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座至今几乎完整保存着中轴线的城市。尽管我们无法目睹这座都城的建造过程，但它的城市格局，却对我们充满暗示。城墙、坛庙、集市、街道以其严谨的对偶表明了中轴线的重要性。它像树干一样滋养了日益繁密的枝叶。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做剪纸游戏时，先对折出一道深深的折线，那些繁复的花纹才有可能在折线两端以对称的方式依次出现。 “方要中轴圆要心。”世界上许多城市是从一个中心点，放射性发展而成的，西方这类情况最多。世界上很多城市是从中轴线两侧铺开形成的，中国这类情况最常见，而北京最为典型。北京为什么会有如此明确的中轴线？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奥秘？祝勇以极其个性化的文笔，融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宗教学、民俗学为一炉，通俗而生动，贯通而细腻地从中轴线入手，燃一盏心灯，给我们照亮了解读北京的路径。

祝勇以极其个性化的文笔，融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宗教学、民俗学为一炉，通俗而生动，贯通而细腻地，燃一盏心灯，给我们照亮了解读北京的路径。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 前传：山重水复，前传由四章构成，分别为：火种、燕都、宝藏、金陵。 正传：王者轴线，正传由七章构成，分别为：线索、格局、宫城、城门、水系、古桥、神坛。 后传：蝶化今生，后传由九章构成，分别为：转身、梁陈、天安门、广场、城墙、街衢、市内交通、城际交通、四合院。

《帝国创伤》主要内容：事实上，决定历史进程的，往往不是取决于道路，而是行走的“脚”。如果鞋底有一粒砂石，疼痛比坎坷更让人难以承受，会迈不开步伐，因而也就没有征程。所以，祝勇的写作规则，是关照脚之于砂砾的感受，是入世的——逼近真相，贯穿理性，揭橥本质。在技术层面上，祝勇注重第一手文献的运用，从大处把握历史的脉络；又从山水人文中“复原”生成的环境；且用文学的叙述，使蒙尘的“细节”熠熠闪光，营造出可触可感的历史“现场”，既见岁月，也见人。 祝勇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出雄厚的综合质素，历史学家能看到到大历史的风云际会，思想者能受用到智慧的周密照拂，文学家能捕捉到诗意与美，普通读者能感受到情感的温暖与人性的浸润。换言之，史实上的运笔，好像有剑桥中国史的品质，思想上的阐发好像有王元化、李慎之的心脉，文学的意象，好像有夏多布里昂《墓畔回想录》的格致。

时间并非物质，它具有流动性和不可掌控性。以个帝王不仅企图控制庞大的空间，而且企图控制无边的时间。他们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对永恒的梦想。这梦想可能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不仅局限于蒋蓝开出的那张名单：阿巴贡、泼留希金、葛朗台、严贡生……可能连你我都荣幸的忝列其中。比如作家，就有可能对时间充满贪欲，只是他们获得时间的途径，不是通过宏伟的基业、雄厚的财富，而是通过写作。一部反响巨大的作品使他们在获得空间的同时，也获得了时间。但这是一部分作家的错觉和另一部分作家的奢望，即使时最伟大的作家，时间从不听命于任何人，并且通过干预阅读而最终干预了作品――它对一部作品的存在意义偷梁换柱。一部自认为不朽的作品在时间的干预下可能变得面目全非，而最终沦为反面教材。垄断时间可以被认为时最大得霸权，但他部可能成功，而只能以自己得失败，证明时间的绝对权威。

通过本书，我们不仅看到了一种真实的历史潜规则，一种绞尽脑汁的潜规则，而且看到了一个在阴谋中崛起的大明王朝脆弱不堪的内心世界。

《再见,老房子》内容简介：北京走投无路的胡同，上海的欲望旗帜，成都顽强的欢乐，广州看不见的西关，昆明最后的顺成街。老房子、老街道在陆续的和我们说再见，而祝勇却像着魔一般陷入了这一古老的文化里。他虔敬先人的创造，追寻祖辈的精魂，欣赏昔时的生活气质，并用精致的文字勾画出在时间隧道中失散了的老房子，老画面。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都在其中。

