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传统中国，国家礼制和日常生活中都不乏对天、天道以及无数人格神、鬼魂等神圣存在的信仰和敬畏。但从民国初年起，这些神圣存在基本上从中上层社会的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了，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不再自称受命于天，知识分子的公开言论多半也不再竭力证明天是值得敬畏和信仰的神圣存在，对人格神的信仰、对建基于阴阳五行法则之上的各种信仰形式，在公共言说中变得面目可疑。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本书从思想史层面入手，考察晚清基督教自然神学及其中包含的近代科学知识对传统宇宙观的挑战，并考察本土知识分子如何利用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的天演论来回应挑战，进而解释传统宇宙观的祛魅和信仰传统的正当性衰弱。

历史虽然是逝去的往昔，但却无时不影响着现在。说历史，谈文化，思考当下学术。著名历史学者罗志田先生尝试把一些学院的见解“普及”到文化报刊的非学院读者范围，在公众和社会的学术兴趣日趋增强之时，把日新月异的学院研究以“可读”的方式表述出来。

《昨天的与世界的》是作者到北大教书后辑成的第一本面向非学院读者的书，这些文字大多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因写作机缘不同，虽不免时泛迂远之气，毕竟说话相对随意。此次新增的文字也不少，整体从原来的六编改为现在的七编，各编的具体内容也有不小的调节。因为人物的移出，书名的副标题也不 再是“从文化到人物”，而改为“从文化到学术”。

本书讲一个文化跨国流传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两个不同地域、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两个不同时代之间。它讲德国十九世纪史学家兰克的思想，历经辗转传述，在二十世纪进入中国后，受与拒的曲折过程。

兰克终身对抗抽象理论的历史哲学，坚持从历史现象、历史事实里了解各个欧洲国家的特质。史实与史料对兰克而言，有“科学”之外更深一层的意义，它们蕴含特定的政治取向，甚至有宗教的内涵。十九世纪后期，随着学术急速的专业化，兰克史学“求真”的面相被后人凸显出来，被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崇拜着，他的史学思想被狭隘化。透过世纪转换期间里的史学方法论、史学史专书，兰克的科学形象在全世界传递开来。二十世纪伊始，兰克进入中国，在人们热情追求新社会、全心信仰科学的氛围里，他的治史方法在中国被辗转传述着，反映出国人心中殷切的期望，也呈现出现实中多重的局限。

本书前半部分从1937年日本政府公报登载的一幅错误的“毛泽东”照片入手，追寻外界逐渐认识中国革命领袖的历史过程，以及其间所发生的误解、巧合与蓄意隐瞒。后半部分则致力于复原《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过程与版本流变，详细梳理了它在中国、苏联、日本等地的历史命运，澄清了后世对于这一名著的诸多误解与不实指控。

★重新理解世界史，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读这本书！

★牛津大学重量级史学家重写600年世界史，总结欧亚帝国兴衰历史，探索全球化世界由来及未来走向。

★沃尔夫森史学奖历史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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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写600年世界史，一部全新视角的全球史。真正跳出欧洲中心视角，在欧亚大陆的时间和空间里，重新解释全球史，重写600年世界史。

●总结欧亚帝国兴衰历史，探索全球化世界由来及未来走向。以帝国兴衰为线索，回溯世界权力版图的分配，透视600年世界舞台风云变幻，理清今日世界局势的历史根源，探索未来世界格局。

●荣获国际学界殊荣沃尔夫森史学奖，被赞誉为“一部大历史的巨作，也是一位全球史大师的伟大成果”！

●牛津大学重量级史学家极具雄心的代表作。作者约翰·达尔文为牛津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首任主任，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2020年凭借卓越学术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CBE勋章。

●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1.5万字专文导读，盛赞推荐：应当成为欧亚大陆所有政治家的案头书，也是我们思考未来世界秩序的入门书！

●契合世界与中国时代精神的历史巨著，郑永年、赵磊、昝涛、朱联璧、何帆、向松祚、刘苏里、徐瑾、郭建龙……国内学者名家罕见一致推荐！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蒂莫西·布莱宁（《企鹅欧洲史·追逐荣耀》）等国际学术巨擘赞誉推荐！

●席卷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拥有众多语言版本的当代历史经典！

●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德国《南德意志报》、法国《世界报》、俄罗斯《圣彼得堡时报》等全球媒体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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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405年，最后一位“世界征服者”帖木儿，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去世。这不仅造成了帖木儿帝国的崩溃，自成吉思汗以来，草原帝国主导整个欧亚大陆的时代也就此结束，全球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世界史叙事中，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兴起”——这些名词构成了人们解读近现代全球发展历程的关键线索。但在牛津大学重量级史学家约翰·达尔文看来，世界历史的重心是欧亚大陆而非海洋世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欧亚世界来说，1405年才是多元化的全球现代历史的开端。帖木儿霸业的溃败，直接催生了欧洲、伊斯兰世界与东亚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欧洲在数百年里都感受着来自其他文明的巨大压力。这种漫长的动态均势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欧亚革命”的来临……

