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到1800年间，发生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男男女女以变化了的方式理解周围的自然，并进行分类。”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增加，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情感的纽带不断发生断裂。通过逐渐清除富含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象征词汇，博物学家们彻底击溃了历史悠久的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感应观念，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与人类分离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导致人们重新向往乡村，安全感使得人类越来越注意保护鸟类和自然状态中的野生动物。现代初期人们对动物、植物与景观产生了新的情感，人为了自身了利益而利用其他物种的权力受到尖锐的挑战，人们开始强调未开发的自然对人类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以及荒野景观本身的美与价值。这种新感性与文明发展的物质方式与之间可以说形成了现代社会一个基本的内在矛盾。

What is “Chinese” about China’s modern state? This book proposes that the state we see today has developed ove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largely as a response to internal challenges emerging from the late empire. Well before the Opium War, Chinese confronted such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as: How does the scop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ffect state power? How is the state to secure a share of society’s wealth?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demands of the age, this agenda has been expressed in changing language. Yet, because the underlying pattern remains recognizabl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in response to foreign aggression can be studied in longer perspective. The author offers three concrete studies to illustrate the constitutional agenda in action: how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cholar-activist Wei Yuan confron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broaden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authoritarian state power; how the reformist proposals of the influential scholar Feng Guifen were received by mainstream bureaucrats during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and how fiscal problems of the late empire formed a backdrop to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the 1950s. In each case,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modern” constitutional solution as only the most recent answer to old Chinese questions. The book concludes by describ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agenda over the course of the modern period.

卡尔·贝克尔是20世纪前半期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本书旨在研究启蒙运动思想的基本特色。 　　作者提出，启蒙思想家们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理性，而是以现代的思路重建了一座思想上的，有似于基督教神学奥古斯丁那样的天城。本书已成为思想史上研究启蒙运动的经典著作。

《圣经》是世界上用多种文字出版发行的最广泛的书籍之一，房龙写的这本书却是一部通俗的历史读物，帮助读者探索人类早期文明的一个分支：犹太教产生、发展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这就形成了这本书与一般圣经故事读物的不同之处。

本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二十年來的研究心得，針對思想史的發展與學術史的分析，向關心歷史與思想的讀者，提出一個通論性的展示和一個明確的歷史觀察。 他認為：思想的力量是可以超越歷史決定論的限制而創造發展的，他便是據此信念探討中西史學思想的種種問題而完成本書。 全書共收分十七篇，主要論題可分為下列五項： １討論中國(專制)政治傳統和反智論的關係， ２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明清思想變遷的問題， ３討論歷史知識的性質及有關史學的一般問題， ４對紅樓夢這部小說提出新的看法，並檢討當前紅學考證 運動得失， ５評析探討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文思潮， ６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的關係，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神 基礎

《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是1988年首次出版的，当时印了两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由于阴差错，这本书一直没有再印。这次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再版，我仅代表作者向天津古籍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专制权力支配社会在中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体制，也形成一种文化心态。我们要从这种体制和心态中走出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走出来，首先要正视历史，确定历史转变的起点。我们经常说要了解和熟悉国情，而历史就是国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这本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本国情备忘录。欲了解中国国情者，应该翻阅一下本书！

明治精神结构，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日本近代化过程的轨迹是一椭圆，它围绕国家主义和欧化主义这两个中心作向心运动。国家主义根柢于儒家精神，欧化主义则与儒家精神背道而驰，但它却启迪了日本明治时代的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们将这些互相对立的主义融为一体，进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统一的精神结构，并推动它们向极端发展。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主义导致军国化，欧化主义导致全盘西化。作者站在当代市民社会的立场，对此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反思，为我们今天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

