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之所以名为“东风与西风”，并不是觉得其中一篇以此命名的文章特别好，而主要是因为多数文章的内容或涉及中国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时更兼及两者的异同。我们都是学中国历史出身，后来又多少受过一些西方的教育；深感不仅西方对中国有许多误解，在我们已经尊西崇新一百多年的中国，国人对西方文化学术的了解仍可说仅及皮毛（包括《读书》在内的一些尚有地位的刊物，近年刊发的有些论及西学的文章，便时有“背塔说相轮”的情形）。更为不幸的是，同样由于百多年的尊西崇新，到我们的上一代人就已对中国传统甚感模糊，以后更是每下愈况，结果造成今日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拿西方文化作我们的“传统”、而我们的“国学”家“后学”家也依稀难辨的严重错位现象。 本世纪初胡适在欲为中国“再造文明”的同时也鼓吹“充分的世界化”，那是受了“天下一家”的传统思想影响（或者也因为他所学的专业是意在高远的哲学），总希望有一个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大同世界的存在。近百年以及前此数千年的人类历史经验提示，这样的理想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恐怕仍只能是个名副其实的理想（亨廷顿将此说破，最为与胡适心态相近的中国人所不乐闻）。谁都希望下个世纪的世界是个冲突更少的世界，但努力的方向也许不是人们常说的求同存异（人类诚有共性，同者自同，原不必求；而人类各文化族群亦自有其个性，求也未必能同），倒是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和庄子主张的“以不齐为齐”更适合于不同文化的族群共处，也更有实现的可能。

伟大的心灵总是相通的，正因乎此，一位大哲学家和一位大诗人之间的距离，就比他与一位蹩脚的哲学家之间的距离为小。卡西尔的这册小书，通过追述从诗（卢梭）向哲学（康德）和从哲学（康德）向诗（歌德）的精神转换现象，生动而令人信服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本书共集结了12篇论文，全是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每篇都以概括的方式呈现出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方面，从宏观角度提出一种长程的贯通解释，描绘一个大轮廓。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科学、医学、艺术、科举、侠等尽在其中，涉及范围相当广阔。从这些特殊面相深入浅出探讨中国文化的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而重点仍在于彰显中国文化史的一般特色。

本书根据以赛亚·伯林1965年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结集而成，自浪漫主义定义问题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处处闪耀着天才洞见的火花，伴以伯林特有的雄浑酣畅的即兴风格，是一曲令人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本書以胡適的思想關懷為主題，收錄胡適的著述精華十九篇，匯為一帙，期望能夠幫助有興趣的讀者，打開展望胡適的思想世界的第一扇窗口。 在中國，胡適與魯迅兩人的文學及歷史地位不分軒輊。中國共產黨因政治需要而對極左翼的魯迅有高度評價。毛澤東就曾將魯迅評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而胡適倡導的核心理念，與中共治國理念擁有相當程度牴觸，是謂成了一種禁忌言論。由於中國官方長期禁止胡適文選的出版，坊間民眾一直以來是私下傳閱、販售，常出現洛陽紙貴、一書難求之景。 今年恰逢「五四運動」九十週年，中共當局更是首次將「胡適」相關著作解禁。儘管時局變遷，著眼古今中外，胡適的言論依然是許多政治家、文學家處事座右銘或公開場合演講提倡的理念。本書將胡適最精華的文章及言論，系統性的分類、集結，並緊扣台海和國際當前時局發展，羅列三大部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明？」、「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自由？」、「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社會？」 做為選文指標。中研院胡適紀念館每年五月四號，更會舉辦大型公開座談會，廣邀文化界、政界重要人士及知名學者，蒞臨演講。此書的編撰目標，即是保留永不退流行的胡適言論集，不論做為「歷史典藏」或「學術研究」，皆具有相當程度長銷賣點。 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胡適同時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之一，更是首位提倡「白話文」的學者，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九一七年返回中國的胡適，面對風雲變幻莫測的政局，認為在從事政治改革之前，應先致力於文學、思想、社會的改造，所以他一度主張不談政治，不幹政治。不過，當胡適在一九一九年六月接替《每週評論》的編務之後，他再也無法避免談政治。因此，他決定就若干基本的問題，特別是針對當時思想界的流行風潮，痛下針砭，從此拉開了自己論政的序幕。胡適向來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不過，在共產主義浪潮好似澎湃無已的時候，為了「時代的需要」，胡適不再墨守己律，反而奔波於中國大地，到處宣講「自由主義」。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廿世紀中國史的大事，在日後的歷史敘述裡，「五四」彷彿象徵著一個不言自明的時代。那年五月四日在北京街頭遊行示威的三千多名學生，點燃了後續全國性的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等等社會運動的火種；在那一天之前已是蓬勃而興的思想文化運動（或如約定俗成的提法「新文化運動」），更藉著這場熾烈的社會運動，席捲中國大地，勢不可擋。 本書將胡適所提倡的理念、最精華的文章及言論，系統性的分類、集結，並緊扣台海和國際當前時局發展，羅列三大部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明？」、「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自由？」、「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社會？」 做為選文指標，希冀作為當前社會發展的映照讀本，並在詭譎的政治對立及社會亂象裡，引領大眾進入一個新的思考領域。

