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艺术史》（1、2、3）总计7卷，分别介绍西方美术史上的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7、18、19、20世纪等7个时期。此外还附有绘画欣赏一卷。虽然分卷较多，但每卷只有四五万字，插图约百余幅，因而全书贯穿了简明扼要的特点，对各时期美术发展的大势和主要特征剖析甚深，所论列的代表作品都有精美的插图，但又不求全备，以免语焉不详。《剑桥艺术史》深入浅出，为初学者提供了很好的读物；既有引导入门之功效，又体现了剑桥所代表的高度学术水平。是艺术史著作中的名篇。本书是《剑桥艺术史》的第一册，着重介绍的是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教授乔治・N・A・汉弗曼对苏珊・伍德福特的这本书的评价是：“计划周密，文笔生动……评论不同凡响，许多简明的结论闪耀着真知灼见……总之这是一本给人才智的、能引起研究兴趣的、有教育价值的书。”

本书是唐晓峰先生在其讲课笔记的基础上扩充整理出来的，其目的是给地理学及其思想史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建构一个适合中国的地理学思想体系。本书对中国的“王朝地理学”及国外的地理学思想做了分析，借鉴了国外的前沿研究成果，结合中国自古形成的地理观念，让我们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更清醒地反思我们观念中的地理概念。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ISBN：9787546328287，作者：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著，潘汉典 译

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西方现代思想史》试图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对上述方武都有所涉猎。思想史应该成为一种了解我们西方欧洲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的导引：引导学生接触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希望他们将来能更深入地探讨；把这些思想与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揭示思想的连续性和谱系；显示这些思想是如何在大文化语境中相互联系的。一本书很难达到所有这些目标，但它至少应该指出路径。

本书总结了自1939年以来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看法，重点从启蒙思想与革命的关系、公众舆论的影响、革命书册的出版与传播、宗教变革、王权衰落等方面探讨了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并对既有的结论一一进行质疑与分析，提出了究竟是文化引发了大革命，还是大革命催生了与之有关的文化这一命题，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从思想史的视角梳理了包括后现代思潮、国家主义思潮、新左翼思潮、虚无主义思潮、反西方主义思潮等各种思潮，并对其源流、影响做了考辨，进而深刻指出：当今的中国只有继续沿着启蒙的路径，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才能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主要内容包括：序言、导言、最初的冲突、决定性斗争、局势的发展等。

《利维坦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作者回到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从知识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情境出发，重新考察了传统科学史认为已成定论的“实验科学的诞生过程”，揭开了玻意耳－霍布斯之争的历史黑箱。《利维坦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对科学史和政治史兼具启发意义，“利维坦”与“空气泵”的并列出现暗示着如下主张：消除真空，就是避免内战；解决了知识秩序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了社会秩序的问题。

《中华文化史》(上下第2版)讲述上编从地理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成机制，重理论而又多有丰富史料的佐证；下编勾画了自远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内中华文化自发生到一统、多元、隆盛、内省、融合、陈暮开新、烂熟式微、蜕变新生的发展历程，有描述而又不乏精辟议论的概括。

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引起、满足普通读者的兴趣，他们希望分享一种具有吸引力但又陌生的历史经验中的某些东西。虽然我竭尽所知，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讲述全景式的现代中国历史，但我希望，即使那些不同意我的解释观点的人，或者反对我评论某个人或问题的观点的人，会同意这是一个写给广大读者的故事。不应该把中国现代史仅仅看成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世界”背景中的一个外来的碎片，而应看作一种历史经验。这个经验提供的重要的洞察方式，能使一些人们熟悉的观念和期望，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变得新鲜而且彼此关联，从而成为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东西。

《管理思想史(第5版)》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管理思想的演变和进化过程，对诸多我们已经看似熟悉的理论提供了新的注解和阐释。例如，在《管理思想史(第5版)》的引领下，当你更全面地了解泰勒的思想时，对科学管理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管理思想史(第5版)》适合管理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专业从业人员、研究者学习使用。

