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浪漫派》一书由《政治的浪漫派》和《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主要阐述施米特对德国浪漫主义的基本看法，他从德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出发，讨论浪漫派在思想史上的位置，阐明了浪漫派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基本看法，并表明了它的本质是一种关于政治的趣味。《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同样是从现实问题入手，揭示自由民主的议会制在思想史上的形而上学基础。总得来说，本书着力在思想史的脉络里整理弥漫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精神以及自由民主的议会制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思想史力作。

《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为政治学与法学耆宿张佛泉先生有关宪政与民主、自由与人权等问题之论著汇集。全书概分上、中、下三篇，凡二十五章。上篇以“宪政与时局”为名，收录先生发表于《国闻周报》的政论时评，涉及民族主义、行宪守法与国族建设诸方面，展现了法政学理与现实社会的种种纠结；中篇为“无法出让的权利”，凡时论二十二篇，侧重基本权利学理的讨论与社会应对，尤其关注于选举权利之推行与民主政治途径的探析；下篇则为“自由与人权”的经典言说，缕析自由概念在宪法乃至宪政上的重要地位，擘划邦国秩序，规制基本人权，阐明“自由之确凿意义——诸权利即诸自由”之意。全书所辑文章，大体按照时间顺利呈列，俾窥张佛泉先生思想发展之脉络。

本书探讨了宪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者把宪政定义为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从而控制国家的强制力量的政治制度。书中探讨了宪政实践的主要历史阶段：古代雅典、共和时期的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荷兰共和国、17世纪的英格兰以及18世纪的美国，其中对传统范式中较为忽视的威尼斯共和国和荷兰共和国的分析尤为引人入胜。由于作者把制度史研究和政治学分析与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和活跃生动的智识氛围融合在一起，使得此书更具可读性。

《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根据1993年教育部审定的大纲，参考了各兄弟院校反馈的意见，认真总结了十几年来的教学经验，从结构和内容上作了重新安排。在结构上，为了求得内容的连贯和减少重复，取消了分篇的办法，只按西方政治思想发展时期划分章节。在内容上，力图除经济、政治等因素外，还从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方面揭示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在西方政治思想上理性主义居于主流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影响，这次我们力图有机地说明各主要历史时期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古今数学思想》是数学史的经典名著，初版以来其影响力一直长盛不衰。著作可谓博大精深，洋洋百万余言，阐述了从古代直到20世纪头几十年中的数学创造和发展，特别着重于主流数学的工作。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旁征博引，非常全面地提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数学家特别是著名数学家的贡献，是《古今数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古今数学思想》所关心的还有：对数学本身的看法，不同时期中这种看法的改变，以及数学家对于他们自己成就的理解。本书体现了作者的深厚功力。

一部有關近代中國男性心態史的專著 以明清以來的笑話書、俗曲、豔情小說 與民初報紙的醫藥廣告等史料 探究明末至民初之間男性的情緒、欲望、身體與私人生活 並分析其所反映之思想、文化意涵。 《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 分為諧謔、情慾與現代轉型等三篇， 關懷的焦點是近代中國在傳統至現代的轉換中， 男性世界中幽默感、情慾表達與身體觀念之間的關係。 作者黃克武教授認為，明清諧謔書刊與豔情小說反映了男性中心的社會中，男性菁英分子對身體、情慾與兩性關係的看法。這些看法一方面狂野大膽、繽紛多彩，以「謔浪詼諧」之手筆書寫情慾活動與身體感受，另一方面則與儒家倫理、道家養生與佛教果報等理念交織在一起。清末民初報紙的醫藥廣告主要反映男子對性的恐懼與煩惱。這些醫藥廣告顯示在20世紀初年之後，傳統的身體觀、情慾觀在西方現代醫學、國族主義、跨國公司全球市場、新興媒體的衝擊之下所發生的變化。直至今日這些文本仍廣泛地流傳於中文世界，而其中所反映出來的「縈繞於心的性幻想與性恐懼」以及「言不褻不笑」等心態亦仍普遍地存在，構成中國文化圈中男性的性別認知、情慾表述與隱私觀念的重要基礎。 作者黃克武透過不同時期之文本，探索感官經驗的書寫，展現明清以來男性世界中身體與諧謔交織而成的世界。這些笑話書、豔情小說、俗曲等被視為特定時空之中作者（或編者）與讀者所共同營造的文化出產，因而表現出時代的性格。這些明清的文本除了反映中國歷史情境下不同時期男性的幽默感之外，還與身體與情慾等議題有密切的關係。 《言不褻不笑》的探索從十七世紀開始，上篇的三章以明清時期諧謔性質之文本為中心，探討傳統男子諧謔與身體、情慾之糾葛。第一章描寫與分析明清時期諧謔文本，及其與身體、情慾主題之關聯。第二章將焦點集中於最早在乾隆年間出版的《笑林廣記》中的性笑話。上述兩章所分析的諧謔文本中情慾表達可以讓讀者反省以「禮教─情慾」二元對立來觀察明清歷史的研究取向。傳統社會的幽默不限於情色笑話，而有更複雜的圖譜。第三章以道光年間出版李汝珍所著的《鏡花緣》為基本史料，探討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社會中不同型態的幽默，及其在中國近代社會史與思想史上的涵義。 中篇的第四章與第五章主要研究明清時期的豔情小說之情慾表達，以及其中所反映男性之情色意識。第四章指出明清的豔情文本以狂野的想像建構一個不以繁衍後代為目的的情色世界。第五章以三個不同的豔情小說探討明清豔情小說所展現的情慾世界與情色意識。作者黃克武以空間的觀念作為切入點，探討豔情作家如何透過空間安排與逾越來書寫情慾活動。 下篇的三章探討「現代轉型」。第六、七章將焦點從明清時期轉移到民國初年，從明末到民初中國男子對身體與情慾的看法有不少的連續性，但是另一方面隨著西力的衝擊與全球化的發展，傳統的觀念也發生了許多變遷。作者黃克武利用民初報紙的醫藥廣告來分析廣告內容所反映出男性的夢想與恐懼。第六章處理報紙醫藥廣告如何反映與形塑近代中國在中西論述交織之下的疾病觀與身體觀。第七章進一步地從腎、血、腦三類型的廣告，分析代理跨國公司藥品的廣告商如何一方面延續本土的文化傳承、語彙觀念，另一方面借助國外報章相同商品之廣告形象來行銷其商品，總之，全球化與地方化的過程是交織在一起的，全球化的部分展現科學論述與全球跨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地方化則顯示依賴傳統語彙的身體想像在西力衝擊之下仍有強勁的延續性。第八章探討「私領域」觀念在近代中國之發展。 另一方面，本書所收錄的這幾篇文章使用了以往史學研究較少運用的文學素材，來探究明清至民初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

