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巴赫金所言，思想不是独白，而是多种声音的对话交流。借用雷纳·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中对白璧德的评价，这里可以说，“学衡派”不论存在什么局限性，也还是有值得称道的。因为他们“维护了评判的自由：批评的必要性”。你我可以不同意他们所说的具体意见，但要尊重他们说话的权利。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ISBN：9789570804669，作者：余英时著

读者会注意到，本书在论及“斐洛的上帝学说”、“斐洛的逻各斯学说”和“斐洛对《圣经》的隐喻解释”这三章时，介绍较多，对所选段落的注解较少；相反，在讨论“斐洛的伦理学说”时，对所选段落的注解超过了介绍。这样做的理由是，斐洛至少是在六篇论著中连续地就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论述，从而使得挑选内容扩充了的段落来注解成为可能，而他在其他主题上的思想和观念却在他的许多论著中断断续续地出现了空白。或许应该补充一句，在他的整个著作中，只要是使用隐喻阐释方法的场合，几乎没有一段不是这样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也使得很难从他的著作中挑选出联系紧密的段落组来例证他的排置次序。 当阅读了诸如德鲁芒德（Drummond）、沃尔福逊（Wolfson）和哥德娄福（Goodenough）等杰出的斐洛主义者（我只列举了一些最著名人物的名字）的伟大的著作之后，当与现代著名的斐洛研究专家们一起在SNTS会议上参加了国际研讨之后，我意识到，这部分是多么地不充分，在对其主题的处理上又是多么地不恰当。然而，如果它能有助于一些学者发现斐洛，认识到他的重要，并想对他的著作作进一步的继续研究，那么，我觉得，它已为其有限的目的尽力了。 斐洛著作的读者，也会像斐洛在一篇论著中提到的那种人一样，将“被和平滋养”，亦将超越他的旨在“获得一种恬静的、明朗的生活，一种真正满足而幸福的生活”的看法。

在知识分子研究中，作者特别喜欢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整体研究的基础，整体研究假如缺乏个案研究的基础，通常会流于“知性化”、教条化，无法处理各种很复杂的问题，而个案里面通常各种复杂的思潮、观念、心态交织在一起，更有一种逼真感，更能达到某种分析的深度，历史的还原性更好。 本书是关于研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的专著，具体包括了对：曾国藩、梁漱溟、林同济、周作人、翁文灏、丁文江、蒋廷黻、叶公超、傅斯年、陈布雷、朱自清、顾城、史铁生等知识分子的评论文章。 本书是一本通俗读物，适合高中以上年龄层次阅读。

本书梳理了从先秦到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思想发展脉络，分门别类地论述各个时期每一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思想文化的丰富内涵，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成果。 本书编写方式独特，除了介绍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外，对经济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以及农民革命思想都作了系统的阐述分析，这是思想史学方面的有益尝试，既适合广大史学爱好者的阅读，又为科研人员提供参考。

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ISBN：9787561751183，作者：恩伯莱（P.Emberley）,寇普（B.Cooper） 编

本书采用这样一种做法，好处昭然。通过将尼采关于古典传统的解说与另一种往往同样天才的解说平行对置，我们对他的所思所感就有了一种更深入的理解，同时对那些与他的思想加以对置的所思所感也有了一种理解。由于尼采的批评兴趣惊人广泛，涵盖古典传统中的一系列主题，便为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这种比较研究提供了超乎寻常多的机会。必须承认，在这样一种选编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任意性和主观性。一些读者会希望看到与尼采有关的这位或那位作家的讨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希望可能是完全正当的，但编者只能在某种局限的实践下工作。本书将这些研究汇集起来，提供给读者，但并不官称它们已经完全将一个如此广大的多重主题囊括无遗，无论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完全”意味着什么。 本书包括涉及下述时期的论文：教父时期、经院哲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魏玛古典主义、浪漫主义、19世纪颓废文学。在本书收集的15篇论文中，5篇曾以某种形式发表过：一篇曾作为一项更大研究的一部分以德文发表(第7篇)；一篇增订甚多(第6篇)；一篇曾经作为一项更大研究的一部分以英文印行(第15篇)；一篇基本未加改动地重印(第8篇)；一篇虽然是为本文集写的，但曾经较早面世，现经出版者许可，多少作了些变动后出现于此。因此，论文中有11篇是专为本书创作的。