《世界观的革命》是一部观点犀利的论文集，作者都是顶尖的学者，他们认识到世界观概念在理智与实践上的巨大重要性及其对人不可忽略的意义，于是对西方思想中自希腊希伯来时代，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到现代乃至后现代的世界观进行了追踪探索，分析了西方文明历史的、哲学的及文化的根源，考察了直到今天还在挑战的那些观念与运动。这部书包含了世界观入门思维所需的一切，博学而透彻，必将使有志学者获益匪浅。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这一成语是由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创用的，它从分析辉格史学出发，指出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和历史。 在1931年发表的这部史学名著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这一概念作了重要的扩充。他在“前言”里就指出——本书要讨论的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倾向性问题，即他们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只要是成功的革命就去赞扬，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及编造出一个修正当今的叙述（如果不是歌颂当今的话）。实质上，巴特菲尔德所提出的问题已不仅仅限于狭义的辉格史学所涉及的英国政治史的范围，而是涉及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涉及历史作为一种研究而带有的局限。 巴特菲尔德的《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一书对后来的所谓“剑桥学派”的历史研究取向影响颇大。为方便中文读书界参考，本书另附一篇巴特菲尔德就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历史学研究的现状”。

本書以「病夫」、「黃禍」和「睡獅」三項當代所熟知的西方視野之中國形象，研究其在近代中國思想論述的豐富意涵，系統性地了解這些符號對於近代中國思想論述中有關國族建構的影響。本書藉由釐清分梳百年來東西跨文化和跨語境互動過程的錯綜複雜關係，深入理解與分析中西文化百年來交會過程中，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價值，其愛憎交雜的糾纏心情；並剖析在公共集體記憶中，國族符號背後的複雜形成歷史，因而得以重新反思百年來「病夫」、「黃禍」和「睡獅」，持續作為近代國國族認同符號的深遠意涵。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

核心介绍： 从八〇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到九〇年代的进步的保守主义，这是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路向寻求和思考。 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就是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以及权威的意义与作用的基础上，缓慢渐进地推进现代化变革。这种新保守主义具有民主与现代化的导向性，因而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 评论： 讲到新权威主义，就不能不讲到一位历史学家萧功秦，他最重要的观点是，未来中国政治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并不会是一场革命。他认为现代化和最终的民主化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必须依靠政府的“看得见的手”。 —— Joseph Fewsmith，《亚洲观察》 萧功秦认为，变革过程会使旧的游戏规则瓦解，而新的游戏规则却一时无法建立，这种脱序状态，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因此，中国需要一种新的过渡性的游戏规则，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性的权威主义，这种新权威体制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但他认为，这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 Steven Mufson，《华盛顿邮报》 萧功秦批评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们相信，只要抛弃了专制制度，中国就能实现世上最先进的代议民主政治，他认为这种乐观主义观点是“浪漫主义”的，不切现实的，相反，他更赞同梁启超与严复在二十世纪初那种似乎更为悲观低调的观点，即中国尚没有为成熟的民主做好必要的准备，因而中国现代化初期还需要“强人”权威的督导，另一方面，萧又认为，中国的这种“浪漫主义”，对于促进国民公共意识的现代化，以及对于防止“强人”滑向传统专制权威主义泥潭上去，仍然有其积极的正面意义。 ——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太平洋风云：当代中西政治理论之争》

金觀濤、劉青峰是中國當代著名學者，曾合作出版《興盛與危機》(1984)、《開放中的變遷》(1993)等著作。作為該系列的第三本著作，本書從中國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假說出發，著重討論中國歷代政治文化特點及其演化機制。本書的切入點十分有趣，通過比較魏晉 南北朝時期佛教傳入及近代西方文明這兩次重大外來文化衝擊，探討中國文化融合消化外來文化具有的共同模式；並進而揭示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思想和共產革命起源。本書結構嚴謹，立足於中西比較，提出不少有創見的觀點，對中國歷史、思想史的研究者和學生，是一本具有啟發性 的重要參考書。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萎、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本书是作者起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关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的继续，以明清时期的儒家之徒(以及儒学影响下的士人)的著述作为主要的材料来源，试图尽可能接近当时的士大夫状况。书中分析了明末清初士人的经世取向，以及士人在清初这一敏感时期所遭遇的伦理难题，阐述了士人在当时的常态与非常态的流动。作者所强调的是“明清易代”这一历史情境的特殊性，以及际此世变的人及其选择。

