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上下)(精)》介绍了:清朝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业书，名叫《四库全书》。在纂修期间，对採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采入的书籍，都会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彙成一书，就是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为了纂修《四库全书》，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尃门机构，称为“四库全书馆”。每当一部书籍校订完成，就由馆臣拟写一篇提要，放在书的前面。提要的内容，除了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会问，篇夫分合，流一外，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言一交字增册篇帉分合”等等各书前面的提要在编入《总目》时，又经过较大的修改補充，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陸锡熊综合、平衡，並在文字上加以润饰。纪昀在四库全书馆内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的力量为多，因此，这部《总目》虽然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领衔编撰，实际上却是纪昀总其成的。 《总目》全书共二百卷，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其中一些比较複杂的小类再细分子目。每一大类、小类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后面有案语，扼要地说明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每一类的后面，还附有“存目”，“存目”中的书籍，是经纂修官们校阅，认为价值不高，或它们的思想内容有对于封建统治不利，因而不会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总目》卷首还分列乾隆的所谓“圣谕”，四库馆臣所上的“表文”，以及“职名”、“凡例”等，大致记载了《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纂修经过和编写体列。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七月，《总目》初稿完成。在以后大约七八年的时间内，《总目》的内容，随着《四库全书》的不断补充和抽换，也有过几次增改。据现在所知，《总目》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已经写定，并在这年由武英殿刻版（见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故宫所藏殿版书目》）。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浙江的地方官府又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从此以后，这部《总目》就得到广泛的流传。 《总目》对书籍的评价，是从封建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它一方面标榜当时盛极一世的“汉学”，其中有些提要偏于琐屑字句的考证；一方面又宣扬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楚的孔孟之道，提要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同意程颐、朱熹的意见，但实质上还是恪守程、朱里学，而对某些不合封建正统思想的著作竭力攻击。另外，一部分提要在涉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地方，对他们表示了蔑视的态度，涉及对我国一些友邻国家的记载，又流露出封建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这些都是书中的糟粕，應该加以批判。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总目》的另一面。《总目》著录的书，据我们这次整理时的仔细统计，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籍，基本上包舌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砽）。这一万余种的书籍，每一种有介绍其大致内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统的分类编排，这就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各类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当时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和编写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鼎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总目》中对于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总目》的考證也仍有不少粃谬疏漏，可参考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證》等书）。因此，《总目》作为一部较有系统的、内容比较充实的书目工具书，它对我们今天还有查阅参考之用。我们现在把它影印出版，目的也就在此。

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之资料，定方法编排，以便于寻检、徵引的工具书，兼具“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双重性质，故《四库全书总目》曰：“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　　中国古代类书的编纂源远流长，一般认为，魏文帝曹丕时编纂的《皇览》乃中国类书之祖。自《皇览》以下，中国历代王朝均有述作，惜六朝以前者皆已亡佚，今传世者以成书于隋末唐初及唐中期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为最古。这四部类书，保存了大量的唐以前的遗文秘笈，而这些典籍十之作良知今已不传，所以在校勘古籍、辑录佚文及查找唐以前诗文贼和文献资料等方面，其作用十分巨大且无以替代。

《戴震全书(修订本)(套装共7册)》内容简介：戴震全书自一九九四年问世以来，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多方面指教。今黄山书社再版此书，也使我们得到进一步加工和修订的机会。本次修订，仍遵循初版的体例，以标点、校勘和部分注释为主要内容；同时根据近年来学术界同仁研究的新成果，增收了新发现的轶作，也剔除了误收的文字。

《竹书纪年》原本据说有三十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史事，其中从周幽王开始用晋国来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魏襄王二十年便滑再纪下去。《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

《大家小书•史籍举要》的目的，在于使高等学校历史系的学生和有志于史学的青年，在自己能初步阅读古代史籍的基础之上，了解中国历史方面有哪些是重要书籍，哪些应该精读，哪些应该参考，哪些仅备检阅；更进一步了解这些书籍是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站在什么立场说话的，什么时候印行的，它里面记载些什么重要史料，它是用什么方法记载的，这些记载和见解对不对，这些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们对这些书应该怎样批判和利用。

