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书试图全面把握施特劳斯的思想，却得到一些施特劳斯弟子的称赞，有人甚至认为，朗佩特对施特劳斯的理解胜于诸多施特劳斯弟子。 问题不在于解释者是否是施特劳斯的弟子，而在于如何理解施特劳斯。朗佩特的方式是：按施特劳斯所教诲的如何理解思想史上的大思想家的方式来理解施特劳斯——要像施特劳斯理解自己那样理解施特劳斯。本书的写作方式就是施特劳斯式的：对一篇幅短小的文本作精细的识读和理解——通过理解施特劳斯对尼采的理解，把握施特劳斯思想的基本特征，并对施特劳斯一生中发表的主要论著作出解释。作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施特劳斯的哲学立场，但他强调，无论如何首先得理解施特劳斯，而要理解施特劳斯，就必须像他理解自己那样理解他。 【目录】 中译本说明 导言 第一章 施特劳斯的尼采研究 第二章 施特劳斯如何读《善恶的彼岸》 第三章 尼采在柏拉图政治哲学史上的位置 第四章 施特劳斯在柏拉图政治哲学史上的地位 第五章 尼采的启蒙 附录 注意尼采《善恶的彼岸》的谋篇（施特劳斯） 尼采主要著作缩名表 施特劳斯主要著和缩名表 参考文献

内容以研究性论文为主，兼及学术评论、书评及其他相关撰述，还有学术经典和学术名家的作品的译稿及点校稿。 此第一辑主题为“什么是思想史”。探讨思想史的元问题，所选的专题译稿，为目前人文学科学界颇为热点的“剑桥学派”和“施特劳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所撰文章。关于对国内学界的讨论，本刊辑有关于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讨论会的论文辑集。本刊力图将“思想”从“历史”中唤醒，承接伟大的中西方思想传统，养成宏大开阔的视野，打破学术壁垒，贯通各科学术，回到鲜活的思想史的研究源头。

