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 学》在讨论学者生平、著述等情况时，特别重视史源学的梳理，使讨论对象的本初面貌“尽量原始呈现”。如对新《春秋》学家看似简单的生平介绍，作者即已尽量避免使用非第一手文献，如元人所修《宋史》，体现出严格的年代学标准与严谨扎实的取向。由于这种史源学方法的运用，长久以来有关这些学者生平、著述的一些未发之覆，因此而得到凸显。这种研究，自然是对《春秋》学史实背景的一种更真实、更客观，因而也就更合理、甚至更生动的建构，也就有可能形成对研究对象的著述、师承、学说及思想体系的更深层次的认知。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考，礼义之大宗也。

《穀梁》于汉代宣元时期曾置博士立于学官，其学大行。至于清代乾嘉汉学大盛，学者勾稽各经古义以阐明古学，唯独《穀梁》则或阙如，大概《穀梁》师说湮灭已久，其事尤难。廖平秉承清代汉学治学轨范，于《穀梁》用力尤深，所撰成《穀梁古义疏》屡经修订，体大思精，缀集汉人旧说，排比传例以发明汉学，以《王制》释《穀梁》礼制，论《春秋》封建、地里、官制、礼乐等悉本诸《王制》。其所发明，荦荦大者如《春秋》素王改制、托齐晋为二伯、八州方伯、伯子非爵称、十九国礼仪尊卑异同、九州分中外诸大义，以《王制》穿穴《穀梁》，诚所谓密合无间。虽会通三传而不逾家法，博通而精审，堪称晚清经学中突出的精深之作。

这个是初版本，比中华书局的早很多。而且，根据后记，刘先生是很愿意让本书在四川出版，因为这书是在四川写成的。是顾颉刚在西南联大的课堂笔记整理的。薄薄的小册子，半天就看完了。还是他一贯的做法，把三传漂白成史料，一点点把三传中他认为的层层累积的窜乱、增删都找出来。尤其重视左传和国语的关系。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經學，經學是用來阐釋文化價值的，但經翠也孕育培養了關於本文化知識的認知技術和學術理性。為了五經文本正定而出現的校勘學，其目標是文本的校訂求真。漢河問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一。留其真就是保存正本的確定性。校勘之方法，就是一人持本， 一人讀折，如仇雠相對的文本同異的公開批評校訂。校勘之根本在於自我内心求真的誠意，惟無自欺，亦無書欺。漢代校勘學的興起改變丫學問存在的意義和方法，學術從此不再單純是思想的產物，而有了歷史的校正。東汉末鄭玄注經開創的「注」改變了原本經師传經的訓詁、章句的口語闡釋經義模式，成為明確針對書面文丰的書寫。鄭玄注經確立了文字訓詁、文獻考據作為學術研究的根本方法。这也同時意味著，教師這個社會職業中區分出了對文本真偽負責的學者。鄭玄注經，所謂如水灌注，必須附經而行，不可能獨立於經，夾註在經文中間的解釋更適合在纸上進行，在细長只容單行書寫的竹簡上是無法夾註的。

