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全书共分五卷。第一、二、三、五卷是就解放前写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的一部分增订修改而成；第四卷是一九五九年才编写的。第一卷属于古代，上自殷代，下至战国；第二、三卷属于中世纪的前期，上自汉代，下至南北朝；第四卷属于中世纪的后期，上自隋、唐、下至明末；第五卷属于封建解体过程中的一段，即自十七世纪以至清中叶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本书的出版对中国民族丰富的遗产做出了科学的总结。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是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昆廷·斯金纳的名著，时间跨度自13世纪后期至16世纪结束，是研究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期西方政治思想演变的经典之作。全书共分两卷，分别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家的代表作、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进行了介绍。同时，作者还重点阐述了这两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揭示了这个时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的转型意义。此外，书中对当时所产生的、今天仍在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些政治词汇和概念加以追根溯源的梳理，从而澄清了人们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一些误解。

正如大多数数人一样，我曾抱有过某些欢欣鼓舞的信念；我认为它们是有效的，因为它们是合乎逻辑地从已知的明显的事实事提出来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哪怕是我向他摆清楚了所有有关的事实，并且为了他的好处而反复追踪了应该使得一个有理智的头脑信服的那些逻辑步骤之后，却仍在反对我的这种或那种信念，——发现了这种情形往往使得我苦恼。情况可能是——事实上，几乎肯定总会是——，他无法反驳我的论据。但这没有关系。他坚信那是违反他的意愿的，他仍然坚持同样的见解；我终于认识到，不幸的是，他的头脑并不是全然开放的。某些混乱的情绪、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或某些不经检验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得他看不见真理。 总目 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 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彭刚译） 现代民主（林猛译）

本书是继《士与中国文化》之后，经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同意，编选而成的他的又一部学术论文集。这些论文，不仅反映出著者作为一位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广泛深入了解研究的深刻的社会思想史专家，力图通过对若干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从而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性质的一种整体了解的学术风格，而且也反映出著者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严肃冷静的思考。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以极其宽广的视野，描绘出从王阳明、经过泰州学派、到李卓吾的所谓“王学左派”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展开，再现了当时社会与思想运动的活泼气息，并指出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近代市民意识的萌芽。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又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这些新生事物由于过早出现的缘故，最终毫无意义地遭受了“挫折”的图画。在日本，《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作为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最早提出中国“近代”问题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著作，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日本学者的必读文献：亦是在二 战后最早对战前日本的历史学观进行反省的同时，对所谓“亚洲停滞论”这个战后历史学界的重要课题展开研究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实际上，二战后的日本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就是从《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开始的。

在《主体解释学》中，福柯对“关心自己”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于福柯来说，“关心自己”不仅仅是著名的德尔斐神渝“认识你自己”，而且还包括各种哲学实践。它旨在表明伦理主体是根据什么手段，步骤和历史目的在与自身的既定关系中自我塑造的。这个研究超过了严格的哲学史范围。福柯在描述古代主体化方式的同时，力图揭示现代主体化方式的暂时性。因为解读占代人，可以让我们探询我们这些现代主体的身份。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欢声对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是国内第一本系统阐述、总结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的著作。按照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发展的重大历史时期为序共分十章，在概要介绍各个时代西方社会总体发展背景与社会主体思潮的基础上，系统而简要地阐明了西方城市规划二千五百多年来所形成、演替的基本思想与主流精神，从而梳理出基本的规划思想史脉络，并对城市规划思想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对西方城市发展各时期的重要的城市规划思想、规划理论以及重大规划实践等进行了全国、系统的总结，内容上既重客观的陈述，更重深入的分析与评述，并努力提炼出各个时期城市规划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理念。全书以案例配合理论的阐述，图文并茂。