简介： 在本书中，利奥·施特劳斯通过对马基雅维里的两部著作《君主论》、《李维史论》精细入微的考察，全面深刻地揭示了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作者认为马基雅维里并不是传授雅恶的第一人，其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背景。在拯救祖国与拯救自身灵魂之间的矛盾抉择，构成了有着明显价值判断的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 前 言 我在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的赞助下，于1953年秋季那个学期，在芝加哥大学作了四个讲座，本书就是那四个讲座经过充实的稿本。 我感激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特别是基金会主席杰罗姆·G.克尔文教授，他们为我提供了机会，得以陈述我对马基雅维里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我也感谢沃尔格林基金会在文书誊写方面所提供的慷慨协助。 本书第二章曾经在《美国政治学评论》（1957年3月号）发表过。 利奥·施特劳斯 伊利诺斯，芝加哥 1957年12月 引 言 假如我们承认，我们倾向于同意关于马基雅维里传授邪恶这个老派的简朴观点的话，那么我们不会是在危言耸听；我们只会使得我们自己暴露在敦厚质朴或者至少是无害的嘲讽面前。确实，还有什么别的描述，能够适用于一个鼓吹如下信条的人：希冀牢固占有他国领土的君主们，应该对这些领土原来的统治者，满门抄斩；君主们应该杀掉他们的敌手，而不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蒙受掠夺的人，可以图谋复仇，而那些已被铲除的人，则不可能这样做了；人们对于谋杀他们的父亲，与丧失他们的祖传财产相比，忘却得更快；真正的慷慨宽宏在于，对于自己的财产，吝啬小气，对于他人的所有物，慷慨大方；导致福祉的不是德行，而是对于德行与邪恶加以审慎的运用；加害于人的时候，应该坏事做尽，这样，对伤害的品味瞬息即逝，伤害所带来的痛苦也就较轻，而施惠于人的时候，则应该细水长流，一点一点地赐予，这样，恩惠就会被人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得胜凯旋的将军，如果惧怕他的君主可能会鸟尽弓藏，恩将仇报，那就可以先下手为强，揭竿而起，发起叛乱，以惩罚君主的背恩忘义；如果一个人，必须在对人施加严重的伤害与对人施加轻微的伤害之间进行权衡定夺的话，他就应该选择施加严重的伤害；一个人对于他所图谋杀害的人，不应该说“把你的枪给我，我要用它杀死你”，而只应该说“把你的枪给我”，这是因为，一旦有枪在手，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假如千真万确，只有一个邪恶的人，才会如此堕落，在公共领域与私人交往中提倡明火执仗的强横行径的话，那么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说马基雅维里是一个邪恶的人。 马基雅维里确实并不是表达类似上述观点的第一人。这种观点属于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它们跟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年代久远。但是，马基雅维里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哲学家，不惜将自己的名字，同跟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年代久远的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公然联系起来，以至于他的名字被人普遍使用，作为这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代名词。他恶名昭著，成为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中弃义背理、不择手段的经典化身。卡利克勒斯和特拉西马库斯，秘室晤对，阐发邪恶的政治信条，然而他们只是柏拉图笔下的人物；古代雅典的战争使节，在米洛斯岛普通民众不在场的情势下，宣扬同样的政治信条，然而他们只是修昔底德笔下的人物。古典思想家隐秘地、而且怀着明显的厌恶态度所揭示的那个腐化堕落的信条，马基雅维里明目张胆地、欣然自得地加以宣扬。古典思想家假口他们笔下的人物所讲的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话，他无所忌惮，以他自己的名义公然道出。只有马基雅维里一个人，敢于用他自己的名字，在一本书里，阐发这个邪恶的信条。 尽管如此，无论这个老派的简朴判决，可以是多么真实，然而它却都不是囊括一切、详尽无遗的。在一定程度上，它的瑕疵与不足，为我们时代的饱学之士们所提出的那些更为精致的看法，提供了依据。我们被告知，马基雅维里远非居心叵测，刻意传授邪恶，他其实是一位热诚的爱国者，或者是社会生活的一位讲求科学方法的研究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我们可以考虑，趋求时尚的学者们，究竟是否没有比老派的简朴立场，远为可悲地步入了歧途；或者说，被趋求时尚的学者们所忽略的问题，究竟是否不比被老派的简朴立场所忽略的问题，远为重要，尽管被那些精致的看法所无视的某个重要问题，高尚质朴的人们确实可能并未给予充分恰当的说明，因而作出了错误的阐释。这不会是如下那种情况绝无仅有的一个孤例，即“一点肤浅的哲学”所铸成的大错，在不谙哲理的大众那里，却不会发生。 将马基雅维里这个思想家描述成一位爱国者，是混淆视听的一个误解。他其实属于一种类型独特的爱国者：他对于拯救他的祖国，比对于拯救他自己的灵魂，更为牵肠挂肚。因此他的爱国主义，前提是在祖国的位置分量与灵魂的位置分量之间，作出全面的权衡。正是这种全面的权衡，而不是爱国主义，才是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核心。正是这个全面的权衡，而不是他的爱国主义，为他造成了显赫声誉，使他桃李满天下。他的思想的实体内涵，不是佛罗伦萨，甚至也不是意大利，而是普遍适用的。它影响到并旨在影响所有思考着的人们，而与时代无涉，与国度无涉。将马基雅维里视为科学家，至少跟将他视为爱国者同样混淆视听。讲求科学方法的社会生活研究者，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作出“价值判断”，可是马基雅维里的著述中，则充斥着“价值判断”。他对于社会所作的研究，属于规范性的。 但是，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马基雅维里在本质上是一位爱国者，或者是一位科学家，我们也依然没有必要否认他传授邪恶。马基雅维里所理解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族群的集体自私自利。对于善恶是非的界限的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在它产生于纵横捭阖的情况下，不如在它产生于仅仅关注个人舒适或个人荣耀的情况下那么令人反感。但是，恰恰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无视态度就更具有诱惑力，因而也就更加危险。爱国主义是一种对于自身的爱。对于自身的爱，在品第等级上低于既对自我又对道德上的善所怀有的爱。所以对于自身的爱，往往倾向于变得关注自身的为善，或者关注对于善的要求的遵循。通过乞灵于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来为他骇人听闻的学说寻找根据，意味着看到了那种爱国主义的美德，而在同时却对高于爱国主义的事物视而不见，或者对既使爱国主义成为神圣又对爱国主义加以限定的事物视而不见。诉诸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无法使我们妥当地处理一个只是貌似邪恶的事物；这样做只会使我们混淆是非，看不清真正的邪恶。 至于研究社会生活的“科学”方法，它的很多倡导者，将它的源头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那里；这种方法随着我们作为公民、作为人所赖以定位取向的道德界限的抽象化而出现。这样看来，所谓“科学”分析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就在于道德上的麻木愚钝。这种麻木愚钝，与腐败堕落不能等量齐观，然而它必然要强化腐败堕落的力量。在芸芸众生的小人物那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这种道德愚钝，归因于某些才智禀赋的不存在。在马基雅维里那里，这个宽厚慈悲的解释却无法成立，他太深思熟虑了，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也太慷慨大度了，不可能不把自己做的事，向他的理智的朋友们加以承认。 我们如同很多前人那样毫不踌躇地宣称，而且我们随后将要试图论证，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是不道德的，也是无视宗教原则的。我们并熟知学者们赖以支持与此相反的论断所引证的论据；但是我们质疑他们对这个证据所作的阐释。撇开某些其它考虑不谈，我们认为这些学者太容易心满意足了。