凡 例 一．《春秋公羊傳譯注》以1980年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之《春秋公羊傳》爲工作底本。錄取《公羊傳》原文一概據守底本，但編輯體例略有變化：《譯注》以春秋十二公先後次第爲各篇章標題。各公後括注其在位公元紀年的起訖，附注该公在《十三經注疏》底本中的卷次起訖。各公之下，一年作爲一個單元。每一年中又據內容的多少分为一、二、三、四節不等。每一節都包括原文、譯文、注釋三方面內容。因爲讀《公羊傳》須臾離不開何休《解詁》，故每一節原文之後括注中華書局縮印本《十三經注疏》的頁碼及上中下欄，以方便讀者查閱原文、參考《解詁》。 二．解經是本書的側重點。《公羊傳》爲今文經學，兩漢以後一直遭受冷落，處于沉淪境地。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社會上，都覺得今文經的經意晦澀難懂，甚至怪誕。《公羊傳》几成絕學。鑒于這種情況，《譯注》除了在古漢語字詞的注釋上下功夫外，更着力于其經意的闡發和詮釋。 1.原文謹遵底本。誤字、衍文加圓括弧標記，奪字、校正的誤字加方角括弧標記。 2.譯文，以忠實原文的直譯爲原則，盡力兼顧疏通文意及傳達經意的二元目的。譯文當中加圓括弧的文字是超出原文字面直譯的文字，或是隱含於原文之內的內容，或是輔助理解的注釋性文字。 3.注釋，根據掃清文字障礙及解經的雙重需要選擇條目，或字、或詞、或詞組，或句子。在古漢語字詞的音義的注釋方面，從專書語言研究的角度出發，以實詞、虛詞並重爲原則。對于包涵經意的詞、詞組、句子則根據公羊家的觀點給予比較詳細的疏解，必要時摘引古文經及其他典籍的說法，其見解相同者可以相互印證或補充，意見相左者以資對照思考、研討，時或略陳自己的淺見。《春秋》的宗旨是以史實說法、借事明義，但其史實交待過于簡略，不利于理解經意，故此在注釋中會補充交待一些歷史事實，其主要依據是《左傳》。 《春秋公羊傳譯注》是在本人《春秋公羊傳辭典》的基礎上完成的。緣于體例所繫，《譯注》在經意方面的注釋往往比《辭典》詞條的注釋更詳備一些。同樣是體例所繫，《譯注》在專書語言研究方面提供的資料及詮釋則顯得不周到、不系統，那只能見于《春秋公羊傳辭典》了。 三．關于注釋中互見的幾種類型。 有一些被注釋的條目雖然反覆出現，但沒必要一一互見，如各篇章中的魯公，在本篇之內，只于第一次出現時出注，以下不出注也不互見，出現在其他篇章中時則出互見條。還有一種情況，如古代盟誓有其特殊的儀式，但“盟”是個常用詞，則在其首次出現處設主條，其餘只在諸公第一次結盟活動時出互見注，此亦是對該公第一次國際聯盟活動所作的提示，其餘不出互見注。 互見中的“見某”： 1.同一個人，無論稱謂是否相同，詞條互見。《春秋》對于諸侯是否記卒記葬，用什麽稱謂記卒是有其書例的。有的記卒又記葬，有的只記卒不記葬，有的既不記卒也不記葬，其中多有微言在。故其主條，首選記葬的稱謂，此類多爲諡號，屬于正常死亡一類；不書葬者選記卒的稱謂爲主條，此類則或名、或爵、或爵加名，情况不同。凡此，主條皆在後面的篇章，即均見於後。爲了便于讀者查檢，互見詞條有時作一些小提示性的簡單注釋，使互見條之間關係明顯、繫連醒目，如“晉厲公”的主條是“州蒲”，那麽其互見條中提示“晉厲公，名州蒲”。又如主條爲“鄭伯睔”，其互見條提示“鄭成公，名睔”。凡此類以名或爵加名爲主條者，多爲被弒國君，或只記卒未記葬的國君。 2.對于未記卒也未記葬的諸侯，於其首次出現設主條，互見者則見于前面的篇章，此類多爲爵稱。 3.卿大夫，均在首次出現處設主條。卿大夫有大夫的書例，有時會隨褒貶不同，其稱謂有所變化，但都比較好辨識，故於互見處不作特別標志。 互見中的所謂“參見”條，是內容相關，有互補作用的條目。 四.關于異體字的處置。原文以基本上忠實底本字形爲原則，底本中屬於刻工誤筆、避諱字則徑直改正。翻譯、注釋大致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佈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範字爲准。 傳世先秦古籍中，“于”“於”在意義與語法作用相同的情況下，多混用無別，但《譯注》之《公羊傳》原文中之“于”“於”完全忠實於底本，所引用之《左傳》及其他經書也忠實於《十三經注疏》原文。其餘譯注行文中則無所拘泥。

《公羊家哲学（外一种）》收录陈柱两种公羊学著作《公羊家哲学》、《春秋公羊微言大义》，并对书中出现的难解字词、人名、地名、事件以及典章制度等作简明注释。《公羊家哲学》与《春秋公羊微言大义》在篇章布局和具体内容上大体一致，内容涉及革命、尊王、弭兵、崇让、攘夷、疾亡、尚耻、进化、正名、伦理、仁义、善恶、经权、灾异以及传述考。两书博采董仲舒、何休以及孔广森之疏解，着重条陈公羊学大义，更循《春秋繁露》体例分篇讨论公羊学义理。立论以经传为准，又结合当时时势，自成一体，广获学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