这部中译本厚达1100多页、长达110万字的大著，分为三卷，第一卷写的是1620—1800年：殖民地精神；第二卷写的是1800—1860年：美国的浪漫主义革命；第三卷写的是1860—1920年：批判现实主义的端倪。在第一卷中，作者审慎地检验了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给殖民地留下的遗产，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移植到美国的旧世界的自由主义；旧世界进入美国的一些理想和制度，最终屈服于新环境的压力，以至推翻了君主立宪和贵族政治的原则，确立了共和主义的原则。在第二卷中，作者研究了“新大陆”的新事物，其间有两次战争——1812年的战争加速了19世纪各种理想的发展，南北战争则彻底根除了“纯真年代”里的各种野蛮现象；作者认为，在美国的建国之初，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哲学和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为赢得美国的霸主地位而争斗。在第三卷中，那是一个变化的美国，从镀金时代的自由景象开始。“冒险创业的心灵脉动，务实求实的文化策略，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理念，惨烈激越的意识形态斗争，所有这些铸就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意识，编织了一个时幻时灭的美国梦。”

保守主义是一个十分松散的思想体系，没有严密一致的学说系统。其中的各个版本之间，也有很多的争议，甚至在基本价值观上也有分歧。很显然，本书不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囊括各个版本的保守主义的学说汇篡，而是侧重其中的某些主流观点和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主张。