清人张之洞有言：“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记号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氛择分析，方不至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金楼子》一般是采用札记、随感的形式，或前引名言成句，后加自己的看法；或借题发挥以阐发自己的思想；或记述史实以劝诫子女；或追叙往事，聊以自慰；或转志奇事，欲广闻见；或记东交游，以叙友情，等等。总之，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离家著作相比，《金楼子》的最大特点是，它基本上是由萧绎一人撰写而成。萧绎很瞧不起吕不韦、刘安的作法，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韦之托人。萧绎从青年时代起就新自动手搜集材料逐年撰写《金楼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金楼子》一书对研究生活在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大交流、南北民族大融合前夕的萧绎的思想、生平，著述和齐梁社会历史都是不可多得的直接材料之一。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对《金楼子》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作者以鲍廷博《知不足齐业书》本《金楼子》为主，辅以《太平御览》引文《永乐大典》引文和文渊阁《四库全书》等不同版本《金楼子》进行研究。前四章对《金楼子》的成书时间、体例和版本，著录情况以及文献价值等进行了考辨；后五章对《金楼子》的思想体系、文笔理论，文学本质观，文学创作思想和文学批评思想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附录关于《金楼子》的序跋，历代评论和萧绎者述存目等，可供研究者参考。

本书系清代著名学者孙德谦的重要著作，古文献学的必读之书。本书针对如何解读我国古文献经、史、子、集提出了颇具特色的见解，其要点为： 一、无文字处求文字； 二、 无证据中得证据； 三、读书因彼见此； 四、 读书由虚索实； 五、统上文而说乃通； 六、 统下文而义自明； 七、读书宜辨家教、宗旨、章法、文法、门法； 八、校读、抄读、点读； 九、书用善本读； 十、书用归类读； 十一、多读； 十二、 读书不求甚解； 十三、 读书不因人废； 十四、读书不存偏见等，对现今如何读书、如何读好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汲古阁书跋：毛晋自刻隐湖题跋，丁祖蔭重刊入虞山业刻中，都一百五十二篇。案晋生致力雕椠之业，即今目覩所刻跋文，已不止此，奚论籤题缥缃耶？僕二十年前，会为補辑，终得二百四十九篇，较所刻逾三之一。據近人陶湘辑汲古阁刻书目，检栊晋跋，尚缺九易正音等数种，访而未得，外此晋代刻之书，及讐栊题评之帙，公私藏家，定多见存，责全求備，岁月攸稽。今隐湖原本，稀如星鳳；即丁椠种子，流布亦至未广。奚不揣譾陋，就筮存舊辑，重为排此，勒成此编。就余補辑所得，题上加*号識别。夷考晋五子，表、为知名，闲當搜辑遗文，计得表一篇；二十六篇：又晋孙绥一篇，并以附入。 重辑渔洋书跋：渔洋书跋，舊有一八七八年（清光绪四年）仁和葛元煦啸丛书刊本，亦稱渔洋书籍跋尾，分上下卷，凡一百十五篇。前有坚序，稱：“近检带经全集，除字画题跋并书后外，略加類叙，为书书籍跋毛二卷。”然其书编次杂糅，未当“類叙”，与序言不符。且带经常集所载书跋湓出于此者甚多，疑葛氏據残钞本刻之，未暇与原集覆勘也。

近些年，老一辈的文史学者日渐凋零，尚未凋零的也往往写不出什么像样的文章来了。在硕果仅存的几位史学界老先生中，永年的文字颇有看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旺盛的创作力，只要看看《学苑与书林》里那么多这一两内写出的文章，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本书收入的是作者一些零星的文章及议论，比较而言，我又觉得其议论更有意思。比如有“晚年定论”意味的《对指导研究生的自我评估》一文说：“封建社会上层的多数斗争，只权势之争。”关于出版界“禁忌”的《从我的两篇旧作说起》一文则说：“以近现代史为例，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固然有其必然性，但由谁来领导，具体到个人就有许多偶然因素。”这些话，非于史学者说不出，非有学术勇气者不敢言。