他们满足于关于马基雅维里是宗教的朋友的说法，原因是他强调了宗教的实用性和不可缺少的属性。他们对于一个事实，完全不加注意，即他对于宗教所作的褒扬，只不过是我们可以暂且称为他对宗教真理的全然漠视的另外一面而已。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因为他们自己，即使不是把宗教理解为一种吸引人的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民俗传说，也往往是把宗教仅仅理解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部类而已，更不要说那些对宗教笃信的人们了，他们满足于宗教所被赋予的任何表面上的裨益。对于马基雅维里关于宗教的判断，以及他关于道德的判断，这些学者之所以作出错误的阐释，是因为他们是马基雅维里的学生。他们对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所作的表面上客观超然、虚怀若谷的研究，其基础在于他们对他的原则采取固执教条、全盘接受的态度。他们之所以看不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邪恶性质，是因为他们是马基雅维里传统的继承者，是因为他们，或者他们导师的已被遗忘的导师们，已经被马基雅维里所腐蚀。 除非我们摆脱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从所有的实践意义上来说，这都意味着，除非我们为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复活西方世界的前现代遗产，既复活《圣经》的遗产，同时又复活古典遗产，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对马基雅维里作出恰如其分的把握，要求我们必须从一个前现代的视角出发，面向未来，去观察一个未可逆料的、令人瞠目的、新异陌生的马基雅维里，而不是从今天的视角面向过去，观察一个业已古老的、业已成为我们中一员的、从而几乎是道德上善的马基雅维里。这个过程，即使只为了掌握一种纯粹的历史定位起见，也是必需的。马基雅维里所熟悉的，是前现代思想：前现代思想发生在他之前。他不可能熟悉我们今天的思想，我们今天的思想，是在他身后才出现的。 这样我们就认为，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简朴观点，尽管依然不够充实，但是确实决定性地优越于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精致观点。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而且恰恰如果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他的学说是恶魔的学说，他本人是一个魔鬼，我们也依然不能不铭记这样一条深刻的神学真理，即魔鬼其实是堕落的天使。认识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恶魔性质，意味着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认识到一种品第极高的、扭曲堕落了的高贵。当克里斯托弗·马洛将如下这个说法追溯到马基雅维里身上时，他其实是看到了这种高贵：“我认为除了愚昧无知以外，不存在任何罪孽。”马洛的判断，可以在马基雅维里本人于他的两部伟大著作的献辞中谈到他最可珍贵的财富时所作的表示那里得到印证。我们对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简朴观点抱同情态度，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简朴观点是健康有益的，而且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对这种观点予以认真重视，我们就不可能对于马基雅维里身上真正令人钦羡的品格素质，作出恰如其分的应有认识：他的思想的勇敢无畏，他的目光的深邃广阔，以及他的语言的优美雅致。能够帮助我们窥见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核心的，不是对那个简朴观点的鄙夷轻怠，也不是对那个简朴观点的漠然不顾，而是从那个简朴观点出发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升华。阻碍着我们理解任何事物的，莫过于对彰明较著的事物，对事物的表面，采取想当然的态度，或者采取看不起的蔑视态度。蕴涵在事物表面的问题，而且只有蕴涵在事物表面的问题，才是事物的核心。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在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所赞助的一系列讲座中，来讨论马基雅维里的问题。美利坚合众国可以说是世界上仅有的一个国家，奠基于明显与马基雅维里主义相对应的原则之上。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说法，世界上最为闻名遐迩的国度的缔造者，其实是一个同室操戈的弑弟罪犯：政治上的伟大，其基础必然在于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罪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托马斯·潘恩的说法，那么旧世界所有政体的源头，都来自这个描述；它们的源头，都在于扩张征服与僭主暴政。但是，“美国的独立，是伴随着对于政府的原则与实践实行革命性变革而发生的”：美国立足的基石，在于自由与正义。“今天，以一种道德理论为基础、以一个普遍和平的制度为基础，以及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为基础的政体，正在从西方向着东方席卷，其汹涌磅礴，势不可挡，甚于剑与火的政体从东方向西方的蔓延。”这个判断，远远没有过时。尽管今天自由已经不再为美国所专有，然而美国仍然是自由的堡垒。而当代的专制暴政，其源概出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概出于关于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原则。美国的现实与美国的理想密不可分，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懂得与之截然对立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就不会懂得美国的体制。 但是，我们对于一个事实不能视而不见，这就是，问题其实比它在潘恩及其后继者的表述中所显现的，更为错综复杂。马基雅维里可以争辩说，美国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国度，不仅归功于它习以为常地坚守自由与正义的原则，而且同时也归功于它偶尔为之地背离这些原则。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对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以及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际，应该作出蹊跷的重新阐释。他可以得出结论说，诸如此类的事实为他的如下论点，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就是，如果没有诸如雷慕斯被他的兄弟罗慕洛斯所谋杀那样的事件，就不可能造就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公民社会。这种复杂的情况，使得我们更应该有必要对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根本问题，作出恰当的理解。 我们可能已经假定，马基雅维里是政治思想脉络两大根本抉择其中之一的倡导者。我们确曾假定，根本意义上的抉择确实存在，它们是永恒的，是自有人类以来就与之俱存的。这一假设，今天经常被人否认。我们时代的很多人认为，不存在永恒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永恒的抉择。他们会争辩说，恰恰是马基雅维里的学说，为他们否认永恒问题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马基雅维里的问题，是一个新异的问题；它跟此前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根本不相同。这个论点，如果经过恰当阐发，就可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分量。但是直截了当地说，它只不过证明：永恒的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所确信的那样容易接近，那样容易触及，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哲学家都对这些永恒的问题予以面对和正视。我们对于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所作的批判研究，其终极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对重新发现这些永恒的问题作出我们的贡献。