我们怎能存活呢 冬青树 《前车可鉴》是当代基督教卓越的思想家、有知识分子宣教士之称的法兰西斯•薛华博士的巨著。他深入神学、哲学、历史、社会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历史画卷：基督教的兴起、古罗马的败亡、中世纪教会的变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现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及特质，并从圣经真理的角度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勾勒出一个人本之人文主义兴起并不断向神本挑战对决，然后出现各种各样妥协思潮的过程。薛华特别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描述分析了从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启蒙运动时代人的意气风发到现代人的悲观绝望，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乃在于身为造物的人竟企图僭越造物主的位置——这恶中最大的恶，并呼吁唯有接受上帝的启示，依照圣经真理而活，人类才有希望。 此书的英文原名为“How Should We Then Live？”，取自旧约以西结书33章10-11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我们）怎能存活呢（how should we then live）？’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此书名有中译为“我们该如何生活”，似乎远不能反映出作者所关切问题的紧迫和严重。薛华探讨的议题是关乎生命的，绝不止于生活的层面。 在书中，薛华不仅针对当时代的特征和西方思想文化甚或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意见，向现代主义同时也向后现代主义发出基督信仰的警语，亦对当时福音派教会和基督徒的生命所存有的一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三十多年后这些提醒对教会和基督徒而言仍不无助益。 薛华认为，教会和基督徒个人应该作暮鼓晨钟，就社会不公及罪恶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今天我们觉得遗憾的，是基督徒应该说话的时候，往往保持缄默。在种族歧视和没有爱心运用财富的问题上，基督徒三缄其口，这就与他们的身份不符了。”（ 《前车可鉴》，122页）他提到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人物，如沙甫慈布利（Shaftesbury）、威伯福斯（Wilberforce）、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他们曾毫不忌讳地指斥邪恶和不义。沙甫慈布利曾努力不懈地防止矿厂和工厂的女工及童工被剥削；约翰•卫斯理斩钉截铁地反对奴隶制度；威伯福斯与其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更是一生致力于废除英国的奴隶制度。他们在抨击反对这些社会不公和罪恶时，无不遭遇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甚至敌对，但他们却矢志不移，只因他们认定，警戒、反对有悖上帝真理的罪恶是上帝对他们的召命。在今天，“没有爱心运用财富”的种种行为似乎已然不关涉任何的不义，甚至成为时尚、高品质生活的标志为人羡慕和追求；种族歧视和奴隶制度好象已经成为历史，却刚有“人贩子、现代包身工、黑砖窑”赫然被曝光；性革命、同性恋合法化的浪潮滚滚而来，知名女学者李银河已着手向人大提交《中国同性婚姻提案》，中国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名人、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崔子恩被称亦是虔诚的基督徒......面对此等种种，我们中国的教会、基督徒似乎也是沉默的。而这种沉默不啻是在印证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那些关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教训、言论只适于用来在教会和基督徒的圈子中传布，不能用基督教的价值观衡量非基督徒。现今的中国亦是人本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人本主义者不下是非的判断，“他们认为万有中的‘终极实在’——就是非人格的宇宙——是中性的，无所谓是非、对错、善恶，是完全缄默的。”（ 《前车可鉴》，122页）相对主义者则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普遍真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内在特征，只有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普遍有效的道德原理也是不存在的，所有道德原理的有效性都取决于不同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世界观的历史》，290页）他们均不承认有“绝对”，薛华说：“我们这一代有一个古怪的标记——唯一的绝对就是绝对地强调没有绝对。”