简介： 本书是当代著名哲学家、社群主义主将查尔斯·泰勒的代表作，被誉为“近二十五年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本书讨论了整个西方思想关于自我、日常生活的肯定与表达的作用等方面的观念史，勾画出现代性自我形成的过程。本书认为现代人继承的相互冲突的道德观，是现代性境遇中自我把握或定义“善”的结果。 序 言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一度陷入困境。这件事花了我数年时间，而且对于这本书应当写些什么，我也屡次改变主意。这种情形持续了很多年，对应该如何切入问题，我曾数次改变看法。这部分地是由于熟知的原因，好长时间内我吃不准我想说什么；部分地是由于好高骛远的进取心本性，即试图明确表达和写出现代认同的历史。用这个术语，我想标示出整个系列的（大部分未表述出来）关于什么是人类的主体性的理解：这就是内在感、自由、个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在现代西方，它们就是在家的感觉。 但是，我也想表明：很大程度上是在我们未意识到的情况下，这种认同的理想和禁令——使什么突出和使什么遮蔽——是怎样形成我们的哲学思想、我们的认识论和我们的语言哲学的。被假定为从对某种自我既没有也不应当闯入的领域的严肃考察所取得的学说，实际反映出来的那种帮助我们构成我们这种认同的理想，要比我们认识到的多得多。我认为，这显然适用于从笛卡尔到奎因的表象的认识论。 另外，我们的认同这幅肖像注定要用做现代性新理解的出发点。这就是说，这个问题由于已经包含近三个或四个世纪的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重大变化，并且因某种原因使这些变化进入焦点，继续使我们着迷。诸如福柯、哈贝马斯和麦金太尔这样主要的当代思想家们的著作，就是关注这个问题。其他人，尽管没有明确地谈及这个问题，也以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假定了问题如何而来的某种图式，即使这是对待过去的思想和文化不予考虑的一种态度。这并非是无缘无故的着迷。如果不能掌握这一历史，我们就不能理解我们自己。 但是，我发现我本人对当今流行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并不满意。有些是乐观的，以为我们正在攀登新的高原；另外的观点展示了一幅衰退、失落、遗忘的画面。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不正确的；两方面都忽视了我们境遇的极其重要的特点。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抓住那些给我们现时代以特征的伟大与危险、宏大与卑微（ｇｒａｎｄｅｕｒｅｔ ｍｉｓｅｒｅ）的独一无二的结合点。要理解现代认同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首先是要理解，就我们所有人都试图摆脱它来说，我们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其中；其次是看到，我们围绕着它所作的那些左右摇摆的片面性判断是如何肤浅和偏颇。 但是，我认为，除非我们弄清了关于自我的现代理解是如何从人类认同的较早情景中发展而来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握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本书试图通过描述其起源，来界定现代认同。 我们把注意的焦点放在认同的这三个主要侧面上：首先，现代的内在性，即作为带有内部深度存在的我们自身的感觉，以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联结性概念；其次，由现代早期发展而来的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第三，作为内在道德根源的表现主义本性概念。在第一侧面中，我要对从奥古斯丁到笛卡尔和蒙田，再到我们自己的时代，进行探索；在第二部分，我的论述从宗教改革起，经启蒙运动，直到它的当代形式；而在第三部分，我的描述从它在十八世纪末叶的起源开始，经过十九世纪的演变，直到它在二十世纪文献中的表现形式。 第二到第五编，是这本书的主体，它阐明了发展着的现代认同的这个图景。论述是分析和编年的结合。但是，因为我论述过程的整个路线是要标明自我感和道德视界之间、认同与善之间的联系，我感觉到，在没有关于这些联系的某些初步讨论的情况下，我就不能进行这项研究。由于在当代居支配地位的道德哲学试图掩饰这一联系，所以，这项研究看起来更有必要了。为了弄清它们，我们必须从多种意义上，正确评价善在我们的道德观点和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准确说来，这却是当代道德哲学所极难于接受的。因而这本书的开篇部分就试图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自我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状况，在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我随之加以利用。那些十分厌烦现代哲学的人，可以跳过第一编；那些厌烦历史的人，如果不经意地拿到了这部著作，也就不必读其余的部分了。 正如我已指出的，对于我们能够以比通常更富有成果和更少片面性的方式把握现代性的现象来说，整个研究只是一个序曲。在这本部头已经够大的书中，我没有篇幅再描绘这些现象的全面的替代性图景。我将把这个任务，连同对现代认同与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联系的分析，留给以后的著作。但是，我试图在结论一章中阐明，什么样的结果从浮现中的现代认同的故事中产生出来。简明地说，就是这种认同在道德根源中比它的谴责者所承认的要丰富得多，但是由于其最热情的辩护人贫困的哲学语言，这种丰富性被弄得看不见了。现代性急需从它的最无条件的支持者那里解救出来——一个文化史上或许不是没有先例的尴尬处境。正确地理解现代性，就是实施拯救活动。在结论中，我试图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实施拯救是重要的，甚至是迫切的。 这本书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在此期间与全灵学院及整个牛津大学，还有麦吉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兰克福大学及耶路撒冷大学的同事们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这些同事包括詹姆斯·塔利、休伯特·德雷福斯、亚历山大·内哈马斯、简·鲁宾、于尔根·哈贝马斯、阿克塞尔·亨尼思、米夏·布鲁姆利克、马丁·洛—贝尔、豪克·布伦克霍斯特、西蒙·钱伯斯、保尔·罗森堡、戴维·哈特曼和居伊·斯特劳姆萨。受劳伦斯·弗里曼和蒙特利尔本笃会修道院的邀请而进行的“约翰总追思”讲座，为我提供了阐述我正在试图集成的现代性图景的宝贵场合。而且随后的讨论，也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如果没有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度过的一年，我就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我非常感谢克利福德·格尔茨、阿尔伯特·希尔施曼和迈克尔·瓦尔策，这既是因为这一年的研究，也是因为我们那段时间在研究所的不可比拟的气氛中所进行的有价值的讨论。我同样想感谢国家人文基金会，是它提供的资助使这一年的研究成为可能。 我感激加拿大文化委员会资助我伊萨克·基拉姆研究奖金，它使得我可能享受另外一年的假期。事实证明这是极端重要的。我也感谢麦吉尔大学准予学术休假，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提供学术休假奖金，它们使我得以完成本书手稿。 麦吉尔大学向我提供了帮助修改手稿和准备索引的研究资助，我谨致谢意。 我非常感激梅特·约尔特对手稿的评论。我应当感谢阿尔巴和米丽亚姆的宝贵的建议，感谢克伦和比茜亚使我接触了有关存在的不熟悉的方面，还就更新了的实用主义感谢比塔。我还应当感谢葛蕾塔·泰勒和梅丽莎·斯蒂尔，是她们帮助我准备了手稿的最后定本以便出版，也要感谢旺达·泰勒所做的校对和索引。 我感激代表迈克尔·Ｂ.叶芝和麦克米兰伦敦有限公司利益的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和Ａ.Ｐ.瓦特股分有限公司允许我从Ｗ.Ｂ.叶芝的《在学童之间》引用一些诗行，此书重印自理查德·芬纳兰编的《新版Ｗ.Ｂ.叶芝诗集》，一九二八年版的版权属于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一九五六年的修订版版权属于乔治·叶芝；感谢新方向出版社准许我从《人物：伊兹拉·庞德诗集》引用伊兹拉·庞德的《在地铁车站》，此诗集一九二六年的版权属于伊兹拉·庞德，由新方向出版社重印（1949）；感谢费伯—费伯有限公司及漫话印书馆准许引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最早文本的一节诗，其一九四年版本的版权属于Ｗ.Ｈ.奥登，重印自爱德华·门德尔松编的Ｗ.Ｈ.奥登的《英语奥登：诗歌、随笔和戏剧作品，1927—1939》；还感谢漫话印书馆准许我引用斯蒂芬·米切尔翻译的Ｒ.Ｍ.里尔克的《豹》，其一九八二年版本的版权属于斯蒂芬·米切尔，重印自《兰纳·玛丽亚·里尔克诗选》。引用策兰《铭刻》（“Ｗｅｇｇｅｂｅｉｚｔ”）、《无半截树林》（“ＫｅｉｎＨａｌｂｈｏｌｚ”）和《光线》（“Ｆａｄｅｎｓｏｎｎｅｎ”）中的诗句，经苏尔坎普·魏拉格的准许重印自《选集》（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Ｗｅｒｋｅ，ＩＩ）（1983）；这些诗的英译本一九七二年、一九八年、一九八八年的版权属于迈克尔·汉堡，经佩尔塞出版社和铁砧诗歌出版公司的准许，重印自《保尔·策兰的诗》。引用夏尔·波德莱尔的内容出自《恶之花》，其一九五五、一九六二年的版权属于新方向出版社，经新方向出版社的允许而重印。所摘塔杜茨·鲁热维奇的《在生活中间》和奇比纽·赫伯特的《石头》的内容，经作为万丹—道布尔戴—德尔出版集团一个分支的道布尔戴出版社的允许，引自切斯瓦夫·米沃什选编和翻译的《战后波兰诗歌》，其一九六五年版本的版权属于切斯瓦夫·米沃什。 译 后 记 查尔斯·泰勒的这部著作在西方有极大的影响，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时，美国教授曾向我推荐此书。回国后，我也曾撰文介绍泰勒的思想。因此，当刘东先生和刘北成先生让我翻译此书时，我很高兴地接受下来。粗略地阅读时，我只为泰勒对“现代性”的深刻分析所吸引，但在翻译过程中，才意识到自己承担了一个几乎是无法胜任的重担。泰勒的著作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文字也非常晦涩难懂，并且在行文中夹杂大量法、德、拉丁、希腊等语词，这增添了很多的困难。好在有许多朋友帮忙——如杨共乐先生和郭小凌先生，替我译了全部希腊语词——才勉强完成了这个任务。 北京大学韩水法教授两次阅读了译稿并就译稿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清华大学的彭刚先生为此书的翻译、出版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前言、第一编、第二编、结论和索引部分，由我本人翻译，第三编由乔春霞、彭立群翻译，第四编由李伟、彭立群翻译，第五编由王成兵翻译，三、四、五编的法、德语部分也由我来翻译，全书由我来统稿并校译，有些地方作了较大修改。因此，此书出现的错误，首先应由我来承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韩 震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系统考察了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末政治思想的发展。其作者来自世界各国，且都是在相关领域成绩卓著的学者。书中所讨论的主题涵盖了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后来引起的批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自由民主的认识及其尝试提出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大众选民以及新社会运动促成的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从实证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对政治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形形色色的思想传统；西方与非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全球化对国家提出的挑战。二十世纪政治思想中的每项重大议题都有专章讨论，既有相当的学术水准，也容易为读者理解，对本科生以上不同层次从事政治学学习和研究的学生或学者，都不无裨益。