★ 平易近人的通史类著作。 丹麦著名历史学家戴维•格雷斯重新梳理世界历史的逻辑，寻求西方变动不居的身份认同，破除对“西方”及其价值观的概念化认知。 ★“跨文化研究译丛”第四部。以一种关注他者智慧的思想方法，提供超越的视点解构西方现代性，颠覆现代知识体系，关注理论在不同文 化语境中不同的意义。 西方文明观正遭受抨击。有人厉声谴责其为种族主义、高人一等的精英主义及排外主义。另外一些人，比如我，认为它表述了一种错误的欧洲史观……无论是想向这些堡垒扔炸弹的人，还是希望与这个包围圈并肩而立的人，都必须首先弄明白：这些战线在何处被拉长。戴维•格雷斯的著作，乃是为加强辩护力量而作，它扼要地叙述了这场围攻到目前为止的进程。无论对于参与者还是对于旁观者，阅读此书均能得到乐趣和收获。 ——《欧洲史》作者 诺曼• 戴维斯 ------------------------------------------------------------------------------------------- 自由主义温和派塑造了有关西方文明的传统宏大叙事，在移民同化论、精英统治论和人文主义等美国自由主义的经典观念盘踞于教育和文化领域的时期，这一宏大叙事曾被短暂地作为西方文明的真理而被灌输给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并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控制了美国的精英高等教育。 “1986 年，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嘿嘿，哈哈，美国文化必须滚蛋’的口号下，示威反对‘西方文明’这门核心课程。”继20世纪60年代西方各派别已经无法就“理性”达成价值观的共识之后，这场“课程战争”又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宏大叙事下的整个“西方观念”自身。 针对这场由校园文化战争激化的关于西方价值观自身的争论，戴维•格雷斯表明，正是宏大叙事本身的虚伪，为其招致了无数批评。由此出发，戴维•格雷斯逐步论证：宏大叙事塑造的“从柏拉图到北约”的西方史是不完整的，被西方奉为人性和制度典范的希腊是制造出来的，“旧西方”其实是尚武的、宗教的综合体，而理性、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新西方，更是一千多年权力与自由纠葛的制度和文化成果。“自由”并非天然是西方的本质，西方的身份认同是变动不居的。

《钱穆先生全集:中国思想史(新校本)》讲述了所谓真理，则可有两种看法：一认真理为超越而外在，绝对而自存。一认真理印内在于人生，而仅为人生中之普遍与共同的。此二看法，各有是处。天地万物，本先人类而有。天地万物有天地万物之理，其时尚无人类，则谓此等真理超越外在，独立自存，自无可议。这既有人类之后，便有内在于人生界之真理，络续发现。此仅指其在人生界有普遍性，共同性，决非亦超越人生而外在。然此二项真理，亦非全相隔绝，抑且互有关涉。人生本从宇宙界来，本在天地万物中，故人生真理中必处处涵有宇宙真理，亦必处处被限制于宇宙真理中而不能违反与逃避。然就人生论人生，则人生本身。亦必有其内在之真理。此二项真理之分别，本极明显。然人类思想往往从此分别上发生种种偏差与歧误。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所要解决的主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凝练的笔法、独特的视角，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心路历程。

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它发生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的欧洲，是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运动，这场运动作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以启蒙理性主义冲击了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等等，开创了启蒙时代的文化新气象。 启蒙运动最初发生在英国，而后发展到法国、德国、俄国、荷兰、比利时等国。

