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记又称墨围、碑牌、墨记、书牌子、木记、木牌等等。本书取宋元书刻牌记65家92种104幅汇为一编。其中，宋刻本38家51种56幅，元刻本27家41种48幅。内又细分为官刻、家刻与坊刻。

本书是董康于1926年至1936年四次扶桑之行的日记集。他沉痛于古籍善本的东流，梦想将古籍收辑，因此在往来于京都、东京之间，勤访旧椠孤本，记其版式，存其题识，终成这部日记，成为被傅增湘誉为"足为馈贫之粮、夜行之烛"的名著。

走进珍宝世界丛书。 本书为读者打开了探访古书宝库的大门，作者集30余年善本研究的丰富经验和研究心得，精选最具经典性，代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门类的国宝级善本100种，以个案解析的方式，通过鞭辟入里、丝丝入扣的解剖分析，回答了人们在收藏实践中所渴望知晓的一些东西，如古书的价值如何确定，真伪如何鉴别，艺术美感如何欣赏把握等。同时，书中荟萃了270余幅珍贵罕见、细腻直观的原书原拍照片，以及大量有趣闻轶事，图文相得益彰，叙述引人入胜，装，帧版面典雅有致，是收藏爱好者、文献研究者的首选书籍。

本书所收各组文章，均为作者毕生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精萃之论。其中有关中国古代典籍的概述，从系统调查海内外公私所藏古籍入手，全面详尽地展示出中国古代典籍流存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而对古代类书典籍、农学典籍、科技典籍和道教典籍的专题论述，更具独创的非凡功力和真知灼见。尤其是关于徐光启及其《农政全书》、沈括的《梦溪笔谈》等方面的研究，其所达到的水准和高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影响和价值，迄今尚无企及超越者。

本书是近代以来第一部以“中国目录学史”命名，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著作，是了解、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的必读参考书。全书开卷即先解释目录、目录学的概念和定义，目录学的种类和范围，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颇具现代学科理论建设的气象。而其谋篇布局又采用“主题分述法”，极富特色，颇为新颖，没有落入一般专史写作的俗套。应该说这是一部别具匠心的学术佳作，虽问世已60余年，但无论在采辑资料方面，或在编写内容方面，都是同类著作中最好的，迄今没有一部能够超过它。这次重刊此书，特请目录学史专家严佐之教授。

《清代版刻一隅》一九九二年一月由齊魯書社印行，初版僅千册。閲四年，於一九九六年三月重印八千册而止。 這其實並不是一本雕版史之類的著作。 以“一隅”命名，意即在此。不過說明原意祇是從赏鑑出發，草草巡覽有清三百年雕版成績一過，略存鴻迹而已。洪北江曾對藏書人加以品評，分為數等，而將赏鑑家與掠販家(也就是書賈)列為最下．北江是學者，自然看不起“玩物喪志”、以書籍當古董、摩挲赏玩的人物。 而《一隅》編寫的出發點恰正在此，正被洪亮吉說着了。近來版本研究者對書籍屬性有了較寬闊的看法，於學術性、文獻性之外，也顧及了藝術性。不過洪先生已不及見，是一種遺憾。 以圖錄形式著錄出版物的著作，已有多種。大抵以宋元刻為主。著錄明刻的就很少，不過一種。顧及清刻的，在《一隅》出現以前，一種都没有。《中國版刻圖錄》總算留給清刻一點地位，但寥寥數通，不成系統。 因此在《一隅》編寫時别無援據可资參考，因而造成了種種缺點。大體說來，有如下數端。 此書取材，多出自藏。而個人收書，又有種種局限。如清代皇家内府刻本，晚清局刻本，仿明代凌、閔刻書而拙劣不堪的清代套印本……之類，都為我所不取，因而書中缺少反映。 清初以迄康、乾，實為清刻由罕傳而臻極盛階段，名作如林，所收亦最多。較之中葉、晚期，顯然有頭重脚輕之勢．但實際情況如此，難以避免，祇能於此次新版中少作調整。 所選以僻書為多。大家專集近來多有影印本，因避而不收。這也不免有鼓輕鼓重之憾。新版祇能少作調整，讀者亮之。 原書採用一圖一文方式。說明往往失之過筒，且多從雕刻精粗着眼，實在也是此書撰寫初意所在。新版有所增改，少及書籍内容、書林掌故等，偶加評議，未必皆是，乞讀者正之。 道、咸以還，版刻雕工，漸趨率易，然往往有奇書秘册，失收者多。限於學力，或遇而未收，或因版刻不精而不取，滄海遺珠，亦是一憾。 今承復旦大學出版社好意，重印此書。原書製版未精，往往失真，讀者憾之。今將改作，或勝昔書．雜事叢集，勉為改定。少增新品，皆昔日匆遽成書所遺。或可一新耳目，希望讀者喜歡它。 二O0五年國慶節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 张舜徽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博涉四部，在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造诣精深， 留下大量论著。他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干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 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着》；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仅为就其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而言， 已足以彰显先生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他的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公认的国学大师，更是华中师范大学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学者。