《故宫记》一本谈论中国古建筑的散文自选集。 一如本书作者祝勇所言：“建筑不只是建筑本身，更是大地上生长出的精神植物。”《故宫记——祝勇建筑笔记》正是一本对中国古建筑的精神分析。 那些建筑，尤其是古建筑，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实体，更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存在，一种精神的气场。它们不仅收容我们的身体，而且摆布着我们的身体，控制着身体的动向，甚至决定着身体的命运。无论是紫禁城这样的皇家宫殿，布达拉宫这样政教合一的超级城堡，还是江西围屋、绍兴戏台……这些形态各异的乡土建筑，都被各自的意识形态所征用，它们的空间，也成为对我们的身体和意志进行规训的模具。 本书系当代散文作家祝勇的一部散文集，共收入作品9章，分别是《故宫记》《乾隆花园记》《长城记（节选）》《围屋记》《戏台记》《碉楼记》《德格印经院记》《布达拉记》《古堡记》。

《民国的忧伤》是著名作家祝勇的一部散文力作。本书以无比同情的心情回望民初宪政那段历史，回望那些在民初的混乱局面中为实现宪政梦想而努力挣扎的人们，领会和理解他们的痛苦和纠结。他们的功绩，丝毫不逊于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只是在以革命为主导的历史叙述，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地位。那些人不是消逝了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举手投足，都可以耳闻目见，或者说，这些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他们生命中的所有际遇与抉择，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越是确定无疑的结论，就越容易受到挑战，越是味同嚼腊的肤浅宣教，阅读过程就越是有趣，因为它们促成了短路者与愚人之间某种类似于猫与老鼠的游戏。 阅读与出版分属两种不同的学科。出版往往只涉及意识形态的表象，而阅读则能显示时代思想的真实内核—那些可以说出，也可以不说的部分。但它真实地发挥着作用，如同一切神秘的科学定律，它从不声张，只有敏感的人才能察觉它的存在。我们把思想史看得过于伟大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嘈杂的阅读声中那些弥足珍贵的怀疑和沉思，只是后者很少发言，它们在言论史中不占主要席位，它们以思维的形式不动声色地显露自身的价值。

本书不是一部艺术史的学术著作，它只是一场游戏，也是一场精神上的寻根之旅。它或许会让我们知道这些古代艺术品是怎样出生，又在经历了怎样在的坎坷之后抵达我们的面前。当我说到故宫，心里想的往往是北京故宫。实际上中国有三个故宫：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和沈阳故宫。这三个故宫实际上是一体的，在物质层面上可以分割，但精神层面上却水乳交融。每逢面对那些久远的墨迹，我都会怦然心动。除了感叹古代艺术家的惊人技法，心里还会联想到那些纸页背后的故事，浮现出那些在紫禁城出现过又消失掉的人与事。那些艺术品远比朝代更加伟大，但它们毕竟是朝代的产物，身上纠缠着朝代的气息，挥之不去。在本书中，我们尝试从面前的一幅书画开始，一步步地倒推回去，就像逆光的旅行，去寻找它们原初的形迹。

《故宫的隐秘角落》是作家祝勇2016年诚挚推出的全新力作，“故宫的隐秘角落”，是故宫魅力的一部分，没有了“隐秘”，就没有真正的故宫。祝勇用诗意的语言、散文的笔法、史学的态度，带我们一起走进普通游客根本无法进入的未开放区域：武英殿、昭仁殿、寿安宫、文渊阁、倦勤斋等，讲述了这些隐秘角落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刻画了在紫禁城出现过又消失了的那些历史人物及其起伏命运。故宫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这些遥远历史背后的人世变幻，远非普通游客驻足一刻便能洞察知晓的。作家对这些隐秘角落的唯美书写，重温和延续了故宫的历史记忆，也讲述了明清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孝庄、福临、李自成、吴三桂、乾隆……这些人物在作者祝勇的笔下，都变得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生动的故事让历史不再高冷、与人亲近。

