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最新修订版)》收录了韦伯生前设计的比较宗教社会学宏篇巨著《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前三篇：《导论》、《儒教与道教》和《过渡研究》。在书中，韦伯所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韦伯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韦伯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本书是当代中国著名道家道教研究者刘笑敢教授为了西方读者介绍东方智慧而用英文撰写的，现翻译为中文。全书全面而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道家和道教的智慧，对中文读者也不失为一本认识道家和道教的入门书。

老子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学术名著，历代注释者甚多。河上公老子章句是现存老子注本中成书较早，影响较大者。但是，关于此书作者及成书年代，古今中外的学者虽已作了大量的考证，至今仍聚讼纷纭。下面我们就此书作者、时代、思想内容及版本情况略作介绍。 　　河上公章句相传为河上丈人或河上公所撰。西汉司马迁最早提到河上丈人，史记乐毅列传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膠西，为曹相国师。据史书记载，上述河上丈人的弟子乐瑕公、乐臣公、盖公，皆系战国末至西汉初年的著名隠士，遊学齐国，以黄老之学显名于世。战国后期的齐国，正是黄老道家学派兴盛之地。河上丈人作为黄老学派的一位祖师，盖亦为战国时人。此派学说的要旨是“贵清静而民自定”，主张以清静无为治国安民。其说经盖公传授曹参，又因曹参入京为汉相国，遂成为西汉初统治者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

乐育堂语录，ISBN：9787802543959，作者：（清）黄元吉 著

《钟吕传道集注译灵宝毕法注译》(道学经典注译)讲述了钟离权、吕洞宾被奉为道教全真（丹鼎）派的创始人。《灵宝毕法》、《钟吕传道集》是该派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后世丹道的各支各宗的经典均在此基础上加以演绎衍生而成。

《道教史发微》是潘雨廷先生撰写《道教史》中的主题论文彙编。本书论述先秦至近代道教史的核心内容，介绍仙与道各种流派的修行方法。

正一道教，从东汉末正式走上社会，经历朝代变换，时代转换，一直流传不息，历史近二千年，且亘古弥新，仍呈现出勃勃生机。在当代，它与全真道一起，是最重要的两大道派。刘仲宇编著的《正一道教研究(第1辑)》，其宗旨是集中深入地对正一道教的历史、特质、现代存在状态，以及这一教派的思想、制度、仪式、符篆法术、人物、文献、建筑、造像、文学、美术、音乐，以及其在海内外的传播等等，展开充分的讨论，为弘扬传统文化，作出学术上的贡献。

本书研究范围，时间上，自全真道教南行之始，下迄1912年中华民国肇建，凡640余年，历元、明、清三代；空间上，截取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太仓州、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等江南六府一州。江南六府一州既是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腹地，也是正一符箓道教的繁衍和鼎盛之地。 作为地方教派史的研究，本书主要处理江南六府一州地区的全真道教这一问题，旨在透过道观的兴衰、多寡，概见江南全真道教的盛衰景况。 此书2006年曾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繁体字版，现修订本不仅对原书论述中的不准确处、行文中的不通畅处，以及各种错误、瑕疵等一一予以修正，而且补充了大量原先研究时未曾注意到的文献资料，以及作者近些年的最新研究成果。

道教文物展由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道教联合会策划，展示各种与道教文化相关的文物，展品包括：金石、书法及拓本、陶瓷、绘画、木雕、经籍科本等，既有书斋文人表达道教情操的书画作品，又有民间宗教玍中的道教神像，还有表现道教宗教关怀的喪葬用品与道场法器。揭示出道教文化丰富而多样的宗教与艺术内涵。也是了解道教道场、所行斎醮仪式中常用的神像、法器、经书、科本、石碑以及陪葬冥品等以及经籍科本等的最好书籍。

本論文集一共收集了九篇十位學者有關道教與民間宗教互動關係的研究論文。他們各自從不同的朝代歷史或個別一些道教和民間宗教教派的研究範圍出發,讓讀者更深入認識道教和民間宗教在中國宗教歷史上曾出現的各種各樣交流和相互影響。不過,當中有學者亦特別指出,儘管道教歷史和民間宗教實際上是經常處於互相吸取、交往的關係,但是,從各自分別的道教歷史或民間宗教歷史的角度而言,二者在信仰內涵和實踐方面仍然有所差別。本論文集的目的是希望讓讀者籍著這具體的研究能夠加深理解傳統中國非官方宗教的思想內涵和信仰生活的實踐。

在當代臺灣，我們看到許多宗教團體介入醫院的經營，看到民眾生病時求神也求醫的行為模式，也看到各種「養生」功法的風行。這些，都顯示了醫療和宗教在臺灣社會中糾葛不清的境況。 這並不是現代才有的社會現象，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習性。這種習性的養成，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元第二至第六世紀的中國社會。在當時瘟疫橫行的期間，各個宗教積極以醫療佈教；而「道醫」的出現，更將中國醫學帶入一個新的階段，也帶給漢人社會深遠的影響。 金爐煉丹，煉出了孫悟空的火眼金睛，也創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道教醫理。從修身道士到救世良醫，從煉丹養生到治病救疾，從調和陰陽的房中術到長生不老、羽化升仙的追求，道教醫學看似神秘，卻是中國人疾病觀與身體觀的重要根源。