本书首次揭示出中晚明时期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的一种重要模式，即“讲学须有宗旨，宗旨源于《大学》”，并进而指出这个模式主要包括改《大学》、拈宗旨、兴讲学三个关键步骤，即首先对极具争议性的《大学》文本进行重新厘定，然后根据新厘定的文本进行重新诠释，并从中概括出口号式的学说宗旨，作为一己理学学说的核心观念，再围绕此核心观念发展出新的理学体系，最后借助盛行的讲会组织和讲学活动来传播新学说。 本书价值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本书根据《大学》文本和诠释变动揭示出中晚明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的重要模式，有助于重新认识理学乃至儒学的内在自我更新机制，重新审视儒学经典在文本和诠释上的变动不居特性，这个双重可塑性正是其与时俱进而又价值长存的关键所在。 二、本书有关中晚明理学学者的讲学活动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群组织、知识交流和学术心得分享方式，同样也有助于了解在官学体系之外由知识分子主导的教育和教化方法。其中的部分内容，诸如书院式教学方式、重视师生对话和互动的沟通渠道，在当今的教育理念中仍然不失为具有吸引力的选择。 三、本书有关李材的个案研究，为透视中晚明时期的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以及观察当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扎实可靠的参考案例。 刘勇所著《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1529—1607）为中心的研究》一书，以明儒李材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为中心，探讨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末，理学群体中新兴学说和学派的产生、传播、扩展与传承的模式，并着重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这种模式产生和运行的思想根源与内在动力。全书正文共七章，主要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宏观综论的方式，从理学经典《大学》的文本变动和诠释竞争切入，探讨中晚明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的理论根据；下编以李材的“止修”学说及其讲学活动作为个案研究，探讨理学学说和学派的传播及传承的社会化途径。 本书认为，中晚明两百年间产生新兴理学学说的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模式——“讲学须有宗旨，宗旨源于《大学》”。这个模式主要包括改《大学》、拈宗旨、兴讲学三个关键性步骤，即透过对《大学》文本进行重新厘定并作出新诠释，从中拈出一个高度概括的学术口号式的学说宗旨，作为个人理学学说的核心观念，围绕这个核心观念演绎出新的理学体系，然后主要借助当时盛行的讲学、讲会活动传播学说。这是中晚明时期理学学说和学派生成的一条重要途径。其中，宗旨是各种新理学学说的标志，《大学》则是林林总总的理学宗旨得以成立的经典依据，而讲学活动为新理学学说和学派提供了最有效的社会传播途径。本书结语章对这个建构模式进行解释，指出创立新说、提倡讲学和建立学派的思想根源和内在动力，源于理学自身的两个基本诉求，即中晚明理学中普遍存在的对自得之学和道统之传的追求。阳明学的兴起为挣脱经典和权威的束缚，追求自信本心的自得之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道统论则是理学兴起以后，普遍影响士人思想和价值系统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中晚明理学学者的改《大学》、拈宗旨、创新说、兴讲学活动，既是其学有自得的重要体现，也是其致力于度越前人、凌驾诸儒，从而直接孔曾宗传，为一己学说和学派在道统系谱上寻求地位的标志。