本书为《藏书纪事诗》和《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两书的合订本，以诗歌形式记载了自五代至近代一千二百多位藏书家、书商和印刷工事迹。 清末叶昌炽所著《藏书纪事诗》是一部记载历史上藏书家事迹的专著。时代起于五代末期，迄于清代末期，计收集有关人物 739人，所引用资料大量采录自正 史、笔记、方志以及官私目录、古今文集等文献，并将记述一人或相关数人的有关资料各用一首叶氏自作的七言绝句统缀起来，间附叶氏案语，实际上是一部资料汇编式的藏书家辞典。 本书同时还收录了历代刻书、校书、抄书、读书等方面的资料，因而对于研究目录、版本、校勘及文化学术的演变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被誉为“藏家之诗史，书林之掌故”。取材广泛，史料丰赡。附索引。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对于清末藏书家，尚多缺遗，辛亥以后，不及收录。《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以诗歌形式评介近代藏书家，并概述藏书情况。共收藏书家183家，其中辛亥以后占161家。收罗人物广泛，资料多为后起诸家所引用。

目录 自序 书肆记游 书肆记游 卖书人徐元勋 牛头、鸡肋与狗屎——闲说旧书市上捡漏儿 津门得书偶记 在斯堪的纳维亚买旧书 大东购书漫记 紫霓白雪，五色纷若——2005年嘉德公司古籍善本春拍漫览 书衣题识 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关于《都门纪略》早期版本的一些问题 吴瑭《温病条辨》稿本题记 《江省图》与徐霞客的神话 述石印明万历刻本《观世音感应灵课》 海内孤本嘉靖刻《定山先生文集》残帙 《渔阳山人诗合集》与《渔阳精华录》的面世背景 丁晏批本《渔阳山人精华录训纂》 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 舆人之诵——《诗板臆论》随笔 迷离帆影楼——对读《帆影楼纪事》与《自反录》 新社会里的旧诗刊——《乐天诗讯》 倒霉的出版家——漫说英文版《当代中国的政治设置》 书山问路 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 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 谈清人著述的目录与版本 《清人别集总目》书后 《宋版古籍佚存书录》序 自序 我是一个从故纸堆中讨生计的人。不是转贩旧书，而是在古人写下书籍的字缝里找文章做。 既然读书，就需要买书。近十几年，因为买旧书的缘由，时常会接触到一些藏书家。在藏书家的眼里，我多半算得上是个专业的“学者”，买的书也只是学者必需的“用功”的书籍，与藏书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可在一些学者看来，像我这样胡乱买旧书，又似乎是与学术毫不相干的事情。礼貌一些，会说这是在收藏书籍；不客气地讲，就是“玩物丧志”那句现成话。非驴非马，被每一条正道上的人，都视同蝙蝠。可见，虽然同样是以书为侣，但是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似乎存在着很大的间隔。我祖居东胡故地，借用西汉时东胡人的话来说，也可以将这一中间地带，称之为“瓯脱外弃地”[1]。 然而，若要对读书与藏书，分别给出确切的界定，却并不容易。譬如，你可以说，读书者买书只为方便阅读，不需要考虑诸如品相、版本等书籍外在形式上的差异。但是，并排放上两部内容和印制形式完全相同的书籍，一部油污水渍，蓬头垢面，另一部则触手如新，墨香袭人，恐怕天下所有“读书”者，都要选择后一部。又譬如许多自命为“读书”的人，会以为藏书者类皆束书不观，纯粹是把书籍当作古董和艺术品来装点门面。可是，其实从来就没有根本不读书的藏书家。藏书家对书籍的内容，大多各有不同的偏好，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只不过你有你的读法，他有他的读法，他可能只是茶余饭后，把玩赏鉴，同时悉心品味书籍蕴涵的文化内容与其形式之美，并不像以读书为职业的那些人，一定要通过看书来写东西、谋衣食而已。 如此说来，在读书与藏书这两大界域中间，应当还存在着一个很宽泛的过渡地带。不仅是我，其实很多需要常年读书的人，都是处在这一地带的不同位置之上。近年济南齐鲁书社办了一个讲藏书的刊物，名为《藏书家》，实际上在上面写稿子的人，多半是既读且藏，或者说是因读而藏，读而后藏，真正称得上藏书家的作者，只占其中很少很少一小部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藏书家，以后更不会有这种念头。严格地说，买书只是为了读书，为了更方便地读书，更多地读书，也为使读书变得更有趣味，更多一分惬意。 上学受教育，老辈的说法叫念书；书面化一些的词汇，便是读书。小学和中学，应当好好启蒙打基础的时候，正赶上了所谓“十年动乱”，在学校，非但不能像现在一样“正规”上课受教育，反倒是时常要代替家里有事的老师给同学“讲课”，于是，就养成了我自己读书的习惯。自己阅读，随心所欲，找想看的书，这样，自然而然地也很早就滋生了跑书店买书的嗜好。当然，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孩子一样，手头儿能够省下来的零花钱有限，能买到的书，自然也极为有限。 少年时代购得的书籍，历经数度移徙搬迁之后，都早已不见踪影，只记得读的最多的是李瑛的几本革命诗集。虽同样是用分行的句子，来图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象，但李瑛的诗似乎很讲究节奏和韵律。直到现在，我读新诗，还是很看重这一点。另一部印象深刻的书籍，倒是古代文献，名为《何典》。印象深刻，是因为书名奇特，好记，至于这部书的内容，直至今天，也没有好好读过。这反映出，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显露了聚而不读的“藏书”倾向。 1977年考上大学以后，开始有明确目标地搜罗专业所需要的书籍。高考时本来报考文科，却阴差阳错地被录取到理科。既要满足读文史书籍的欲望，又要适应念理科的需要，欲求者甚广，而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购书款项却依然有限，故所得而求之者甚寡，在书店里还是翻看的时间很长，买下的书籍很少。不过，外界条件的抑制，反而愈加强化了内心购书的奢望。 在大学本科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似乎有了一点儿贴近藏书家的购书路数。这就是不问喜好与否，以及是否都用得上，成龙配套地购买某一系列的书籍。其中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就是现在藏书者通常称之为“网格版”的那一种绿底黄色网格封面的版本，我是见一本，收一本，基本收齐了当时已经出版的所有品种。又如旧期刊，一本一本地配齐了自创刊号以来的《地理知识》和《地理》。