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来华过程中出版了大量的中文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宗教神学、教育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美术学、文艺学、地理学、历史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数学（主要是几何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众多学科，是各个学科史追根溯源必须涉及到的内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清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具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我们今天使用“西域”这一名称，一般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古代中亚，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西域通史》所谓“西域”，取其狭义，然在叙事过程中，往往越出新疆的范围，视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 一部合乎要求的通史，应该吸收、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更从的人能利用这些成果。因此，作才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即在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明白易懂的文字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

《丝瓷之路1: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是有关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考虑到古代中外关系极少单纯的双边关系，往往是多边的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形态；加之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以今例古不免削足适履，我们认为今天研究中外关系史不妨以地区史研究为依托。或者说通过研究有关地区史达到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目的。

何兆武文集：中西文化交流史论，ISBN：9787216051279，作者：何兆武

《黄时鉴文集(套装全3册)》包括《大漠孤烟》、《远迹心契》、《东海西海》。《大漠孤烟》介绍了我曾经说过，描写壮美境界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几乎是我治学的座右铭，并对之做过一番解说。这第一卷用“大漠孤烟”做标题，就我来说，又想添加两层意思。说起蒙古，自然会想起大漠和穹庐。我所尊敬的前辈韩儒林先生出过《穹庐集》，后学就择用大漠，广袤的草原和沙漠。蒙古史和元史，在学术上也有如大漠，多少学人感叹它的浩瀚，探究它的奥秘，向往在那里骑马驰骋，但是他们的点滴成就，往往只是孤烟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学人常是孤寂的，尤其是历史人，尤其是做蒙古史元史这类学问的人，然而，“大漠孤烟”或竟是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一种壮美。 《远迹心契》介绍了义天是韩国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大觉国师。义天入宋求法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的交往，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他入宋以后，与净源法师最为投契。“相远以迹，相契以心”见于净源致义天的书信，用这八个字来表示义天和中国师友的关系是非常贴切的。而我以为，这个“心契”之说，内含一种超越既定时空的意义，它对人类文化交流的性质和内在因素给出了一个深刻的表述。故我在这里概括成“远迹心契”四字，用为本卷的正标题。 《东海西海》介绍了在利玛窦绘制和刊行其世界地图的过程中，接受世界新观念的明末士人进一步阐发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当时“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已含有以下三层意思：一、中国和西方的圣人，“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过去互不相闻，现在可以“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二、“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是“东渐西被”的基本原因，虽然中西语言文字不同，但。却“殊而能同”；三、虽然心同理同，但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又可以“各抒一精彩”，因而“断断然此是彼非”，是十分谬误的一这些认知非常值得：重视，它们是宝贵的思想资源，给人以隽永的启迪。