（ 《前车可鉴》，213页）因此，“个人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往往武断而又反复无常。”“如果在人的思想背后没有绝对，那么，我们便无从判断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在道德问题上的争论了，公有公理，婆有婆理，结果便会无止境地争论和分歧下去。”（ 《前车可鉴》，138页）但是，根据圣经，“绝对”是存在的，我们可以评断某些事情是对的，某些事情是错的。薛华认为，“教会应该勇敢、清楚地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因为这是圣经的吩咐”。（ 《前车可鉴》，110页）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要吹角，警戒众民。“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以西结书33:6）。 其次，在薛华看来，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种整全的世界观。《前车可鉴》一书就是对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世界观的表述。很多人以为，基督教是和物质世界与公共生活无关的一个领域当中的一种“个人信仰”，它负责在人脆弱的时候安慰人，其他的事情还是其他的事情。很多信徒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正如诺格尔在《世界观的历史》一书中所言，他们只从教会、圣经、教义、事工、灵性、宗教，或上帝的角度来理解信仰，却没有把它理解为一种全面的、包罗万象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基督教信仰本为一片汪洋，却在许多信徒心目中被缩小为一只鱼缸。因此许多信徒的生命也呈现一种“分裂”的状态，如在教会内和教会外完全是两种面貌。薛华认为，人人对事物都有一套先存的观念，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一种世界观，虽然人自己未必能察觉得到。人的世界观是他的价值的根据，于是，也就成为他作决定的根据，“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23:7）。（ 《前车可鉴》，15页）薛华使人们认识到，从世界观的角度理解基督教及其对立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基督教不仅告诉人们如何才能获得宽恕，它还是一种整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基督徒必须认识到，他们的信仰包含关于人生世事的重要哲理。（《世界观的历史》，32页）许多信徒生命表现出“分裂”性，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世界观没有完全地转变。古今中外，人无不处于各种压力之下，基督徒亦不例外。薛华说，面对压力，不同的世界观能发出不同的承受力。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之能抵抗不同的宗教混合和不受罗马文化种种坏方面的影响，就说明了基督教世界观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来自于其根基——一位无限的、有位格的神，以及他的道。在此基础上，基督徒可建立一个普遍而绝对的价值体系，也就是基督教世界观，作为其生活以及判断自身所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根据；他们可以懂得无神之人无法找到的宇宙和人类的知识，也找到个人独特的尊严和价值的真正根据。（ 《前车可鉴》，18页）基督徒当如何应对当代世俗主义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种种压力和难题呢？薛华呼吁，基督教世界观是唯一可以信赖的能够使人们摆脱世俗生活困境的选择。 福音派与当代文化表达之间似乎一直有一层看不见的帷幕，《前车可鉴》起到一种拆毁的作用，薛华在其中提供了基督徒对雕塑、音乐、绘画和文学等现代人心灵的哲学陈述的解读。薛华极其强调基督信仰是一个整合真实的信仰，与人生各个层面，无论是哲学、伦理还是艺术、社会、文化，都息息相关。把这些人生之点用基督信仰的线串联起来，便构成一面整合的真实。他是一个“见树又见林”的人。（《神学的视野》，313页）他非常强调基督徒要熟悉当时代的文化语言，否则便无法与福音对象特别是非信徒知识分子展开对谈，有效地在当代传扬福音。受薛华的影响，众多福音派信徒已经开始用基督教的观念来思考世事人生，亚斯伯里神学院的哲学家华尔斯说：“薛华的书使我对基督教的认识改观。他帮助我比以往更广泛地思考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演变成较完整的世界观，包含许多以前我从未清楚想过的和属灵有关联的事物。”（“薛华的异象和挫折”）我想这也正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看过《前车可鉴》一书后的感受。 薛华的这本书还提醒我们注意现代人文主义的种种陷阱。首先是圣经无误论的动摇。如果基督徒单单承认圣经中的价值体系、意义体系和宗教事物，却贬低圣经所肯定的宇宙观、历史观和具体的道德规范，或者把圣经的宇宙观、历史观和道德绝对规范放进以文化为出发点的领域，就会掉入存在方法论的窠臼。