《地理知识》发行量大，配齐并不太困难，但《地理》是20世纪50年代发行时间很短的地理学中级刊物，介于高端的《地理学报》与普及的《地理知识》之间，上下不靠，存世无多，为配齐它，耗费了我很多个周末。不过大学毕业以后，由于购买必需专业书籍的巨大吸引力，再也没有这样刻意按照出版的系列来购置书籍，从而也就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上，脱离了通往“藏书家”的路途。 不过，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我逐渐体味到在购书过程中寻寻觅觅的乐趣。觅书的乐趣，本来主要体现在搜寻旧书、旧期刊的特殊体验之中。但在那个新书发行渠道还很不通畅的年代里，除了周末常去旧书摊儿寻觅需要的书刊之外，我还有另外一种觅书的途径，这就是通过征订书目，找寻即将出版的新书，向书店预约定购。 回想起来，至今我仍然对当时哈尔滨市南岗新华书店负责预定图书的那一位女士，心存敬重和感激。数年之间，这位店员为我定购了许多书籍，其中包括现在还一直使用的《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丛书。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其中有一些书，整个哈尔滨市，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预定，所以，书店竟为满足我一个人的需求，特地从出版社订进了唯一的一本。例如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天气气候研究所编辑的《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1978年）》，就是这样，在《科技新书目》上看到出版消息后，由这家书店代为订购，买到手中的。像这样专门的书籍，除了北京、上海，当时在其他地方，是很难买到的。等到我读了研究生，专门学习历史地理学之后，直至今日，一直为能够拥有这本论文集而颇感得意。后来徜徉于南北各地旧书摊肆，却始终没有遇见过这本文集，也就更为感激专门为我预定书籍的这位店员。 各个专业，都需要读书，但从事历史这一专业，似乎需要比其他专业读更多的书。当然，更准确地说是浏览更多的书。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专业所读的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读法有些特别，并不是逐字逐句的阅读，只是走马观花，了解一下大概内容，日后做专门研究需要时，再仔细阅读，或是查找一些有用的资料；另一方面，是因为从事历史专业，不管学术进展到什么地步，出现多少新知识，得出多少新结论，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依然需要立足于原始资料，一切从头做起，去读很多代以前学者早已读过的书籍，而不像其他很多学科，新知识随时淘汰老知识，有了新著述，就可以扔掉老书不用。历史学研究用书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干这一行的人，往往需要在书斋里储备很多很多的书籍。 大学毕业以后，接着读研究生，由理科转入文科，进入历史学领域。因为有了比较具体的专业，读书的范围，也变得非常具体，而购书的数量，则基于专业的需求，开始大幅度增加。当时买书，几乎纯粹是为了实用，丝毫没有考虑过兼顾阅读与赏玩。不是没有这样的意愿，而是尚且无力顾及于此。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业师黄永年先生从北京琉璃厂古籍书店，为单位购买了一批古籍，其中有明末刻本钟惺、谭元春评点《水经注》，价格80元。这是古代地理学名著，因我学习历史地理专业，先生特地指点说，此书价格不贵，书店另存有同样一部，可以考虑买下。但我当时正处于贪婪地扩充存书数量的阶段，根本没去考虑。现在，这样一部书的售价，至少要在5，000元以上，结果同样还是不会考虑将其收入书囊。当时为集中力量，购买专业文史典籍，竟毫不吝惜地让出了几乎全部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从此以后，便不再购买这一类“闲书”。 不管读书，还是买书，我都受到业师黄永年先生的直接点拨和影响。先生是当今第一流的版本目录学家。读研究生，入学伊始，即师从先生学习目录学。先生的讲授，为我打开了广阔的学术天地，诱使我想尽可能有所涉猎。多年来购书博杂不一，与所从事的狭小专业相比，或许稍显泛滥无归，即缘自于此；并非像一些朋友误解的那样，只是出于收藏书籍的目的。不过，先生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做学问，并不主张买太多的杂书，甚至反对抄卡片、记笔记。无奈我生性驽钝，记忆力低下，一部书常常反覆读过，仍然留不下多少印象。这样，在使用史料时，需要反覆核查，完全靠去图书馆借阅，远水解不了近渴。为此，才不得不尽可能多购置一些书籍，以备稽考。 只是学海无涯，而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毕竟十分有限，买下的很多书，根本顾不上看，有些书甚至终此一生，恐怕也无暇一览。得荃而忘渔，这便与购书的初衷相背离，难怪要被一些人视作“藏书”了。事实上，在文史专业从业人员，以及文史爱好者中间，类似我这样胡乱买书而又束之高阁的人，比比皆是，我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员。 由为读书而购书，却在不知不觉中已向“藏书”的方向偏倾，这便使得我与书籍的位置关系，逐渐介处于读书与藏书之间。买书一多，似乎也必然如此。当今各地评选“藏书状元”，普遍把拥有书籍的数量，作为衡量藏书家份量的指标，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就“藏书”的实质内容而言，除了赏玩古董或存而不用的涵义之外，专业人士搜集的某一方面的书籍，虽分拆来看，平平常常，但花费多年心力精挑细选聚拢到一起，最终其本身往往就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收藏。很多图书馆的学术特藏，就是由此构成。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藏书”，只是聚拢书籍形成的一种自然结果，而不是它的出发点和聚书的过程。即使按照这一意义来讲，我收存的书籍，严格地说，恐怕也还算不上是“藏书”，只能说是略微形似而已。这是因为我拥有的书籍，内容过于杂乱，没有特别着意搜罗某一类书籍，包括我赖以吃饭的专业历史地理学。没有学术价值或是派不上用场的专业出版物，我丝毫没有兴趣，而是否具有独特的类别取向，应该是判别所有收藏和收藏家的一项基本指标。 在目录学方面，是黄永年先生授以目录学，从而引发我广泛购求各类文史典籍的欲望；在版本学方面，则是倒转过来，由于购买古籍旧本，需要求教于先生，始逐渐习得一些版本学基础知识。由于顾虑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实物，当初在西安读研究生时，听黄永年先生的版本学课程，只上了两堂课，便偷偷开了小差。