这部重新解释全球化世界由来的历史巨著，跳出欧洲视角，全方位俯瞰了1405年以来的世界舞台，将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中华”、日本、俄罗斯（苏联）、英国、美国等帝国，拉进欧亚大陆竞逐的大棋盘，使得这600年的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的独角戏。更重要的是，它预见了当今世界正处于一大全新转变的边缘，且这一转变的影响比起18世纪末的“欧亚革命”，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帖木儿之后》呈现出宏大的世界历史图景，展现了欧亚帝国的兴盛与衰落。而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这部巨著有助于我们思考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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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达尔文这部总结欧亚帝国兴衰历史的著作，无疑是我们思考未来世界秩序的入门书。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读懂中国，不仅要看中国，更要看世界，在世界地图中来定位中国。这本书摆脱了西方史学家过往以欧洲作为中心的世界史叙事，通过对近600年的欧亚世界史的回顾，梳理出全球历史结构转型的脉络，预见了从西方中心到后西方世界的巨变。通读这部书，读者对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看法或许都将改观。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一部宏大的历史叙事。时间上跨越600年，空间上立足欧亚大陆，基于这个“世界岛”的视角，精彩呈现地缘、经济、文明的复杂互动，引导读者重新审视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让我们感悟历史与现实比我们想象的深刻。

——赵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际关系与“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

这是一部大开大合的全球史，意在重新解释全球化世界之由来。本书结构大胆而富有新意，行文生动而有史有料。作者将内亚史、帝国史与海洋史很好地结合了起来，给人以开脑洞般的启发。

——昝涛，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

《帖木儿之后》是一本思想深邃、发人深省又具可读性的经典全球史作品。约翰·达尔文笔下的现代世界的诞生并不等同于西方世界的兴起，而是全球各地此消彼长的帝国交流与竞争的结果。无论是想了解诸帝国留下的过去，还是想理解帝国的遗存将如何影响人类的未来，此书都值得一读。

——朱联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欧亚大陆始终是历史的主场，在这个舞台上，西方、东方和中东各种力量相互较量，相互交织。所谓的全球化，不过是各方暂时达成的一种共识。从更长的视野来看，共识已经被打破，竞争并未结束。巨变才刚刚开始。

——何帆，《变量》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站在全球的高度，运用大历史的视野，我们才能理解人类政治经济体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这部作品讲述了600年来全球历史的重大变革，视野宏观，气势磅礴，令人耳目一新。在大变局时代，这是一部正合时宜的历史史诗。

——向松祚，经济学家、《新经济学》《新资本论》作者

把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中华”、俄罗斯等帝国，拉进欧亚大陆竞逐的大棋盘，使600年的历史，不再是欧洲人（后来是美国人）的独角戏，或许更接近历史真相。

——刘苏里，学者、万圣书园创始人

将600年内的全球博弈，欧亚帝国龙争虎斗，现代与前现代的碰撞变迁，生动而简练地浓缩在一本书之内。读了本书，我们不仅可以换个角度了解历史，也可以更好理解当下的诸多问题。

——徐瑾，《白银帝国》作者、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公众号“徐瑾经济人”主理人

作者立足欧亚大陆整体，展现了这场欧亚革命的兴盛与衰落，有助于读者们思考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定位。

——郭建龙，历史作家、《帝国密码三部曲》

在这本书里，我们熟悉的宏大叙事不见了，有的只是小事件、小人物，甚至小道消息。也许正是这些碎片、逸闻、边角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历史叙述，告诉了我们一段隐蔽的历史真相，让我们在不经意间洞悉革命的机缘，悟出历史的玄机，窥探到近百年来中国的另类脸谱。 目 录 悲风第一 迟暮第二 维新第三 共和第四 启蒙第五 枭雄第六 革命第七 国难第八 抗战第九 解放第十

《建国方略》是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为总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启发与唤醒全社会的民众，开创未来社会建设新局面而撰写的重要著作。本书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分组成，提出了一套系统地建立新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规划，描绘出一幅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它不但是孙中山政治思想和建国思想的光辉结晶，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创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实

内收近代五百余位名人佚事，内容分别采自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王闓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内容信实丰富，对于清代人物及相关史实的研究均为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先生特为本书撰写前言：《金梁其人与〈近世人物志〉——兼论其以日记勾画人物的治学特色》（文见中华文史网），对本书的作者、内容及价值均有详尽的介绍，其中既有深入的开掘，亦不乏独到的见解，本身就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一篇重要文献。