他提醒，如果把圣经打上存在方法论的烙印（不坚守圣经无误论），基督徒在所处的时代和文化中便起不了“盐”的作用，就没有真正的绝对来改善或审订文化、国家和社会。（ 《前车可鉴》，249页）其次是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只求个人的安定和富足”，可说这是当今世俗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危险之一在于人会渐渐失去对自由和真理价值的兴趣，政治会再没有理想可言。而大多数的教会对此无能为力。因为长久以来，许多教会都只是在教导一种包有宗教术语外衣的相对的人文主义。（ 《前车可鉴》，222页） 薛华还提醒，“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单要知道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世界观会给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而且要着意实践它，尽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力量，在人生的每一个环节，尽量影响社会。”（ 《前车可鉴》，250页）薛华一贯强调基督徒的信仰要能付诸实践。他认为教会不单教义要纯正，而且要能实践真理，活出神学，要有实际的社会关怀和行动。在经历一段长期的属灵危机后，薛华看见：基要信仰必须经由实际的爱来传播。“地方教会或基督教团体必须信仰纯正，但也应该是美丽的，地方团体是超自然神的标本，是在世人中间彰显实质医治的群体......多少正统地方教会，在这点上是死的，没有丝毫爱和交通的迹象。如果在地上活不出实际，等于否定了我们所表白的信仰。”（“薛华的异象和挫折”）薛华自己和妻子于1955年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小镇创办了一个名为“庇荫所”（L'Abri）的独立福音机构，开放自己的家，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访者，从教授到辍学学生，艺术家到工程师，嬉皮士到家庭妇女，都在“庇荫所”留下身影。他们中多半都是寻求基本哲学问题答案，希望找到值得他们为之奋斗的人生意义和目标的年青学生和知识分子。薛华夫妇盛情地款待、聆听并与这些年青知识分子对谈，提供基于纯正信仰的各种讲座、讨论会、沙龙、音乐会等等，用真诚的答复回答他们真诚的问题，向他们见证绝对的福音真理。（"L'ABRI")许多迷茫的青年都在“庇荫所”被薛华夫妇的生命所影响，在那里找到了思想的出路，知晓了人生的真谛和意义。他们的生命发生改变，跟随基督，更热爱生命和思考。薛华不但传讲真理，更活出真理。作为定位为服侍知识分子群体的教会，我们为数众多的福音对象也是造访“庇荫所”那样的迷茫青年：他们受到各样现代或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接受人类纯为物质世界、时间和机率的产物。多数人无法分辨是非对错，不知道人类生存的真正意义，他们的道德观紊乱，深具社会疏离感，但却充满追寻美好事物的真诚......我们无疑可以从薛华的思想和事工中觅得有益的启发。 最后，从《前车可鉴》整本书的写作特点甚至其英文书名中，我们可以一窥薛华独具特色的传道、护教方式。薛华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大前提；人存在的真实包括两方面：人本身的人性以及外在的客观世界；基督徒的大前提（1、有一位永恒而有位格的神。2、宇宙是从位格开始。3、自然是个因果的开放系统。）与存在的真实相合；非基督徒的大前提（1、没有一位永恒而有位格的神。2、宇宙是从非位格开始。3、大自然是个因果的封闭系统。）与存在的真实不相合；所以非基督徒是活在一种张力的状态中；这种张力有利于传福音。（《神学的视野》，317页）薛华非常重视，也非常善于找出福音对象内心的张力点。以《前车可鉴》一书为例，世人无不关心“如何存活”的问题，也无不从根本上被这一问题困扰。薛华要读者带着这一严肃而重要的问题与他一起踏上回顾西方文化历史的旅程，寻找问题的答案。借着对西方文化发展过程的犀利剖析，他给现代读者提供了一面镜子，让他们从前辈寻索的身影中看到并反省自己的本相。薛华让现代人看到，其自身思想与现实生活间总是存在激烈程度不一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现代人所抱持的种种人生世界观，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带来意义与满足，只能是加深人心灵的矛盾和困惑。薛华就是这样用他的智慧和爱心让对方深深体会自己的理念是行不通的，不能再找其他借口来防卫，不能不承认在实际的境遇中，自己的思想根本没有出路，自己实在需要改变。薛华的这种福音预工、这种护教性对话的松土工作对我们中国教会的知识分子福音事工的开展应该是极有借鉴意义的 参考文献： 1.《世界观的历史》，诺格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神学的视野》，萧保罗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7 3."L'ABRI",Edith Schaeffer,Tyndale House Publishers,1971 4.“薛华的挫折与异象”，Michael S.Hamilton，孙以理译，《校园》，1999年4月号 （《前车可鉴》，薛华著 华夏出版社出版）