我所讀過有關「文革」時期經歷中觀察最犀利，分析最透徹，文筆最精美，情感最親切的新書。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　董鼎山 作為一個一九六○年代出生的年輕學者，祝勇先生的《反閱讀》勇敢地進入了「文革」研究這一「畏途」，並以自己的新銳視角，對這一複雜的歷史現象——尤其 是紅色意識形態——進行了極具學術深度的梳理。這本書，是「文革」研究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也是祝勇獻給這個民族的一份答卷。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刈間文俊 對祝勇和安東尼奧尼一樣，過去是個異邦。在世界加速變化的今天，試圖了解那段充滿狂暴熱情與烏托邦欲望的年代，只會讓它顯得更為難解。於是，祝勇把焦點放在歷史圖像上，以身體為媒介——如同安東尼奧尼，以相似的紀實精神，深厚的學術功底，從飢餓與疾病到欲望與夢想，就十年革命動亂對身體的影響進行系統研究，使身體成為溝通過去與現在的渠道。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　安德魯．鐘斯 這部回憶之書，這部個人思想史，通過對身體的重建和對歷史的再次經歷，有能力給出身體和歷史之間存在著的廣泛悖論…… ——中國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敬文東

《旧宫殿》是一个复杂的文本。我们很难用三言两语对它进行总结，甚至无法根据目前通行的文体分类原则对它进行分类归档"。《旧宫殿》的抒写对象虽然是故宫，但却已超越单纯的皇家宫殿的书写意义，而是融进了大量明代宫廷内部暴力与血，其中对太监去势场景的想象性描写，让散文的"实"中夹进了小说的虚构；前几章中，对于太子柏和复仇者惠的比武描述中又见武侠小说的笔风。对此散文家祝勇表示，《旧宫殿》是一种跨文体写作，横跨了小说、历史研究、散文等多种文体。他试图将各种文体的优势集中起来，以求达到某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宫殿简单明了地注明了权力的暴力内涵。如果你不进入权力系统。宫殿只是你视线中的风景；如果你对皇权发出挑战，那被残阳照亮的血色宫殿便时刻质问你，你所准备的勇气牺牲是否足够。微小的烛光能够照亮殿内每一个繁琐的细部——它在黑漆八折屏风上映出隐约的光影，微光仿佛来自屏风那款彩色楼阁园林图案幽黑的深处；黄花梨木书案上，诗稿散乱；琥珀镇纸下，最后一行诗墨迹未干；澄心堂纸光泽细润。他移动着火烛，脚步稍迅疾些，火苗几乎熄灭。殿堂瞬间黑暗下去，仿佛是永久黑暗的一次预演。他在时间中看清了光明和黑暗的边界。他知道火焰无边的光亮终会将他带入无边的黑暗。 在《旧宫殿》中仅仅是一种权力的载体，它存在的意义是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历史的另一种视角。“故宫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舞台，上面上演着无比庄严同时无比荒诞、无比仁慈同时无比残酷的大戏。金碧辉煌的宫殿是作为权力斗争的结果出现的，而所有阴谋的产生过程却被时间隐去。我希望这部散文可以使人目睹被隐去的可能性，看到当下看不到的部分。”

那曲。当雄。纳木错。念青唐古拉。几天的时间，我们都未走出羌塘。我也因此得以目睹这幅大地上像流云一样变幻的图案。我看到了阳光中的阳光，犹如我看到了水中的水和云中的云。用不了多久，我已能从阳光中分辨出另一种阳光——它们同属于一个家族，却有着不同的相貌，它们的交替出现常使得大地上的景物变幻莫测——是光线主导着神秘的幻术，这一点与其他魔术没有不同。打开一本厚厚的地理学辞典，在哪些注解里才能找到被另一种阳光照耀的山川、河流或废墟呢? 对于活在平整的土地上的人来说，西藏代表着一种梦想的高度。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想象中的西藏，真实的西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与我们想象中的西藏有着哪些差距？作者祝勇通过对西藏人文、地理、历史等的亲身游历，以独特的视角向世人展示出一个神秘、神圣、纯洁、令人激动不已的西藏。作者优美的文字风格和独特的视角，使本书成为一部独特的关于西藏的人文地理随笔。读过此书，你就会发现：西藏——白天，它在你的远方；夜里，它在你的上方。