色诺芬，古希腊作家和历史学家和军事著作家。雅典人，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属颇负盛名的多产古典作者之一。写了许多关于历史、经济、哲学和军事问题的著作。其《远征记》一书，记述了希腊人途经整个小亚细亚向黑海沿岸撤退的历程，被认为是希腊第一部军事理论专著。《居鲁士传》一书，广泛阐述了军事学，包括军队的补充、编制、装备、教育和训练以及战术等基本理论。《希腊史》一书，确定了埃帕米农达的新战斗队形的定义。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曾尝试划分战术和战略的区别。本书是众多名家对他作品的品论。 研究色诺芬这个貌似古典时期最伟大的斯巴达钦慕者之一时，不禁时时让人想起所有现代斯巴达钦慕者中最重要的人物卢梭。假若恢复一种可靠的方法必定要清除卢梭的影响这种说法属实的话(有时人们如此断定)，本文的主题可以这样作结，像色诺芬这样的人的教诲恰恰是我们需要的解毒剂。不必说，要驳斥或证明这样一个深远的主题并非本文的主旨。然而，假如本文促使一些读者重新思考那些关于色诺芬的传统观点及当下观点——这些观点虽说可以理解，甚至某种程度上颇为正当，但对这颗真正高贵的灵魂几近是一种侮辱——本文的写作就并非徒劳。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宁愿穿着乞丐的伪装穿越若干个世纪，不愿向一大群人贩卖苏格拉底静默审慎的智慧珍贵的秘密，只有当他用充斥着出人意料而又眼花缭乱的情节的某个阿格西劳、某个居鲁士、某个色诺芬的巧妙故事迷醉了这些人之后，他们让他逃脱，获得不朽声名。