宪政在中国并不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政治结构，中国的实践者和思想家从来也不单纯地探求宪政在西方所具有的那些价值，而首先是与国家的富强目标联系起来，把宪政看作是达到民族主义目标最重要器具的宪政理念，与宪政在西方所具有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本文作者一直致力于中国近代宪政思潮的研究，之前曾有力作《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在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作便是其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以独特的视点系统阐述了中国近代的宪法思潮。 本次修订采取的是用“思潮”统贯“事件”和“思想”的表述方式。即把原书的“三个线头”合在一起，以“思潮”为明线，“事件”和“思想”为暗线的方式。

作为一个在中国启蒙思想史和近代文学史上具有极重地位的启蒙思想家、宣传鼓动家和诗人，作为一个博学敦厚的长者，一个为把中国引入近代变革之路的拓荒人，康有为在其一生中写了许多具有独特风格与魅力的政治文章和诗歌。《康有为政论集》选录了康有为的这些重要政论、奏稿、函电、序跋、诗歌和部分专著，为研究康有为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学人参考。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共七章，通过对儒家经典文本如《大学》、朱熹《近思录》、王阳明《传习录》的分析，勾勒出传统中国士人的道德观念，进而将其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等的伦理学意识相对照，展现出转型期的中国在面临西方的挑战时重新建构一套道德新理论的尝试。“下篇”收入四篇延伸性论文，主要围绕孔庙文化，阐释儒教的宗教、俗世双重性格。第五篇读书心得则试图勾勒出西方思想史研究近百年的发展轨迹。

近代中国学术界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涌现大量史料，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治学须知大势，近代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认识的深化和中国学者掌握西学外语程度的增强，使得彼此得以沟通，渐成一有机整体。通过描述分析中外学界的交往关系，可以显现学术发展的状況趋势，并把握个人及流派在其中所处的时空位置，进而探寻新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正途大道。

对中国报学的研究，此书当为开山之作。它的最大特点是图文互证，史料翔实，不少报刊资料赖本书得以传播。作者态度严谨，广泛收集也报学史相关的材料，精研覃思，用力弥深，使本书成为中国报学史的权威著作，成为学者和报刊文献收案头必备的读物。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是讨论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著作，但著者把语词的问题放在近代史的大背景下去分析。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留日热潮……历史的潮涌与新词译词的诞生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历史学可以通过时代关键词的形成透视出近代的脉动；词汇学亦可从近代新知识在欧中日三方的环流中把握概念的引介和语词借贷的关系，并进而审视“新国语”形成的历史。大处着眼，细处着笔，此书之胜人处也。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多呈乱象。各类思潮和思想论争此起彼伏，如乱花迷眼。然其背后，又有或隐或显的一条潜流贯穿其间，不绝如缕。这一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本书的主体内容是从“二十一条”到北伐，各文都多少触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面相，又都与民国政治相关，多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包括战争和外交在内的政治行为，以及其他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社会现象。