本书以遗址为切入点，切入历史岁月的敏感部位，表达现代人对历史的观察与反思。那些古老的遗址，即使只留下残垣与碎片，仍能吸引作者的目光，并根据它们来破译历史的隐秘。本书与其他历史文化散文的不同之处在于观察角度和立场的独具一格，将思想的深刻性和表达的独特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本書不是一部藝術史的學術著作，它只是一場遊戲，也是一場精神上的尋根之旅。它或許會讓我們知道這些古代藝術品是怎樣出生，又在經歷了怎樣在的坎坷之後抵達我們的面前。 當我說到故宮，心裏想的往往是北京故宮。實際上中國有三個故宮：北京故宮、臺北故宮和瀋陽故宮。這三個故宮實際上是一體的，在物質層面上可以分割，但精神層面上卻水乳交融。 每逢面對那些久遠的墨蹟，我都會怦然心動。除了感歎古代藝術家的驚人技法，心裏還會聯想到那些紙頁背後的故事，浮現出那些在紫禁城出現過又消失掉的人與事。那些藝術品遠比朝代更加偉大，但它們畢竟是朝代的產物，身上糾纏着朝代的氣息，揮之不去。在本書中，我們嘗試從面前的一幅書畫開始，一步步地倒推回去，就像逆光的旅行，去尋找它們原初的形跡。

《散文叛徒》收录散文44篇，分“写给散文”、“写给作家”、“写给自己”三个栏目。散文的魅力，不在于万众归一，而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无法重复的独特性和永无休止的创造力。它不是人人皈依的教义，而是纷纭的言水，是趋向不一的行者。

《十城记》为祝勇的散文集，主要收录了作者对上海、北京、成都、海口等城市的散文随笔，表达了作者对时代变迁的喟叹，对城市未来的展望。“没有一个城市像中国这样急于改变自身的面貌，传统建筑被大量列入清洗名单，随之消失的，自然包括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符号、精神记忆和生活方式。”

本书作为“独立丛书”中的第一本书，共计九篇文章，在“没有一个人是重复的”的观念下，分别对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张中晓和舒芜，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名家进行全新的解读，呈现了他们在特定时代下的困惑，探索和挣扎，挖掘《野草》、《边城》等经典作品成型背后，大师们的憧憬和“伤口”。 在精神伤口中隔空对话 “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有不完美的伤口。”祝勇创作《大师的伤口》，正基于这样的理念，“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例，他们笔下的故乡，是非常有意思的对照。除了少数文章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对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有太多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比如祥林嫂、比如阿Q、比如闰土……一切的基调都是那么压抑、阴郁。相反，沈从文笔下的故乡，和故乡的那个翠翠，都辽远清新、唯美动人。我想，这或许因他们不同的时间观所致。鲁迅的时间观是线性时间观，是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的，是觉得今天一定比昨天好，明天一定比今天好的，所以，他眼中的故乡属于过去，自然是不好的。而沈从文是典型农业社会的圆形时间观，觉得四季轮回、一切循环往复，所以他笔下的空间，自然也是相对封闭凝滞的。” “我把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当作当代人来写的。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死，而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活着，如果我们足够敏感，就能与他们对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并不是什么错，而我，只是站在我的时空、我的角度，去体会他们的精神世界，尽力说出他们想说未说的话，或他们自身很重要但仍有待挖掘的东西。余英时先生曾说：‘我们也早就知道历史世界已一去不返，没有人具此起死回生的神力了，然而这一重构的理想仍然诱惑着绝大多数的专业史学家，是他（她）们毕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辛勤爬搜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力。同一历史世界对于背景和时代不同的史学家必然会呈现出互异的图像，没有任何一个图像可以成为最后的定本。’我相信，只要怀宽容、公正之心，设身处地地关怀那些名人、凡人，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赞美、批判，或者人云亦云、不求甚解，那么，我们或许就能离历史的真相与故人的本心更近一些。” 在祝勇看来，与真正活着的当代作家反而较难对话：“这样很难深入，有些话说来难免尴尬，势必有‘为尊者讳’的限制。所以，创作分工不同，有些人可以记录当下，而我，只对历史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