本书是原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委托四川大学道教研究所编写的高等院校文科“宗教学系列教材”之一，与之配套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写的《佛教史》、《基督教史》、《伊斯兰教史》等，整个系列的总主编是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本书主编是卿希泰先生（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四川大学道教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和唐大潮先生（博士生导师）。本书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十余年来多次重印，影响颇大。这次由作者详加修订、增补后，全面、详细地叙述了道教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和发展过程，对道教基本教义、道教与历代统治着的关系以及在民间的影响的状况、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道教的精髓及其价值、道教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与交流等，作了十分清晰、明白的阐述，是目前学界最为完善、权威的一部道教史。书后附有道教大事记、主题词索引，方便读者使用。

道教的内容，南朝梁刘勰《灭惑论》说是“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 　　道教从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创立，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年来的历史，苦从西汉成帝时甘忠可创太平道算起，则道教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它与儒、释鼎立，世称三教。它的形成与发展，固然受社会哲学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但它始终保持其独特的以神仙信仰为中心的神秘主义宗教体系，累积了大量经籍与文献资料。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道教了也以它的神秘主义宗教思想，对社会生活发生广泛的影响，包括对社会哲学思想以及多种自然科学的发展以一定影响。

大多数研究道教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怪现象，道教本来出自中国，但近现代意义上的道教学术研究却是首先在国外发展起来的。若从上个世纪初涉足道教的法国汉学大师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算起，则外国的道教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如火如荼的道教研究热潮，形成了法国、日本和美国三个道教研究中心。《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介绍了“道藏”中的老庆庄精神、道教史、资料、道教世界、中国文化中的道教；道教和佛教等内容，供相关读者阅读或参考。

中國從元代起，民間就出現各種教派；以扶乩為中心的拜鸞團體在十九世紀末，便已在台灣出現。過去，由於中國大陸的宗教政策，民間教派的發展受到壓制，難以進行研究。台灣的民間教派，則繼承了傳統，地方上仍可看見歷史傳流下來的拜鸞儀式、經文及乩書，學者可以透過直接參與、觀察及紀錄，了解中國民間宗教的深層意義。

《敦煌讲座书系：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通过研究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个时期的主要道书，对其内容、体系、特点、历史地位等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解读，使读者对于汉晋早期的道教、六朝经教道教、唐朝前期经教道教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本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可谓近年来难得的佳作。

《道教学译丛之十四：元帅神研究》主要是通过《三教搜神大全》等数据所载神灵中被特称为“元帅”之一系列神格，与《道法会元》以及《封神演义》等诸数据相比较，以探讨其演变过程。此外，对《三教搜神大全》及其自身性质进行探讨。这是因为，元帅神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所谓关帝、赵玄坛、王灵官等神灵，在当今寺庙中非常盛行。而关于其信仰之演变的调查，乃是了解现代宗教文化的重要事情。

《中国道教美术史(第1卷)》内容简介：《中国道教美术史》以历史发展为顺序，从前道教的战国时期到清代，涵盖了道教的整个发展时期。以现存实物为主要线索，结合于历史文献。以实地调查为主要方法，除了已经发表的材料外，更加注重第一手的新材料，同时将材料的描述与分析研究结合起来，既要突出资料的完整性和新鲜性，也要强调研究的深度。全书共分三卷。第一章 前道教美术；第二章 借鉴与互动：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美术；第三章 独立与兴盛：隋唐时期的道教美术；第四章 系统的建立：五代两宋时期的道教美术；第五章 再创辉煌：元代的道教美术；第六章 融入与普及：明清时期的道教美术。 海报：

Scholars of Daoism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have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urt and certain Daoist priests and to the political results of such interaction; the focus has been on either emperors or Daoist masters. Yet in the Ming era a special group of people patronized Daoism and Daoist establishments: these were the members of the imperial clan, who were enfeoffed as princes. In addition to personal belief and self-cultivation, a prince had other reasons to patronize Daoism. As the regional overlords, the Ming princes like other local elites saw financing and organizing temple affairs and rituals, patronizing Daoist priests, or collecting and producing Daoist books as a chance to maintain their influence and show off their power. The prosperity of Daoist institutions, which attracted many worshippers, also demonstrated the princes' political success. Locally the Ming princes played an important cultural role as well 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religions. This book is the first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ng princes as religious patrons and local Daoism. Barred by imperial law from any serious political or military engagement, the Ming princes were ex officio managers of state rituals at the local level, with Daoist priests as key performers, and for this reason they became very closely involved in Daoist clerical and liturgical life. By illuminating the role the Ming princes played in local religion, Richard Wang demonstrates in 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that the princedom served to mediate between official religious policy and the commoners' intere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