政治理论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纵观人类跌宕的内心世界，正视今日之我的真实处境，憧憬政治共同体的无限可能 政治思想史的巅峰之作，畅销数十载，历三次修订，邓正来经典新译 躁动的政治传统中，最广博完整的梳理，最审慎精准的解读 ~~~~~~~~~~~~~~~~~~~~~~~~~~~~~~~~~~~~~~~~~~~~~~~~~~~~~~~~~~~~~ 萨拜因因这部巨著，曾就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它对西方历代政治思想的精准解读，和脉络梳理，非同类书籍可及。——吴稼祥 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意味着传统，意味着经历了时间检阅，意味着公认的学术共识。而邓正来教授对本书的翻译，也已经成为西书翻译史上的一段经典，信雅达尚在其次，更有价值的是体现了他对西方思想的深邃理解。——许纪霖 今天我们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的第四版而且是邓正来更流畅的中译本，不仅因为它是这一领域在20世纪最重要的学说史，而且因为它已成为继承和扩展了休谟政治学说的英美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分。——汪丁丁 ~~~~~~~~~~~~~~~~~~~~~~~~~~~~~~~~~~~~~~~~~~~~~~~~~~~~~~~~~~~~~ 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自1937年问世以来，在英美世界畅销七十余年，堪称经典大学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深邃睿智的政治理论圣经，甚至被誉为20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巅峰之作。萨拜因不仅对政治学说从理论上作了深入探讨，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对上至柏拉图、下至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千多年的政治学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作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本书史料丰富，气势恢宏，是其他同类著作难以比拟的，多年来在国内的政治学研究中享有很高声誉，实为透视西方政治传统之自我认知的一面明镜。下卷“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包括从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到近现代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流变。

在卢梭丰富多彩的著述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最富争议、最难识读，也最具影响力。《卢梭的自然状态》是美国的卢梭研究专家布鲁姆的学生普拉特纳的一篇博士论文，他并不是全面梳解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而是聚焦于该著作的一个方面——卢梭的“自然状态”概念。作者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是其全部理论事业的核心，详细解释这个学说，对理解卢梭思想中看去最为矛盾的诸因素，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全文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去阐释的。 为了有助于学界识读《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主编将古热维奇的《卢梭纯粹的自然状态》和麦克亚当的《〈社会契约论〉与〈论人类不平等〉的关系》两文与之合刊出版。

牛津大学政治学元老阿兰•瑞安历时 30 年的写作与思索的厚重之作、研究与教学生涯的思想结晶。 《论政治》不单纯是一本严谨的“政治思想的历史”，还是一部有趣的“历史的政治评论”。作为“政治思想的历史”，本书上卷介绍了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阿奎那和马基雅维利在内的约 20 位塑造西方政治传统的早期思想家；同时本书将他们置于波谲云诡的政治历史中，见证每个时代中最鲜活的思索与实践。 作为“历史的政治评论”，本卷跨越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意大利，阿兰•瑞安如闲庭信步一般，带你观览西方历史上关乎政治信仰的大事。武力与思辨、专制与共和、政权与神权……政治历史风云变幻，看似众说纷纭，却蕴含深刻的政治原则之争。 在《论政治》搭建的舞台上，历代思想家相互唱和，同时也回应着我们如今的关切与焦虑。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在此间上演。如著名政治哲学家安东尼•阿皮亚所说，“阿兰•瑞安同时展示了自希罗多德以降的思想的内在价值，以及他们能为当今政治提供的强大资源。” 人性是政治的永恒主题。《论政治》最关注的正是政治学的这种终极之问。如：政治理念与制度设计如何应对人性的善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让天性最善的人管理我们”，奥古斯丁说“人性本恶，尘世的王国只能实现有限的善”，马基雅维利却说“我们中间只有兼具狐狸的狡猾和狮子的凶猛的人，才能登上权力之巅”——就让我们通过《论政治》来听听思想家们针锋相对的回答吧。 丰沛的学识、张弛有度的讲解，每一段思维与往事都信手拈来，阿兰•瑞安用严肃观点和轻松轶事编织出一本生动而又深刻的思想史。想举重若轻一般谈论那些思想巨人吗？不妨从阅读《论政治》开始吧！