在儒学发展史上，常州今文经学是值得重视却又少有研究的一派。作者对常州今文学派产生、兴盛的“内在理路”和“外部环境”做了互动的分析，认为18世纪的今文运动深深植根于区域性的社会活动之中。这本书实际是在深入探讨“思想”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变。它是一部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力作。

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惟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

本书主要涉及的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形成期，即所谓“原中国”时代，其绝对年代是指公元前2000年前后到公元前200年前后，王朝是指夏、殷、周三代。本书企图通过对照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描述出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并尽可能与当时的人站在一个地平线理解其诸问题。 第一部分通过考察当时人的头发的象征意义以及人同植物比较产生的认识感觉，并通过分析象征这些感觉的“世”字,解明了强固的祖先观念和血族意识所规定的人们的生命观和世界观。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天地长久”，即家族和国家的永存，才是人们最大的愿望。 第二部分对处于上述历史状况中的《老子》思想作了解读。作者认为，春秋时代的统治阶层广泛存在着《老子》式处世思想，那是因为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周围,存在着参与政策决定的智囊，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史官。他们在蓄积关于天、地、人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掌管万物运行的“天道”。他们认为要想保持家族和国家的永存,必须基于天道进行统治及处世。而《老子》即从道的角度，整理编辑了当时智囊们的教训、格言、警句，其内容是原中国统治阶层的统治思想，即“天道”的相对化和集大成。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3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了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从地缘政治的变动、财政金融体制和政治变革的角度，重新回答了“李约瑟之谜”——即“近代中国何以落伍”的问题，指出：理论与现实结合、政治与民众结合、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发展和民生结合，乃是中国复兴和中国道路的三个关键点。