《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0 推荐目录 第一部 历史的序幕 1页 出生当时的环境 从袭爵到任职（1908年-1919年） 从实任札萨克到到升任副盟长（1919年-1925年） 从出任副盟长到国民党北伐完成（1925年-1928年） 由国民党北伐完成到满洲事变（1928年-1931年） 从满洲事变到百灵庙自治运动的前夕（1931年-1933年） 百灵庙自治运动（1933年夏-1934年春） 百灵庙蒙政会的成立与解消（1934年4月-1936年1月） 86页 第二部 日本的介入与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成立（1933年-1936年4月） 1页 蒙古军政府时期（1936年5月-1937年8月）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1937年10月-1939年8月）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时期（1939年9月-1941年8月） 蒙古自治邦时期（1941年8月-1945年8月） 退隐时期（1945年8月-1948年12月） 阿拉善自治运动（1949年1月-同年12月） 在乌兰巴托（1949年12月-1950年9月） 最后的一章（1950年9月-1966年4月） 217页 内蒙古历史上的德穆楚克栋鲁普 佚 名 (蒙古族) 德穆楚克栋鲁普是内蒙古自治运动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对他的一生给予什么样的结论，始终有过不同的看法，而且这一结论直接关系到内蒙古蒙古民族的荣誉和利益，因而更值得研讨。 一、内蒙古当时的历史背景 德穆楚克栋鲁普成长时期是中国和内外蒙古的政治局势处于剧烈变化、动荡不安的年代。十九世纪末,英、法、俄、日、葡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以不平等条约，强夺在华利益，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并把东部、华北、西藏等地作为势力范围不断开展侵略活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地区，1904年，俄、日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争夺在华利益的战争，俄国失败后东北地区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1932年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满洲国"。日、俄战争结束后，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时，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把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相互勾结承诺，"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苏联政府输出革命，支持、支援中国***，出现了与国民党政府时合作、时冲突的复杂局面。而国内，晚期的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放垦开荒，腐败的内蒙古王公们把蒙古民族的土地不断出卖开垦，抵制、反抗放垦斗争此起彼落；辛亥革命爆发、军阀混战、北洋军阀政府在内蒙古划设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继而1928年改为行省，到处设立垦务局、县制，汉民族大量涌入内蒙古，蒙古民族的生活遭受水深火热之苦。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德穆楚克栋鲁普这个历史人物。 评价德穆楚克栋鲁普一生，必然离不开对当时这种复杂的国内外历史环境的准确认识，不然其结论不会是公正的。 二、德穆楚克栋鲁普一生经历 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年2月出生于锡林郭勒盟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那木吉勒旺楚克家。那王去世后，1908年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1924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升迁补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5年，德王以西盟代表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被选为段祺瑞操纵下的临时参议院参政。从这时期他涉足政治舞台，和贡桑诺尔布、凌升、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等人相互交往，探讨内蒙古自治出路。这一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的，内蒙古人民反对移民屯垦的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运动，取得较大影响和效果。同年，二十三岁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问蒙事"，加强和扩大蒙旗保安武装组织，兴办中、小学教育和卫生、工业组织，建立纺织厂。他以保护张家口至外蒙古境内的乌得之间的公路交通为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军阀要钱要枪，挑选本旗精壮子弟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乌（得）滂（江）守备队。 1928年，国民党政府将热、察、绥改为行省之后，为装点门面，也任命个别蒙古王公上层为省政府委员。德王补选为省政府委员，虽然没有实权，其地位和影响又进升了。1929年春，班禅活佛应张学良的邀请前去沈阳，德王也随同前往。他为了借助班禅影响实现自己的宏愿，邀请班禅长期居留蒙地的建议，还联络王公和宗教上层，为班禅分别在苏尼特右旗和乌珠穆沁右旗各建了一座寺庙。 1930年，吴鹤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从而促成了1930年南京蒙古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对于这一运动，锡盟盟长索王和副盟长德王是赞同和支持，并派代表参加。但后因对《组织法》的内容及与吴鹤龄观点的分歧，于1931年秋，德王发动了一场以反对《组织法》为引线的"倒吴运动"，得到蒙古各界层及"左"、右两方面不少人士的支持和响应，形成了颇大声势。这次运动虽然没有给德王带来什么具体的成果，但使他结识了不少高层人物，给舆论留下了他是位有能力、有见解的蒙古王公的印象，赢得不少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的倾心和崇信。 德王了解到属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古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便和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于1933年8月24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发出通电宣布成立"蒙政会"，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具体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德王还派私人代表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常费及建筑费。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为了安抚民心，稳定边疆局势，南京政府于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会"，4月在百灵庙隆重举行了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的成果，它至少在形式上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蒙政会名义上虽属直隶中央的自治政府，但成立之时起就遭到傅作义及国民党特务的种种破坏。他们挑拨各盟旗之间的关系，拉拢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强夺蒙旗关税，使得蒙政会处于内无资金实力，外受省方欺压和日本西进威胁的困境。