本书围绕着清末民初这个特殊时段（大致囊括1898－1918二十年），就"晚明想象"这一特殊话题展开讨论，意图重现上一个世纪之交出现并流行于全国上下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无报不谈明末事"，从能够提供当时情境、氛围的材料入手，力图回到现场，体察这种叙述和想象之所以发生并呈现彼种情态的现实缘由和历史渊源，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 自序："站着读书"与"三十而立" 导言：一场叙说历史的话语盛宴 第一章 从江湖到庙堂：晚清的"晚明三大家" 第二章 "国族"还是"文化"：论"遗" 第三章 论"士"与结"社"：历史的"写作"与"模拟" 第四章 风流云散：晚明"艳迹"的黯然回眸 第五章 野史·小说·名物文章：文体决定下的内容 第六章 寓教于乐的尴尬：走向"通俗"的晚明叙事 尾声：回归书斋的"晚明想像"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一个人的情书"·"逃向世界"

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言，与历史人物的“遭遇”是一种宿命。只不过这样的遭遇未必被作为一种程序来认知，也未必被问题化。或许正因为如此，与历史人物的遭遇和如何遭遇历史人物这样的问题，反倒有可能引发某种通常被忽略的讨论。

《卢梭与浪漫主义》以古典的伦理道德标准批判法国文学大师卢梭所开创的浪漫主义，并正本清源，从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谈起，批判了文学史和文化中关于浪漫主义的各种概念。

本书以“经学与文学”为观照视角，系统、切实、细致、深入地研讨两汉经学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之关系， 从而明确汉代文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地位。全书分为“ 两汉经学与《诗》学思想”、“ 两汉经学与辞赋文学思想”、“ 谶纬思潮与两汉文学思想” 三部分展开， 共十五章。本书在全面爬梳两汉文学创作、文学观念的基础上， 精心设计具有系统性的一些专题， 特别注重对各个专题深入切实的研讨， 注重各个节点之间承变脉络的勾勒。

1930年代至40年代，米沃什歷經波蘭屢受侵略、瓜分，二戰期間，目睹華沙在納粹德國的破壞下變成了廢墟。米沃什關切著斯土斯民的命運，他從反納粹戰爭開始就積極參加了波蘭的抵抗運動，在淪陷的華沙與法西斯德國進行了艱苦的鬥爭。二戰結束後，波蘭雖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立了波蘭人民共和國，米沃什亦曾任波蘭駐美使館和駐法使館的文化參贊，然而他認為政府當局要求藝術家作品中「革命」服務，侵犯了作家特有的職責。於是米沃什在1951年初要求在法國政治避難，從此自我流放到西方。 米沃什在法國流亡了十年，1960移居美國，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任教。1970年加入美國籍。 在米沃什三十多年的流亡中，過的「是一種與城市大眾隔離的生活」。他自稱是「一個孤獨的人，過著隱居的生活」，並表示「流亡是一切不幸中最不幸的事，我簡直墜入了深淵。」 1980年米沃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接受美國《舊金山記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採訪時曾說：「獲獎給我帶來了讀者和困擾。我擔心自己的作品會遭到曲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寧願不要讀者」。 1989年後，米沃什結束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波蘭，在古城克拉科夫定居直到2004年8月辭世。儘管米沃什的一生漂泊不定，並精通多種語言，然而他始終堅持用其家族從16世紀起就使用的波蘭語寫作，儘管米沃什過去的出生地已被畫為今天的立陶宛，他仍然把波蘭視為祖國。本書是米沃什政論思想的奠基與成名之作。

