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论述了个人主义与人格、法与礼、学与社、乡约、中国的宪政主义与公民社会、女性教育与女权、中国共产主义与儒家社群主义等。论述了儒家社群主义思想，以“社学”和“乡约”这种社群组织为例，说明儒家在加强社群生活、建设齐心协力的信约制度方面，做出的各种努力。 狄百瑞着重论述了儒学的哲学发展，以及中国在社群组织、宪政、教育和女权等方面的历史经验，他认为尽管儒家对价值的理解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西方自由至上的个人概念，但儒学与人权并非水火不容，反而能促进人权。亚洲价值的拥护者关注在个人权利与社会的正当需求、正当要求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认为儒家的经验对于保持这种平衡确实非常重要，而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留下的历史记录值得大家往此方向去思考。 1990年代，部分学者提出“亚洲价值”的概念，试图将20世纪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迅速崛起归因于亚洲传统的独特魅力，不可避免的引发了围绕普世价值与地方传统的论争，在这一论争中，狄百瑞完成了本书。相当集中地反映了他作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学者在儒学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方面的立场与观点。狄百瑞的研究，对深陷“哈耶克困境”而难以自拔的当下中国自由主义者是一个不小的福音。

狄百瑞就中国宋明理学的传统讨论中国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特质。书中论及新儒学“学以为己”的个人自发色彩，其强调自得，相互激励等价值的教育思想，以及明代知识分子自任于天下的责任感，认为黄宗羲正代表了这种自由主义特质的新综合。在最后一章中，狄百瑞并讨论这种自由思想在当代中国所遭遇的困境。

无论在古典形成时期、佛教传入时期、宋明新儒学时期，还是近代东、西碰撞时期，在以儒家为价值内核的东亚文明内部，均展开过持续的思想对话。而狄百瑞教授的这部《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正是以此种对话性为主线，来追问支持文明之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缘此，《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并非表现为单纯的回溯，还更表现为积极的前瞻，因为借助于上述“既分又合”的辩证形态，作者展示了他所向往的未来世界文明的典型存在样式。

随着东亚的复兴，儒家思想重新成为全世界学术领域的重要话题，东亚的崛起与儒家思想有什么关系？儒家的人格在现代社会中能起到何种作用？ 作者用旧约传统中的先知同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君子进行比较，认为真正的君子就是要对朝廷的不义进行谴责和矫枉。君子和帝王之间的张力是中国政治中重要的主题。 君子的力量源于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社会角色，但是君子却没有有效地得到百姓的托付，也没有从上天那里获得宗教性的支撑，而是一直陷入黎民苍生和专制皇权的裂缝之中，这成了历史上儒家最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