钱普，字遵王，清初著名藏书家，先后为其私人藏书撰有《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三种书目。该三书各有特色，但重复较多，应用不便。现以《也是园书目》为纲，并入后二种，收书4180种，后附书名、著者或索引。

《古籍版本学》主要内容包括:研究方法、参考书、雕版印刷的出现、书册制度、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等等。

未亥斋读书记，ISBN：9787561723968，作者：辛德勇著

论衡校释，ISBN：9787101004182，作者：黄晖撰

代藏古籍线装书的藏书家没有几位了，黄裳先生是其中一位。20年前，黄裳的《榆下说书》引得读书界一片喧腾，洛阳纸贵，"不胫走万本"。后来他又有《珠还记幸》、《翠墨集》、《银鱼集》相继出版，都是隽永可赏的读书记，出一本畅销一本。再往后，《黄裳文集》六大册面世，算是对读者的一个总结。这时候，黄裳的新书《来燕榭读书记》"逆势上市"了。繁体竖排，上下两册，有精、平装两种（此为精装本），700余页，书前有彩色书影10数帧，仿线装书格式排版，赏心悦目，颇有"读书之乐"。

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ISBN：9787806438022，作者：王岚著

本书论述了古籍整理学的理论、古籍整理的各种方式与方法。内容涵盖古籍校勘、古籍标点、古籍注释、古籍今译、古籍整理手段的现代化等九部分。

《中国藏书通史》:弘扬藏书文化学的一部力著。 《中国藏书通史》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学术著作。它具有三方面优点： 　　（1）对中国藏书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上起夏商，下迄20世纪90年代，贯通古今。既以公藏私藏为主体，又述及书院、寺院藏书。对于过去很少为人注意的问题，如辽代藏书、金代藏书、明代藩王藏书等等，亦给予一定的地位。涵盖面之广，是以前同类著作不曾有过的。 　　（2）指导思想明确，力求对中国藏书的历史进程加以科学说明。编者认为藏书形态的演进与社会的进步密切关联，并以此为基本线索，划分藏书历史的发展阶段。在各时期的叙述中，又将藏书情况与该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文化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因而全书逻辑严密，自成体系，资料充实，考订细致。 　　（3）本书充分吸收已有成果，推陈出新，具有不少新的发现。在资料和史实考订方面，亦有新的进展。例如关于元代少数民族藏书家和私家藏书楼特点的资料都很有价值。 　　因此这是一部中国藏书历史研究的总结性著述，又富有开创性。它的出版，必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有助于中国藏书学，藏书文化学的深入发展。 　　中国藏书事业起源甚早，它以逐渐完整的藏书机构为保证，以专门收藏家和研究者的多种专学为羽翼，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主要支柱，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结构之一。于是，叙各代藏书状况者有之，为藏书家志传略者有之，言藏书掌故者有之，纂藏书词典者亦有之，惟通贯古今且叙事完整者，则未之见。90年代后期，南北学者分别组成编写队伍，以任继愈先生为首的《中国藏书楼》和以傅璇琮先生为首的《中国藏书通史》于新世纪初相继杀青。翻阅两部巨著，为之欣喜不已。 　 《通史》主编傅璇琮为海内外知名学者，尤长于文献之学，著述闳富。闻人相告，他躬与其事，于初稿亲加披览，而全书质量遂得以保证。至所网络英彦，又多为熟悉藏书事业与资料者，是以基础坚实，二美结合，卒成佳作。 　　书既以通史名，其编制体例必当运以史体。浏览全书，确乎以史为经，以藏书事业为纬，自先秦迄晚近，分编为八，贯穿古今，使读者有条理清楚、脉络分明之感。其尤新人耳目者，则为第八编之设，实为创新之笔。通史编写，一般多以清代为终端，间有增入近代部分者，而本书则立《二十世纪中国藏书》一编。不仅记述近代，甚至包容当代，使通史遂成一完璧。 　　图文并茂为中国图书之优良传统，《通史》卷首所刊精彩图版百余帧，涵盖甚丰，有藏书楼、藏书家、藏章、善本书影等，足征编著者搜罗之功。今读其文，参其图，则中国藏书事业之立体形象可了然于心。 　　史书基础在乎史料之挖掘与利用，《通史》言必有据，征引者不惟有古人著作，亦有今人论述。而于常见书则多用通行佳本，既增强本书之可征信度，也对后学有所启示，为更深入研究专题提供坦途。 　中国藏书文化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资料，近20年来，对中国藏书史和藏书文化的研究得到长足的进步。《中国藏书通史》就是一部集当前藏书史研究成果之大成的代表性著作。它在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具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历代藏书史实的著作。