作为“新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被视为告别50—70年代的革命实践而进行文化“新启蒙”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学观念、知识体制与思维模式构成了近三十年的新主流文化，也是人们理解当代中国六十年乃至整个20世纪历史的基本认知装置。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使得如何评价这一认知装置变成了知识界的关键分歧所在。本书从探讨人道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寻根”思潮、“文化热”、“重写文学史”思潮、“纯文学”实践等6个文学与文化思潮着手，试图对80年代整体思想状况进行一番知识社会学考察。对每一思潮，不仅在新的历史视野中重构其基本历史轮廓和复杂脉络，更从叙事形态、知识构成与话语机制等不同层面重新解读其核心历史文本，尤其关注“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这种研究的两个基本特色：一是跨学科视野，以文学文本为主，但扩大到美学、哲学、理论、历史研究等领域，力图把80年代思潮作为具有“共振性”的文化场域来加以把握；另一则是全球视野与中国问题的结合，从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整体历史视野中揭示出80年代中国文化实践的不同面向，及其与90年代以来“全球化”现实间的关联。由此，本书希望在批判性地反思历史的基础上，重新描画80年代文化地图，以作为推进现实思考的参照。

作者对竹简《五行》篇已有成熟的研究，本讲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对竹简《五行》篇作者和时代的考订，及对文本的逐章乃至逐字逐句的疏解；第二部分侧重于义理的阐发，从内在性、超越性和政治解读入手，在竹简《五行》篇作者确定为子思的前提下，将《五行》篇与子思的思想放到先秦的思想史领域予以审视，并与《孟子》、《中庸》进行比较，认为《五行》篇的内在性还未达到《孟子》“性善”的观念，超越性也还未达到《中庸》“天命”的观念，但《五行》篇对“德”的超越性面向已经有了明确的肯定，从而为《中庸》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基础。作者并对《五行》篇中的圣智说在子思思想中的意义和地位做了开拓性的探讨。 陈来，著名哲学史家，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关于“经典通识讲稿”：近年来，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着力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尤重“研读中外经典文本”，旨在重新树立认真读书、自由思考的风气，以抵抗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经典通识讲稿”秉此理念，特邀各学科著名学者，以深入讲解中外经典文本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对思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庄子·天下篇》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滥觞，是研究周秦学术思想的关津。系统而专精地对《庄子·天下篇》注疏者，以五家最为卓出，即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钱基博《读(庄子·天下篇>疏记》、高亨《(庄子·天下篇>笺证》、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谭戒甫《<庄子·天下篇>校释》。本书将前四部合编一册、重排付梓，以网部注疏首次出版的时间为序，各书目录一仍其旧。另收录严灵峰《(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及张恒寿《论(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和时代》两篇专文作为附录。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灾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人典冈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干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 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华夏传统经典，乃中国学术新气象的根底所在 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於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拥有自己古传的历代经典。中国古代学术以研习经典为核心，历代颁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册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

《中国经典十种》是葛兆光先生在清华大学为全校学生所开选修课“中国文化名著导读”的讲稿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书中之经典，不仅包含儒、佛、道的“三教”经典，还包括了史学、小学的经典著作。作者对其逐一进行了精辟解读。

卡莱尔和爱默生各自在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都在思想和文学上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1834年起，这两位远隔大西洋的杰出人物之间开始了一段长久而稳固的友谊，记录并成就他们长达三十余年精神对话的，即本书所收录的这百余封珍贵书信。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与他的论敌，ISBN：9787800095191，作者：欧阳哲生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