《政治價值的系譜》依據當代政治思想史名家史金納2013年的「中央研究院講座」整理編輯而成。在象徵中央研究院最高榮譽的三次講座中，史金納以大師風範深入淺出地說明史家技藝與現代政治價值的形成，並闡述其學術研究的當代意義。 本書第一講分析「脈絡主義」和「系譜學」如何面對歷史行動者的信念。第二講指出，自由的觀念除了積極與消極之分，更有第三種「共和自由」，對當代民主社會的公民參與深具啟發性。第三講則分析人民主權、絕對主義以及「虛擬人格理論」對現代國家概念形成的影響。 【「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序】 王汎森 2008年為中央研究院創立八十週年，除了慶祝八十年來的艱辛與榮耀外，展望未來，在翁啟惠院長的構思下，決定自2009年起設置「中央研究院講座」，不定期邀請世界級學者來院發表演講，期為台灣學術發展注入新活力。「中央研究院講座」定位為本院最崇高的講座，初步由數理、生命組開始規劃，逐步擴及人文社會領域。講座人選以研究領域為考量，打破所或中心的界限，以諾貝爾獎得主或同等級之重要學者為首要邀請對象。 2013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講座，演講人都發表兩次公開演講，並將影音檔存留於本院官方網站。然而，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發展需要，與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有所不同，有必要以文字印刷為媒介，讓讀者能夠通過閱讀與反思，理解各個學問領域最新的發展趨勢以及未來可能取向；並以書籍為基礎，觸類旁通，選擇相關學術著作從事進一步研究。基於上述考量，我們決定請擔任中央研究院講座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發表三次演講，並於事後將其講稿翻譯成中文，以「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方式刊行。 在2013年5月，本院邀請劍橋大學前副校長暨皇家講座教授，目前任教於倫敦大學的著名思想史家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教授訪台，進行第一次人文領域的「中央研究院講座」，並將其講稿編輯翻譯成書。 未來隨著時間的累積，相信這個系列能夠很快地在華文世界建立起現代經典的角色，扮演「檀納人文價值講座」（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在英語世界中的角色，令讀者迅速跟上各個研究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重要學者對於未來學術發展潮流或跨越學科藩籬的評估。希望本院這方面的努力可以深植、活化我國的學術傳統。

《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是斯金纳教授主编的“语境中的思想”丛书中反响较好的一本。主要讨论各个国家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和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路径。并且在各个国家的学术和社会的语境中来理解这样的思想史研究取向和形成的理论与方法。因此，理解各国的学术发展将有助于思考在中国自身的语境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路径。翻译中文字数为25万字。 作者蒙克教授为英国著名思想史家，《政治思想史》杂志主编，曾经和斯金纳教授合作过很多课题和著作。

本书主要讨论清代中叶礼学思想的兴起。首先介绍以礼代理思想，再次说明嘉道间崇礼思想之蔚起，并分析此一崇礼思想与当时理学界产生之争辩，最后讨论礼学思想之社会实践，以证明清学在思想与经世间的联系性。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文化功能是什么?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政治介入、独立自主与公共关切、专业化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世纪之交的西方与中国学术界成了一个引人注目而又极富争论的领域。在西方，一方面有人认为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社会”(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等)，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正在日益壮大，以至于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阶级”(古德纳)；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断言“知识分子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专家与技术官僚。在中国，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有人认为，在社会转型、价值失范的时代，知识分子应当比以前发挥更加重要的社会批判与社会良知的作用；而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后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而且也不可能继续发挥传统的启蒙导师的作用，“后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来临。 本人认为，出现“知识分子”讨论热潮的原因是：当今世界(无之中国还是西方)的社会、文化与知识界都遭遇到了严峻的现代性《题。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的问题从来是与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只有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并引起强烈关注。这样，我们对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几乎全部都是研究现代性的学者的现象就不感到奇怪了。 上篇 西方学者论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对此的回答可谓五花八门，有的人从知识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把知识分子理解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有些人从职业的角度把知识分子界定为从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人，也有些人把是否具有超越的普遍关怀、对于现实的批判意识、是否以生产批判话语为己任当做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其实，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知性认识。重要的是把历史上各种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解与界定放在其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把握而不要把它非历史化、普遍化。“知识分子”的定义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历史地看，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是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当时，俄国尚处于前现代社会，但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俄国社会出现了一批出身于上流社会的知识阶层。他们接受了西方教育，带着西方现代价值理念与知识背景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对自己所处的俄国社会的黑暗与不合理的现行秩序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性的阶层，他们只是在精神气质上有着共通之处，是一个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从这个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在于具有强烈的参与精神和批判立场，以人类良知与普遍价值的代表自居，相比之下，他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倒并不具有界定性的作用。 “知识分子”一词的第二个词源学来源来自19世纪晚期的法国。它与1894年震惊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紧密相关。德雷福斯上尉因为其犹太人身份而遭受诬陷。这一事件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这批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为社会伸张正义、敢于批判最高权力当局的人士，就被称为“知识分子”。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是站在普遍价值的立场关注公共问题，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与后来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尤其是文人、作家），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具有反抗性的波希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而公共领域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超越性的，即独立于特定的阶级与党派以外，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

