政治和法律。 -
幸福的历史
启蒙时代，在狄德罗所编撰的法国百科全书里，“幸福”这个条目写道：“难道不是所有人都有幸福的权利吗？”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并非总是有如此的看法。现代人认为幸福是一种权利，是天赋的人权。本书所讲述的，正是西方人是怎么产生这种信念的历史故事。 对古希腊人来说，幸福意味着诸神特殊的恩赐，只属于“幸运的极少数人”。到了罗马时代，人们所珍爱的象征物则是阳具，幸福也就变成繁荣、丰产、权力、幸运的同义词。在基督教信仰里，幸福提供?这样一个应许：在将要来临的那个世界的永恒福乐中，一切苦难都要终结。启蒙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概念，把幸福视为一种所有人在此生中都能追求的目标，是一种在尘世应得的权利，甚至是一种义务。自此以后，幸福不再是神的赠礼，不再是命运玩弄的把戏，也不再是杰出表现的奖赏，而是人类与生俱有的能力，是所有男女老少都可以达到的目标。最终，启蒙的幸福信仰导致幸福观念在杰佛逊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被圣化。而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悲剧性的乌托邦实验背后，也有启蒙的幸福信仰的影响，因为乌托邦实验发誓要除去人世的所?悲苦，让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幸福。 回顾二千年的文明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幸福自身迂回曲折的故事，而现代人的幸福观也只有二百年的历史。本书内容遍及文学、艺术、宗教、神话、音乐、建筑诸多领域，记述了人类最捉摸不定却又渴求不已的目标。 -
章太炎的思想
本书从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学术渊源流变入手，分别从其学术成就、对儒家思想的阐释、他的儒学思想与时代思潮的关系，以及其思想对传统儒家的冲击等方面，对章太炎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论述。该书对章太炎思想和学术成就的重新评价，堪称开了章氏学术思想史研究之先河。 -
博望鸣沙
本书以敦煌吐鲁番文献、日本古钞本、考古文物以及相关民国档案、书札、诗词、题跋的整合性探讨，观照中国现代学术成立史之一侧面，追索其内在理路，进而构建中古写本研究及其现代镜像之“交错的文化史”，并藉此对写本文化之于中国学术研究之意义进行博观与省思，期望不仅拓展敦煌学史、写本学、知识社会史诸领域之疆界，亦有资于推进东亚世界学术思想史研究。 学术史的省思，是任何新学问生发的基点，代表的是对学术内在理路的把握和学科发展的自觉。真正的学术史研究，应该深入到学问的核心，为学术脉络中的实质性推进建立起清晰的坐标。本书尝试以丰富的个案，沟通中古写本学与现代学术史，展示“学术内史”研究的魅力。作者还提出“整体书写文化史”的概念，将“图书”视为文本记录（语言的和图像的）、物质媒材、历史原境、历史记忆和历史经验的“统一场”，考察知识建构与文本形态、书写行为、使用实践之间的关系，关注的不仅仅是书籍史层面的作为记录形式的文本及其生产与接受的过程，而且是如何从社会和精神层面看知识以书写与阅读的方式所建构的各种意义。作者进而重新审视“图像证史”或“图文互证”的观点与方法，并对写本中“图”与“文”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主张不仅应当在历史研究中把图像作为另一种文本性证据使用，还应该从政治、艺术、宗教等多学科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图的制作过程、功能及其蕴含的力量，理解图像在历史情境中的涵义。 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敦煌研究，而是在更宏大的背景下思考写本作为探察中古时代知识与信仰生成过程的媒介而存在的价值，追寻写本鉴藏作为现代中国学术确立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之一环而呈现的意义。 -
中国文化史导论
《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学大师钱穆继其《国史大纲》后，第一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中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作导论。故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方能获得著者写作之大意所在。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钱先生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 -
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
《自由的科学》是彼得·盖伊巨著《启蒙时代》的第二卷，与第一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一起，构成了盖伊对启蒙运动的完整阐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分析了启蒙哲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叛以及对古典异教思想的召唤，探讨了他们的教育背景。本卷将分析启蒙哲人所处的环境，那使启蒙哲学变得有的放矢、大势所趋的经济和文化变迁；考察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阐明启蒙哲人的纲领，即他们对于进步、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 1．如果说帝国的历史是一部人类苦难史，那么科学的历史便是一部人类的伟大与幸福史。在18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唤醒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他们普遍感受到一种驾驭自然和人类事务的力量感：人们终于开始运用批判性才智来审视周而复始的瘟疫、饥荒、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夭亡、毁灭性的战争与脆弱的和平。在追求现代性的大势所趋中，牛顿成为时代偶像，科学被缔造为新的神话，进步、民主、平等、人道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在这个人类充满自信的时代，启蒙哲人的诉求和期望终于有了实质性意义，他们对于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最终促成了现代世界的大转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场人类的心灵革命，就此起航。 2．权威呈现整个启蒙运动的面貌。盖伊先后花费了六七年时间撰写《启蒙时代》，运用极其丰富的史料，论述具体而微，表达行云流水。 3．译文精湛，译者认真考究，语言精确流畅，充分再现盖伊生花妙笔。 -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讲述的是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了，儒学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了。这是20世纪中国儒学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源所在。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在现代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 -
说巫史传统
李泽厚认为，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本书所收《论巫史传统》《“说巫史传统”补》和《说儒法互用》，专题论述了“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是如何源起、如何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质，以及如何构成我们传统的基本文化范畴。这些相互关联、发展的重要论述，从源头上探寻了中华文化的奥秘。 -
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
《中国知识分子论亡史:在功名和自由之间的挣扎与抗争》从诸子百家时代，讲到新文化运动，从时间上看，从公元一世纪到二十世纪，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步步走向“沦亡”的历史。在作者深刻剖析、批判的字里行间，我们却分明看到：在二十一世纪里，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也必将获得新生。因为在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着一项伟大的时代使命：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复兴什么呢？复兴那个“坐标点”中的中华文化真精神，让那些“尊重个性、推崇创造、敬畏自然、遵循天道”等伟大精神，再次在人类文化的天空中闪耀出万丈光芒！ -
独立宣言
本书对1776-1993年之间的独立宣言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独立宣言的简要概括，主要是“独立宣言里的世界”和“世界上的独立宣言”；二是11篇著名的独立宣言。该书不仅提供了一部独立宣言里所反映的世界历史，同时也提供了著名的独立宣言的文本，让读者一窥其详，分享它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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