幸蒙先生偏爱，没有怪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转迁至北京工作，在琉璃厂、海淀等中国书店的店面里，可以经常随意翻看古籍。当时古籍的价格，尚且不甚昂贵，不知不觉中便诱发出购买古刻旧本的欲求。于是，从实用的石印本、影印本和书市上一元钱一本的零篇残本开始，试探着摸索购买一些线装古籍。一边学，一边买，十几年下来，竟也积累了上百部古书。 很多没有买过古书的人，往往把购买或存有古书，理所当然地视作藏书。其实这是很表象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线装书籍，都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比如有些清代乃至明代的破烂刻本，其收藏价值，甚至还远不如现在新出的洋装书。从收藏的角度看，这里边有很多讲究。 我买下的线装书，有一小部分，完全是供一般阅读使用，与买洋装新书，出发点没有什么差别。譬如《读史方舆纪要》，当时买不到中华书局印制的洋装本，只好买了一部线装石印本来用；《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是因为一直没有新的标点印本，便购置一部影印线装的《四部丛刊》三编本。至于其他大多数书籍，则确实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收藏价值，勉强可以看作是一种收藏。 不过我的这种收藏，仍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藏书家略有区别。这就是正宗藏书家特别看重的精美版刻佳品和流传有绪的名物，我基本上一无所有，搜罗书籍的着眼点，仍是书籍的内容而不是外在形式。在书价相对低廉而可以接受的大前提下，一重稀见，二重独特的史料价值，三重相对少见的学术名著，最后才是考虑版刻或印制的艺术价值。这还是典型的读书者的立场，其实是扩展到版本领域的目录学视角。如此说来，我买线装古籍的实质目的，依旧还是读书。这类书籍，可以更多地满足我阅览孤本秘籍的好奇心，也能够在阅读使用的同时，一并领略古籍版刻之美，使阅读历史文献，变得更为享受。其实，以读书求知为职业，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享受，许多人因过于看重功利的目的，而把读书弄得苦楚万分，实在是一种“异化”。 同样都是购买线装古籍，路数却是各有不同。我购买线装古籍和其他旧书，始终遵循一项重要的准则，这就是人弃我取，不与他人争强竞胜。这客观上是由于实力有限，不具备相应的资格；主观上是生性不喜欢凑人多的热闹，就像做学问也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选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去做一样。 藏书是一件自得其乐的事情，藏书家则是一帮自我陶醉的家伙。他们不大在意别人另找其他的乐子，这是不是合乎“道儿”上的规矩。再说，和所有行业一样，少一个同行，就等于少了一个竞争的冤家，有百利而无一弊，管它作甚呢？我的乐子，藏书家们虽然看不大懂，却依然很礼貌地认可为一种另类的收藏。 这样，通过古籍的收藏，由读书而转入藏书，使得我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似乎又进一步向藏书一侧有所偏倾。不过，我所拥有的这类古籍，数量实在太少，在我一万多册书籍的总数当中，微乎其微，改变不了总体构成的性质；同时，书籍的种类，又杂七杂八，经、史、子、集，明版清版活字，抄本写本稿本，样样都有一点儿，又哪一样也不成体系，虽然可以算作收藏，却怎么也达不到藏书家的标准。 藏书家有理由也有权利只赏玩而不认真阅读藏储的书籍，或者是拿藏书作文章；读书人则应该在阅读中发掘所存书籍的价值和意义。既然是从阅读角度购买的书籍，我在买下古籍旧本之后，都要尽可能品味梳理一下这些书籍的内在蕴涵。本书“书衣题识”部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心得和感想。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古刻旧本之外，我还曾买下过很少很少一小部分外文珍本书籍和较为稀见的晚近书刊资料，书中对此也有所涉及。 整个这部分内容，有些是做了比较深入的学术性考述，有些只是随意铺叙一时的想法；加之书籍的内容，差别很大，我对每一种书籍的讲述形式，便是各随其宜，并没有追求统一的写法。所谈到的书籍，单纯就版本而言，多不值一提，正宗的藏书家，难免讪笑。书箧中值得挖掘利用或是分析介绍的稀见古籍以及文献资料，还略有一些，以后有合适机会，我将陆续撰文，公之于众。 买书本是为阅读或者收藏，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寻觅旧书本身，却很容易转变成为一种独特的消遣和享受。借用一位西方藏书家的话说，这是一种浸透于血液之中的诱惑。正因为如此，搜罗书籍的这些怪人，往往会津津乐道个中的奥妙与情趣。我生性懒惰，在游山玩水这一点上，如同业界内写《水经注》的老老前辈郦道元一样，“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不管走到那里，逛旧书店、旧书摊儿，浏览和寻觅旧书，差不多成为最主要的“游览”项目。本书“书肆记游”部分，便是记录我访书阅肆的一些经历和观感，以之与同道者交流。其中有些文章，是应人之约，命题而作，有索稿者特定的要求。当然，讲述的具体内容，依然完全出自我本人的看法。 不管读书，还是藏书，都离不开目录学和版本学知识。本书“书山问路”部分，是我学习版本目录学的一些体会和认识。这两门知识，看似简单，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微言大义，一切玄机禅语，对之都难以施展。因此，一些人往往将其视之为“小道”，不屑于略为措意。实际上，这是一片广阔无边的森林沧海，要想掌握好这些内容，很不容易，需要日积月累，博闻多识。以我涉学之浅，所说必然会有很多疏漏和谬误，连同本书其他内容一道，衷心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收在这里的文章，有些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在这里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润色。书中所附书影，除评述拍卖一文外，均摄自本人藏书。 2005年6月9日记 [1] 瓯脱：《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汉时在东胡与匈奴的居地之间，“中有弃地，莫居，千馀里，各居奇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者谓冒顿曰：‘匈奴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三国时人韦昭，释此瓯脱为“界上屯守处”。