《饮冰室合集》编于1929年梁氏逝世后，是梁启超唯一授权的著述集成，堪称梁氏思想文化探索与贡献的集大成之本。虽然在此前后出现过众多梁著版本，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合集》的典范意义。该本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充分体现了梁启超与中华书局的密切联系和长久友谊。是书一仍原貌分为《饮冰室文集》16册，《饮冰室专集》24册，合计40册。本书可见作者思想之发展及三十年来政局及学术界转变之迹。 2013年是梁启超诞辰140周年，中华书局特推出《饮冰室合集》典藏版。典藏版恢复初版原貌，分装40册，在对经典版本的纪念中增加使用的便利；放大开本与版心，重选底本，限量精印，制作更加考究。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研究的中心议题自然法问题。作者将之作为西方现代思想的原点，聚焦于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第一代人物，以此来论述西方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现代自然法学派，对于理解塑造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学说和道德思想具有关键意义，这一点早已为学界所知。无论是政府必须基于社会成员的同意和授权的社会契约论思想，还是经济生活中的财产与所有权的学说，大到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概念，小到自主的道德个体形象，以及个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平等的概念，所有这些现代人在公共生活和私人领域中经常遭遇的观念和制度，其根源都是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著作。然而，对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广泛研究，却很少深入触及到这些常见理论背后隐含的现代政治道德思想对人性的真正理解。本书基于晚近国际学界对有关问题的最新文献，通过系统考察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第一代人物（格老秀斯、霍布斯、普芬多夫和洛克）的主要著作，深入分析现代自然法学派讨论的基本主题，最终希望能够展现现代自然法学派构建的现代人性论的核心主张。