本书辑选的雍正、乾隆时代天主教中文档案，分别保存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罗马耶稣档案馆、方济各会档案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传信部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地。主体部分则是福安、江南教案的审计记录，此外也收录了当时天主教的各类史料。这批文献不仅弥补了清廷文献之缺，对研究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天主教史以及官方从容教到禁教政策的转变极具价值，且为研究地方官员对天主教的态度、中国教徒的宗教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书是作者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本论文集，涉及星学、医学、翻译、文学等。 序 “序”放在书的最前面，却通常是最后才动笔写的。这个序也不例外。 这本集子，共收旧文十二篇，有些前后相隔竟有二十年之久。但话题却始终一贯，就是文化的空间延展与衍变。隋炀帝的《泛龙舟》，后来摇身变成了佛曲，出现在日本室町时代的涅槃会上；或者波斯人的水星神，竟然闯进了道教徒的永乐宫，化身为壁画上的辰星，这样离奇的情节，当中都有一段曲折多姿的文化流动史。某些文化因子，随着移民、商旅、军团与游方僧众等等，翻山越岭，飘洋过海，来到了新天地、新土壤，依样开花结果，却又不免“踰淮而枳”，或者说是“归化”，最终是让人再也瞧不出来自己本来是流落他乡的“客”。 搜集铨次，把十二篇都重头读了一次。第一个印象是，“全球一体化”这么一门摩登的东西，说不定在中世纪本来就可以拿来谈谈的。 这里谈论“星学”的几篇，展现出中国唐元之间的星命文化，实际上也流行于整个欧亚大陆。无论是杭州城里卖杏花的小巷，或者是Abbasid王朝巴格达的市街，或者西班牙Alfonso王的宫苑，只要你是学“仰观”的星士，你都不免要谈一点“身宫”、“命宫”、“疾厄宫”等等的运命十二宫，留心着福曜木与恶曜土在黄道十二宫上的进出，由此而为帝皇﹑公侯﹑诗人﹑妓女等等众生，推算出本来是无常的祸福。打开几本中世纪的星占书，从太平洋的此岸到大西洋的彼岸， “浮海八万里”，大家都有着大同小异的星神信仰，试看︰ 1. (十世纪)《秤星灵台秘要经》︰ 禳火 使赤油麻七粒、赤稻五粒、赤小豆三粒、赤驴尾七茎，赤钢屑少许，以绯袋子盛，绯线子系在臂上，大吉。 禳土法 取黑油麻七粒、黑豆七粒，以皂绫袋子盛之，用皂索子系在臂上，能除一切鬼魅邪魔。…宜以犁具铧铁铸作一土星真形。…亦得以随年果子供养，黑色者大妙。 禳木法 取白猪毛七茎以白袋盛，系在臂上，…又以白银一两铸作真形供养。 2. (十一世纪)Al-Biruni, The Book of Instruction in 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Astrology: Saturn … Jet-black Jupiter … White mixed with yellow and brown, shining, glittering Mars … Dark red Saturn … Litharge, iron Jupiter … Tin, white lead Mars … Iron and copper [意译︰ 土星 … 漆黑色 木星 … 白色，渗混了黄褐色，色彩亮泽 火星 … 暗红色 土星 … 铅，铁 木星 … 锡，白铅 火星 … 铁，铜] 3. (十三世纪)Picatrix: Saturn en effet, parmi les métaux, possède le fer …; parmi les pierres … qui est noir et brillant. Jupiter, parmi les métaux, possède le plomb; parmi les pierres précieuses, les blanches et les jaunes. Parmi les métaux, Mars possède le bronze rouge, … parmi les pierres, … toutes les pierres rouge et mouchetées. [意译︰金属之中，与土星配应的是铁，…；宝石之中，与土星配应的是…黑亮的。 金属之中，与木星配应的是铅，…；宝石之中，与木星配应的是白色和紫色。 金属之中，与火星配应的是红铜，…，宝石之中，与火星配应的是红色和花斑的。] 这样三条简单的资料，就已经展示出来，从中国一直到西班牙Alfonso的王廷，单是看星神配属什么颜色与金属，就几乎是东西方完全一致了。这部集子里谈星学的几篇，还举出其他中外之“同”。我们要是由此而谈一下中世纪的“全球一体化”，似乎也不算是“满纸荒唐言”的。文化交流，靠着远航的巨帆，或着伶俜的骆驼商队，似乎是有过深远的影响。 重读这十二篇，我的第二个印象却是要把第一个印象稍为修正一下。文化交流并不因为有了地域交通的条件就必然成功。中古时期开始，文化尽管能在地域上广泛地游动延伸，但不一定就能在异地得到新族群的认受与吸纳。这部集子有几篇谈到医术传播的，反映出来的事实，似乎都是文化传播的滞碍，以致最终失败。西医学东传，应该是很早就发生的事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一册，就引述过一个应当发生在唐代的故事，涉及有名的伊斯兰医家al-Razi(卒于公元925 年)︰ 拉兹(al-Razi)谈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中国人来拜访我，他留在城里(可能是巴格达)一年，五个月内就学会了讲写阿拉伯语，还说得很流利，写得挺漂亮。后来他要回国，回去前的一个月左右，到来跟我说︰‘我回去之前，倒是想有人把盖伦(Galen)的十六册医书都给我念出来，让我默写带回去。’ 我告诉他，仅余才一个月，连抄写它小部分的时间也不够呢。他就说︰‘我央求你，就把你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念给我听。我默写的速度，是要比你念出来还要快。’ 于是我就连同一个学生，轮流用最快的速度把盖伦的书朗读出来，而他的确写得比我们还要快。我们当初是不敢相信他能默写得一字不误的，但后来核对一下，他竟然写得原原本本，毫无错漏呢。” Al-Razi这个故事，本来是记载于al-Nadim(卒于公元995年)的《学术指南》(Fihrist al-‘ulum)(成书于公元988年)，就算它只是传闻，但唐代的中国人，通过与阿拉伯人的接触而认识到希腊Galen的医学，应该是极可能的事情。