《文献学概要》是大学文科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文献学课程教材。全书深入浅出地讲述文献学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整理方法等等，既可作教材，亦可作为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入门书和工具书。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所收古代小学，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民国以降，原则上不予收录。但始撰于清而终于民国者，则在收录范围之内。内容上既考虑历代文言、白话小说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又以今人的小说观念对其加以厘定，力求全面、允当。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文言，下编为白话：均按作品产生的时代先后排列。作者佚名或生卒年无考，其作品间年代难以遽定者，则置于编年作品之后。 现存作品匀撰写提要；亡佚作品亦根据有关材料、尽力予以介绍。所有书目皆入正文，不作另编或附录处理。 每一条目大致包括作者概况、书名的来源依据和异名情况、版本简况、内容简介与故事源流、艺术特点及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影响诸方面内容。 对《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所涉及的各类学术问题，尽量缕述各家观点，并陈述编者意见。对学术界尚未涉及的疑难问题，也尽力予以考证、解决。未解决者则加以说明，以俟来贤。但尽量避免繁琐考证有大量分析论述，力求简洁全面，又不失一定的学术深度。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文言部分，计收正名二千一百九十二种，异名三百五十种，共二千五百四十二种。白话部分，计收正名一千三百八十九种，异名七百五十九种，共二千一百四十八种。文言和白话两部分，合共收正名三千五百八十一种，异名一千一百零九种，总共四千六百九十种。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是作者在古代文史方面的论文结果,包括古籍整理、古代语文、古代历史、古器物4部分内容。