全书分先秦等8编，阐述四千年来中国藏书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相关的社会历史环境，论述官府、私家、寺观和书院藏书的成就和水平，由此构筑起一个上下贯通、横向观照的完整框架。书中充分展示了中国公私藏书的具体成就和文化贡献，记载了大批著名藏书家"一生精力，醉心简编"的动人事迹，总结了数千年藏书事业在图书访求、收藏、整理和传布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内容宏富，覆盖面极为广泛。 　　第二，《通史》的编著者以开阔的视野，综合了历史学、图书馆学、文献学、文化史、社会史等多门学科的方法，对中国藏书史展开跨学科、多方位的研究。如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路径，通过对各时期社会生产技术、经济水平、政治形势等客观实际的历史分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影响藏书事业盛衰的社会因素，由此奠定了藏书文化研究的正确方向。再如运用文献学的方法，深入阐明了藏书家在编目、题跋、校勘、辨伪和版本鉴定等方面的业绩。通过有关图书流通、书业活动、藏书世家等方面的论述，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社会史内容，至于贯穿全书的对于藏书数量、藏书质量、书楼建设、藏书风尚、习俗和观念、藏书的文化贡献等内容的分析，则为读者展示了中国藏书文化史多姿多彩的画面。 　　第三，《通史》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出发，既注意对藏书史研究发展大局的宏观把握，又注意对本学科的研究体系进行理论概括。最后一章《方兴未艾的中国藏书史研究》，宏观把握了近百年来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成果和发展走向。在此基础上，又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建立"中国藏书学"或"藏书文化学"的创议，并在《导论》中对中国藏书史及藏书文化的基本概念、学术范畴和研究体系进行了梳理和概括，标志着中国藏书史和藏书文化研究已经有了渐趋成熟的理性规范，为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中国藏书通史》的作者们为藏书史事研究采用了通史的体式，在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论述，史料运用丰富，关注到藏书事业进展的方方面面，把自古迄今的藏书活动作为一门学问来把握，可见编著之难能可贵。 　　本书上起先秦王室文献书籍的收藏和管理，下迄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国藏书状况，首先讲述西方公共藏书观念的东渐，中国藏书观念的革命，对西方公共藏书制度的借鉴，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创建，公私藏书事业在社会动荡中的发展，文人学者与工商实业家藏书的崛起兴盛，以及军阀战乱与日寇侵略战争中藏书的厄运，一直讲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藏书事业。这是至今藏书著述中所罕见的系统阐述。

《古籍版本学概论》主要内容：潘景郑先生说：“其书区分五章，始之以版本认识，藉资开章明义之助；次之以雕版历史，具述自宋迄清传刻渊源，辨析公私流别，嘹若指掌，兼及抄校稿本，明其支流；次之以鉴定，别其真赝，昭人明眼；终之以考订，比勘是正，涉及治学之心法。” 周子美先生说：“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介绍：第一，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版本研究应包括版本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观点，而且在‘版本的考订’一章里具体论述了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第二，此书对抄、校、稿本有系统评述，多探本溯源之论；第三，叙述版本源流抓住典型，删一几削繁，突出各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第四，引用材料比较丰富，学术观点比较新颖；第五，全书结构新颖，自成体系，融知识性与学术性于一体，很适合于教学使用。”

本书是专门著录中国历代妇女著作的目录书。它以朝代为序，共著录从汉代至近代共4000余种妇女作品。每种著作列书名、作者、出处、亲见否，再列作者小传。本书初版于1957年，嗣后又加增订，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次重予影印，特邀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再加修订和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