德裔美籍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等人编撰的这部《政治哲学史》，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自古希腊至现代主要政治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著作，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人的本性或本质，国家的起源和基础，社会经济制度的原理，道德或价值取向的根据，公平或正义的实质，以及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和最好的生活方式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随着施特劳斯作为著名政治哲学家地位的确立，并由于本书问世后产生的影响，本书已被奉为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和权威教本。

本书是施特劳斯对柏拉图的《会饮》做的疏证。讨论了教育与美德、爱、不朽等概念，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加珍贵。由“行为和制度的美”进到知识的美，最后达到历史世界的最高的美。柏拉图用了最辉煌灿烂的词句描写了这种“彻悟美的本体”的人所达到的境界。

本书是施特劳斯学述的标志性著作。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依托苏格拉底的哲学经历，以整个西方思想史为织体，所展开的是西方哲学的整个古典传统。施特劳斯学述把源源不断的新生学子引向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传统，热爱哲学的青年最终在古典大书中安居乐业。一旦古典学问成了一国学术的丰厚土壤，成为显学的显然并非施特劳斯学述，而是古典学问本身。这是更重要的事情，也是出版本书的宗旨所在。正如编者所言："在施特劳斯所展开的政治哲学引领下，一旦年轻学子的向学热情经受过古典学问的浸润，必将逐渐懂得人类政治生活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不再头脑简单地以种种传媒观念来衍化哲学……"。本书涉及政治哲学与历史，色诺芬的《希耶罗》，法拉比解读柏拉图的《法义》，迈蒙尼德论政治科学，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以及洛克的自然法学说等诸多主题。

"The City and Man" consists of provocative essays by the late Leo Strauss on Aristotle's "Politics, " Plato's "Republic," and Thucydides' "Peloponnesian Wars." Together, the essays constitute a brilliant attempt to use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a means of liberating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strangehold of ideology. The essays are based on a long and intimate familiarity with the works, but the essay on Aristotle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as one of Strauss's few writings on the philosopher who largely shaped Strauss's conception of antiquity. The essay on Plato is a full-scale discussion of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wide in scope yet compact in execution. When discussing Thucydides, Strauss scceeds not only in presenting the historian as a moral thinker of high rank, but in drawing his thought into the orbit of philosophy, and thus indicating a relat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hat does not presuppose the absorption of philosphy by history.

自然权利问题乃是当代政治与社会哲学中首要的议题之一，本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极其细致入微的探究；作者尤其从古典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入手，揭示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前提下所导致的自然权利的危机。 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列奥·施特劳斯致力于一些根本的思想问题凸显出西方文明中深刻的精神紧张。他对于当代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批判，使他更加深入地投身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

苏格拉底问题，ISBN：9787508038094，作者：刘小枫、陈少明

德裔美籍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等人编撰的这部《政治哲学史》，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自古希腊至现代主要政治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著作，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人的本性或本质，国家的起源和基础，社会经济制度的原理，道德或价值取向的根据，公平或正义的实质，以及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和最好的生活方式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随着施特劳斯作为著名政治哲学家地位的确立，并由于本书问世后产生的影响，本书已被奉为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和权威教本。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的关注，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色诺芬不过是他理解古典思想的一个重要通道。施特劳斯想通过色诺芬来理解苏格拉底，因为“政治哲学的伟大传统源于苏格拉底”。于是，色诺芬这本讲述家长里短的书，就成了一部政治哲学的重要著作。齐家有如治国，同时也是治国的基础。施特劳斯细腻解读背后总是潜藏着宏大的关怀——他相信，“一个人也可以通过一读再读色诺芬，对我们的时代有所发现”。