作者用浅显的语言，生动叙述了古代和中世纪西方科学史上所有重要的主题和事件，涉及数学、天文学、力学、光学、自然史、医学等众多领域，百余幅历史图片尤其珍贵和罕见。对许多长期未决的历史论争，作者提出了崭新的独到见解，尤其重视科学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哲学和宗教对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讲述基督教神学的故事 王晓朝 在我个人研究基督教的过程中，有这么两本史学类的中文译著对我的帮助是比较大的。一本是Ｇ．Ｆ．穆尔的《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 ；另一本是威利斯顿·沃尔克的《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今后要是再说类似的话，我可能还得数出第三本：奥尔森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这本译著是北大“未名译库·基督教文化译丛”中的一本。据丛书策划人的说法，“这套译丛旨在从学术的角度对基督教及其对文化的影响进行全面的介绍。”“这套译丛有两个侧重点：一方面，它将从基督教的典籍《圣经》、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稣基督、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神学思想等方面对基督教进行尽可能全面的介绍；另一方面，它将着力于体现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其中包括基督教对西方哲学、文学、伦理学、艺术、教育、法律等方面的影响。”（见《基督教文化译丛》总序第２页） 尽管我对基督教的历史和思想史著作有较多涉猎，但读到此书，还是有春风扑面的清新感。与我上面提到过的另外两本译著相提并论，它们尽管各有特色，但总体上可以说是“一简、一繁、一新”。《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原来的英文书名是“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直译似应为《基督教神学故事》，而中译本的译名亦可称得上是贴切的，因为原作者在“引言”中指出，这里讲的故事“当然不是指杜撰的小说或者寓言，而是指‘叙事’，所以，讲述历史就是述说故事，也就是述说塑造文化、宗教与国家之人的叙事，包括他们的事件、运动、观念与生活。”（见该书引言第１页） 基督教起源于古巴勒斯坦，诞生在古罗马帝国，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基督教诞生以后很快就突破了地域和文化藩篱，逐渐扩散到全世界，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的重要宗教之一。它在西方世界曾一度高居精神思想的统治地位；时至今日，它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并且是相当一部分人精神世界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把基督教思想看作当代西方文化的底蕴，未来世界文化的重要因素是丝毫也不过分的。奥尔森的这本《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的中文简体字本的出版，能够帮助中国学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基督教及其对人类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本书的专业性很强，但由于原著的作者有一个预设的读者对象在心中，因此在写法上并不刻板。作者在引言中说：“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为各种层次读者而写的基督教神学与思想史，基督教历史也多得无法胜数，坊间到处都买得到。本书当然不是要取代任何既有的著作，只是想要对这个著作系列提供一点新贡献。”“这本书的目标对象就是在这方面未受过启蒙教育的学生，以及有意要在历史神学上‘再充电’的教师。此外，这本书也不会冒充具有学术研究的味道，亦即根据原创性研究出崭新的见解，或提出学术辩论的提议。这本书乃是对于基督教历史神学最精彩部分的中肯调查研究，写给以前对于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连最粗浅的一点认知也付之阙如的读者。”（见该书引言第２页）我感到，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西方国家的读者和中国的读者对基督教历史与神学思想史的了解程度差距很大。因此，哪怕是对中国学术界，乃至于研究基督教的中国学者来说，这本书都既可以起到普及的作用，又可以起到学术研究的向导作用。 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对基督教的历史分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在此，我综合一下学者们的观点，将基督教的历史分期简介如下，或许对读者把握基督教思想发展史的概况有所帮助。 基督教的历史可以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 一、古代基督教，从公元元年至公元５９０年，亦即从基督降生到大格里高利（Ｇｒｅｇｏｒ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二、中世纪基督教，从公元５９０年至１５１７年，亦即从大格里高利到宗教改革。 三、近代基督教，从公元１５１７年至１８７８年，亦即从宗教改革到现代主义兴起。 四、现代基督教，从１８７８年教皇利奥十三世（Ｌｅｏ ＸＩＩＩ）即位至今。 由以上四个时期组成的整个基督教历史又可以分为以下十个阶段： 第一、基督的生活与使徒教会，时间上是公元元年至１００年，从《圣经》中所说的基督“道成肉身”到使徒约翰之死； 第二、遭受罗马帝国迫害的基督教，从公元１００年至３１１年，亦即从使徒约翰之死至康斯坦丁大帝（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第三、与罗马帝国和解并处于蛮族大迁徙风暴之中的基督教，从公元３１１年至５９０年，即康士坦丁大帝至教皇格里高利一世（Ｐｏｐｅ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Ｉ）； 第四、在条顿人（日耳曼人，Ｔｅｕｔｏｎｉｃ）、凯尔特人（Ｃｅｌｔｉｃ）和斯拉夫人（Ｓｌａｖｏｎｉｃ）建立的民族国家中传播的基督教，从５９０年至１０４９年，即从格里高利一世到格里高利七世（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ＶＩＩ Ｏｒ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 第五、处于教皇统治下并产生经院神学（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ｏ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的基督教，从１０４９年至１２９４年，即从格里高利七世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Ｂｏｎｉｆａｃｅ ＶＩＩＩ）； 第六、处于中世纪天主教衰落与宗教改革前酝酿时期的基督教，从１２９４年至１５１７年，即从卜尼法斯八世到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贴出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 第七、处于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从１５１７年至１６４８年，即从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到英国议会下令实施《基督教信纲》； 第八、处于天主教正统教义受到挑战时期的基督教，从１６４８年至１７９０年，即《基督教信纲》实施至法国大革命； 第九、处于福音在欧洲和北美复兴、基督教福音向全球传播时期的基督教，从１７９０年至１８７８年，即从法国大革命至教皇利奥十三世（Ｌｅｏ ＸＩＩＩ）即位； 第十、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基督教，从１８７８年至今。 