其中典型的几个例子是，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德王的日文翻译并为德王办理对外联络事宜的韩凤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机关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后处死；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发生冲突，几至交火动武；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发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发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 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时又遇到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华北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南京政府无力扭转、也不阻止这种局面，西蒙不是被伪满政府所辖就是日本另一傀儡政府所吞并。德王选择寻求日本翼下的"自治"或"独立"。 从1935年冬开始德王公开与日本来往，赴长春拜见"伪满"皇帝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头目建立了关系。这既是日本拉拢德王多年的"回报"，也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傅作义等地方军阀鱼肉蒙民，侵占开垦蒙地所造成的后果。 1936年初，德王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弃用中华民国年号，改用成吉思汗年号，改元易帜，走上蒙古"独立自主"的道路。 1936年，云继光等人率一千多人在百灵庙兵变。但德王在关东军的军械、经费支援下很快建立起两个军，九个师的建制军队，从而一头投*了日本，并吹嘘："回想起在国民党政府隶属之下，等于讨饭，今天要上几支枪，明天要上几门炮，仅欲编练一师人马而不可能。现在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定能复兴蒙古民族，跻于国际强盛民族的行列"。 1937年，德王在日本关东军直接参与下占领了归绥市，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把归绥市改为呼和浩特。后来在张家口扩改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2年又更名为"蒙古自治邦"。 日本战败前夕，德王曾与东蒙代表密谈，寻求东、西蒙共同出路问题，将双方军队集中起来，组织建立一个蒙古自治国。但因苏联出兵突然，德王派代表联络未成，只好逃往北平，投*蒋介石。在北平"闲居"三年，他经常与各界人士交往，找盟旗代表、国民党官员、美国记者等，广泛建立关系，为内蒙古自主自治开展活动。北平解放前夕，德王没接受"留在北平迎接***"的建议，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指使下，到阿拉善盟建立"蒙古自治政府"。不久形势所迫，他先打算路经青海、西藏，逃亡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后通过亲属关系和外蒙建立联系，1949年12月29日，像"贵宾"一样的被迎去外蒙，1950年9月18日，以重犯身份被送回国内。 三、对德穆楚克栋鲁普一生评价的分歧 德王从当时蒙古民族多次的起义、反抗中得到启示，运用自己的地位，站到蒙古民族斗争前列，面对重重困难和曲折坚持三十多年民族自治斗争，是代表了内蒙古蒙古民族群众的利益和历史发展潮流的。因而得到了蒙古人民和各阶层、各派别的支持。在当时的王公官僚中象他这样人是屈指可数的。如果没有象德王等蒙古民族的先驱者为内蒙古自主自治不断地寻找出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也不可能存在。德王在内蒙古自治运动史上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但在近代史中德王始终背有"反面人物"的结论，被予不公正的评价。其主要原因是： (一)、片面渲染德王与日本"勾结"的一面 我们联系当时国内外政治局势，用历史的观点分析德王所处处境，可以公正的评价出他与日本"勾结"的经过、内容、范围。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近半个多世纪，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当局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允许日本在中国各地公开建立特务机关。1933年5月，国民党当局与日本侵略军签定"塘沽协定"以后，中国失去华北的实际控制权，绥东、察北、冀东已成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当时德王请示蒋介石"日本特务进出西蒙地区如何对待"时，蒋介石的指示是："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1935年1拢斡η找跃坎砍ど矸菰诠竦掣呒痘嵋樯献鞅ǜ妫冉现泄腿毡玖焦盗Γ贸龅慕崧凼?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大谈"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夹缝中，弱小民族为了寻求生存条件，被占领即将成事实的前提下走与日本"合作"的道路，是无奈而唯一的选择。日本入侵中国既不是德王招来的，也不是德王所能抗得住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既没有能力，又没做有效制止，怎能责怪德王"与日本人合作，对他们不忠诚"呢？弱小国家和民族，在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中寻求生存获得成功的例子不乏其有。在世界二战期间利用荷兰和日本之间的冲突搞民族独立运动，创建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国家的苏加诺这位历史人物，不就是其中之一吗？ 我们再看一看德王与日本"合作"的内容和范围 大半个中国逐渐被侵占的情况下蒙古民族怎样苟存延续，什么形式自存，是当时面临的重大现实。德王既不愿和国民党政府决裂，又因本身的认识局限不能与苏联、蒙古联合。德王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始终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正统，内蒙古自治必须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认可。他与傅作义之间的矛盾虽然水火不相容，但他认为这只是"中央管不住边吏"。所以，抗战八年间德王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藕断丝连关系，甚至一度实施了逃出的计划。 1933年成立的蒙政会在傅作义阻梗下处处掣肘，一事难行。当时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突破现在的难结时大家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并提出要走三条路--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可见当时德王的矛盾心理。索王是锡盟盟长，在蒙政会里虽挂名誉副委员长，但资历、威信都高于德王，也是对日持强硬态度的、左右德王的人物。索王是一个极讲信义的人，心里虽然对德王的有些作法不尽满意，可是对外闭口不言。他对日本西进很担心和心急，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的空洞的指示。后来蒋介石还想利用索王阻止德王的"联日"活动，但索王也看出此时此刻只剩一条路，别无他选。因为，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县了。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一条办法。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1935年何应钦曾问索王，对于百灵庙蒙政会和德王的意见时，索王明确表态："德王是依照蒙古人的公意，而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蒙政会的问题希望何氏以指导长官的立场多予协助"。