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是为配合“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而组织出版的一套学术著作，可供修订工作者及专业研究者参考。新旧《唐书》是“二十四史”中颇为重要的两部史书，学界关注度大，研究成果丰富，但存在成果良莠不齐，校订体例及方法不统一，缺乏相关资料的有效整理和利用等问题。本书作者多年致力于两《唐书》校订成果的搜集整理工作，并集结成本书，希望能为研究者提供帮助，减少翻检资料之苦。

《李栖筠及其政治生涯:"赞皇李氏与中晚唐政治"研究之一》主要内容简介：李栖筠(719-776)主要活动于唐肃宗、代宗之际，官至御史大夫。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均为中晚唐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都曾两次拜相，是李栖筠奠定了赞皇李氏在唐代历史上的地位。除上个世纪陈寅恪先生曾写过《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的专题论文外，学术界对于李栖筠的研究不多。《李栖筠及其政治生涯:"赞皇李氏与中晚唐政治"研究之一》是系统研究李栖筠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具有原创的价值。

本书以四篇唐代文献为中心，兼及唐代其他相关记载，围绕“唐朝与中亚”这个重大课题，探讨唐代丝绸之路的变化，中亚诸城的方位和道里，7—8世纪中亚诸胡的政治发展，中亚诸胡与唐朝政治关系的演变，中亚诸胡、唐朝和大食之间的政治关系，唐朝在中亚支持诸胡抗击大食斗争中的作用，唐人对中亚诸胡的了解程度，汉籍记述的可信度。在研究方法上，力求以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中亚考古资料与唐代文献记载相参对，并对前人研究成果加以辨析。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考察西魏北周时代，探讨府兵制创设的历史条件及其整合关陇地域政治与社会力量的过程，探究魏周府兵制成立的政治意义。下篇考察隋唐时代，讨论府兵制主要政治结构功能分化整合的过程，分析隋唐府兵制发展与演革的政治意义。全书概观了府兵制形成、发展至瓦解的过程，提炼出府兵制结构功能演化的主要价值，揭示了府兵制与北朝隋唐国家政治生态间的重要关系。

本书从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中将有关唐代历史的资料全部摘抄出来,并以唐代人物为线索进行整理编排.是已故著名学者周绍良先生青年从学时便开始辑录、历经多年整理而成.这部凝聚着作者大量心血的资料集,反映了老一辈学者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并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唐史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此次影印出版,为方便读者查检,重新分册并编制了目录.

本书论述了从唐太宗至玄宗经营西北的历史，重点考证了唐代前期在西北地区设立的河西、安西四镇、北庭、陇右、朔方五个节度及由此构成的西北军事格局；还考察了羁縻州黄头军及唐后期经营西北的重大史实、人物。

该书所收16篇论文，都在原来发表论文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有的甚至是大改，是著者近十余年来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朝西域史的一次成果结集。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增订版)》以敦煌文书为核心史料，结合佛教内律与世俗法典的相关规定，并广涉相关传世文献，在运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方法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关于经济史的理论为指导，借鉴研究英国庄园史的权威柯斯明斯基利用《末日审判书》、《百户区卷档》研究十三世纪英国土地制度的经验，探讨了敦煌寺户制度的历史前提，考证了吐蕃管辖时期的敦煌寺户制，深究了归义军时期寺户制的没落。《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增订版)》通过对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的研究，一方面试图探究中国三世纪以后的“部曲佃客制”的蕴奥，另一方面借此窥见唐宋之际生产力发展下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阶段性变更的历史趋势。

「中原」邊緣 唐代昭義軍研究，ISBN：9789866913259，作者：張正田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增订本)》(作者李浩)是迄今第一部从家族文化角度研究唐代关中地域文学的学术著作。作者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运用“地域一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地域文学进行探讨，对与文学发展具有关联性的关中地域文化和关中士族的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对本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重新诠释，在此基础上为唐代关中文学进行定位。作者标举关中文化精神、关中文学士族、关中文学群体等范畴。对牛李党争、唐代关中士族教育、苏绰文体改革、窦叔向家族贯望、《皇唐玉牒》编撰者、李白世系中的谱牒与属籍、柳宗元的婚配与子女等问题亦提出独到的解释。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增订本)》初版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陕西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皇室刺史是刺史中比较独特的一个群体,他们都是皇帝之子弟。 “刺史”作为一个官职来说,来源于两个方面。从“刺史”名称上讲,来自汉代所设的监察人员——刺史；从作为地方行政长官这一实质来讲,唐代的刺史则与秦汉时期地方行政长官——郡守一脉相承。 唐代,出于对以前制度的继承和维护李氏天下长治久安的需要,皇室大量出任地方行政长官。不仅如此,出于政争或平稳地方需要,唐代皇室也常出任地方。 由于唐代施行“居重驭轻”的策略,唐代的皇室刺史分布明显呈现以京师为中心,由密至疏,逐渐向外展开的态势。不仅如此,对于处于军事要地的州郡和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条件优越的州郡,朝廷也比较重视,经常任命宗室成员出任其地刺史。通过皇室成员出任地方刺史的方式,朝廷一定程度上控制和调整对地方的管理。从整体上看,皇室成员出任刺史所及州郡多少与唐朝对地方控制强弱成正比关系。 以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为界,唐朝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中央牢牢控制地方,大量皇室成员出任地方刺史,并实际赴任,所及州郡众多；后期藩镇林立,甚至有不少藩镇脱离中央的控制,皇室刺史出任地方刺史的人数和概率大大减少,且多为遥领。从整体时间分布上看,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人数、人次和所及州郡呈现马鞍型,太宗、高宗时期和玄宗时期是两个高峰期。 唐代皇室刺史与朝廷政局变动联系紧密,大体呈现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围绕皇权、帝位展开。皇室刺史或为获取利益,积极参与太子之位争夺；或不甘原应属于自己(家族)的帝位旁落而起兵；或成为他人争夺皇权、帝位的牺牲品。二是在朝廷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或存在重大争斗之时,皇室刺史乘机起兵或发动政变。三是多采用政变方式进行。