本书从文本源流、著译动因、关键词语与观念、政治社会影响等方面，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严译《社会通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析，认为：一、严复选译此书，是与晚清社会政治文化互动的结果，目的是借助翻译来探讨近代国家的建国历程；二、翻译过程中，严复对原作的社会类型及相应的时空系统进行了改造，并把不在原作视野中的中国纳入其中；三、严译中的“国家”、“民族”等观念，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成分；四、严译出版后，对晚清民初的立宪、革命及新文化运动诸潮流均有重要影响。

本书在内容上，探讨了华北地区自大革命至1949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当地人民的精神世界。它分别从民众的恋爱婚舅观、道德观、对正统观念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创业思想等方面进行探索。他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是这些地区民间流传的土著文艺。透过这些民众自己创造和享用的文化产物，分析和提示当地民众在这些文化活动里所涵蕴的观念、情绪和愿望。这在中国民众思想史（或者说精神史）的研究上，是一种新颖而又有效的方法；对我们民间文艺学、或民俗学的研究来看，也是一种可供参考的治学角度。

本书结集了各地学者研讨严复思想的最新论文，并首次披露新出的珍贵文献《严复手批沈瑶庆奏稿》，选载了新近考释而得的严复佚文三篇。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

简介： 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经典研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并不出自对自然科学的接受，而是出自对人性与道德的体验与理解；霍布斯开创了近代政治哲学，为其奠定了基础。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也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独特假设的清晰表达。 前 言 本书旨在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后继学说的原则作出分析。这些原则之所以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政治思想的传统，认识得更深刻了。以前，人们可以不加论证就有把握地认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自然法理论的全盛时期；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一去不返了。那种看法理所当然地基于一个比较，即在理性主义时代的政治理论跟十九世纪的政治理论之间进行比较。在这一比较的范围之内，它仍然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把中世纪传统和古典传统充分地考虑在内时，它就站不住脚了。这一转向，对我们阐释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其作用显而易见。约翰·莱尔德关于霍布斯的近著已经可以试图论证，在伦理理论和政治理论领域，霍布斯的“声音和双手都是中世纪的”。尽管这个主张很难成立，但是它清楚地证明，以往那种断言霍布斯的首创性毋庸置疑的观点，现在或多或少已经动摇，需要进一步论证；而这种观点在过去是不言而喻的。总的来说，如果自然法诸理论远非理性主义时代所特具，如果它们在中世纪传统和古典传统中就已经几乎是司空见惯的，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问，何以惟独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获得了自然法理论杰出时代的声誉。可能有人会说，由于广为人知的政治原因，自然法理论对那个时期的实际意义，大于任何其他时代。为了事先排除这种论据不足的答案起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更恰当的问题，这就是：在近代的自然法观点和传统的自然法观点之间，是否没有原则区别。事实上，原则区别确实存在。传统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地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和尺度”，一种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有约束力的秩序。而近代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是一系列的“权利”，或倾向于是一系列的“权利”，一系列的主观诉求，它们启始于人类意志。在本书中，我已经试图把作为近代政治哲学创始者的霍布斯政治学说，跟作为传统政治哲学奠基者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加以比较，以期论证这一观点。如果我们把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学说跟譬如胡克、苏亚雷斯和格劳秀斯的学说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得到本质上同样的结果。甚至莱布尼茨的学说，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是上述规律的最重要的例外，但其实也会证实这个规律，只要我们不但考虑到他所归结于自然法命题的内容，而且考虑到其形式——即有条件的性质。（霍布斯在莱布尼茨之前就持这一看法。由于莱布尼茨的这个看法，康德的区别于假言命令的绝对命令原则，就成为必要的了。毫无疑问，传统的自然法法则，曾经是绝对命令，或曾经被理解为绝对命令。）然而，尽管霍布斯远不如自然法的多数鼓吹者那样重视“人的权利”的实际意义，他的学说却比任何人的学说都更清晰地体现了近代自然法的精髓及其所有的本质涵义。这是因为，霍布斯显然不像传统学说那样，从自然“法则”出发，即从某种客观秩序出发，辐是从自然“权利”出发，即从某种绝对无可非议的主观诉求出发；这种主观诉求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先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相反，它本身就是全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的起源。