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的分期与基督教历史的分期大体相同，但并非完全一致。下面列出奥尔森这本书中对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的分期，读者们若能与上面的历史分期作一对照，或许能从中悟出点什么来。 第一部分：序幕，二世纪基督教思想的冲突 第二部分：换场，三世纪神学的张力与转变 第三部分：转折，三位一体之争 第四部分：插曲，基督位格之争 第五部分：分裂，东正教与天主教一分为二 第六部分：换景，经院哲学带来神学的春天 第七部分：转捩，西方教会的宗教改革与分裂 第八部分：换装，新教神学的多元论 第九部分：变奏，自由派与保守派对现代性的回应 基督教的神学是由基督教的思想家们创造的，这也就是说，先有基督教，后有基督教神学。但什么是基督教神学呢？《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的作者给出了一些解释，但却没有明确的定义，因此在这个方面，笔者想结合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起源多说几句。当然这只是笔者个人对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的理解，仅供读者参考。 历史地看，古代基督教的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是《圣经》记载的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组织的直接继承者，也是后来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组织的共有原本，它们的发展为后续各个阶段的基督教在教义、教会组织、教仪等方面奠定了基础。早期基督教教会的思想家是基督教神学的创立者。“他们认为自己是神圣的真理的揭示者，把这些真理保存在地方教会中并尽可能传播到世界上去是他们的职责。他们表现出对文学的排斥，也没有学院式的雄心，至少，此类工作不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兴趣。他们认为自己是教会的权威的教师，是基督教的哲学家，是训练有素的、受到启示的《圣经》的解释者，而《圣经》包含着上帝的拯救启示。只有按这样的思路，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研究他们。否则，他们的工作和活动就会被歪曲。这也同样适用于对他们的成就作历史的评价。”（凯本浩森：《希腊教会的教父》，第１０页） 从保罗开始，基督教的思想家就已经在借助同时代的哲学术语去阐述神学学说。这是用逻辑的方式规定基督教信仰内容的最早尝试，也是神学与学问的最初联合。神学的字面含义是“关于神的学问”。基督教神学是一种由信仰所激发的理性思考。“在基督教的意义上，神学是一门关于由神揭示的宗教真理的学问。它的主题是神与神的创造物的存在和性质，以及从亚当的坠落到通过基督的以教会为中介的对人的救赎。它的内容包括所谓的关于神的自然的真理、灵魂、道德法等等，这些都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获得。神学的目标是用信仰激发的理性对这些信仰的内容进行研究，以此推进对这些内容的深入理解。”（克洛斯：《牛津基督教会辞典》，第１３４４页）从基督教神学的历史来看，“在天主教这里，宗教第一次获得了一种正式的教义体系。天主教这个基督教的正统教派发现了信仰与知识调和的模式。”（哈奈克：《基督教教义史》第２卷，第４页） 基督教神学的产生得益于希腊罗马哲学。早期基督教思想家使用希腊哲学去解释基督教的学说。通过世代的努力，原始基督教的经验被理性化了，基督教的主要观念有了哲学的支撑，一元论的基本立场得到确认，一种系统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源于原始宗教与神话的希腊哲学滋养了这种新的神学，以基督教神学为自己的新成就，而它自身亦与其他希腊罗马宗教一道走向终结。最初仅仅是少数人的宗教意识的基督教神学信仰取代了希腊罗马的宗教与哲学，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主流。 基督教的思想家有许多都是从希腊罗马文化的旧阵营中杀出来的。他们带着浓厚的异教文化背景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为基督教的信仰所慑服，但仍旧按照希腊罗马哲学的术语去理解它。这种工作有偏离基督教信仰核心的危险，但却又是基督教本土化所必需的。从基督教自身的发展来看，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把基督教当作一种合理的宗教展示给外部世界。他们坚持基督教一神论，批判异教的多神论。他们坚持以理解为基础的信仰，把希腊罗马哲学的一些合理因素与基督教的信仰相结合。他们从总体上抛弃了罗马帝国的主流文化，但从中汲取了一些有益于基督教的信仰的东西，然后提出了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原则。通过他们的努力，基督教达到了自身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种形式的基督教征服了罗马帝国，成了中世纪历史的基础，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基督教思想家对旧文化的批判和吸取有益于基督教文化的发展。护教士们对罗马政治的批判是迫使帝国当局改变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也预告了罗马帝国的终结和基督教的胜利。基督教扫荡了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那些异教祭仪，这是摧毁传统的希腊罗马文化的最明显的表现。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当时流行的各种形式的多神论。他们批判了异教的荒谬，从而摧毁了罗马帝国文化的根基。在他们的批判下，非基督教的各种异教逐渐消失。与此同时，基督教思想家也对当时的各种哲学展开批判，使这些哲学的虚假性和无用性暴露在世人面前。 基督教的胜利给希腊罗马世界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生活。基督教关于神、自然、人、命运、救世主的观念，基督教的组织、神职人员、公共的和私下的礼拜形式，基督教的文学、艺术和伦理都不是对其他宗教的简单复制，而是吸取了其他文化成分以后的重新创造。通过基督教与当时各种异教和哲学的冲突与融合，一种新的文化理想创造出来。它既有祭仪也有哲学。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把理解生活意义的钥匙、一套行为规范、以及一种精神性的崇拜。（上述观点详见拙著《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九章） 中国的宗教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术界和中国民众对基督教及其神学的认识与以往相比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能够帮助中国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基督教及其神学思想，“基督教文化译丛”的策划者在中国大陆顺利地出版了这本书。而我相信，读者们也能做到“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