由唐代以至晚明，西医学数度东传，这部集子的其中三篇，就是谈及一些东传的细节。但西医对于中国本身极其强固的医药文化，似乎是没有影响，与西来的星命文化相比，星命之学竟然能落地生根，其成功绝非西医学之比。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死生祸福攸关的事情，何厚此而薄彼？<汤若望与《主制群征》的翻译>一篇，是想从翻译的角度查考一下。道理是很显浅的，翻译做不好，文化传播就不容易成功。但似乎这只是问题的片面。中医文化的独特性也可能有点关系。谈“脑筋”和”胰腺”的两篇，当初的设想就是要探讨一下中医学的强固性格。试想，阴阳五行思想本来在传统文化中是无所不在的，到了二十世纪，却已经从各个学术领域中隐退下来。就只有在中医学，始终捍守着一个强固的壁垒。中医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它的独特性与强韧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关于“文化定位”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文化之间怎么样定位，孰高孰下，孰主孰从，对于文化交流的流向，当然是有所影响。中国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外国人进入了我们国境，就叫做“观光上国”，上下大小的分别很清楚。文化流向主要是由上向下，由大至小，所以“汉化”这个词，基本上是能表示出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以至西北的高昌、西夏诸国的文化交流势态。但“定位”除了“高下”，还有“距离”这样一个维度。“距离”是比喻性的说法。对方的文化和自己的很相似，我们就说双方很接近，反之(不相似)就说差距很远。究竟“他者”是咫尺之近，还是千万里之遥，这往往是一个国族处于某个历史环境的心理势态问题。明末的天主教士如利玛窦等，基本上是强调天儒合一，于是天主教与儒教就变得既相似又相近，能一拍即合。但到了十九世纪，新教徒却是颇为一致地认为孔教有别于基督教，这个“有别”，当然就是“差得远”、“及不上”。十七世纪的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1669 )，他写过《天儒印》一书，谈到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语云︰“吾主圣训曾有是语，此即爱人如己之大旨也。” 所谓“吾主圣训”，就是玛窦福音里的“金律”(The Golden Rule)︰“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that they should do unto you.”(你想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利安当的按语，等于说孔子的话就是耶稣的话，天儒同理，再用他的徒弟尚佑卿的话说，就是“大主(按︰ 即天主)其授印者乎，宣圣其承印者乎！” 但到了十九世纪，以翻译儒家经典而驰名中外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却说︰ When a comparison, however, is drawn between it and the rule laid down by Christ, it is proper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form of the latter. (p. 109) The Golden rule of the Gospel is higher than both. (p. 177) [意译︰拿《论语》的话和基督的训言相比，我们应该留心，基督的圣训是正面的。…它比《论语》和《中庸》 (指《论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中庸》“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都高尚得多。] 理雅各的结论是“How far short Confucius came of the standard of Christian benevolence！”(基督仁爱的高度，孔子是远远及不上！)(p. 110) 基督新教、旧教，尽管在神学上不尽相同，但谈到基督伦理之教，还是很相若的，但明末的天主教士认为能“合儒”，清末的新教徒就认为是“远非彼所能及”，当中涉及的应该就是文化定位的心理势态。理雅各心目中的西方，如日方中，目之所视，无非是日不没的殖民帝国，它是不轻易在文化上认为晚清中国能与自己等量齐观的。我们探讨明末与清末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翻译策略，这种中西文化上的距离感，是不容忽视的。 ※ ※ ※ 谈到“距离感”，使我想起另外一个话题︰亚当的肚脐眼。亚当是否有肚脐眼，这是西洋神学与画学的大话题。谈论了数百年，纷纷扬扬，连拿过诺贝尔奖的 Stephen Jay Gould也拿它做文章。 一般人认为亚当既非母胎所出，理应是没有肚脐眼的。但君不见，Michaelangelo给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绘画出举世闻名的天人图，亚当不也是有个肚脐眼的么？我见过的西洋画，不论是Masacio、Michaelangelo，还是后来的 Rubens、Savery等等，一律都给亚当画个肚脐眼，要不就拿一块树叶遮去肚脐眼的地方。似乎是没脐眼的原祖父母，大家都不忍看的。试想，把一对没脐眼的男女认作自己的老祖，心里不是会怪怪的吗？ 这就是距离感的问题。“父母”要是有个没脐眼的躯体，始终是“匪我族类”，自然就说不上是“父母”，心理上的距离，何只十万八千里？所以画亚当就不得不让他长个肚脐眼，或者画块树叶遮去，似有还无，让这个天造的原人，向我们这一众母生的凡夫俗子“靠拢”、“归化”，如此这般，他才堪称为原祖。 文化交流中的“归化”现象，大概也有点像亚当的肚脐眼，心理偏向压倒理性认知，不得不把“异文化”改塑成自己所熟知惯见的模型。这并不是理性认知有所不足，就正如大家都知道亚当理应没肚脐眼一样，却还是给他画上一个才心里舒服。这里收录的好几篇文章，谈到Ptolemy星学换了头面，以干支的形态出现于民间习用的通书之内，又或者西洋人发现的Pancreas(胰)，归化成为中医五脏的脾，又或者两个裸男的双子宫(Gemini)变成了我们中国的男女宫，似乎都属于“亚当的肚脐眼”这一类的文化现象。“他者”向“我”这一方归化投诚，中外皆然，常情矣。 以上拉杂谈一点读后感。是为序。 丁亥年除夕于港大