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包括他的道德哲学），就是通过这个作为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的“权利”观念，而最明确无误地显示它的首创性的。因为，通过从“权利”出发，从而否定了“法则”的首要地位（根本上也就是“德行”的首要地位），霍布斯开创了一个针对理想主义传统的立场。另一方面，通过把道德和政治奠定在“权利”的基础上，而不是奠定在纯粹的自然倾向和自然欲望的基础上，霍布斯又开创了一个针对自然主义的立场。这就是说，“权利”的原则介乎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原则（如传统自然法的那些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纯粹的自然原则（如快乐、欲望甚或功利）。我们可以说，“权利”是一个司法专用概念。关于在哲学上运用这个概念的一些先决假设，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谈及。这一哲学运用的涵义，我们不得不放到那里再作充分分析；因为在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排除障碍，此种障碍妨害我们仅仅是去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从自然“权利”出发，而既不是从自然“法则”出发，也不是从自然倾向或自然欲望出发。 这些障碍之所以存在，是由于霍布斯试图把他的政治哲学放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这样做的诱惑，确实难以抵御。在一定的程度上，传统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当传统的形而上学被现代自然科学所取代时，就似乎有必要把新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放到新的科学的基础上了。这种企图永远也不会成功：用霍布斯的后继者的语言来说，传统形而上学是“拟人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ｔｉｃ）”，所以可以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的恰当的基础；而另一方面，近代科学试图放弃所有的“拟人方法”，脱离所有关于目的和完美的观念，以此来阐释自然，所以，它对于理解涉及人的事物，对于奠定道德和政治的根基，往少处说也是毫无裨益的。就霍布斯而言，企图把政治哲学放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后果是无法始终连贯一致地坚持自然“权利”与自然欲望之间的根本区别。所以，要想充分认识霍布斯“权利”原则的意义，首先必须揭示，他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不是近代科学。论证这一点，正是本书的特定目的。 正如乔治·克鲁姆·罗伯逊五十年前在他的著作《霍布斯》中所指出的，“早在他还只是人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个观察者，而尚未成为一位机械论哲学家的时候，（霍布斯的）全部政治学说无疑就已经基本成形了”（第57页）。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应该尝试，对霍布斯关于“人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前科学”思想，对他关于人类生活的最早的、尚未为所谓科学“解释”所曲解的看法，作出连贯一致的阐述。我希望本书证明，如果我们企望对霍布斯的思想有任何条理清楚的理解，那么，这个阐述就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样一种理解，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容易取得。固然，霍布斯的每一个读者，都被他思想的清晰、严密和坚定所打动。但是，霍布斯的每一个研究者，也都为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的矛盾之处而震惊。他的最重要、最独特的论断，大都自相矛盾，或者因在他的著作中某些地方否认了其明显涵义而产生矛盾；只有散见于他的著作中的很少几个论断不是这样。为了发现哪些矛盾论断表达他的真实观点，我们不得不紧紧抓住我们对他思想的严密和连贯一致的最初印象。因为那个印象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对霍布斯关于人类生活的根本见解的洞察，这个见解不是矛盾的，而是连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正是这个人生观，而不是近代科学，才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这种人生观的由来，与其说是任何学术或科学上的专注，不如说是对于日常生活和“公共社交”中人的行为举止的切实体验。而这个体验，作为霍布斯人生观的基础，其踪迹必须追溯到一种特定的道德态度，这个道德态度迫使持有这种道德态度的人，以霍布斯的独特方式，去体验和观察人类。惟其如此，这种对人类生活的见解，就不会表现在某个哲学体系里，而会在语言和思考方面，充分地表现在诸如霍布斯的同时代人拉罗什富科所使用的那种文风语调之中（附带说说，拉罗什富科对于“自爱”的重要性的看法，跟霍布斯关于“荣誉”或“自尊”的重要性的论点，如出一辙）。在霍布斯的著作里，有一些重要部分，就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然而，霍布斯的意图，不是仅仅为了抒发他个人的体验而阐述他的人生观，而首先是要为这种人生观提供论据，从而证明这是对人类生活惟一正确和普遍适用的看法。从这一意图着手，我们就能把握他的著述中含有那些矛盾之处的终极原因。因为，他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供使用，以便适应阐发他的人生见解的要求，于是他别无选择，只能或者从哲学传统那里，或者从近代科学那里，去借用方法和概念。可是，无论是哲学传统，还是近代科学，都无法跟那些要求相对应。传统概念，不适合一个根本上非传统的看法；近代科学概念，跟一个发源于某种道德态度的人生见解难以相容。一方面，是霍布斯对人类生活最早的看法，另一方面，是传统或近代科学所提供的观念，这二者之间根本上的圆凿方枘，可以解释发生在他的著作中的全部矛盾，无论其涵义和后果是多么重要。确认这个事实，不但对于赋予霍布斯政治哲学以任何自圆其说的诠释，而且，如我所已经说明的，甚至对于认识这个哲学的原则，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为了认识到霍布斯对于人类生活最早的见解，既独立于传统，又独立于近代科学，我们必须研究他的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起源。