《史籍举要》从讲授史籍人手，而涉及到史学的许多方面，进而又涉及到历史评价的诸多问题。在作者这里，研究历史同研究史学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史籍、史学、历史的融会贯通，使作者所论，可以古今联系，纵横驰骋，读来视野开阔，获益良多。

《宋代蜀文輯存校補》为古籍整理著作（201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工程“巴蜀文献精品集萃”系列子项目之一），全书分为六册，共一百卷。本书对蜀人傅增湘历时十六年编成的巴蜀地方文章总集《宋代蜀文辑存》作了重新整理、点校、补辑，并新编了《篇目分类索引》，集校注、考证、检索功用于一身。本书丰富了有关蜀学的研究手段，一方面弥补了《宋代蜀文辑存》相关研究的不足，促进了蜀学文献研究的发展，为巴蜀断代文献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家园，推动巴蜀文化建设，为地方经济发展、旅游开发、蜀学研究提供了信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新见九十六篇欧阳修书简，由东英寿发现于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欧阳文忠公全集》中，为现今所知欧集其他版本所未有，对欧阳修研究及欧集版本研究来说有重要意义。东英寿对这些书简进行了初步标点、整理，洪本健为其做了笺注。洪本健的笺注着重于书简系年、书简所涉及人物事件的考证及特定词语和名物制度的解释。《新见九十六篇欧阳修书简笺注》较为全面且深入地整理了这些新发现的欧阳修书简，其先期成果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书籍流传到日本以及中日两国学者之间互相交往的专题论文集，所涉及到的中日学者有黄遵宪、杨守敬、罗振玉、姚文栋、李长荣、八户弘光、冈田篁、增田贡、岸田吟香、岩谷修、木村嘉平等。由于作者多附录相关原始资料，所以本书很有史料价值。