本文收录卓鸿泽以英、汉两种语言写成的关于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论文20篇，如《汉初方士所录古印度语》、《塞种源流及李唐氏族问题与老子之瓜葛：汉文佛教文献所见中、北亚胡族族姓疑案》、《羯胡、契胡、稽胡之若干基本问题》等，涉及梵汉、汉藏、鲜卑语、契丹文、回鹘语、满文等多种文字的比较研究。

《东域纪程录丛》所讨论的是中世纪以前（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过程。作为亨利·裕尔的代表作，《东域纪程录丛》充分显示了裕尔广博的东方人文地理知识和深刻、犀利的考证、分析能力。由于它问世时“几乎囊括了迄至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所以很快便成为“所有从事古代和中世纪远东研究者的便览手册”，“对于所有感兴趣于中国、中亚历史地理，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历史地理的人们，《东域纪程录丛》都是必备的研究指南”。其学术价值自出版后即受到众多西方汉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这部书稿是该著作的第一卷。 本书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对本著作所涉及的中世纪末叶以前的相关作者及其著作中关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材料进行分析和论说，具有序论的性质；第二部分是这时期（西方）作家关于中国的原始记载及其译注。

《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的部代表作，出版于1939年。这部书突破传统的史学研究观念，提出并使用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即：针对历史上某一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将与之有较密切关系(在时空上)的历史事件详加罗列，在精细的对比中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该书列举的大量史实表明，在罗书帝国的盛衰期，其本土及北境、东境经常遭受蛮族的进攻、骚扰，而这类“侵扰”，以及罗马帝国主动发起和被动接受的诸多战争，又往往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中国对西域地方的经营及政局变化的影响，从而在理论上将古代东西方的交往(尽管在当时应属于较疏松、较间接的交往)由简单的经济关系上升到复杂的政治关系，使当时的世界形势展现出一种全新的画面……