因为，研究霍布斯的早期思想，可以使我们看到，他最早的人生概念，早在熟悉近代科学之前，就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我们就能确认一个事实，即那个概念独立于近代科学；而且，研究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证实这项发现，因为我们事实上将会见到，他最早的人生观，在跟近代科学的要求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把霍布斯的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即作为从传统中逐步解放出来的过程来研究，会使我们明白，他越是摆脱传统的桎梏，至少就越清楚地意识到，他早期人生见解的先决假设和涵义、后果都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如果充分理解其意义的话，他的早期观念，就不但是独立于传统的，而且甚至是反传统的。现在，我们既从近代科学的影响（大体上）日益增大的角度，又从传统的力量（大体上）日益减弱的角度，去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而我们的出发点，是同一个原因，就是对于霍布斯的早期人生观感到兴趣。然而，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所运用的方法，却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兴趣特别集中在霍布斯的早期思想上，集中在他研究精确科学之前所持的观点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特别想要看到他趋向摆脱传统的具体过程，这个趋向在霍布斯的后期，显露得最为清楚。不过，把这两条研究思路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由于霍布斯的早期著作很稀少，而他的后期思想则发挥得非常充分，所以我们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对霍布斯后期思想发展的出发点加以推测，以此来阐释重建他的早期观点，从而弥补材料的不足。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两条研究思路互相依赖，否则本书的写作构想就难以成立了。 在霍布斯那里，“早期著作”这个措辞的涵义有些独特。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霍布斯第一部系统的政治哲学著作（《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1640年完成）之前的所有著述的话，它们就包括他五十岁以前的全部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早期著作”计有：（1）他为其译著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的引言（不晚于1628年）；（2）诗作《峰峦观止》（约1627年）；（3）由特尼厄斯发现编辑并命名为《第一原理简述》的那篇短文（1630年左右）；（4）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约1635年）。上述第二和第三两部作品，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放入霍布斯早期的自传和传记记述，以及他的一些来往书信。这些极为稀少的材料，不足使我们赖以对霍布斯早期思想的所有方面，作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有一部查茨沃思手稿，尽管不属霍布斯文献，但据我判断，确实出自霍布斯之手，假使它可以被用作研究霍布斯早期思想的一个来源，那么情况就不同了。有理由推测，即便这部手稿不是霍布斯本人最早的著述，他对该稿的写作，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部手稿题为《文集》，为威廉·卡文迪什所著，作为“今天的礼物”献给他的父亲。如Ｓ.Ｃ.罗伯茨先生向我指出的，《文集》其实是一六二○年匿名发表的《荏苒悠暇》（ＨｏｒａｅＳｕｂｓｅｃｉｕａｅ）的较早和简短得多的原稿。鉴于《文集》和《荏苒悠暇》都以培根一六一二年以后发表的一些散文为基础，它们就一定都是在一六一二年和一六二○年之间写成的。历史上，《荏苒悠暇》据认为是“钱多斯（Ｃｈａｎｄｏｓ）勋爵”或者“坎迪什（Ｃａｎｄｉｓｈ）勋爵，即后来的德文郡伯爵”写的。从威廉·卡文迪什签署的手稿发现以后，后者就被证实了，前者则很可能是由于把“Ｃａｎｄｉｓｈ”错读成“Ｃｈａｎｄｏｓ”了。当然，威廉·卡文迪什可能是任何一位德文郡伯爵，因为这些伯爵的名字都是威廉；但是这些可能性，有的却被《文集》和《荏苒悠暇》的写作时间（1612年和1620年之间）排除了，只有德文郡伯爵一世和他的儿子，后来的德文郡伯爵二世，能够是这些作品的著作者。伯爵一世的著作权也要排除，因为《文集》是威廉·卡文迪什献给他当时还活着的父亲的，而伯爵一世的父亲已于一五五七年去世。这样看来，《文集》的作者，很可能还有《荏苒悠暇》（名义上或事实上）的作者，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威廉·卡文迪什，也就是后来的德文郡伯爵二世。而这位威廉·卡文迪什，恰好是霍布斯的学生和朋友。从一六○八年到一六二八年，霍布斯作为私人教师和秘书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在年代上，正好覆盖《文集》和《荏苒悠暇》可能写作的整个时期。当时，培根同后来的伯爵二世威廉·卡文迪什，以及培根同霍布斯，都有私人往还；这些私人关系有助于解释存在于培根的《论说文集》与卡文迪什的《文集》之间的文学渊源。尽管卡文迪什的《文集》从培根的《论说文集》那里得到很大的借鉴，然而，借鉴者跟被借鉴者之间的歧见，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而这些歧见，恰恰反映了培根的思想跟霍布斯的思想之间的不同。） 除非临时另予注明，我主要使用莫莱斯沃思版的霍布斯著作（引用时称《英文全集》或《拉丁文全集》）。《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和《比希莫特》，我用特尼厄斯版；《利维坦》用Ａ.Ｄ.林赛的版本。 承蒙德文郡公爵大人慷慨地允许我在查茨沃思审阅霍布斯文献并引用其中一些段落，谨此极表谢忱。我也万分感激查茨沃思图书馆的弗朗西斯·汤普森先生，他在我研究霍布斯文献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和忠告，其价值无法估量。 欧内斯特·巴克教授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建议。