而何应钦对于日本西进、占领察哈尔、紧接着渗透到锡盟却无动于衷，说："中央大军对于日本尚且抵抗不住，蒙古一点点武力更是于事无补"。言外之意，对于日本西进国民党政府没有军事阻挡之准备。1935年冬，由于日本压力，华北政权形成特殊化、地方化、自治化，在国民政府、日本军方及地方势力三方妥协下在华北出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关东军主使下，李守信统属察东警备军，进住了多伦、张北等六个县。这样锡林郭勒完全处于日本下一步行动的前沿。 韩凤林被杀、德王与傅作义的斗争着着失败、国民党政府放弃西蒙的态势，使德王决心倒向日本一方。1935年冬德王开始了他的"联日"行动。这也是日本方面为西侵而多年搞拉拢、挑拨的"杰作"，是求之不得的结果，所以一拍即合，短短的几个月中相互往来，求得资金和武器装备，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的初衷是借助于既成事实的日本势力建立"蒙古自治邦"或"独立"的蒙古国；日本军利用德王是为了扩大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蒙古军司令部成立后不久，日本派驻德王处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鼓动德王："为了蒙古独立必须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但德王此时还不想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虽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动，德王以"军队组建不久，训练较差"为由推拖出兵。在一次讨论会上,田中隆吉大为发火，用侮辱谩骂的言辞"蒙古民族为庸懦无能的民族，还谈什么独立？"等。这无疑是对整个蒙古民族的侮辱和刺激。但德王不为所动，从大局着眼，坚持了己见。田中隆吉见这一着行不通，只好另组织汉人部队，从河北、察哈尔省召集土匪、杂兵，组成三四千人的乌合之众交由王道一指挥，为了急于成功，迫不及待把这部队投入绥东前线，攻击红格尔图，遭到惨败。紧接着又组织了王英的"大汉义军"。王英是河套地区最有势力的恶霸大地主。傅作义主绥后与他产生利益冲突，被赶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观望等待。经过日本在天津的特务人员的鼓动，他出面招兵买马，组织了"大汉义军"。当时宋哲元所属，二十九军将所属整建制部队一批一批混入王英部，为的是从国民党、日本两个方面都得到军需供应，必要是又从内部造成溃退，拉垮王英部队。后来证明这两个企图均已锏健? 田中隆吉组成"大汉义军"后，要求"蒙古军作第二线布置，否则赶走傅作义就要让王英入主绥远"的胁迫下，德王只好答应出兵。其结果全面失败，使傅作义成了得到全国景仰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变后德王入主绥远，建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虽然从地域上看，这样比原来扩大了，但却引起德王的不满和反对。因为，德王从政开始时，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现在日本人把亲自扶持成立的三个自治政府合并为一个较大行政区域，统一管理，控制财源，搜刮战略物资，为侵略中国战争服务。德王利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权力，由各蒙旗送来盖有印鉴的公文纸（那时尚未归属伪蒙政权的伊盟各旗也送来盖有印鉴的公文纸，支持和参与此次活动）拟就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古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是我们蒙古民族当前的两大目标"等理由，以蒙文作为主件，日文作为附件，总共制成六份，分别寄往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等日本上层机关，表示抗议。但这些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军部邀请到张家口"商量要事"，到达后日军方宣布"现在就举行任命仪式"，任命德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总务委员长"。这是日本人当时不得不利用德王的情况下，以任命委员长职务，想封住德王口。对于这样连推选形式都没有搞，把中国行政要员直接由日本军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有一种被欺骗、玩弄的感觉。 德王妄图依*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蒙古独立国"的美梦破灭，平绥铁路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实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把内蒙古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德王知道再也"合作"不下去了，但又无能力挽回这种已经形成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便打算出走，对于日本方面的"蒙疆"事宜不过问、不争执，采取任他们干的消极态度，与李守信等人联络，准备出走。德王受其历史环境、自身经历、思想所决定，既不愿走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想投向中国***，而是仍想投*有政治关系的蒋介石。因而，他们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建立了关系。为了稳妥安全，他们计划从边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后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怕德王到外蒙后与外蒙联合搞独立，打来密电称："佛君（德王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理由是怕苏联引渡给日本）。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后来又送来蒋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状。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作为"主席"，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又渡黄河，容易惹人注意和发觉，请准取道北路赴渝。蒋介石仍不同意，转来复电指示："取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无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1940年春，德王以慰问五原前线军队为名，准备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偷听和搜查出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长刘建华等人逃走，牵连到好几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问德王："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德王回答："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后来处死几名具体联络人员，判刑几人，平息了这件事。 不久，德王看出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便与东蒙代表密谈，准备日本失败后东、西蒙共同谋求出路问题，将双方军队集中与林西、林东一带，组织建立一个蒙古自治国。但美、苏对日宣战，日本很快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德王派代表联络未成，急急忙忙带部分要员逃到北平，投*蒋介石。 从这些经过上我们可以看出，德王与日本"勾结"纯属于时局所迫，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生存。脱离历史背景硬扣"勾结日本"、"出卖祖国"、"蒙*"等帽子，只能说，不是出于历史无知，就是别有政治企图。