歷史真相往往「隱藏」在最明顯的地方 只是被經典權威學說的「想當然」誤導和蒙蔽 李兆良的《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是一本關於世界史研究的專著，從不同角度重新審查幾百年來關於世界地理大發現的歷史經典學說，從而得出新的演繹。 《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可以看作是有趣的歷史偵探個案，也是嚴肅的研究論文集，在繁多的徵引中，夾以趣味性片段，希望提供史學界一點新思考，起普及史學的作用。 《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 挑戰了世界史三大經典學說： 1. 明代鄭和下西洋止於東非洲 2. 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 3. 利瑪竇把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識帶來中國 本書發現： 利瑪竇進獻給明神宗的圖， 實際上是中國人繪製的。 而《坤輿萬國全圖》是明代中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 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中國文獻。 本書也說明了世界地理大發現始於鄭和時代， 明代中國人測繪的第一份世界地圖。 六百年的鄭和懸案，終點在哪裡，一直是懸疑。同時，美洲開發的史料有不少矛盾，也無法解決。本書聚焦在《坤輿萬國全圖》，比較了14至19世紀間六百多份地圖，綜合世界史原始資料，分析地名、語源、地形、按語。數據顯示：1602年的《坤輿萬國全圖》的主要訊息與利瑪竇時代的歐洲並不相容，而是源自一百六十年前中國已有的訊息。由此得出難以反駁的、驚人的結論：明代中國人首先到達美洲和澳洲，並繪製地圖，是明代中國人開拓了世界地理大發現的局面。西方15、16世紀的世界地圖，在某種程度上來自鄭和時代中國散佚在外的地理資料。作者用刑偵推理，質疑世界史三大經典理論，還原歷史真相，補充了鄭和下西洋的結局，破解了中西交通史六百年的懸案。 過去四百餘年，尤其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在「西學東漸」的衝擊下，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力，創造力，由懷疑到抗拒，有人甚至要全盤推翻本國文化、科學、宗教、藝術、政治、經濟，競以西洋為宗。這本書不只為歷史翻案，更重要的是掙回民族自尊和自信。面對東西文化的融合，以一種不亢不卑，去蕪存菁的態度，尋找合理的發展道路。 前言（文摘） 這本書是另一本書的前言。沒有這本前言，你大概不會看另外一本書。 這本書挑戰了世界史三大經典學說： 1.明代鄭和下西洋止於東非洲； 2.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 3.利瑪竇把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識帶來中國。 當新訊息與傳統觀念衝突時，究竟採取怎樣的態度，是固守成見，還是追尋真相？這是分辨科學工作者的標準。兩種觀念矛盾牽涉到國家民族的榮譽，是接受真相，還是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是世界公民與狹窄民族主義的分野。 通過地圖、字源，和比較原始歷史文獻，去探索世界上第一張最詳細的世界地圖，得出的結論與世界史的三大經典學說不符，開始了我對這課題的好奇心。 這本書不是休閒的書，但是愛看偵探小說的會喜歡。它不只是談歷史地理，也不是為了鄭和翻案而寫，是嘗試用現代科學研究態度和方法去揭示歷史真相，用刑偵推理方法去追尋新的證據，偵破一宗六百年的歷史懸案，在過程中探討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誤區與將來的路向。這本書集中比較《坤輿萬國全圖》與先後兩百年內的世界地圖和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文獻，尋求答案。 如何看古地圖？總結經驗，研究古地圖得注意幾點原則和常識： ‧16世紀歐洲繪製世界地圖者一般不是探險者，他們的任務是把收集的訊息匯集成圖。想像不能比親歷真確，抄本無法比正本精細正確。 ‧繪圖人最熟悉的是最接近自己家國的地域，離開家國越遠，越含混不清、簡單、失真。 ‧每一幅地圖都有時間印記，地名的顯隱可以決定成圖年代。 先把答案說了。運用上述三條規則，深究之下，《坤輿萬國全圖》上有許多特點足證不是來自歐繪地圖，而是基於明代中國鄭和時代的訊息繪製的。這裡先把要點列舉，然後詳細討論。 ‧《坤輿萬國全圖》全部用中文繪製，是當時最先進、最詳細、正確的世界地圖。 ‧《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的序言清楚表明該地圖曾參考中國一統志、方志繪製。 ‧《坤輿萬國全圖》上的地名，一半沒有在同時代的歐繪地圖上出現，有些從來沒有歐洲文獻記載。 ‧《坤輿萬國全圖》許多地名、地理出現在歐洲人「發現」以前。 ‧《坤輿萬國全圖》不標示天主教教宗領地，與利瑪竇作為歐洲耶穌會會士的身分不符，時代不符。 ‧歐洲發現者命名的美洲城市和16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重要地名沒有出現在《坤輿萬國全圖》，於理不合。 ‧其他同時代歐繪地圖上地名地域拼寫不統一，混淆東西南北，唯獨《坤輿萬國全圖》正確無誤。 ‧根據發音，《坤輿萬國全圖》有些地名原文不是歐洲文字，是中文翻譯為歐洲文字。 ‧對照現代地理地形，《坤輿萬國全圖》一些地名的中文意義比歐洲翻譯清楚、準確。 ‧《坤輿萬國全圖》某些特有的地名是實際根據勘察的，地名與地貌吻合，具有原創性。西方世界地圖抄襲時往往錯誤移位，與地理不符。 ‧按照地名的顯隱和圖上註釋，《坤輿萬國全圖》的原繪製年代與原始訊息是1420-1440年代，即明代中國鄭和時代，而不是1602年。 按以上多方證據的分析，排除了《坤輿萬國全圖》是西方繪製的世界地圖，實際上它是中國繪製的世界地圖。事實也排除《坤輿萬國全圖》成圖於1602年，真正原來成圖時代是1420至1440年左右，不超過1460年，與1602年相差140至180年。刑偵科學的時間證人差幾分鐘可以改變一宗案件的判決。超過100年的誤差絕對可以破解這宗歷史懸案。 《坤輿萬國全圖》的藍本是一直以為失佚的鄭和地圖，利瑪竇時代應該還存在。鄭和地圖原圖已經不存，但訊息保留在《坤輿萬國全圖》上。其他當時西方的世界地圖均不同程度抄自鄭和時代遺留在外的中國資料或地圖藍本。利瑪竇來華後，西方地圖按中國的世界地圖更正，而沒有相關的勘察文獻，利瑪竇實際上把中國所知的世界地理原材料介紹給西方。以前說中國人發現美洲「苦無證據」，現在辯護席該換個位置了。西方應該提出文獻證據為何西方地圖的地理與地名先於地理發現，否則，現有的「經典」學說應該按照現有資料文獻更正。