《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作为一部传记体的思想史写作，向我们呈示出个体的生存际遇与章学诚思想的具体展开之间的内在关联。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体的偶然遭际如何将章学诚带到一个又一个似乎与其本来志向无关的问题和工作面前，而他又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沉迷在对这些偶然的题材的思考当中，并最终从这些零碎的思考中通达出来，回归并丰富他的思想主题。 历史书写的方式与历史书写的品质，以及书籍分类系统与文章的品质之间的关系，作为两条彼此关联的思想主线，贯穿章学诚思考的始终。由此渐次展开的校雠文史之学，以及以“六经皆器”为核心的历史哲学，只有深入其思想整体的内在理路，才能获得充分而真切的理解。而这既是《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的着力点，同时也是它最具神彩的所在。

本书在一般社会想象意义上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七个多世纪的中国形象史中，以启蒙运动高潮为分界点，建构出此前不断乌托邦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和此后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不仅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提示其中那种普遍的，稳定的、延续性的、趋向于类型甚至原型的文化程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中研究中研究中国形象，探讨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自我的“他者”参与建构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解释中国形象生成的潜在动机与意向结构。

徐复观所著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个基本的意思，是说明庄子的虚、静、明的心，实际就是一个艺术心灵；艺术价值之根源，即在虚、静、明的心。简单来说，艺术要求美的对象的成立。 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正文十章中，仅在前两章着重从哲学上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艺术精神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艺术精神进行阐发，凸显出只有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艺术精神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而在后八章则着重通过对汉以后的绘画与画论的解读，揭示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艺术精神对中国古代绘画与画论演变的深刻影响。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单世联编著的《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共分上中下三篇二十三章，字数近百万。全书主要围绕文化、政治等领域对近现代以来中德两国的国家、民族发展历程及中国对德国思想文化、政治理论的借鉴与融合等问题进行了严肃而深入的回顾、思考与探讨。在回顾19、20世纪德意志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和成就的同时，更为真实、全面地展示?近现代中国在国家、民族发展道路上的曲折探索和艰辛付出。

本书精选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的45位人物，分成四组：“为人师表”、“横空出世”、“内外交困”、“众声喧哗”，全书从一个个鲜活的五四历史人物，透视五四时期的历史与社会。

反现代派不是指守旧者、保守派和反革命分子，也不是指对其时代感到忧郁的失望者、牢骚鬼和愤怒者，而是指与“现代主义”或“现代性”关系微妙的人。其实他们是不合时宜的现代派，他们在文学上和政治上既非右派，亦非左派，他们是现代派的精华。本书从反现代派的第一批奠基者约瑟夫•德•迈斯特、夏多布里昂和波德莱尔开始，论述了反现代派的几个强有力的观念：反革命、反启蒙、悲观主义、原罪、崇高、抨击；并对19世纪和20世纪几位被忽视的著名的反现代派加以详尽论述，试图藉此对反现代派，或曰现代性中的反现代派传统做一梳理。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座宏大的宫殿，那先秦思想就是这座宫殿的基础。 该书是美国流传已久的一本介绍中国思想的必读书。书中对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的思想和代表人物有简明精微的介绍。同时又以宏观的话题，如宇宙论、世界观、知识论等贯穿在对诸子百家的介绍和分析中，既高屋建瓴，又曲尽其妙，是大家小书的典范。

随着东亚的复兴，儒家思想重新成为全世界学术领域的重要话题，东亚的崛起与儒家思想有什么关系？儒家的人格在现代社会中能起到何种作用？ 作者用旧约传统中的先知同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君子进行比较，认为真正的君子就是要对朝廷的不义进行谴责和矫枉。君子和帝王之间的张力是中国政治中重要的主题。 君子的力量源于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社会角色，但是君子却没有有效地得到百姓的托付，也没有从上天那里获得宗教性的支撑，而是一直陷入黎民苍生和专制皇权的裂缝之中，这成了历史上儒家最大的困境。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唐代尤其兴盛，而唐代又恰巧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黄金时代，那么，在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本书便从楚文化精神与道教的关系说起，一方面描述了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一方面从诗、小说、词三个角度论述了道教对唐代文学的渗透，指出正是由于道教的影响，使唐代文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显示了人追求自由的情欲，也极大地刺激了文学家的想象力。

《希腊与东方》相对于已经为汉语学界渐渐熟知的尼采、海德格尔、斯特劳斯及其追随者建立在重新诠释解读希腊经典基础上的思想路向，本期试图引入某种新的视野：通过古典语文学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探讨希腊与东方在精神层面上的交流与张力。本刊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思想史研究辑刊。辑刊旨在知识越来越被学科化、教条化的今天，回到思想史的鲜活源泉，回到各科学术贯通发展的强力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