为理解中华民国，本书并不采取直线叙述，而是以专题章节的形式提供对于中国转型这一中心主题的深度阐发，再将它们综合起来，编织入整体的叙述。尽管本书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推进的，但是每一部的各章都用一种更为聚焦的方式考察那几十年中的特定方面：政治、社会关系、思想、外交、经济以及其他主题。因此，本书避免单一的故事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教科书的作品。将其抟为一体的是贯穿这一时代内外的一系列重复出现的主题。通过检查不同颜色的丝线，我们就可以看到外衣是怎样织成的。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与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在外国干涉、战争与经济紊乱的情况下，中国古老的王朝政治制度以及支持它的社会结构瓦解了。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为了自己与家族（有时是民族）的尊严——而努力奋斗。民族本身也有待构建。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国认同的版本，但正是在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与激进行动者首次试图通过混合种族、文化与历史等观念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些令人兴奋的观念触动了受教育阶层与城市群体的心弦，最后，它们还传布到了农民阶级之中。与此同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宣告帝制就此结束，并在随后试图建立一个共和国。清朝是以汉民族主义的名义被推翻的，满族统治者被视为外国侵略者——他们在两个半世纪之前突然冲出了东北森林，征服了中国。1911年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清朝不过是前后相继的二十多个皇室中最近的一个，其“正统性”可以被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像之前的所有王朝那样，清廷以其自身而非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 在王朝最后的那些年中，这让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容忍。他们想要一个代表国人利益的强大政府。由此，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对受过教育的群体——如数量日渐增加的学生、军人、专业人士以及商人——来说，这些理念既是奋斗的目标，又是他们之间互相争夺的对象。到20世纪20年代，城市工人与许多乡村社群也已经成了举足轻重的政治行动者，他们也迫切要求实现自己的社群与正义理念。民族主义将那些算得上数或应被算上数的人群重新界定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它唤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注意，那就是一个软弱且四分五裂的中国如何保卫自己抵抗外国自19世纪以来的威胁。而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正义——权力与财富在中国内部如何产生与分配——的问题缠结在了一起。 因此，建立某种新政府的斗争就关涉到政治共同体成员如何作为——哪些成员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与义务。这与建立强大国家以抵抗外国威胁和直接侵略的迫切需要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在这几十年中，战争肆虐，没有哪个城市、村庄或家庭能不受其影响，且它又与新权力源及其反对力量的出现关系巨大。在摧毁旧社会结构并为新权力竞逐者的出现开辟道路方面，外国帝国主义与赤裸裸的侵略、内战、地区与宗族暴力以及匪患都发挥着作用。在这几十年中，中国还被进一步拖入世界经济之中，这促进了城市化（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并为新的文化交互与社会变革开辟了道路。 在这几十年中，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以民主为名义，而民主自然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民主有时意指选举制度或实行选举的保证（以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方式），不过，它还意指各式各样的群众动员以及从公民权到经济安全等种种权利制度。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新社会群体——例如妇女、工人、商人、少数民族以及各种“爱国者”——要求在政治上发出声音。城市精英在挑战王朝权力以及随后反对自封的建国者时，都既用民族主义又用民主主义来正当化自己的行动。在工人与农民之中，民主、社会正义与民族主义也变成了强有力的潮流，塑造着长期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国革命者反抗着传统习惯与道德的重负，同时也与民国时期新出现的掌权者作斗争。 因此，“民族”与“民主”的概念就成了竞争中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斗争舞台。同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标志就是国家建设的努力与实验，这种努力与实验宣称能加强国家力量且创建民主，而事实上通常是通过创建民主来加强国家力量。然而，在像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就此而言）民主主义这样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到的解放与乌托邦冲动也可能受到了限制，理由则是国族统一以及抑制对国家或法团权力的阻抗。中国民族主义是通过面对外国的频繁干涉与侵略的耻辱感塑造出来的。领导者与人民都同样尽力试图恢复历史上的伟大。他们将中国理解为一片有着古老荣光的土地。而为了生存与发展，它需要新的制度。首要的则是新的公民，他们会被像学校、法律、兵役以及国家宣传这样的共同制度塑造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本书的绝大部分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追索这些尝试——教育普及化，语言标准化，改造法律制度，并一般性地加强政府。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可能互相冲突。领导者批评说民主会带来不统一与无效率。政府的批评者不得不为他们的爱国心辩护——尽管他们可能同样因为政府不能保护民族利益而攻击它。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间互相冲突的成分是不可能被否认的，不过同时，它们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虚假造作或白日梦。在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的逻辑完全以对人民的动员为基础。对旧式的王朝国家来说，只要人民交了税，它大体上就满足于让他们自行其是，而新式民族国家则需要他们热忱的合作。本书考察了中国奋力创造公民的过程。那么，被理解为是权利与义务结合的公民权就同样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民族主义要求创造公民——认同于政治共同体的人民。作为一位公民，在那个共同体中也就有自己的一份。在此类政治问题之外，本书还考察针对家庭、欲望、性关系、休闲以及身体本身（例如如何出行与着装）——它们承载着公民权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态度变化。 本书混合性地借鉴了社会科学、文化研究以及实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以集中探讨这些主题。我所设想的读者无须对中国有任何了解，不过要乐意在少数广为人知的事件中扑腾，并要间或游入深水之中，考虑这些事件的原因、方式以及潜在的替代性选择。

本书力求简练、概括地勾画西方历史学的演变。同中国史学的源远流长相仿，西方史学自古代希腊以来，也有几千年的演变发展过程，具有自成体系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经过不断改造、更新，自19世纪以降逐渐成为世界史学史中重要的一支，对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改造，就直接受到了西方史学家的启发。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史学内部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文化。虽然其影响力已不及以前，但仍然充满活力，不断有新的探索。观察西方历史学的传统和新潮，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研究的功能，了解历史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