本书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从交通使聘、文化学术、器物技艺等方面多视角、多侧面地研究了唐代以来各王朝与历史上的西域、伊斯兰地区各民族政权在陆海交通、使聘、语言、音乐、医药、天文、地理、兵器、陶瓷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是一部全面揭示七世纪以来中外政治、文化交流历史的论集。作者征引富赡，论证细腻，对相关前沿研究也多有深刻把握。

朱谦之（1899～1972），福州市人，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30年代曾同时兼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50年代为北大教授。60年代到中科院哲社部，参与组建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 朱谦之先生在学术界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研究视野非常广阔，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政治学、经济学、宗教、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且都有开拓性的成果，不少论著以其精深独到而成为20世纪中国的学术经典，时至今日仍处于领先地位，并被学者大量引用和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思想文化建设仍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试以几书为例： 《革命哲学》、《无元哲学》、《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是现代史上“五四”思潮的代表作和基本资料。 《文化哲学》中谈到“将来的哲学，应该是文化史的哲学，换言之，即为文化哲学”。此观战在当代世界哲学发展中得到印证。 《老子校释》因搜集版本之丰而被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汉学家会议推誉为最佳研究著作。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是中外文化、思想交流研究的代表作，在中外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中国音乐文学史》是音乐文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扶桑国考》和《歌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史》最早提出了南美大陆与中国有联系，引进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争论。 《中国景教》以其最新、最丰、最深而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里程碑。 朱先生著作等身，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百篇。（著作目录附后）其中一部分近20年有零散出版；一部分只有解放前的版本，世间难得一见；一部分从未出版过。为了让学术界完整地了解朱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大量学术和思想的遗产，编者对之作了全面整理和研究，予以出版。

