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位于湖北省江陵县（今荆州市荆州匾）城外西南一点五公里处的江陵磗瓦厂内，因取土而发现，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由荆州博物馆配合准行发掘。它是一座土坑木榔墓，墓坑上部已遭破壤。葬具是一椁一棺，榔室内分成头箱和棺室。随葬品置于头箱中，主要有漆耳杯、漆奁、漆盒、漆盘、木俑、铜鍪、铜蒜头壹、竹筒等。各种漆器的形状和纹饰，舆江陵地匾屋年来发现的西漠早期同颊文物如出一辙；铜鍪、蒜头壸，剐舆江漠平原秦人墓中的同颊文物的凰格相似。襞掘者推断墓葬的年代是西漠早期（莆参兄《江陵眼家山三座漠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一期）。据墓中所出历谱可知，墓主人去世当在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一八六年）或其后不久。从葬具和随葬品判断，墓主人身份并不高，随葬的各种古害也暗示墓主人生前是一名低级官吏，通晓法律，能计算，好医术、导引。 从残存的竹编可知，竹筒原置于竹笥中。由于受到淤泥及其它文物的挤压，竹筒已有损壤，卷束已散开，并有不同程度的移动。从竹筒的堆积状况可以判断，各种书籍是各自成卷，然后堆放在一起的。依从上至下的顺序是：历谱、《二年律令》、《奏谳害》、《脉害》、《算数书》、《盖庐》、《引书》；遣策另置它处。全部竹简计一千二百三十六枚（不含残片）。整理时参照竹简堆积情况，按竹简形制、字体和简文内容分篇、表联，也只能恢后各书的大致编联次序。除历谱和遣策的篇名是整理者拟加之外，其馀各害均原有害题。 上述各种古书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司法拆讼、医学、导引、数学、军事理论等方面，内容十分三富，是极其重要的屋史文献，封研究西漠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逵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二年律令》的发现使亡佚已久的汉律得以重现，不仅使秦、汉律的封比研究成为可能，而且是系统研究漠、唐律的关系及其封中国古代法律影响的最直接的资料。《奏谳书》则是秦、漠司法诉讼制度的直接记录，从中也可了解到秦、汉法律的实施状况。《脉害》可以碓证马王堆帛害《五十二病方》卷前佚书应是由《足臂十一脉灸经》和《脉害》棒成，并可补充帛害《脉法》中不少缺字。简本《脉害》中一些疾病的名稻，也可与《五十二病方》封应。《引书》是尃门讲述尊引、飬生和治病的著作，部分内容舆马王堆帛害《导引图》可相互印证。《盖庐》是年代较早的兵家著作，也是一部佚书，其中有明显的阴阳家思想。《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的水平，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cluding manuscripts, have shed new light on China's history, in particular Qin and Han (221 BCE–220 CE), this volume's main focus. They make possible a deeper account of the growth of cities and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influence over distant areas. This book provide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recent developments, evaluating the newly-found evidence in the light of earlier conclusions from China,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Through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and a close study of both the excavated and received literature, new conclusions are presented with respect to relatively understudied topics, such as gende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modes of persuasion, while challenging the 'common wisdom' in such fields as Buddhism, Daoism and social history. Thus the volume provides a supplement to Volume 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1986) and shows how subsequent archaeology has enriched our perception of China's history in this period.

本书为纸屋正和先生多年两汉制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结合文献记载与出土史料，对两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结构、展开过程与运作实态做了全面、精细和扎实的分析考察。全书以何种机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处理实务的问题为中心，重点考察了西汉和东汉共计四百年间，郡、国和县、道、列侯国、邑的统治形态及吏员组织所发生的变化，并涉及了上计、考课制度的变迁。其中不少研究是国内研究鲜有涉及的方面，是汉代制度史研究的必读著作。

《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是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合辦的「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國際學術會議的交流成果，內容涵蓋漢代行政、經濟、戶籍、信仰、名物制度及江湖盜賊等不同範疇的探討。 編者黎明釗表示，每篇論文都針對主題提出個人的見解，而且各有風格和特色，反映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日本和韓國各地專家的學養和研究方法。其次，論文展示帝國的統治思想、統治機制、支配制度、文書管理等諸方面的現象和特點。第三，部份學者引用西方收集輿論的理念、經濟學的觀點以及大戰略的戰爭理論，是一種新的嘗試。第四，集中研究新資料，特別是秦漢的簡牘文書及律令條文，成熟的文書制度顯示各級官署系統化的執行政策。百姓有恥且格，是維持社會安穩的一種手段，正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因此分析出土的律令條文，例如張家山《二年律令》，可以加深我們對漢承秦法的認識。

《先秦秦汉史史料学》不仅介绍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情况，同时还介绍这些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年代或大致时代情况。《先秦秦汉史史料学》重视并特别介绍了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诸子中有关传说时代的资料，《先秦秦汉史史料学》对古文字资料和古文献资料并重，同时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考古资料也作了一些介绍。