我们客观地、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当时的局势，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吗？总不能谴责德王"没上大青山打游击"、"没逃到重庆躲避"吧？军阀和侵略者夹缝中的弱小民族的命运就是如此，这个承重的十字架总得有人背。 (二)、偏离历史地评价民族主义 德穆楚克栋鲁普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生是为蒙古民族的利益芏贰⑽晒琶褡逖罢易灾魏投懒⒆灾髦返那垡簧５比唬诽跫⒈救说匚弧⒒肪场⑹澜绻鬯龆ǎ荒苡孟衷诘恼伪曜祭春饬克? 占领呼和浩特，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后，德王怕蒙古地区被蚕食开垦、蒙古语言被同化，计划以平绥铁路为界，居住在铁路以南的蒙民，移至铁道以北，居住在铁道以北的汉民，移至铁道以南，采用蒙汉分开的办法；又计划把土默特蒙古青年分期分批移到纯蒙旗地带，恢复其蒙古语言文字，以免受汉族同化。因种种困难和怕引起民众不满，这些计划最终都没有实现。但在呼和浩特兴办蒙古学院、蒙古中学，免费招生各地学生，培养民族人才；兴办电信、金融、皮革、商业等企业，起步于民族工业之路，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国从"文化大革命"至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只提国际主义，而把民族主义当做反动的资产阶级东西来看待。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别，就存在民族情绪；存在民族歧视和压迫，就存在民族反抗和斗争，是很正常得到道理。在民族压迫的环境中，民族主义是一种进步思想。德王自认为他搞的是蒙古独立运动，日本人只是帮助而已。从而一开始对日本顾问和特务机关长的话不大听，甚至抱怨日本人太霸道，管事太宽。他的这种抱怨表露在与溥仪的谈话和对部属的交谈中。当时日本军的军事实力还没有完全控制整个内蒙古地区，他们怕德王倒戈，投向国民党，所以最初较为依顺德王意见。德王独揽军政大权，大有我行我素之势。1939年"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对德王的控制加强，从而发生了许多摩擦和矛盾，发展到大有不可终日之势。至此，德王方始体会到屈膝帝国主义的滋味，感到大不好受。如果长此下去，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没危险。即便是这样他也冒着生命危险，再次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向国民党政府表白"内蒙古是寻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的意向。对于这一历史，有些人以偏见的眼光认为："蒙古民族遭受当时的国民党军阀剥削压迫是国内矛盾，天经地义，怎么能够与国外日本侵略者勾结？"俗不知帝国主义和军阀，只有虎狼之差，哪有对错之分呢？我们如果分析研究孙中山反对满清初期的口号和做法、列宁与德国签订条约的历史，再看德王当时历史条件，不难评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不能把德王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军阀剥削压迫的斗争，看成对立汉族劳动人民。 (三)、偏畸地宣传乌兰夫与德王的对立。 有些人认为"如果承认德王在内蒙古自治运动中的先驱作用，有损于***和乌兰夫同志在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功绩"。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会脱离历史的延续性。内蒙古自治运动起始于德王，乌兰夫与德王的自治运动区别在于国民党和***谁掌权的焦点上。 三北地区与苏联（俄国）接壤，因此成了各家必争之地。苏尼特右旗虽处偏僻大漠，中蒙、中俄陆路交通纵穿全境，是重要通道之一。 1926年春，国民军被直奉联军击败，冯玉祥退出北京后，曾派代表前往苏俄联络、求助。冯玉祥的代表途经苏尼特右旗时，被德王扣留，所乘数量汽车也被截夺。这件事引起了冯玉祥对德王的很大不满和反感。 1930年，阎锡山派其亲信赵太东、仲跻翰越境去外蒙古，想与苏联联系。路经苏尼特右旗时被德王的旗防卡哨所发现后扣留，并搜出密信。德王将这一情况向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和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作了报告，通过他们转报了蒋介石。这时正是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战刚结束，德王的这一作法特别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和信任。 1932年，蒋介石派他的亲信桂永清等三人来苏尼特右旗进行"调查宣抚"。德王热情迎接和招待，取得信任，并提出内蒙古地区建立一支骑兵自卫师。桂永清愉快地答应，并给蒋介石发电报推荐德王说："将来收拾蒙事者，必属此君"等。不久，蒋介石发电邀请德王前往武汉去相见。后来，1949年北京解放后，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在南京招待德王的一次宴会上惋惜地说："如果依照我从前的计划，在内蒙古组织起来五万骑兵，东北不会叫***拿走，也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这更加证明，当时蒋介石利用德王的目的只是进行"防共"和牵制杂牌军而已。 1949年，德王在阿拉善盟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随着解放军迫进，"自治政府"内部发生分歧，导致分裂，德王出走。这期间，解放军宁夏军区致函德王、李守信，劝其投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并表示只要归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德王接函后仍不悔悟，竟要求准许由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虽经有关代表多次往返交涉，德王仍顽固己见，说什么***、国民党反正都是汉人，"对于蒙古人可能一样"，继续标榜"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拒绝接受解放。 德王的一生是曲折的。德王终生奋斗、追求的也不是他个人利益和权力，更不是他一个人的行为。最初的"蒙政会"到最后的"西蒙自治政府"的二十年中，内蒙古东西部至北京、甘肃、青海的几乎所有蒙古族知名人士、有识之士、各阶层、各派别都曾集中于德王的周围，包括苏联、日本留学生、黄蒲军校毕业生、王公贵族、国民党官员、甚至八年抗战时期坚持抗战的人员。这不仅由于德王的个人品质和任人唯贤的用人胸怀，更主要的是他的事业顺应了蒙古民族的要求，代表了内蒙古人民的利益。因此，否定德王不是否定他个人，而是否定几十年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史。 中国红军1935年一到达陕北，***中央就注意到内蒙古地理位置的重要，毛泽东主席曾发表《35宣言》，着手与国民党争夺内蒙古的控制权。这时象乌兰夫等民族干部显得特别重要。抗战期间在延安兴办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抗战一结束，国共谁胜谁负未决之前，中国***就派乌兰夫等一批民族干部，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委员会"，先后解散了德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替身--苏尼特右旗补英达来为首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和乌兰浩特暴音满达呼为首的"东蒙自治政府"，1947年5月统一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德王的自治运动基础，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是否存在是个疑问。 乌兰夫同志适应历史发展和要求，在德穆楚克栋鲁普自治运动基础上，以更高的立场、认识和方法，领导了内蒙古民族斗争。内蒙古自治运动史上乌兰夫和德王不是对立双方，是承前启后的关系。我们应屏弃意识形态的偏见，解脱极"左"框框，实事求是的研究、宣传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事迹，承认他的历史作用，给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公正结论，才能取信于蒙古民族。