目錄 一編 庫車阿克蘇烏什之古名 （1） 中國载籍中之梵衍那 （8） 魏略西戎傳中之賢督同汜復 （13） 蘇毗 （20） 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 （22） 景教碑中敍利亞文之長安洛陽 （34） 支那名稱之起源 （36） 唐元時代中亞及束亞之基督教徒 （49） 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譯註正誤 （71） 諸蕃志譯註正誤 （71） 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 （119） 關於越南半島的幾條中國史文 （149） 二編 庫蠻 （1） 塞語中之若干西域地名 （46） 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 （48） 漢譯吐蕃名稱 （54） 高麗史中之蒙古語 （57） 南家 （71） 中國载籍中之賓童龍 （74） 南海中之波斯 （79） 葉調斯調與爪哇 （96） 蘇門答剌島名之最古記錄 （105） “瀛涯勝覽”中之麒麟 （110） 真臘風土記補註 （114） 占城史料補遣 （120） 右研究十三篇見於《通报》者三篇，見於《亚洲报》者七篇，見於《远东法国学校校刊》者三篇。其中七篇撰人伯希和，四篇撰人費瑯，一篇撰人戈岱司，一篇撰人鄂盧梭。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馮承鈞識 三編 “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評註 （1） 荨麻林 （54） 蒙哥 （71） 四天子說 （84） 四編 莎兒合黑塔泥 伯希和 （1） 漢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考證 馬司帛洛 （17） 秦漢象郡考 馬司帛洛 （48） 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 馬司帛洛 （54） 李陳胡三氏時安南國之政治地理 馬司帛洛 （103） 安南省道沿革表 馮承鈞 （124） 五編 玄奘記傳中之千泉 （5） 黑衣大食都城之漢匠 （7） 梵衍那考補註 （10） 畏吾兒文殘卷中之地名 （14） 突厥語與蒙古語中之驛站 （17） 斡耳朵 （23） 元秘史舊蒙文中之一段訛誤 （24） 評長春真人西遊記譯文 （29） 澳門之起源 （39） 評王國維遺書 （52） 評中國歷史商業地圖 （72） 蒲陶 （82） 押不廬 （84） 中亚史地叢考 （110） 牟子考 （160） 右選考證之文十五篇，並出《通报》，其中十四篇皆屬伯希和教授近年撰作，惟“押不蘆”一篇乃勞費氏遺筆。兩年來命兒輩筆受，現既集而成帙，可續《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諸編之後也。 一九四O年二月二十九口馮承鈞識

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裕菁的译本，陈先生的译本在原作之外增补了不少资料，故出版时易名为《蒲寿庚考》。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过这本书，现在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此书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为满足读者的需要，现据1954年版重排，将原来的繁体直排改为简体横排，标点符号也做了相应调整，改正了一些错讹之处，收入《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

本书利用大量的中外考古实物及中外文献资料，辅以从国内外收集的珍贵图片和精心绘制的线路图，自中西交通的曙光时代——新石器时代开始，全面地介绍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目前的中西文化由初步接触到互相交融的历史，即可看中国文化的西传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又可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渗透和影响。本书资料异常丰富，内容相当全面，已被多所高校列为文化交流史的教材或参考书。 　　本书是曾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最新修订版。书中大量利用了中外考古实物及中外文献资料，辅以从国内外收集的珍贵图片和精心绘制的线路图，自中西交通的曙光时代新石器时代开始，按照时间顺序，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对新石器时代到目前的中西文化由初步接触到互相交融冲撞的历史作了全面而又颇有深度的系统介绍。新版除根据最新考古和研究对初版内容作了更新外，更着力补充了两章十万多字，对初版缺失的19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作了介绍和分析。本书适合作作为文化史、中外关系等专业的教材和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