這是一本以宗教社會學的角度研究中國古代靈媒的史學作品。作者一方面竭盡所能，將各種材料搜羅殆盡，另一方面則運用諸法，細密的分析相關的記載，清晰的勾勒出漢代巫者的面貌。全書探討了漢人對於巫者的認識和態度，評估了巫者的政治社會地位、社會功能和社會影響力，描繪了巫者在「社會空間」和「地理空間」中的分佈情景，並具體說明巫者在漢社會所扮演的角色。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

《新书校注》内容简介：《新书》十卷，汉贾谊撰。校注者认为传世《新书》为可信真本，依据明吉府本为底本，参校他本，详加校注，并附录《新书》未收文赋、佚文、本传、著录、序跋、集评、资料等，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完整的贾谊作品及资料总编本。

《秦汉官僚制度》内容简介：周代贵族君主制下的任官制度，深受宗法血缘关系的影响，但以“世卿世禄”来概括周代整个任官制度也是不全面的。“世卿世禄”主要指爵位的承袭(也要周天子重新册命)和“得食父之故国采邑之地”，并不意味官职的必然世袭。《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云：“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杜预注：“百工，百官也。”百官“丧职秩者”，就是官职丧失者，是职官未必世袭的明证。《国语·楚语下》云：“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也说明世卿与世官并没有必然联系。要获得世官，必频有功劳。《诗经·大雅·文王》云：“凡周之士，丕显亦世。”郑笺曰：“谓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孔颖达《正义》进一步分析：“卿大夫以佐君，欲令非贤不可，所以不世也。其得世者，又违常法；以大功而许之耳。”《周礼·夏官》载司勋的职责是“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大功，司勋藏其贰。掌赏地之政令。凡赏无常，轻重视功”。周代功的类型与划z分是否如此细密尚可存疑，但选拔官吏，即使这种选拔是在世卿的范围之内，尚功的原则是肯定存在的，秦之祖先就因功而从“附庸”一直到被封为诸侯的。“轻重视功”原则在周代贵族政治下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

内容提要 20世纪以来，新的史料大量发现，尤其是汉简、封泥等地下 材料的陆续出土，为汉代官文书制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文献 和简牍、碑刻、封泥、官印等考古材料，对汉代官文书制度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研究，从功能、性质、结构程式、用语、抬头制 度等不同方面对汉代官文书的特点作了周密细致的考证，并对 汉代官文书的制作、用印、收发与启封、文书传递、保密禁伪、立 卷、保存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阐述，持论公允，创见甚多，对于秦 汉史、简牍学、文书档案学史、行政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填 补空白的意义。

本书是以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为主轴来展开基础考察和分析的，全书内容共分十章，每章再分成诸小节，前后文章对照呼应来展开论述。第一章，回顾和展望汉墓的研究史，在强调统一墓葬概念和采取通用的专业术语重要性之同时，提出个人方案和见解。又从重视墓葬结构的特点和变化角度出发，对累积成专业术语重要性之同时，提出个人方案和见解。又从重视墓葬结构的特点和变化角度出发，对累积成堆而又复杂多样的墓葬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之后，再抽出中国古代墓葬的形制特点来进行型式分类和分期。为系统分析和综合考察汉墓的划时代变革而铺石垫基。第二章，按各大文化区域分别整理了汉代以前，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墓制，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和论述，揭示中国古代墓葬形制的传统性及地域特点。第三章，依据本书提示的椁基和室墓的两大分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战国秦汉时代的大型墓，具休比较和详细进行型式分斯，系统把握汉墓在开成过程中存在的传统与革新的诸因素，总结并揭示出汉墓的变革来自传统的椁墓开制自身的阶段性发懚变化，进而转变为新兴室墓的。第四章，对各地发掘出的西汉中小型墓型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并进行型式分期，然后，再对比西汉大型墓的形制特征，揭示西汉中小型墓制发掘资料为中心，明确椁墓向室墓转变过程中与大型墓之异同。第五章，以东汉墓发掘资料为中心，具体阐述室墓在各地确立和推广之后的形制及特点，指出室墓顶部构造的变化表达了汉墓变革的最大特点。第六章，以坟丘为代表的墓上建筑、陵园设施为中心展开资料调查和整理，特别注重版筑坆丘设施的形成和变化，系统观察了古来“不封不树”的传统是如何发展变化的。第七章，重点考察出土随葬品的组合特征和空间配置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等，从中探寻解释地下、地上的埋葬设施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第八章，从墓葬中直接或间接出土的绘画、雕刻、文字资料入手，寻找解释汉墓变革的蛛丝马迹。第九章，综合前八章的论说内容，引用古文字、古文献的记录，附加经过考古发掘而得到的实物资料，探讨了由宗庙祭祀向坟墓祭祀转变的具体过程及重要内容，同时指出中国历史上祖灵祭祀的特点和意义。终章则全面概括和总结本书的议题，并强调指出汉墓（室墓）变革的历史意义。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实现显著进步的历史阶段。秦汉交通建设对于此后交通史的进程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秦汉交通史稿》总结了秦汉交通道路建设、津桥、车辆制作、运输动力开发、内河航运、近海航运和海外交通、造船业、都市交通等多方面的成就。对于秦汉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仓制和主要粮路、产业布局及运销区划、运输业、人口迁徙与人口流动、通信形式、域外交通等也有所论述。交通与秦汉政体的成立，交通与秦汉经济的运行，交通与秦汉文化的发育，在“秦汉文明的交通史背景”这一主题下有所说明。“秦汉人的交通心理与交通习尚”也作为历史文化考察的对象有所讨论。《秦汉交通史稿》1999年9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一卷。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本书就这一古典时代的5个主要特征进行深入探讨：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本书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秦汉二朝的整体面貌，不仅覆盖广度令人惊叹，而且笔法精细，极为可读。