本书乃著名史家王尔敏先生关于晚清军事史研究的名作，先生寻绎演说晚清军制的沿革与迁变，由湘（军）入淮（军），将淮军的缘起、营制、组成分子、训练及精神、饷源与用款、军械供应、幕府人才、防区分布与军力消长，一一道来，条分缕析，周详备至，入情入理，为后世研究者奠定了的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成立的由来 第一节 江南大营的再溃及长江下游的糜烂 第二节 曾国藩的总制两江与规吴计划 第三节曾李关系与淮扬建军 第四节上海防守与安庆请兵 第二章 营制 第一节 营制的沿承 第二节营制的改进 第三章 组成分子 第一节 淮军的营伍组合 第二节 淮军将领的乡土成分与社会成分 第四章 训练及精神 第一节 淮军的训练 第二节 淮军的精神与风气 第五章 饷源与用款 第一节 饷源的维持 第二节 用款分析 第六章 军械的供应 第七章 幕府及有关人才 第八章 防区分布与军力消长 第九章 结论 叙录 征引书目 译名对照表

本书重点叙述了风云变幻的日本近代史。从幕府的崩溃、明治政府权的建立到欧化时期的维新、民族化时期的维新一直到『大日本帝国』的武力崛起、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帝国的灭亡。其间穿插叙述了围绕社会变动发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各阶层的激变与分化。 一部日本近代史，经历了维新变革、扩军备战、对外侵略并最终输掉战争的演进过程。维新自强激发的能量被纳入安内竞外的轨道，侵略战略最终毁坏了变革成果，大起大落，沉浮兴亡。 近年来，日本石翼篡改历史、否认侵略的自由主义史观甚嚣尘上，有必要以史实为据，在研讨近代日本弃旧图新、迅速发展的同时，记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血腥侵略战争的罪行，以警喻今世，昭示未来。在这一点上，本书与其他多数的研究著作并无不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潮涌入，新旧知识交汇，古老的中国正向近代转型。时代风云变幻，处在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如林则徐、徐继畬、王韬、容闳、严复、康有为、杨度、李慈铭等人，无不面临政治、人性、知识和爱欲的煎迫与选择。 本书是“赵柏田知识分子系列”第三部。作者摒弃宏大、僵硬的教科书式历史叙事，而是贴近人物的内心世界，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进行了作者所谓的“小历史”书写，为一个个历史人物重建了鲜明的形象，也为一个辉煌而又沉重的时代找到了它的侧影和轮廓。当代中国重温当日语境，或可不无镜鉴之处。

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是一件被人们遗忘的重大历史事件。本书利用大量档案、官书和方志等资料，对这场斗祸作了详细的记述和评论。全书共分三遍，计十章。 上编讲述了这场斗祸的远因和近因；中编勾勒了基本情形；下编主要讲述清政府对这场斗祸采取的基本政策。 该项研究不仅讲述了一件被人遗忘的历史事件，而且由于涉及到近现代客家分布的由来，所以对历史学、客家学的研究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