本书的题目并不特别与一个老说法相关：“我们都是矮子，但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谦卑的姿态，表达了太多的自我满足。巨人是那么容易让我们爬上去的吗？巨人的功能就是把侏儒扛上他们的肩膀吗?或许他们曾经是亲切和蔼的，但是现在他们却把我们摔在了地下，偷偷走了，只留给我们一个视界更宽一些的幻觉。毫无理由地假设我们和伟大者的亲密关系，很快就会使年轻一代人否认有什么巨人，并断定这整个说法不过是一个谎言，是由教师们编造来抬高自己的。我想，巨人会鄙视这小小的喜剧和玩笑。 解读伟大作品，已经不仅仅是个人或某个学派的为学旨趣，而是与生存选择紧密相关。关键在于，伟大作品给出了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美好德行等紧要问题的深刻思考与解答。即使我们要寻求只属于自己的答案，也无论如何必须首先面对那些伟大的书。 在订正旧版的基础上，新增两篇文章：《理查二世》和《文本的研习》。

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ISBN：9787561751183，作者：恩伯莱（P.Emberley）,寇普（B.Cooper） 编

《刺猬的温顺》为刘小枫在高校的部分讲演及其相关论文，这些文章与作者近些年来研究政治哲学相关，且留下了行路的痕迹。

自然权利问题乃是当代政治与社会哲学中首要的议题之一，本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极其细致入微的探究；作者尤其从古典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入手，揭示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前提下所导致的自然权利的危机。 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列奥•施特劳斯致力于一些根本的思想问题凸显出西方文明中深刻的精神紧张。他对于当代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批判，使他更加深入地投身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

《论僭政》是施特劳期开拓其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的第一部力作，不仅对于他本人的学术生涯，对于二十世纪——甚至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学术史来说，都具划时代意义。但正如沃格林所说，施特劳斯的这部著作很难懂，表了隐晦——的确，我们需要像施特劳斯读色诺芬的《希耶罗》那样来读这部书。《论僭政》从英文译成法文难，科耶夫的评论从法文译成英文难，两者译成中文更难，何况还有那些经常讨论艰深的形而上学问题而语言却极为不规范的私人通信——我们能约请到翻译过大部头政治哲学名著的何地先生执译，实乃一大幸事。

《迫害与写作艺术》是列奥·施特劳斯1952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文集。"迫害与写作艺术"是其中一篇的标题。作者将这些论文收入一本书中，主要考虑到它们全都探讨同一个问题，即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导论中，作者试图从哲学一方来论述这个问题。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一文中，作者试图从本世纪的一些众所周知的政治现象出发来阐明这个问题。如同作者在导论中所说的，他是在研究中世纪犹太哲学和伊斯兰哲学的过程中开始熟悉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从两位最负盛名的中世纪犹太思想家（哈列维和迈蒙尼德）和被不无道理地称为"最后一个中世纪人"的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呈现出来，最后三篇论文即在这些背景下来探讨这个问题。 《迫害与写作艺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哲学必须讲究"写作艺术"吗？如果必须，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哲学的写作艺术关系问题至关重要？这本书会为我们作出解答。 施特劳斯每一本书的出版都具有思想史上的标志性意义，尽管如此，本书还应该说具有特别的标志性意义：至少它提醒我们古老的西方哲人一直没有忘记的苏格拉底问题。

本书是施特劳斯为18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的《斐多：或者灵魂不死的三场对话》写的长篇导言。这部作品将翻译与戏剧创作结合起来，两头两尾为翻译柏拉图《斐多》的开场和终场场景，中间三场戏剧性对话则是自己编的——门德尔松把康德编进对话，现身为苏格拉底的谈话对手，然后让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来教训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