十二年前，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的论著还不多，本书作为学术界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此问题的专著，出版后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响，对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现象的研究起到了一点促进作用[1]。学者也给了本书一些让我愧不敢当的评价。 承蒙读者厚爱，本书出版后很快售罄。但直至最近，仍有朋友向我索书；学术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的论著，也仍在引用本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李炳青先生正是看到了这种现状，提出应该出一个增订版，以满足学术界的需要。这一提议也是我所希望的，因此十分高兴。高兴的原因有二：其一，我可以借此机会纠正书中错误，并补充新的占卜文书资料。其二，它说明本书仍然受到学术界关注，还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发挥一定作用。 增订版做了以下工作： 一、对原版书中的错误（主要是错字、误植的文书编号等）予以更正，同时将一些旧编号（主要是地方博物馆藏敦煌文书，以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等）改为现在通行的新编号。 二、本书出版后，在部分内容收入张弓先生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2]时，补充了27件占卜文书，这些占卜文书主要出自《俄藏敦煌文献》11-17册，以及《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此次增订，将这27件文书补入。此外，又从新近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03-146册、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1-9册中搜集了占卜文书17件，从《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找到漏收的占卜文书1件，一并将其补入，并作分类解说。增加的具体类别和数量如下：卜法类7件、占候类1件、梦书类1件、宅经类2件、葬书类4件、时日宜忌类4件、禄命类5件、事项占类9件、杂占类9件、其他类3件。其中据《俄藏敦煌文献》补25件、《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补2件、《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补12件、《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补5件、《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补1件。经过这些补充，原书所收占卜文书增加到318件，即增加了45件。 三、本书出版后，我又就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作了一些研究，发表了几篇论文。这些论文是本书研究课题的后续成果，可以说是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多发表在不同的会议论文集中，找寻不易，因此将其作为附录收入，或可省却读者四处翻检的烦劳。 经过以上工作，本书所收敦煌占卜文书更加丰富，研究内容更加充实，行文表述更少错误，或许能比原版书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帮助[3]。 这是我所希望的。同时希望的，还有来自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是为序。 [1] 关于本书出版后学术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及唐五代占卜现象所取得的成就，可参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载《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2] 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篇幅、工作量以及再版的性质，对于原书出版后学术界涌现的研究成果，增订版只在相关门类的研究状况处作了极简单的提示，没有一一注明并吸收到正文中去，敬请读者谅察。

身處困境的唐代士人，習從選士制內部道德環節的失落，理解當代士風變化。他們認為士風惡化，「非受性如此」，而是「制法守度使之然」。本書循著唐人觀點，以「政治體系下的行動者」為主軸，將唐代士人的認識、選擇與行動置於宏觀的政治體系下，進行制度與政治史的考察，以期掌握士人群體的動向。 本書從古代「核心—四方」國家型態的演變，檢視隋代「五服之內，政決王朝」的國制變動，探究制度變遷下士人性質和處境的變化。身處「士人—鄉里」關係斷裂下的唐代士人，面對「士不飾行」的士風惡化現象，如何重構「為士之道」，強化「士—民」關係；面對鄉里內部「民弱而愚」的變化，如何探求「為政之道」，實踐士人富而教之的淑世職能。

李德裕是唐代历史上的枢纽式人物，既是牛李党争的首脑，又被称为古往今来得帝眷最专者，对于中晚唐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各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对李德裕进行研究的有分量的成果，精通唐代文史的傅璇琮先生可谓首屈一指。 本书有两个版本，曾在学界引起过广泛反响（参见题记所引的学者评论）：初版问世于八十年代，由齐鲁书社出版；此后，作者又对李德裕的文集进行了校笺、编年、考订，以文集整理为基础，对年谱进行了大量修订，是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本。十年后，傅璇琮先生又经过不断打磨，将此书进一步完善，改正错讹、补充史料达数十处。第三版质量更进一步，可作为今人撰写年谱的示范性著作，值得出版。

本書是吳楓先生繼《中國古典文獻學》之後的又一部頗見功力的歷史文獻學方面的著作。本書在卷帙浩繁的隋唐史籍中選擇約二百種歷史文獻分十數類題解詮釋，從該類典籍的濫觴發展以及題釋之書的撰修過程、發凡起例、資料來源、編纂方法、版本流傳、相關著述及其價值進行了明晰的敘述。內中多所考辨訂正，每每提出獨到之見。正文之後附有現存唐人著述簡目，更兼難得。本書既是一部史料翔實、徵引廣博的專著，又是一本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的治學入門的工具書。可供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大中專院校文科師生以及其他文史工作者、愛好者閱讀，還可作為教材或供圖書館和資料室作為工具性圖書備存。