《秦汉史》所写的是秦汉时期的历史，故书名《秦汉史》。这个时期包括秦朝、西汉、新朝、东汉共四个朝代。如果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后并灭六国算起，至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为止，这个时期共441年。为了不致割断历史脉络，《秦汉史》将追溯秦国的由来和发展，特别是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下限则推至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奠基的时代，后代的许多社会制度都渊源于秦汉，特别是秦到西汉时期。因此，秦汉史历来都是学者所重视和研究的领域。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界讨论的五个重大历史问题，即：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四个涉及秦汉时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战国秦汉。由此可见秦汉史受重视的程度。所以，在以往的断代史研究中，秦汉史的文章和论著也是比较多的。

世界帝國的形成-後漢-隋.唐，ISBN：9789579628303，作者：谷川道雄

西汉中后期的政局既是汉代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汉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书稿在认真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尽可能的利用出土简牍材料，对西汉中后期的政局作一些研究。 全文共设五章。第一章 “巫蛊之祸”与武帝晚年政局。着重探讨了“ 巫蛊之祸”形成的深层原因及对昭宣两朝政治的重大影响，认为“巫蛊之祸 ”的爆发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戾太子之死，为武帝以后的统治埋下了种种隐患，即武帝猝崩之际不得不匆忙移玺幼子，这一举措既为霍光秉政创造了良机，也为诸子争夺皇位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为宣帝即位后昭雪祖父戾太子冤狱、加强皇权最终为铲除霍氏势力奠定了客观条件。可以说， “巫蛊之祸”绝不仅仅是影响了武帝晚年的统治，而是深深的波及到昭宣两朝的政局变动。该章还对武帝遗诏的真伪、武帝遗诏对昭帝政治的影响与作用及武帝临终托孤等问题作了探讨。第二章 “公孙病已立”谶语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该章通过对“公孙病已立”这一谶语的解析，指出：为史家所称誉的昭帝“中兴”统治，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事实上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十分激烈，不仅昭帝、霍光与各诸侯王、戾太子残存势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霍光集团与其他大臣之间也滋生着矛盾，昭帝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无不与这一政治现实关系密切；“公孙病已立”谶语的出现是不同统治集团引阴阳灾异和谶语以影射政治的先声。该章还对昌邑王的废立原因作了相应的探讨。第三章 宣帝政治与霍光家族。重在探讨宣帝即位后，面对“禄去王室，政由冢宰”的政局，如何开展各项政治措施从而成就“中兴”王业的过程，认为：宣帝谨慎处理与最终铲除霍氏势力、安抚各个诸侯王、培植外戚和亲己势力等等政策的出台，其目的就在于扩张皇帝的个人权威，扭转自武帝死后形成的“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该章还对《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霍山霍云的身世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第四章、元成政局与西汉颓势。该章重在考察宣元统治思想的变动和外戚势力的崛起。认为：随着武、宣、元三帝对儒术态度的变化，朝廷中的儒生与法吏势力此消彼长，元帝以下，儒生势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儒生们的得势，则意味着西汉政治的进一步衰落。第五章、哀平政局与王莽代汉。该章重在探讨外戚王氏势力的扩张和王莽在“颂声交作”中顺利代汉的深层原因，指出：在各家外戚的权力争夺中，王氏势力能最终获胜，与王氏家族的儒生化有很大关系。王莽代汉并不是由王莽个人野心所导致的，而是儒生政治的必然产物。

本书从气候、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植被、人为因素等几个方面讨论了秦汉时期生态环境条件的基本形势，也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角度阐述了秦 汉人的生态环境观、生态环境与秦汉社会历史的关系。对于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的若干个案，如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因素、秦史的灾异记录、秦汉长城与生态史、汉代“海溢”之灾以及 两汉南方的“瘴气之害”等，作者也进行了分析。

《汉代豪族研究》对影响两汉历史发展的豪族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入手分析豪族阶层的历史存在和形态演变；以王权支配社会为视角，探讨豪族的特点、内部社会结构及王权支配下的官僚化、士族化。不囿成说，颇多新意，是一部颇具探索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