我得以完成这项工作，首先归功于他的仁慈和兴趣。我必须向他深致谢意。 我还要感谢牛津巴利奥尔学院院长Ｒ.Ｈ.托尼教授、Ｎ.Ｆ.霍尔教授和Ｅ.Ｊ.帕森特先生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洛克菲勒基金会、学术援助理事会和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董事会的资助，使我深受其惠。 最后，Ｅ.Ｍ.辛克莱夫人欣然承担了翻译本书的艰巨工作，我谨向她深致谢忱。 Ｌ.Ｓ. 美 洲 版 前 言 由于各种原因，本书现在依照原稿再版。它无疑需要作很多修改。但是我仍然觉得，我对霍布斯的处理方式，比现有的其他处理方式更为可取。我曾经认为，霍布斯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这是一个错误：这个殊荣，应该归于马基雅维利，而不是霍布斯。然而，我还是宁愿保留这个容易纠正的错误，或者说宁愿保留这个错误的特定前提，而不愿认可那些更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我曾不得不反对那些观点，它们比较不容易纠正。 我曾经已经意识到，近代思想对于自己是否从前近代思想那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已经失去了自信心，或者说已经没有了把握；我还看到，它当时正在转向虚无主义，或实际上大同小异地说，正在转向狂热蒙昧主义。我得出结论，近代人与古人孰优一案，必须摒弃习见，心平气和而又认真热忱地重新考察。换句话说，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学会严肃认真地，也就是超然公正地，考虑这样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当斯威夫特把近代世界比作小人国，把古代世界比作巨人国时，他其实是对的。我假定，政治哲学，作为对根本政治问题的终极真理的追求，是可能的和必需的：我把霍布斯看成一位政治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空想者或神话编写者。我设想，作为一种本质上非历史的追求，政治哲学今天需要对于它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假设，过去的伟大思想家们怎么理解他们自己，我们今天就会怎么去理解他们；政治哲学的历史，要求我们恰如其分地划分历史时期；这种对历史时期的划分，要跟主角，即那些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自觉意识相一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可以被认为是恰如其分的。我之所以断言霍布斯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是由于他本人曾经表示确信，他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已经跟过去的全部政治哲学，实现了根本的决裂，其程度之彻底，远远超过了季蒂昂的芝诺、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马基雅维利、博丹甚至培根所作的决裂。我的这个看法，从培尔、卢梭等权威判断那里，得到过证实。 我犯这个错误，其直接并可能是充足的原因，在于我对于马基雅维利《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的开场宣示思考不充分。我曾经从斯宾诺莎那里学到，要重视《君主论》第十五章那响亮清晰的号角声。可是，我也被所有的权威来源告知，马基雅维利的巨制，不是《君主论》，而是《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表面看上去，是在试图追寻已经湮没或已经被遗忘的逝者，而不是开拓一个全新的前景。我没有考虑到，马基雅维利可能还在实行某种谨慎和克制，而霍布斯则已经不屑于这样做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对于首创权的索求，其振聋发聩之程度不同，这不是由于思想清晰程度不一样，而只是由于直言不讳的程度不同。我之所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原因是我没有充分注意到一个问题：智慧能不能脱离温和与节制；或者说，我没有对于我们所必须作出的牺牲给予足够的注意；作出这些牺牲，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获得自由。 Ｌ.Ｓ. 译 后 记 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同时又最引起争议的政治哲学学者之一。他著述诠释很多，今天在西方政治理论领域，仍然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属于施特劳斯早期著作，是为已经熟悉霍布斯原著的读者写的。全书的论证，严密紧凑，涵蓄复杂，同时又有瑕疵，甚至不免牵强之处。以赛亚·伯林认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施特劳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然而据伯林回忆，施特劳斯生前曾经对他表示，这本书在他的著作中，是“最不优秀的一本”。施特劳斯在他后来为该书写的那篇引人注意的“美洲版前言”里，坦率地批评了自己的这部著作。而另一方面，柏林自己也是二十世纪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对他的意见，我们不能不重视。那么，他们两个人究竟为什么对这本书持有如此不同的看法，这本身就会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本书英译本，由埃尔莎·Ｍ.辛克莱译自施特劳斯的德文手稿，于一九三六年首次出版。中译本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英文版译出。注释中的版本、年代、页码等，与英文版同。书中摘自《利维坦》的引文，借自黎思复、黎廷弼的中文译本（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其他英文引文，悉由译者自译。大量拉丁文引文，以及少许希腊文，法文和德文引文，俱参照原著英译本译出。有几段拉丁文引文，无英译，由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ｍｉｔｈ先生和年轻的朋友Ｄａｖｉ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代为译成英文。译者谨向他们致以谢忱。原作中拉丁文、希腊文等文句译文以分别标明。 中译本错误肯定很多，概由译者负责，并希望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