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出那句著名的箴言“自然爱隐藏”到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存在”和“解蔽”的方式对这句话进行解释，《伊西斯的面纱》对自然的秘密这一概念的讨论涵盖了近2500年的历史，从揭开面纱这一隐喻的角度追溯了人对自然态度的演变。 阿多以头戴面纱的女神伊西斯这一寓意形象为线索，追溯了思想家们对赫拉克利特箴言“自然爱隐藏”的诸种解释。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两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一种是普罗米修斯态度或实验探索的态度，主张用技术揭开自然的面纱，揭示她的秘密；另一种是俄耳甫斯态度或沉思的、诗意的态度，认为像这样去掉地球的遮掩是一种严重的侵犯和罪过。而从18世纪末开始，伊西斯的面纱渐渐不再指自然的秘密，而是指存在的神秘，这一传统一直持续至今。

本书的第六版曾于2006年以《发现社会之旅》的书名出过中译本。本书为同一译者根据最新版本修订的新译本。全书以人物为主线，勾画了二百多年来西方社会学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程，不仅阐述了各个经典传统的发展，还讨论了当代理论的各种发展方向。作者叙述人物生平，往往着墨不多而有传神之处。评述各派思想，多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知识潮流，溯其源头，追其余脉，使对各种思想潮流的介绍既简洁又深入。 使读者不仅能全面了解每一位思想家的思想，还能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把握西方社会学思想的整体脉络。

以往的宋学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讨论角度各有不同。但很少有人从制度史的层面，来剖析唐宋学术转型以及宋学的形成。本书从制度史的角度出发，仔细梳理了宋代经筵制度形成、变化，及其功能转变、人员选任与讲说内容，集中研究士大夫如何通过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利用解释经史的机会，喻古讽今，表达自己对时政的看法，并影响最高决策。揭示经学诠释与史论，如何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挂钩，并与统治学说史同步演进。从而从发生学的角度，为宋学的产生找出一个制度史的依据。

· 《马基雅维里时刻》绕开后人归纳出的理论概念，返回历史语境的细节之中，揭示现代社会从中世纪脱胎出来这一复杂过程，表明“在现代早期，除了自由主义的历史之外，还贯穿着共和主义的历史，前者的主题是法律和权利，而后者则依据德行来思考人格”。 ·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J.G.A.波考克最有名的巨著，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有重大影响。 · 著名翻译家、政治思想研究专家冯克利教授翻译。 《马基雅维里时刻》对于马基雅维里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他思想家的国家观念在现代的延续性，进行了历史的、社会的经典研究。波考克提出马基雅维里思想的重点在于共和国面对其自身在时间中的不稳定性的时刻——“马基雅维里时刻”，并转而论述共和思想在清教徒英国和独立革命时期美国复兴，认为美国革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的最后一次伟大行动。

《人权论集》（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著）主要内容： 1929年，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体制，反对“训政”，维护自由，要求尽快落实“宪政”。这场运动震动了文化思想界，许多学者先后卷入其中。最终，面对统治者的暴力专横，他们不得不妥协退让。 这场人权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是中国宪政史上意义深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这场运动的原始材料记录，《人权论集》一书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意义，非常值得今天的国人重新了解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