此书为纯学术书，本书收录作者关于版本目录学论文18篇，包括对清朱彝尊《经义考》一书的研究，对元陈澔《礼记集说》的版本考订，宋《事文类聚》的成书与版本以及对宋雕佛藏"崇宁藏"、"毗卢藏"残卷的考订等。

《书丛老蠹鱼》内容简介：沈津先生，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是一流的版本目录学家，和古书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清代江南女诗人徐畹芝的诗句“浮生愿向书丛老，不惜将身化蠹鱼”，也正是作者的写照。这是他最新的一本随笔集，记录了经眼的珍贵书籍以及经历的一些往事，其中既有中国历史上围绕着刻书、藏书、禁书发生的一些故事，可以借此窥见中国文化史、图书史的一角，看到古人们对书的种种态度；也有作者对亲身经历的回忆和关于版本鉴别的经验之谈，这里有说出的，也有未说出的，都足以引发读者的兴趣，勾起我们的好奇之心。此书四色彩印，有大量珍贵插图，可以说内容丰富，装帧精美，令人爱不释手。

《曝书亭序跋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竹垞行笈书目》的主要内容是：自汉代以来，目录版本学家为历代公私藏书留下了数量庞大的书目题跋着作，这些书目题跋对于考察典籍的版本渊源、藏奔流传、校勘辑佚等，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气莫不由此。然而，这些丰富的版本目录学着作大部分未经整理出版，学者和古典文化爱好者普遍感到目录学着作难得。有鉴于此，我社特精选了历代有代表性和影响较大的书目题跋着作，约请学界专家整理出版，总名为《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前已出两辑，每辑十册，共收书目二十六种，极大地普及了目录学着作，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